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特殊的抗日战线
一 飞车大逃亡
1.逃亡暴动之成败
特殊工人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奴役、虐待和屠杀，只有坚决抗敌斗争，别无选择；通过斗争，争取逃离虎口，是求得生存和重返抗日前线的必由之路。在身陷囹圄的条件下，进行这种斗争，是艰苦卓绝的，不管是成与败，都将付出巨大牺牲；不管是成与败，也都是对侵略者的巨大冲击和对中国人民的激励。特殊工人的抗敌斗争，构成了一条特殊的抗日战线。
特殊工人队伍是复杂的。有抗日武装人员，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系统的指战员和国民党中央系统和地方军系统的各类武装集团成员，有抗日军、文教人员和一般群众，有不受信任的伪军以及个别的从敌降伪分子。无论从人员数量或地位、作用上看，抗日武装人员都是核心和主力。他们中间的久经沙场、抗日志坚的人士，成为众多特殊工人的依赖和主心骨，正是由于他们审时度势、临阵指挥，使得特殊工人在敌人罗网中有许多令人震撼的义举。
据伪满洲国总务厅警务总局1943年6月统计：到同年6月为止，只是煤铁厂矿业使役的特殊工人，两年间（1941年五六月起）辅导工人（战俘）40402人中，就逃走19154人，逃走率达47.4%；保护工人（百姓）18306人中，逃走14317人，逃走率达78.2%。[1]尽管该统计在整体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证明，被奴役于煤铁矿山的特殊工人，逃走率达一半以上。这还不包括军事工程中特殊工人的逃走率，因而特殊工人总逃走率，还不得而知。千千万万特殊工人逃走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逃跑确实是特殊工人抗敌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特殊工人抗敌斗争史的主题。
特殊工人的逃走，有两种。一种是趁敌人监管疏忽、空隙，自发偷偷进行的。这种逃走占大多数，个人、三三两两，从开始到最后从未间断。如特殊工人鞠修经回忆，他们的战俘队伍在从监狱被日军押送到火车站途中，因“监狱离火车站十多里，日本人就命令跑步前进，路过街里时人很多，有些胆大的人就乘混乱之机逃跑了”。[2]另据日军的一份报告披露：1942年3月，“东边道开发会社在华北军支援下，募集辅导工人650名，在现地派出人员及会社接收人员的率领下，于3月20日、21日两天，进山到达大栗子沟采煤所。由于他们对强制募集不满和不安，逃避劳动，在输送途中逃亡252名”。[3]但日军在押送劳工过程中，一般都经过充分准备，途中逃跑成功的几率并不高，更多的是到达劳动地点尤其是面积较大、人员较多，而日伪防卫相对薄弱的煤铁矿山之后，逃跑成功率更高。例如，1942年7月到达抚顺的一批特殊工人，至8月2日夜，分散逃走达181人，其中仅31人被日伪大搜捕抓回。其逃跑的方式，就是“每次数名一齐逃走”。[4]二是集团的、经过策划的暴动式集团逃走，其中包括敌我惨烈斗争的逃跑。在许多情况下，特殊工人的这种暴动逃跑都具有冲破敌人枷锁的性质。例如：1941年12月21日，以南品为领导的抚顺煤矿集团暴动逃走事件；1942年9月2日，以刘贵、崔溯源为首，实际上由李振军、朱韬组织领导的阜新夏菜园子暴动事件；1943年7月5日，以赵润吾、宋积勋为首的集团暴动入苏事件；1943年9月11日，以陈恩为指挥的40多名特殊工人袭击警备日军，夺取武器暴动入苏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虽然大多遭到镇压，付出巨大牺牲，但是，他们毕竟给敌人以打击，使敌人遭受重大震动。而大规模的暴动逃跑失败之后，战俘劳工吸取教训，更多地采取了个人或三三两两分散的逃跑方式，往往取得成功。
特殊工人的逃跑行动，发生在各种场合：集中营、运输途中、军事工程和煤铁矿山作业现场。其中，作业现场，包括军事作业现场，是逃跑行动的多发现场，那里多少有利于特殊工人寻找时机、利用条件和进行准备策划。不管是何种场合，特殊工人的逃跑乃至暴动的举行，都是弱者对强者的斗争，只能利用敌人监管不平衡和临时出现的弱点，化弱势为强势，减少牺牲，求得胜利。但是，这样做是很困难的。虽然，如下所述，诸如1943年6月关东军满洲3619部队在山海关接收了1516名特殊工人，却居然在有武装押解的情况下，竟有近10%的战俘跳车逃走成功，还有像陈恩领导的暴动，使数十名特殊工人成功入苏。但是两者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多名战友牺牲或遭到镇压。
在以武力对武力的抗敌暴力斗争中，优势力量和决定因素，不在特殊工人方面。不过，不管斗争的成败、胜负，都是对敌人的打击，对自己的鼓舞。特殊工人极高的逃亡率表明，事实上特殊工人几乎无时不在与敌人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斗争，以期逃出虎口，重返抗日战线和抗日地区。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暂时留在侵略与统治之下，也并不意味着屈服和投降，绝大部分特殊工人还在这条特殊的抗日战线上，进行种种的抗日斗争，努力改善处境、削弱敌人，都是铁血男儿。
