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工人”口述资料

1.千余冀东保安队员只剩十余人

张毓隆

我老家在北京，家中虽然很穷，但还是想尽办法让我念书，为的是谋一个职业，有一条生活出路。1935年，我报考了一个警察学校，由于学历不足，没有考好，落榜了。不久，北京邮政总局招考邮务佐，每一个考生要交1元报名费。当时，我自己已分文皆无，又求职心切，姑母只好从自己儿子每月寄给的8元生活费中拿出1元钱来，让我去报考。当时市面萧条，百业不兴，失业的人很多，都想谋取这个职业，一下子有2000多人报名，而邮政总局最后只录用了8名，我又没有被录取。俗话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我当时已经十好几了，怎么能干吃老人呢。这时舅舅从天津来信，说为我找了一个工作，就这样，我从北平来到天津，在天津报社当了印刷工人。报社每天都要用许多铅字，铅字不够用，就让我到日本租界浪速街“浪花铸字馆”去取铅字。在浪速街，见有一栋楼挂着“大东公司”的牌子，当时不以为然，没有想到，在我以后的岁月里，竟然被这个公司坑害了一辈子，几乎毁了我的一生。

在那困难当头的岁月里，我所在的报社不报道人民关心的时事政治，只刊登天津跑马赛的预报马表，即哪一天哪一位骑马师骑哪一匹马，以便使那些赌徒购买马票进行赌博，而马赛又有很大的黑暗面，常常作弊欺骗那些购买马票的人。比如哪一位骑马师和马的票卖的多，场主则暗中贿赂骑马师，出赛时猛跑，快到终点时，故意放慢速度，落在别的骑马师后面，这样场主从中大发横财，而购买马票的人则大失所望。内幕暴露后，赛马场的生意萧条了，我们的报社也信誉扫地，每天只能卖出几百份，最后不得不关闭，就这样，我失业了。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表兄的一个朋友赵霁云在冀东保安队当兵，经他介绍，我来到了北宁路开平镇马家沟冀东保安队当了兵。开始在第4中队第1分队1班当兵，不久又入冀东保安补充总队第1区队警士训练班，也就是学兵连，开始了我的军人生活。

一开始，为了混碗饭吃，并不知道冀东保安队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后来才知道，日本侵略了东北后，便把魔爪伸向了关内，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下，签订了“何梅协定”［应为塘沽协定］，根据协定，长城以南、山海关以西、北平以东的广大区域为非战区，共有22个县。日本得手后，又策动这个区域的专员殷汝耕、陶尚铭成立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完全脱离了南京政府。这样，整个冀东就成了一个特殊化地区，冀东保安总队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打着自治旗号成立的地方武装。共有3个区队，每一个区队相当于旅的建制，每个区队有3个大队，相当于团的建制。这支部队驻扎在唐山以东的通县马家沟一带。队伍的成分相当复杂，有原五省联军孙传芳的部下，有东北义勇军的残部，还有招募的贫苦青年。广大官兵在国破家亡的形势下，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尤其是在识破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卖国面目之后，更是愤慨万分。“七七”事变后，在爱国将领的策划下，一、二区队联合兵变，宣布脱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坚决抗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通州事件”。起义队伍在向古北口方向转移时，受到日军的追击，日军出动了飞机和汽车，很快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在广阔的平原上，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起义队伍伤亡惨重。日军一方面追剿起义的队伍，一方面对没有参加兵变的其他区队不放心，想方设法解散这支队伍。一天，总队部下令将所有的枪支都交上去，装箱封存，并欺骗部队说要发新枪，把这批旧枪都装上火车运走了。

没有了枪，我们每天都徒手操练。过了几天，中队长说，现有一个修路的任务，要从滦县修到锦州，3个月回来，换班去，每月50元的公勤费，谁愿意去谁报名。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薪金才8元多点，大家都动心了。这时，我在训练班的同学秦坚忍来对我说，他报名了，我说我没出过远门，锦州在哪儿都不知道，还没下决心去。秦坚忍劝我和他一块去，好有个伴儿。我见总队部赵书记官的内侄都报名了，心想肯定没什么事，就到中队上士文书那里填了名儿，就算报名了。

过了几天，中队部召集报名的人到军需处照相，我们集体来到军需处，看到有一个木框架子的方格后，一个一个地照相，照完相后，又到另一处摁手印，五指摁完了，又摁一个左右手的全掌手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进入伪满洲国的所谓入国境签证手续。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才清楚，日本当局为了防止兵变，把我们卖给了大东公司当劳工，去吉林丰满修水电站，保安总队1400多兄弟，就这样稀里糊涂上了日本人的当。

