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抚顺暴动受挫前后

南品

我原名王敬堂，原籍河南省沁阳县，1934年入党，被俘前任太岳区212旅作战参谋，1941年9月23日在山西太岳区反“扫荡”战斗中因负伤被俘。被俘多系机关人员，达170余名。被俘后被敌人分批押送到山西临汾进行严刑审讯。敌人对我们非常恨，主要找我们党组织与干部，我和高光鉴同志秘密串通了各个党员同志，因此敌人虽然对我们进行残酷审讯，但始终没有暴露我们的组织和干部的身份。经过十几天审讯后，又被敌人用闷罐车押送到太原集中营，进行进一步的刑讯。

由于日军战场扩展，急需人力、物力，因此于1941年10月下旬将我们分批押送到东北抚顺煤矿，以特殊工人身份强制下井劳动。

我们到抚顺后被分配到万达屋、老虎台、龙凤矿3个地方。当时我们对东北情况不熟悉，对东北抗联和地下党的活动也不了解，在敌人严密的统治下，也无线索可寻，找不到关系，再加双层电网的围墙，更有日本兵严密监视，失去行动自由，更无法广泛与社会接触和活动。

当时的大把头为满足他剥削的企图，尽可能地与我们拉关系，以使我们顺从地做他的奴隶。我们抓住他们的这一企图，也将计就计地与他联系，利用他寻找机会派人出去，但几次派人均未找到当地的党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于1941年11月，我们几个人与一、二房子里住的同志90多人，其中党员30余名（主要互相认识）组织了临时支部。当时支部领导人主要是我和马苏义同志（原政治部秘书）、熊言顺同志（56团副团长，长征干部）等3人，分工是熊言顺同志任书记，马苏义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军事委员。后高光鉴同志来抚顺即参加了支部，任宣传委员。不久在12月上旬李新民同志（原太岳军区卫生部长）来抚顺参加了支部任委员，负责内勤卫生工作。当时支部任务是：“团结我们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

当时由于敌人迫害，加以天冷无衣，又吃不饱，被强迫下井劳动，每天患病的同志和因病而牺牲的同志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碰头专门研究病人问题，当时指出：下井干点活或者磨洋工挣来钱不要光为自己吃花，把钱集中使用照顾病人。由此我们选拔一些身强力壮的同志下井多干活挣钱，情况虽有缓和，但因敌人统治逐渐严格，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不久，我们的同志因病而牺牲的越来越多，而日本人竟把我们牺牲的同志垛起来，激起大家的愤慨，同志们提出：“宁可砸死，也不愿等死”，“争取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情绪激动高涨。支部根据大家的情绪研究暴动逃跑问题，提出：先派人出外摸摸底找好路线，侦察侦察敌情，即派了旅警卫连的一个排长（名字记不清了）出外侦察了路线——由万达屋过浑河奔北山。之后支部根据这一情况做了一些组织准备工作，并研究了行动方向。当时做了以下准备：

一、思想上的准备。提出“宁可砸死，也不愿等死”，“争取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的口号，结果有70余名同志先后报名参加暴动。每人情绪特别高涨，准备了武器，即将铁棍用火打成一头尖的扎枪。

二、行动上的准备。由我和白兆顺同志（原212旅卫生员）负责出外购买了满洲地图、笔记本、墨水、铅笔等物品，并为有病的同志买来了药品。其次根据地图研究了方向，提出：（1）向热河方面靠近（因热河有我部队），争取尽快地和我们部队取得联系；（2）因情况不熟悉，应先进山再摸底，跑不成也便于同敌人周旋；（3）开始不作大的惊动敌人的活动，以期能迅速摆脱敌人，隐蔽入山，有利活动。