敌人使役特殊工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多地掠夺劳动力资源。他们一方面认为：“特殊工人多数是身体强壮，团结并有纪律性，只要加以引导，可望收到相当效果。”一方面却认为：“在特殊工人中曾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以及有相当教育程度的人，一般说来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思想是浓厚的，他们根据重庆和共产党的反宣传，不相信满洲国的治安是巩固的，盼望满洲国局势动荡，并认为日本必败，这是毫无疑问的。”[5]敌人的这后面一段认识不错，错就错在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无论如何“引导”，他们也无望收到“相当效果”。
韩宝玺是193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山东分局的《大众日报》工作，1941年末在鲁南被捕，后经徐州监狱，被押送到阜新煤矿五龙矿区充当特殊工人。在特殊工人中，除他们一批五六十人（多为山东分局干部）外，还有冀东200多名干部，和鲁北敌伪武装刘景良部队的200多名士兵。韩等到矿后，他们先在坑外干零活，不久便被送到井下，他们没有逃跑和组织暴动，而是成立秘密党小组。小组“首先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对老工人宣传根据地民主生活，八路军爱国爱民，对新工人进行安全教育”。对特殊工人内部，他说：“当时的任务是寻找同志，形成组织，以发动工人逃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工人消极怠工，破坏生产等。”“我们虽然没有搞公开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但和敌人斗争始终没有间断，斗争方式是宣传鼓励，破坏生产。当时，特殊工人中流传的口号是：磨洋工，拉屎撒尿两点钟。有的空报车皮数，或往车里装石头。规定打1米深炮眼，结果打0.5米；装炮时把炮线倒插过来，结果一遍炮少出3车煤。”[6]
周仕金是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7]时被俘，经石家庄集中营被送到本溪柳塘煤矿的，一行约百余人。初期大家对井下作业和严厉监视，情绪有些低落，经战友田宝林（化名王长海）劝说，周与赵桂林、刘学春等组成小组，经常利用井下“死坑”开会，研究抗战形势、逃跑机会和破坏生产方法。周说：“由于有了组织，许多老工人都团结在特殊工人的周围，几乎所有的老工人都同情我们的斗争”，“在破坏敌人的生产方面也是很有成绩的。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提出了为了支援大东亚圣战，必须增产煤炭，提出开展增产石炭月。但在特殊工人中的党组织领导下，我们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主要是制造事故、放空车、消极怠工、泡病号），虽然敌人监督很严，结果还是没有完成增产任务”。周等人的小组是共产党的秘密小组，田宝林是支部委员。他们除了在生产上与敌人暗斗外，还巧妙地分化瓦解敌方势力。田宝林说：“在矿工二年的斗争，我们主要是采取行动，分化管我们的把头，争取出身成分好的、为人耿直吃不开的，打击品质恶劣死心投敌的。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统一战线和合理负担），利用关系（山东、河北人）拉拢、争取过来，做些有利革命的好事。对坏人则坚决进行斗争，抑制其反动气焰，少做坏事，如鼓动一般工人和未被注意的特殊工人，利用事务纠纷，组织打群架，让坏家伙吃亏。”“我们分析利用打架方式，是教训敌人，激励自己，鼓舞群众的一种好的办法；同时，我们也利用机动灵活的形式，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所以，特殊工人虽然在总体上是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但是由于他们团结、正义、敢于和善于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对敌人营垒还是具有一定的震慑力的。[8]特别是敌人将特殊工人集中起来，强化管理，反而有利于特殊工人串联了解，也强化了三三两两的逃走，较高的逃跑率，也是特殊工人的胜利。
2.飞车大逃亡
