序言

根据本书的研究，日本帝国主义自1941年起大规模使役中国战俘劳工，他们主要是来自华北的抗日军政人员，这些战俘和被抓捕的平民百姓，作为“特殊工人”（或称“特种工人”）被送到各地进行奴役，其中被送到东北的战俘劳工总数近20万人。我们在着手研究的初始阶段，是把它作为日本战时强制劳动即强制劳动形态之一进行研究的；后来逐渐扩大视野，认识到它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略和政策之一，既是日本的战俘政策，也是关于战时劳动政策的重要问题。本书试图从政策上和事实上揭示和探究这批战俘劳工被奴役、迫害，以及他们进行英勇斗争的内情实态。

日本俘虏政策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其残暴性。日本虽然参加了诸如1929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的签订，但没有批准该条约，以致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俘问题上制造了一系列暴行，加上战时强制劳动政策的推行，致使日本的虐俘行为残暴有加，遭到世界各国政府和舆论的谴责与声讨。本书把日本对华战俘劳工问题，放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大环境中去考察，故设专章阐释其俘虏政策的残暴性。虐俘是日本战俘政策的本质特征。

日本对华战俘政策及其实施的残暴性，较之日本在东南亚各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也有其特定的复杂性。日本很早就设有将俘虏训练为劳工的诸如哈尔滨、牡丹江的集中营性机构，也进行过有关训练。但是，战俘劳工化政策的大规模实行，是和战时劳动力供应紧张，战时强制劳动政策推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后者推动前者。本书专章说明了这个问题，指出了两者的关系；同时，利用日伪粗陋的统计，辨析了战俘劳工的使役规模。

按规定，战俘劳工主要使役于军事工程、煤铁企业和特殊工程，但特殊工程使役战俘劳工较少。军事工程与煤铁企业，分属军、企不同部门，但在战俘劳工的分配、使役等方面，则由关东军统一指挥和统制，军、企两方面事实上也已形成互动的连锁关系，许许多多战俘被辗转使役于军、企各部门。日本帝国主义不承认武装侵华是侵略战争行为，故不认为有中国战俘的存在，但是，在其所有内部有关中国战俘劳工处理规程或规定中，都毫无例外地规定，战俘劳工准据俘虏处理。对于在军事工程中的战俘劳工，还规定须将之“压伏在军律之下”；对于煤铁企业中的战俘劳工虽无此规定，但强调“恩威并施”和谍特活动；在劳动和警备等方面，两者规定基本一致，都把战俘劳工当作战争奴隶来对待。不过，由于环境、条件的不同，在军事工程中，由关东军直接使役、管理战俘劳工，而在煤铁企业中，战俘劳工的使役与管理全由企业担当，宪兵、警察基本上是间接介入，两者存在差别。为了显现两者的联系、特点和区别，本书分别就军、企两方面的实态进行了阐述。

在军事工程中可以看到，每年在那里仅战俘劳工就使役着两三万名。对此，他们无论是生活上或劳动上，均被置于军律“压伏”之下，强调“绝不宽恕”。一支在黑河的一千三四百名的筑路战俘劳工，只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劳动、迫害和屠杀，最后只剩几百人；还有大批劳工长时间地被强迫在齐腰深的水中作业，或者在极其寒冷的天气下从事其他艰难的工作。大批战俘劳工和大批濒临死亡的战俘劳工，不得不移交企业，或者为了保密而加以屠杀。从东北地区的大多煤铁企业中，还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战俘劳工被奴役。他们被划分为本质没有差别的“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宪兵、警察直接或间接介入，监视、迫害工人；把头看管和剥削工人。战俘劳工在身份无处理和归乡者微不足道的情况下，难逃劫难，遭受着重大的流血与牺牲。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就曾大规模杀害放下武器的清军和平民百姓，一手制造了旅顺屠城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对待东南亚的英美荷印等战俘一样，日本大规模地、残酷地奴役中国战俘劳工。中国战俘劳工为了重返前线，避免死亡，义无反顾，从被俘起，即捕捉一切机会，实施暴动计划，或者利用各种办法，实现伙同或个人的逃走。据日伪1943年的资料统计，“辅导工人”逃走率为47.4%，“保护工人”逃走率高达78.2%。逃走与暴动，已成为战俘劳工抗拒奴役的最主要的斗争形式；他们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用逃亡、暴动展现了一条特殊的抗日战线。本书末章所记述的战俘劳工重大暴动事件包括：1941年抚顺大暴动，1942年阜新新邱夏菜园子大暴动，1943年铁路线上140余名劳工的飞车大逃亡，以及同年9月东宁日军570部队数十名战俘劳工夺取武器、袭击日军警备兵、打死打伤多名日军的集体暴动成功入苏的事件。日军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疯狂报复和镇压，使战俘劳工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但是，他们在日军高压下所表现出来敢于斗争的英雄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震惊了敌人。坚持到最后的战俘劳工，在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毅然参加了保卫国家和解放全国的武装斗争。据称战俘劳工参加解放战争者，达两万多人。

当年日本侵略者把战俘劳工的一切都当成军事秘密，遗存文献很少。本书的研究，除利用多年来搜集的一批档案资料（主要是日本关东宪兵队和满铁档案）外，还获得许多战俘劳工幸存者的口述资料。战俘劳工口述和档案文献，都是可信性极强的资料，两相对照，可以证实许多历史事实。尤其是口述资料，几乎全系口述者亲历事项，生动、具体，可以看到档案文献所不能显现的问题与情节。本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口述和档案文献所促使，感到应该让人们看到这些东西。本书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它们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