在12月20日夜里，我们就开始行动了，在支部领导下，破坏电网逃出，参加暴动有七十多名。首先过浑河入北山，但由于浑河中间未冻实，趟水而过，都湿了衣服，增加了行动的困难，但大家都坚强如钢，没有怨言。我们打算在天亮前赶出70里，可在天亮前却只走了30余里，到了三家子村。由于我们行动严密，第二天敌人也未发觉我们的去向，但是，我们暴动后，抚顺市轰动了。老百姓讲：“八路军真行，敢暴动，有骨头。”敌人的火车从山海关至东北都停开了，对敌人打击很大，对群众影响很深。我们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在三家子封闭一个大院，但我们放松对向导的警惕，结果向导从厕所逃走，到离三家子5里地的派出所告密。之后各县市的敌人立即出动，抚顺宪兵队警察全副武装，很快乘汽车四面向我们围来。我们发觉后立即进山，但因山系孤山，敌人从早7点至午后3点连续射击，结果牺牲3人，跑出去十几人，四十多人被捕。

被捕后，被敌人押到抚顺警察局地下室，开始进行非人道的刑讯（如过电、灌冷水、大吊）。这时期我们几个人计谋对敌对策，秘密串通各个同志，均说领导人是死者王振（临时起的），将责任都推到死的同志身上，同志们表现的都很坚强，终未暴露组织和领导人身份。仅有群众（士兵）因受不住严刑的审讯，暴露了领导暴动的几个同志。敌人又从三家子找来老百姓对证，均说是我指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隐蔽领导人的身份了。敌人进行严刑逼供，其目的是让我们承认有党的领导组织，承认反满抗日。我和高光鉴、李新民同志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是困难的，而且牵连很多同志反复受刑，不如以自己的死换取更多的同志的活。我们就统一了语言：“他们参加暴动完全是我们命令的，我们是指挥暴动的，与他们无关。”就这样，进行两个多月严刑审讯，其他四十余名同志被押回矿劳动去了。

我们3个人（高、李和我）被押送到沈阳高等法院，在一个夜晚我们3个人又计谋翻供的语言，将原来的供词改成：“暴动是因为我们受苦受不了，才领导工人逃跑的。”经3个月反供，直至1942年五六月正式宣判我是无期徒刑，高、李被判为有期徒刑7年，这时期就由高光鉴同志主持支部工作，未确定谁是书记。

这次暴动失败，主要是我们对东北情况不了解，过于天真地看东北与关内一样，实际是敌人的公路发达，电话方便，我们都未了解到，所以造成失败。

当1945年“八一五”苏军进沈阳后，第一批释放了我们。在苏军的帮助下，我们几个同志利用沈阳日本辅导学校写出布告，收容我们被俘人员，称为“被俘收容所”，实际是组织部队。在支部为核心领导下，很快（10天）就收容两千多人，不久抚顺、本溪等地的人都来报名参加。当时沈阳国民党也在组织扩大部队，我们与敌人争夺政权，支部委员会扩大了一些同志参加，即高光鉴同志负责政治工作，我负责军事工作，这时候党员已有140多名（当时没有审查，主要靠互相认识提出的）。我们就以支部为核心动员全体党员“争取时间，扩大队伍”，由此我们很快就扩大到四五千人的组织，帮助红军维持沈阳治安。

1945年9月中旬，我军［冀热辽］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同志、唐凯同志到沈阳后取得联系，我们被编为特务1团，这时候我任团长，高光鉴同志任政委。9月底东北局彭真、伍修权、林枫等同志来沈后，向该团派进干部，我任副团长，高任副政委，在原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团党委会，其中140多名党员，有的恢复了党的关系，对党支部领导的斗争，上级表示很满意。

1946年2月我们撤出沈阳，这时，我们团已改编为保安3旅，我任副旅长，高光鉴同志到西满军区，任团副政委职务。

李新民同志原是纵队卫生部长，长征干部，在抚顺时已将近50岁了，由于长期受日伪严刑和狱中非人道生活，于1945年2月18日牺牲于沈阳第一监狱。李新民同志是个好同志，在艰苦岁月里，曾提出“至死不屈”的口号，对我们教育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