特殊工人对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利用各种方法逃走，且往往在被确定为特殊工人之初，就付诸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42年4月，在山东就发生了45名所谓投降兵成功跳车事件。同年4月28日，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称，昭和制钢所经华北军及有关当局所谓“斡旋”，在山东采用“投降兵”100名。这伙人原属南京汪伪政府剿共军第3团刘事元部下，最近时期在山东省章丘一带，与日军土屋部队共同进行讨伐活动。函中称，最近发现他们有“严重的逃跑嫌疑”，将其集结在济南车站，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随即办理了入满手续”。宪兵队报告说得十分简单，这100名逃跑嫌犯的具体情况如何？有无其他原因？如何在山东济南集结解除武装？又为何以“投降兵”之名被送到东北？均无交代。而只说，“4月16日昭和制钢所劳工课采用系中村利三郎带领这100人返回途中，在济南、天津间的禹城县，有45人跳车逃走，4月21日其余的55人被收容到鞍山制钢所投降兵宿舍”。其他亦无说明，只说：每天发给工资1.2元，准备令其从事杂务；说他们逃跑是“担心日后会遭到严厉的处罚”。[9]
禹城县距济南车站不远，报告没有说明乘坐的是什么车以及警卫情况，只说45名是在禹城跳车逃跑的。果真如此，显示出其行动坚定有力，获得成功，没有被抓捕者，很可能是有组织的。总之，关于此事的细节，还没有获得相关资料，这100人被打成“投降兵”，被押送到东北服劳；和从济南开车后不久，就在离济南不远的禹城县，45人集中地逃走，且无被捕者，说明双方都是预有准备的，而较量的结果，这100人看来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接受以前的教训，在1943年大规模使役特殊工人之际，凡是较大规模的特殊工人运输，都是作为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由关东军发布命令进行。同年6月，关东军至少有两次运输特殊工人的大动作。一是关东军命令，1943年6月5日，关总作命丙第175号；二是关东军命令，1943年6月23日，关总作命丙第189号。前者是，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大将命令第5部队长令第70部队长，在山海关接管来自华北方面军的俘虏，使之担当道路工程，具体来说，就是马桥河300人，滴道700人，6月9日由第70部队所属之第4641部队和第5860部队，分别接管。[10]后者则是，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大将命令其第13部队令第44部队[11]，在山海关车站领取来自华北方面军的俘虏，使之担任道路工程，具体来说，就是第44部队以其3619部队，6月28日在双桥领取1500名。为此，特规定运输期间的警戒兵，按30名俘虏对1名警戒兵的比例配备。[12]但是，后者在运输途中，却发生了147名跳车逃跑者，跳车逃亡者占运输总数的近1/10。
第44部队之3619部队的押运指挥官，是阵〔仁〕平少尉等60人（后称66人）。在山海关自华北方面军接管后，编成2518次混合列车，6月28日14时45分出发。同日21时30分左右，火车经过新民站附近时，前起第21节车厢乘坐者数名“破窗逃走”。如何发现和怎样逃走者，都不清楚。后来的奉天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中，只说“砸坏货车小窗逃走，监视者虽已发现，但因在夜间并在进行中，故只以手枪制止逃走，别无他策。如此于同日23时40分到达奉天站后，经人员点名发现有147名逃走者”。[13]逃走者是否全部在新民至奉天间发生，奉天宪兵队的报告称，情况不明，同时称，工人班长所称“到锦州前已有20多人死亡”的事实，亦不详。[14]
1943年7月15日，关东军总参谋长向第44部队通报了同年7月1日关东军野战铁道参谋长的调查结果，这就是：
一、满洲某部队仁平少尉作为运输指挥官与警戒兵下士官以下66名一起，将代用客车29辆编成的特种工人（1516名乘车，由华北军运来）向黑河省山神府（双桥）运输途中，6月28日23时27分到达奉天站后，检点人员，发现缺少147名。依此，奉天停司立即通报有关机关，采取搜索措施，并调查原因，判明系从货车小窗跳车逃跑。
二、据运输指挥官称，到达奉天站前就得知车中的工人极为嘈杂，故到奉天站后立即进行调查。而据同车中的翻译所言，通过新民附近之际就感到异常，故向运输指挥官做了报告，但已深夜，照常使之运行。综合以上判断，逃跑发生在绕阳河至奉天之间。
三、到30日晚判明如下：
尸体 13
逮捕 11
于兴隆店至马三家间发现。
其他去向不明
四、警戒兵和发生逃亡的车辆如下：
注：第一行的数字为车厢号，第二行（）内为逃亡人数。[15]
以上是1943年6月30日的情况，其后到7月4日左右的情况，由奉天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做了报告，主要是逮捕者和死亡者的情况，他们的“脸部、头部和其他部位均负有重伤，踉跄、行走极其困难”。具体名单见表5-1。
