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工人”:日军奴役战俘劳工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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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回到长城脚下

董德康

我是河北省任丘县楼堤村人,1917年生,1938年9月参加八路军,在冀中军区《前进报》编辑科做石印书写工作。我们的编辑科长是李继峰,摄影科长是石少华。日军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我们就积极进行战前准备,以应付敌人进攻。当时我们报社工作人员化整为零,脱下军装当老百姓,进行秘密活动。我当时分配到一个老大娘家,改名孙大栓。敌人“大扫荡”开始了,我们东奔西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下午在村外一个沟里隐蔽的时候,被敌人的骑兵包围,我和科长李继峰同时被捕,时间是1942年5月20日前后。

大约在十天以后,经过敌人的严刑审问,6月初被押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不知为什么叫我到审问科工作(各科工作人员都是被捕人员)。这时我认识了刘提,他说他两次被俘,是易县搞公安工作的,曾从阜新煤矿跑回来,认识了王福荣(于仲贤讲的是王福忠),是劳工教习所教育科的,捕前是冀中18团的排长。大约在1943年1月,敌人决定把我们一二百人同时押在北票,我当时是班长。

火车出了山海关,车上只有煤矿的两个人看着我们。到女儿河一带,我和刘提、于仲贤跳车逃跑。我们走后,又有十几个人跳车。这时敌人发现了,又把我、刘提、于仲贤抓了回去,在锦州监狱押了一天后,送到北票炭矿“报国寮”。有人见到我说:班长你没跑走?又回来了?

“报国寮”有刺线电网,四个房角有站岗的,大门锁着,只能从敌人办公室一个狭小的通道走人。我们刚到矿上时,有十几天没有下井,里边的劳工说,你们是八路军,得磨磨你们的性。我们趁没有下井的机会,和老工人谈话,进行侦察工作,先后摸清了开“报国寮”大门钥匙存放的地方,选好了从矿内西北角大门逃走的路。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看好了饭房的菜刀、通条、火铲、劈柴棒子,以这些作为武器。暴动计划是5个人冲进敌人办公室,看住在场的敌人,砸碎电话,夺走钥匙,叫我开大门,然后一起逃跑。我们的设想是:冲出“报国寮”是第一个胜利,跑出矿山西北山是第二个胜利,回到解放区是第三个胜利。

行动那天,大约晚上10点以后,我从敌人办公室窗下走后,见敌人要睡觉了,我赶紧回房间说:马上动手。不一会侦察员闯进敌人办公室先摸钥匙,后边立刻冲进5个人。侦察员摸钥匙的工夫,一个敌人跑了出去,侦察员马上追出去,我找不到钥匙,也从敌人办公室冲了出去,这时就跑出了二三十人。我带领大家向一个打枪的警察冲去,这个家伙吓跑了。我们就从矿内西北角的大门逃出了人间地狱“报国寮”。我们跑到这个矿的西北面的一座山上,把人员集合了一下,由我主持开了个会,组织大家分组分散转移。我们小组有于仲贤、王福荣、刘提和我4个人。

我们连走了几天,来到长城脚下。在我方联络员的帮助下,找到了我方敌工部的宋部长。他原是冀中回民支队负责宣传工作的。根据他的分配,我和王福荣是部队的回部队,于仲贤和刘提是地方的干部回地方。就这样我们分别参加了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