出发前，我们都以为3个月就会回来，把东西纷纷寄存在当地熟悉的老乡家中，我在当地没有熟人，便把在训练班学习用的典、范、令等军事书籍和学习用的笔记本交给秦坚忍，由他交给在唐山的姑夫保存。

出发那天，我们很早就来到了开平火车站，队长指挥我们排好队形，将所带的衣物全部打开放在面前，由日本军官从头到尾一个个检查，不带任何枪支弹药，有的尉官带了发给的佩剑，也被日军没收。检查完后，由古冶方面开来了一列闷罐车，从敞开的车门可以看到里面装满了军马。过了很长时间，这列闷罐车开了回来，让我们上车。我们看见里面尽是马粪，经过和日军交涉，才允许我们打扫干净，然后开始上车，日本军官挨个点完名后，才让列车出发。

我们上车后，车门还敞开着，向山海关方向开去。到达滦县车站时，我班的弟兄刘贵堂因是滦县人，对这里很熟悉，以为到地方了，因为我们是要从滦县往锦州修路啊，所以他从车门跳到站台上。谁知脚还没有站稳，一个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幸亏他躲得快，才没有被刺着。为了防备再有人跳车逃跑，日本人用铁丝把车门拧死，把我们全禁闭在里面，连一点新鲜空气都进不来，憋得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大家只能轮换着到车门口呼吸点新鲜空气。就这样，不知走了几天，来到了吉林丰满。

当时的丰满五家哨，还是一片耕地，刚刚收割完庄稼，光秃秃一片，非常荒凉，周围没有人烟。我们这一千多人来到后，自己动手盖房。我们先挖一条深约一公尺的长沟，在沟两旁等距离地砸下木桩，在木桩上架设房架，再在房架上绑高粱秸，抹上泥，就是房墙、房盖。屋内迭上几截土楞子，铺上苞米秸，这就是炕。当天晚上，1400多人就住进了这样的房子。

刚过八月十五，天就降雪了，这是我们在东北过的头一个冬天，那真是一场灾难啊！一夜之间不知要冻醒多少回，早晨眼毛都冻成冰了，睁不开眼睛，要用手捂好长一会儿，才能把冰化开睁开眼睛。

熬过了冬天，夏天雨季一来同样遭罪。大雨淋湿了房盖，屋里屋外一个样，天老爷一点也不怜悯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一下就不开晴，屋里长出了绿草，人的身上像发霉，都长了疥疮，全身流脓水。

我们冀东保安队的工作地点在江中的一个岛上，主要是筛沙石，供浇筑大坝用。每人每天必须按定量完成指标。冬天北风一吹，整个岛上风雪弥漫，冻得伸不出手来，在监工的棍棒下，我们不得不拼命干着活，忍受着这人间少有的苦难。在我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想出种种方法和监工把头斗，监工在，我们就装出卖力气的样子干活，监工不在，我们就烧火取暖休息，没有柴火，我们就把装沙石的轱辘马车厢砸碎，作柴烧，又可以少装一车沙石，一举两得。监工发现了打我们，我们就合伙揍他。在我们冀东保安队劳动的工地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件，监工把头对我们又恨又怕，最后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动，不少弟兄逃出了虎口。可是大多数弟兄都葬身在丰满这块土地上了。我们这1400多人，到1938年底就剩下八百多人，到1941年末，只剩下二百多人了，到1945年光复时，只剩下十几个人，工作在丰满发电所的只有6个人了。

编者注：文中提到的大东公司和通州起义，情况如下：

大东公司是1934年4月1日日军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大迫中佐）以资本10万元设立的合资会社，其前身是1928年设立的协和土木公司。1935年2月大东公司改组，成为伪满推行劳动统制政策的机关，即在华北各地及大连设立分支机构，进行劳动者身份调查，对“入满”者发放证件等。1938年1月垄断劳务方面一切业务的满洲劳工协会成立后，大东公司并入其中。

1937年7月28日，伪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长张庆余、张砚田通电起义，关闭通州城门，占领电信局和电台，包围伪冀东政府，生擒汉奸殷汝耕，消灭细木特务机关，日本军警遭受重创。但在29日，日军派飞机轰炸，起义军为与29军会合向保定转移，途中殷汝耕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