表5-1 逃走辅导工人逮捕者（含死亡）名单
续表
关于逃走者的逃走原因，报告称：对逃走者审讯结果，这些辅导工人自供，他们都是从德州、天津、北京乘车，出发时只发给了5个馒头，其后一天只给一次水，饥饿困苦。另有1名工人班长在锦州站附近煽动同车工人称：“上车后到现在已有20多名死亡，我们到达目的地还有4天，到达时必将全部因饥饿而死亡，跳车逃跑只是负伤，而生命只有一次，应该逃走”，他自己在火车通过新民站后跳车逃走，我们也就随之陆续逃走了。从这个陈述状况看，逃走原因大部分与粮食供应有关。[16]
这次飞车逃跑大行动，对关东军影响很大。过去俘虏被运送到服役现场过程中，采取各种办法逃离者，不乏其例。但像此次在日军大批武装押解下，大规模逃跑，恐怕是绝无仅有。因此，当事件发生后，以关东军为首，各部门都发动起来。中国俘虏义无反顾，跳车逃走的根本动因，是挣脱敌人枷锁，取得自由。饥饿死亡的暴虐运输，也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否则长时间的运输很有可能是死路一条。据日伪统计，此次1516名运输中，跳车逃走147名，伤亡者29名，有近120名胜利逃离了侵略者的魔掌，这不能说不是一大胜利。敌人以仁平运输指挥官为首的66名押运者，还有哈尔滨宪兵队人员同行，却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全部29节车厢中，他们在第6、17、28、29节车厢，明知车厢内发生骚乱，由于是夜间运行，也无能为力，只能是空放手枪。而且说是代用客车，实际都是闷罐货车。他们一致判断都是从货车小窗跳出的，且系较短时间的集中行动。小窗是否业已钉死，不得而知，但跳窗逃走却是事实。特别是在临近日本兵的第6节车厢的第7车厢发生了最多的跳车者（39名），而押运兵却全然不知。情况非常明显，在中国俘虏的大义行动中，日军押运兵束手无策了。中国人的牺牲也很巨大，从死者和被逮者的身份来看，有大量的八路战士，也有许多平民百姓。
该1516名俘虏，除了147名途中逃亡者外，其余于同年7月初被送至黑龙江省神武屯（山神府）从事道路工程。前已述及，同年10月17日即转给鞍山昭和制钢所弓长岭铁矿，从7月初算起，仅仅3月多月，就只剩不足600人，而且普遍病弱，到达弓长岭后，只好暂时不就劳。
二 抚顺暴动和阜新夏菜园子暴动
1.1941年的抚顺暴动
在煤铁矿山企业中，特殊工人较大的斗争，是北票煤矿工人在1941年二三月和8月间进行的斗争，逃跑时有100余人参加，并砸坏了警卫室的电话、电铃，并用棒子打倒了门岗。30分钟后才有人喊“跑人啦”，一个钟头后敌人才开来汽车追赶。看来，当时特殊工人逃走得手，和那里的敌人警戒薄弱有关。
北票工人暴动后的几个月，1941年12月21日夜发生了以南品为领导的抚顺暴动事件，虽然事件失败，但因规模较大，且系在南满重工业城市发生，影响很大，对敌人是重要冲击，堪称为特殊工人斗争的典型事件。
抚顺煤矿是自日俄战争起就被满铁强权霸占的煤矿资源，西起古城子河，东到龙凤矿村，绵延约17公里，面积达6000多万平方米，是亚洲最大煤矿。1941年抚顺煤矿产量达820多万吨，矿工近12万人，使役特殊工人达6000人左右。作为特殊工人斗争史中重大事件的南品领导的暴动经过，日伪警宪档案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例如，抚顺煤矿警务委员会致中央警务委员会委员长函称，该矿自6月18日至12月17日先后共配属特殊工人743名（老虎台采煤所万达屋矿），逃走时间是1941年12月21日21时，逮捕情况是22日上午9时，在抚顺县公家村滴水洞屯逮捕40人，翌日在该村一带又逮捕9人，共逮捕49人。[17]关于逃走的动机，抚顺煤矿的一个函件明确记载：
关于此次集团逃跑是以南品、高明义、李凤鸣三人为中心进行协商，其他工人是在他们的鼓动下逃走的。
南品等关于逃跑动机明确指出：1.要坚持抗日；2.在煤矿采煤非常危险。
南品决心带领相当数量的工人，作为目前在山西的阎锡山的部下，重新参加抗日战线，来矿后就准备逃走。12月15日下午7时左右，高明义领着李凤鸣到宿舍拜访南品，达成共识。第二天16日上午再次会面时，李凤鸣向南品提议能否逃走，高明义讲了从热河来抚的工人逃走的情况，协商的结果，南品认为可以逃走，但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决定在18日领工资后逃走。18日各自领到工资后，经协商采纳李凤鸣建议，决定购买仁丹、阿司匹林、可卡因、凡士林、头痛药，指南针用高明义的，由南品购买地图、红蓝铅笔（一打半）、稿纸、钢笔；每个工人准备两天吃的东西；路上的食物依靠农民提供。另外，南品负责研究逃跑路线。南品等分别秘密与同宿舍人商量，筹集中购买帽、手套、袜子等，经费约70元。第二天，19日南品于早饭后，在游乐园的商店购买了手套、袜子、帽子、钢笔、日记本、药品等。20日又在游乐园购买了红蓝铅笔、稿纸（100张），还在新抚顺大马路商店买了一张满洲国地图，研究逃跑路线。计划从抚顺出发后，奔西北方向，途经石贯屯、乱石山、大屯、卧牛石、大洽，进入兴安南省的仓皇庙、前赖三台、东哈拉勿索、白杏吐，并从这里进入兴安西省或热河省。如前所报，南品还在稿纸上写了，反对统制经济压迫、弘扬民族精神的传单，决定在途中进行宣传。定于21日晚开始行动。21日午后9点，按照预定计划，三三两两从万达屋菜市场北侧，向张家沟集合。午后11点渡过结冰的浑河，进入抚顺县前甸子村二道房屯。[18]
