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用假八路诱害战俘劳工

张金章

我是1937年参的军，到了山西北关，后补充到中央军第45师。1938年，我军一支队伍在与日军作战时被围，我们接到命令前去解围。我在第1队第8连，队伍在行军时被敌军发现，于是日军从队伍中间袭击，把我军拦腰截断，我们的队伍被日军打散，士兵都纷纷退到树林深处。日军抓不到人恼羞成怒，用飞机在树林上空进行机枪扫射。

当时我和副班长马继坡在一起，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一个好心的大娘为我们准备了饭菜，还没来得及吃，日军便追赶上来。我们又向山里退去，途中又遇到4个中央军战士。之后我们返回到那个小村庄，吃完饭已是深夜12点。我们住在了大娘家的西屋二层楼上，由于过度的疲劳，我们一觉睡到了天亮。等醒来时，小村庄人声嘈杂，日兵正四处搜查，强迫老百姓说出我们的下落，但没有人告诉他们。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几所房子。后来一个日本兵爬到我们住的阁楼发现了我们，就这样，我和其他5人被捕了，当时我只有19岁。

日军把我和其他战俘一起押到了山西高平龙安，被关押在阎锡山队伍留下的大营房里。在那我们住了十几天，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之后我们又被押到了河北保定，住了两三天后就乘火车到了黑龙江佳木斯挖战壕、修碉堡。

我们在佳木斯没有房子住，只好铺些草睡在地上。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没有盐，没有菜吃。到吃饭时，日本兵在地上铺几块板子，把饭撒在上面。日本兵对特殊工人看管得极严，两步一个岗，三步一个哨。过了两个多月，我们被押到了日本人营房。由于吃得极差，再加上水土不服，不给医治，任其死亡，就这样死了许多人。那时我也生病了，眼睛发红，我只好自己医治，过了好长时间病才好。

记得在大年初一那天，由于一个特殊工人闹肚子，他还没来得及到厕所，就把大便便在了门口，日本鬼子发现后，开始查问这是谁便的，但没有人承认。于是日本兵大怒，把所有的人都拉出了房子，让我们光着上身，穿单裤光着脚跪在冰冷的雪地上长达十多分钟，有的人被冻得昏死过去。当时有五六十人受难。

我们在佳木斯一冬天都开山、刨土、铺路。后来又到东宁县南天门山修筑工事。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条件非常恶劣。那时一共有3个班修工事，后来有一个班秘密地逃到了苏联，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冬天我们又到横道河子伐树。

天暖后，也就是在1939年3月，我们被押到了抚顺，一行有四五十人。日本人把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分到了各个矿区，从此我便与马班长及其他几个难友失去了联系。

我被分到了老虎台矿第5区，同劳工住一起。把头是崔玉坤。每天每人给6个高粱米掺棒子面的窝窝头。日本人不给我们鞋穿，我们只好光着脚，到了冬天，我们用草绳缠在脚上，每次进屋都要把脚在炉子上烤很长时间才能把草绳拿下来。吃的高粱米有一种怪味，都是发霉的，没有盐和菜吃。

每天我们都劳动12个小时，3个月没开工资。我们几乎没有人身自由，在街上走就被当成嫌疑犯抓起来，几个人围在一起说话，也被日本人借口聚众闹事抓起来，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要被押送到宪兵队受拷打。有时把头看你不顺眼也要把你抓起来关押几天，或者毫无理由地打人。

记得在抚顺矿附近有一个洋铁铺，同我在一起的曲可昌经常到洋铁铺去。一天他从洋铁铺回来，很神秘地把我、黄铁贵、赵树生叫到一起，说抚顺炭矿来了一个八路军的密探，他想联络特殊工人发动暴动。于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我用的是曲可昌给我改的名字。以后这件事主要由黄铁贵和曲可昌与那个密探联络。过了几天，黄铁贵和曲可昌来叫我去市里同春饭店吃饭，于是我们便来到同春饭店，见到了那个“八路军”密探。他告诉我们，等暴动时到沈阳北陵领取武器。见到了“八路军”，我心里特别高兴，就多喝了几杯，醉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睡着睡着，感觉有人使劲地踢我，睁开眼睛一看，我大吃一惊，原来踢我的竟是日本宪兵。我们几个人都被戴上了手铐。使我们奇怪的是那个“八路军”密探却安然无恙，悠闲地坐在那里，嘴角露出一丝奸笑，冷冷地盯着我们。一个宪兵队长向他敬了个礼后，便把我们押到了小白楼。

到了小白楼，日兵把我们4个人分别看管着。我和赵树生被关在厕所里，从此我与黄铁贵、曲可昌失去了联系，不知其生死如何。在厕所里我们蹲了两天，日兵开始分别审问我和赵树生（现在龙凤矿）。审问时，日本宪兵用塑料尺子不停地打我的脸，让我快速、反复地说我的名字，审问了几天也没有结果。由于我当时用的是假名字，因此宪兵队拿我也没有办法，虽然我和赵树生摁了手印，但还是被关了21天。释放我们那天，那个“八路军”密探也来了。他给我们讲了话，让我们回矿后老老实实干活，又狂妄地说：“你们知道王天义吗？那就是我。”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是日本人设的一个奸计，我们都上当了。过了几天，我找个机会又来到同春饭店，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饭店里的老板，伙计都换了人。原来那天我们几个人已被日本人牢牢地掌握在其手中了，同春饭店是汉奸的一个据点。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张相斋的特殊工人，他与我原是一个部队的，是个班长，在特殊工人中他也是一个小头头，日本人只是听说张相斋要发动工人罢工，就把他送到辅导院受日本人迫害。在辅导院中的生活是可知而知的，不仅吃得不好（吃掺沙子的高粱米），而且还经常受极重的刑罚。在辅导院中的监管人员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很少。日本人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国管理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些特殊工人在矿期间非常团结，把头一般不敢惹我们。记得有一次，一个特殊工人在矿上拣了一筐木屑想拿回去引火，被把头看见了，打了这个特殊工人，我们非常气愤，几十个特殊工人一起把那个把头围在中间，你一拳我一脚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打得他晕头转向。像这样特殊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人和把头的事屡见不鲜。

编者注：1941年6月9日，抚顺煤矿为对特殊工人进行所谓秘密战，与抚顺市警务处、抚顺宪兵分遣队三方签署所谓《特殊工人对策备忘录》，规定在配有特殊工人的地方，都要设立“侦谍工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