南品，原名王敬堂，河南沁阳县人，是1934年入党的老党员，原任太岳区1纵队212旅作战参谋，1941年9月23日在山西太岳区日军“扫荡”中，因伤被俘，后与同时被俘的百余人（多为旅部机关人员）被押送到临汾受审。南品是第一批被送到抚顺煤矿万达屋坑的，他与接着来矿的原212旅的同志高光鉴（指导员）、马苏义（旅政治部秘书）等，很快就组成党支部，开展秘密工作。先是计议，如何让一些健壮的同志下井多挣点钱，以缓解日益增多的患病和死亡者严峻形势。但是，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而日本人还将死亡者像货物一样垛起来，激起大家的义愤，故决定暴动逃跑。经过思想动员之后，很快就有七八十人报名，于是准备行动口号和铁棍、扎枪等武器。南品偕原212旅卫生员白兆顺，还亲自设法购买了地图、纸笔和药品等。行动方向是：向热河靠近，争取尽快与八路军取得联系。1941年12月21日晚9时，70余名特殊工人开始行动后，冲破电网，
过尚未冻结的浑河，到了三家子，为防暴露，封闭一家大院。问题是，暴动队伍疏忽了对向导的警惕，向导从厕所逃走，到5里地外的派出所告了密。结果，翌日上午到下午，连遭敌人袭击，3人牺牲，40余人被捕。南品与高光鉴等对暴动的失败原因看法一致，即支部犯了急躁情绪，对东北情况不了解，认为与关内一样，实际是敌人的交通工具方便，到处有公路，各处有敌人，所以失败了。最后，南品、高光鉴和李新民（原太岳军区卫生部长，到抚顺任支部委员），在沈阳被判刑，南被判无期徒刑，高、李被判有期徒刑7年。他们在狱中，由高光鉴主持，继续开展支部工作，但李新民因长期受严刑和非人道生活，于1945年2月18日牺牲于沈阳第一监狱。
抚顺特殊工人暴动发生时，太平洋战争已经发生，日本为紧急掠夺东北战争资源，以“紧急就劳”为名的强制征集劳工的政策，已广泛推行。由于此前的同年6月，不但北票煤矿已发生过暴动，而且由保定集中营送到满铁蛟河煤矿的130余名特殊工人中，也发现有人计划破坏生产，所以抚顺暴动的发生，敌人十分紧张。当时，抚顺煤矿向日军特务机关报告称：暴动者“是由军官学校毕业生、前中校南品所指挥，谋划集体逃跑”，他们想“进而与河北或蒙疆的八路军取得联系。当该等离矿时曾书写：‘工友们，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吧！’等具有煽动性词句的纸片，拟散到各个村落”。显然已相当恐惧的矿方在报告的最后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不得不采取武装强制监视等措施时，我们认为没有军方的大力支援是难以完成的。”[19]在另外一份通报中声称：“为使从业人员不受恶性煽动影响，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思想对策，尽早彻底清除潜入社内部的不轨煽动者。”[20]由此可见，1942年5月关东军特就重工业企业使役管理特殊工人做出硬性规定，继而又由伪满洲国政府将特殊工人划分为辅导工人（战俘）和保护工人（平民百姓），分别就其地位、监管、防谍、作业等做出严格规定，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明，暴动失败后，据马苏义称，有48名同志被捕，押送抚顺监狱，进行审讯，主要寻找领导人和党组织，由于支部秘密联络，虽然敌人严刑拷打，均保守机密。最后南品、高光鉴、李新民同志挺身而出，承认是暴动领导者，被敌人带到沈阳处理。1942年2月，其余人员回到原煤矿继续做特殊工人。为与敌人斗争，在原支部基础上，恢复支部工作，马苏义任书记。支部接受教训，决定先后分批回队。当时找到一个关系，每送出一人需要支付20元钱。
另外，当时大山坑的一些特殊工人，他们曾与高光鉴等联系参加暴动，但因为首者胡兆琪患病等原因，未能参加。胡兆琪原任第212旅第59团团长，1941年被俘，同年10月被押送抚顺，当时，从山西临汾押送到抚顺煤矿劳动的共300多人，除八路军外，有地方人员和察哈尔地方与部队人员，后者是属于国民党84师的。胡在当时没有找到党组织，但在1942年12月老虎台坑特殊工人逃跑前夕，高光鉴曾来大山坑与胡兆琪研究逃跑计划，当时确定的逃跑方向，一是去冀东找八路军，二是去通化找抗日联军，最后还是决定去热河。开始时没能同老虎台一起行动的原因，是因为胡患病，同时也因为大山坑条件不成熟，要求老虎台坑等三四天，高光鉴说不能等，最后就让他们先走了。
2.阜新夏菜园子大暴动
1942年9月2日，在东北的另一煤都阜新，发生了令侵略者更加震动的夏菜园子特殊工人大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李振军、朱韬，他们这支俘虏队伍共300余人，由石家庄华工教习所于同年8月26日被送到阜新新邱矿的[21]，到矿仅仅一周就举行了大暴动。
李振军（被俘后化名马良）原在抗大2分校3团工作，任政治处宣传股长，朱韬（被俘后化名李满贵）任直属大队政治主任教员，他们是1942年6月2日在河北省安平县郎仁村同时被俘的。他们在石家庄华北劳工教习所，与“六月特支”接上头，不久李振军被任为书记，朱韬任为宣传委员。李振军很快认识到：“敌人的统治很残酷，表面看起来也很强，深沟高垒，岗哨密布，除了外围经常驻着一个营防止‘意外’外，还专有一个排担任日常警戒。其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这种统治并不是没有空隙的，敌人对营内实行‘以华制华’，除所主任外，整个管理机构都是从被捕被俘人员中挑选一部人组成的，这些人一般都暴露了身份（也有个别投敌叛变分子），从行动上看，真正死心塌地地替鬼子办事的是个别的。”[22]
1942年8月27日，这支劳工队伍被送到阜新，共约300人。大队长刘贵原系八路军连长，副队长崔溯源是原抗3团学员，特支党员。下属6个班，每班60名左右，全队有十几名特支党员。这支队伍离开石家庄前重新建立了支部，书记仍由李振军担任，宣传委员仍为朱韬，组织委员姓赵，原为冀中军区警备旅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敌人称这支队伍为特殊工人，与普通工人相区别，一下火车就被两排刺刀押解到西部的一个叫夏菜园子的大院里，这里四面电网、四角炮楼，把守大门的是警备队，与监狱并无不同。人们本来是做苦工的，觉得做苦工总比在集中营不死不活的强些，但是一看如此，顿时情绪躁动起来。特别是队里跑了几个人后，敌人提出，“一人逃跑，全班坐牢”，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特支开始时的意见是稳定情绪、了解情况，根据条件提出斗争方针。但是，要求暴动，很快形成多数。特支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情况不明，环境地形、群众条件、敌人兵力部署、活动规模，都不摸底。虽听说凌源、建昌有我游击队活动，但需要闯过多层封锁、进行长距离突围。最大的问题是，党员加积极分子不足1/10，不起决定作用。然而，队长刘贵的暴动决心已定，再三谏止无效，并撤了李振军的副班长职务。在这种形势下，如再坚持原来意见，势必脱离群众，暴动不可避免，乃决定支持暴动，参加领导暴动，在困难中争取胜利。
刘贵虽不是支委，也不了解特支组织，但对特支研究的建议全部采纳。为组成突击队，挑选了20来个小伙子，暴动开始后计划分成两路：一路砸开仓库，用铁锹等做武器；一路攻打正门、夺取岗楼、控制通道、掩护突围。成功后，朝热河前进。将全队6个班编成6个连。暴动时间定为9月2日夜12时。在决定暴动之前，曾与队长刘贵发生争执的一个名为张新民的人，暴动决定后也与其进行过斗争：张极力反对暴动，而且在暴动决定后的几个小时，又突然不见，不知出去干了什么。关于暴动情况，李振军和朱韬的口述资料说：
战斗动员刚结束，张新民溜了回来，大家正在追问他，暴动的时刻就到了。于是大家就没有再追问下去，拿起棍棒、砖头和一切可以找到的武器向敌人发起冲击。开始时还算顺利，仓库打开了，铁锹拿出来了，突击队也冲出去一部分，大门两侧劳务系和警备队的办公室给砸了稀烂。谁知敌人已经早有戒备，埋伏在大门外面的机枪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通道。我们连续突击了几次都未成功，正门没有砸开，有人试图用门板、被子搭在电网上向外逃，但几乎都遭到了不幸。不一会，敌人的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都赶到了，我们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卫，天快亮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人终于被压缩在一块空地上，暴动失败了。全队300人只有阎锐和少数突击队员冲了出去，其余的除当场牺牲的外全被捕了，当天就被关进著名的“死亡坟墓”——海洲工人辅导所。队长刘贵、副队长崔溯源和各班的班长、副班长被单独押到日本宪兵队，他们坚贞不屈，没有一个人出卖自己的战友，以后被敌人杀害了。[23]
锦州日本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用电话报告了此事，说阜新有400名辅导工人“企图逃跑并有暴动情况”，警备队开了枪，“日军、宪兵、满警和煤矿方面共同行动，逮捕逃跑工人210名”，工人战死5名，重伤45名，对67名正在追击中。事实上，该逃跑暴动事件，是1942年以来阜新“特殊工人逃跑事件频发”的具体表现，只是它更加典型而突出。[24]例如：1942年2月20日，新邱采矿所两名日本从业员殴打了两名特殊工人，50名特殊工人就袭击了事务所，使4名日本人受害，并有12名工人主谋逃走[25]。1942年3月7日，新邱采煤所31名特殊工人逃走，已有29名被捕，3月8日逃走的34名中，已有16名被捕。[26]1942年6月17日，阜新太平采煤所41名特殊工人逃走（内逮捕1名）。[27]1942年6月18日，阜新平安采煤所26名特殊工人逃走，这批工人系5月20日到达平安采煤所的，共131名，当时即6月15日即有42名逃走。[28]可见，1942年9月2日夜的300多人特殊工人暴动逃走，是诸多事件之一。
夏菜园子暴动，虽然在策略上是错误的，但是对敌人也是一次重大的冲击，使其感到震撼。刘贵等人在行动上过于莽撞，但不愧为民族英雄。李振军、朱韬称：“这次壮举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对敌人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和警告。”[29]
暴动失败后，被逮捕的200余人（敌人电报称逮捕210名）被关进“海洲工人辅导所”。辅导所是宪兵队的特别监狱，是关押“思想犯”、“国事犯”的地方。周围是两人高的围墙，墙上有电网，四角是探照灯，进门是约一丈宽、一房深的大壕沟，中有可以起落的吊桥，沟的两侧是两道铁刺网。管理机构设在沟外，内有中国看守。监狱里，食不充饥，每天两小碗高粱米稀饭，偶尔分得一片咸菜。严重的是寒冷，10月里已经是风雪漫天了，可他们仍旧是从石家庄出发时的一身单衣。大家情绪低沉，悲观失望。白天晒晒太阳，做操走步，借以取暖，晚上则背对背，唱革命歌曲，讲气节故事通宵达旦。但每天都两三个甚至更多的难友，被饥饿寒冷夺去生命，情况越来越危急了。
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利用敌人迫切需要劳动力情况，利用监狱看守长李某对现状不满，提出到矿上做工的要求，结果只挑出十几个人去做工，但不久因为有人被压死而作罢。后又做通了一个老看守的工作，通过他终于同高德矿的“十月特支”取得联系，特支经过极其艰苦的工作，并配合怠工等方式，最后终使56人脱离了海洲工人辅导所。进去的200余人，出来的只有56人，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是大家永远不会忘掉的。
走出海洲工人辅导所的李振军、朱韬等56人，被安排到高德矿做工，原特支也并入高德特支，命名为十月特支。他们开始了新的斗争。
三 暴动入苏
1.离反抗敌现高潮
1943年，关东军的军事工程使役特殊工人呈现高潮，特别在东部边境线上。同样，特殊工人的逃离、反抗斗争和暴动事件，也频频发生。不错，1942年10月11日，在西线阿尔山方面，曾发现在三国山军事工程中就劳的驻白阿线五岔沟满洲第742部队井上队的3名特殊工人，结伙逃走。阿尔山宪兵队据宪兵报告，“该地极易入蒙”，另据当地警察队“视察情报判断，很可能已入蒙”。他们都是中央军第10军64师的士兵，名为谢自昌（21岁）、杨忠孝（24岁）、程产昌（25岁）。他们有怠工情况，“并曾有受日本工作人员训斥、殴打的事例”等。[30]但是更大规模的逃离现象是发生在东部，而且大都发生在1943年。1943年6月11日鸡宁临时宪兵队就报告：6月4日，在鸡宁的满洲第5860部队就劳的特殊工人2名，从工人收容所外逃，他们是，山东省平原第四区民众自卫队，书记，金振东，31岁，和同伙魏连知，26岁，都是1943年6月4日3时至4时30分间，脱离收容所的警戒网逃走的，原因不详。[31]此外，至少发生如下的逃离和计划暴动事件。
1943年6月9日1时40分至15时15分之间，在东宁县黑营苔岭信号所附近，“国防”道路建设就劳中的特殊工人7名（内3名已逮捕），先后两次结伙逃走。第一批逃跑者，发生在6月9日1时40分，场所是东宁县老黑山营第二作业队宿舍。逃走者5人（其中3人被逮捕）于5月8日白天作业后，21时许就寝，翌日1时40分左右，当时任锡武（工人）值班站哨，逃跑的5人，每人背一条毯子，威吓称：“给我们行个方便，若是报告大队长，杀了你”，然后向东逃去，任锡武因故没有报告，5时30分点名时，判明他们外逃。第二批，是6月9日15时15分从东宁县老黑山黑营苔岭信号所第一次作业队现场（黑营西南10公里）逃离的，逃走者2名，6月9日与同伙99名工人一起在警备队原田上等兵等3人监督警戒下，从事扩宽道路的作业，在从15时起的15分钟休息时间，说是小便而走向洼地，一直未归，应归时对附近进行全面搜索亦未发现，判断是外逃。第一批逃走者，是河北省武仪县好挌庄刘庆余（35岁），其同伙郭奎平（35岁）；第二批逃走者，是山东省平原县孙化林（21岁），山东省陵县姚汝德（30岁）。[32]
1943年6月9日及12日，东安省密山县新立屯满洲第5254部队特殊工人宿舍7名工人结伙逃走，他们是：河北省长城县，原中尉王光龙（37岁）；山东省汐县，原少尉王志诚（28岁）；河北省长垣县，原准尉李光辉（24岁）；河南省淅川县，原中士郭秀德（30岁）；山西省曲沃县，原一等兵杨万发（26岁）；山西省普城县，原一等兵母小堆（26岁）；山西省穆山县，原上尉王顺祥（35岁）。他们都住在满洲第5245部队特殊工人宿舍，其中大多数的逃走原因之一是“泡在齐腰的水中就劳”。6月9日2时25分左右，流动哨巡视工人宿舍时，没有异状，见王光龙、郭秀德正在执勤，另有两名正在厕所用便，约5分钟后返回工人宿舍，发现勤班者不在，点名结果，判明6名逃走。逃者王顺祥，系5月25日值晚班时逃走，5月29日被宪兵逮捕，6月8日交原属部队处理，将其背手系在卫兵所旁，6月12日逃走。[33]
1943年6月25日，东宁道河站以西约30公里的山里，在关东军后方演习道路修筑中的特殊工人5名，结伙逃走。他们原来是属于东宁满洲1271部队道路工程的，是5月9日及23日配属给该部队，共805名，从6月15日起临时配属给关东军后方参加演习的部队，25日在从东宁县道河（东宁西约23.5公里）西20公里的地点，向南45公里的山里移动过程中逃走的。逃走者是：王金山（24岁），山东省惠民县人，山东保安第1团；周砚会（32岁），山东省东×县人，农民；赵立庭（33岁），山东省东完县叔子安庄人，从商；赵祥，河北省南罗县一区福善村人，农民；尹玉林（任绶林）（28岁），绶近县绶近平庄人，农民。[34]
东宁宪兵队管内，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两次由华北军接管1935名特殊工人，其中发生事故者为172名，现有1763名。其中中央军俘虏约占60%，其余是八路军和杂军，身体衰弱，死亡者续出，目前死者已达163名。另外出现8起53名（逮捕44名）逃者，见表5-2。
表5-2 东宁宪兵队管内战俘劳工逃走状况表
另外，驻东宁县石门（东宁南东18公里）第844部队劳动中的解放工人（特种工人，今年1月交给华北军后再次来满者）192名中，有张春隆（原陕西省螫屋县，少尉，25岁）以下23名，于6月21日结伙入苏。因此，报告称：“企图结伙逃往苏联再回归本国的事例不在少数。因此，在努力宣传宣抚的同时，不要过早地解放和解除监视，而要进一步使看管和警戒达到极至，以封杀敌之策谋，并努力防止外逃。”[35]
1943年7月2日22时至23时，上述道河站西约30公里的山里关东军后方演习道路修筑作业中，又有2名特殊工人逃走。他们是在与第361部队主力共同进行道路修筑作业中，于部队主力转移之际，因病残留在附近从事道路补修工程之时，而逃走的。他们是：袁富有，河北省磁县人，第11支队队员，从农；其同伙张学义，原籍、职业相同。[36]
7月21日13时至15时，在鸡宁县满洲第7000部队吉田队作业地工人宿舍北2公里山里，原山东省长山县青救会小组长曲百富（28岁）和自卫团员韩业明（24岁）等两名特殊工人逃走。当时，二人正与36名同伙在8名部队兵监视下上山打柴，借骤雨而逃走。[37]
1943年7月19日夜，在穆稜县下城子道路工程中的特殊工人1名逃走。名为杨子山，27岁，山东寿光县人，原为保安第15旅特务营中尉。他从6月15日到达作业区后，因感冒和黄疸病而入卫生室，逃走前一日已退室，逃走时属于满洲第7849部队下光线作业队。[38]
1943年8月9日2时左右，驻鸡宁满洲第7000部队楠根队滴道作业现场，特殊工人1名逃走，名为张经文，25岁，公安局指导员，利用黑夜逃走，当时有值班者站哨。[39]
1943年8月26日发生两件特殊工人结伙外逃之事。一件是该日11时左右，在东宁满洲第299部队要山作业场，特殊工人去水井打水时逃走，因为作业场邻近“国境”，所以疑为入苏。逃走者是：河北省保定县北塘，八路军第4大队2中队中等兵，李如，30岁；山西省大同府，第57军112师骑兵连少士，李培云，27岁；四川省开县，第51军第113师8团2营5连上等兵，黎天禄，24岁。[40]另一件是，该日21时40分左右，在东绥满洲第396部队特殊工人宿舍，因工人宿舍邻近“国境”，“故有入苏之虞”。逃走者：李新庭，29岁，河北省大名辛庄人，第6分区准尉；张锦涛，18岁，河北省枣强县文登村人，本县城内警备队中士；李世昌，24岁，河北省枣强县南昭人，南昌第6区队兵；许金贵，26岁，河北省枣强县七里营，本县城内警备队中等兵；董振玉，河北省枣强县烧盖屯，职业同上。[41]
该外逃两件均因作业场或宿舍邻近“国境”而疑为结伙入苏。真正策划暴动入苏者，是稍前1943年7月5日，在牡丹江省绥阳县要山东宁满洲第299部队作业的赵润吾、宋积勋等55人。赵润吾，是河南省博爱县张武村人，中央军第1战区挺进第27纵队独立大队原大队长，少校；宋积勋，为河南省沁阳县人，原系中央军第1战区挺进第26纵队第58支队第2大队第4中队原小队长，少尉。日本宪兵认为，首谋者赵润吾有强烈抗日意识，并听说“苏联优待中国人”，“便决心经由苏联返回中国，参加抗日阵营”。特别是闻知6月26日驻石门子第844部队特种工人外逃苏联后，更决心结伙外逃。在工人队长赵润吾之下，又分为第1班长高相臣以下27名，第2班长宋积勋以下29名。他们夺取兵器的入苏计划是：
1.7月5日1时派同伙炊事员伪装灯油不够前往卫兵所补油，侦察卫兵勤务状况，并等待其报告。
2.7月5日天亮前（2时左右）为期，队长指挥工人第1班，勒死哨兵中的步哨，夺取兵器，袭击卫兵所，夺取兵器弹药。
3.第2班长指挥属下班员，袭击作业队兵舍（作业队准尉以下8名，无值班者），夺取兵器，切断电线（距警备队约300米），与第1班会合。
4.工人队长指挥全员破坏兵舍东约50米的兵器弹药库，装备全员，以备日军追击，陆续入苏。
问题是，东宁宪兵分队前田伍长找到密探并进行操纵，而该密探得悉特殊工人将采取行动，并向卫兵所做了密报。结果对工人宿舍进行了软禁，彻底警戒，并对为首的赵、宋二人进行了逮捕和审视，然后将之“严重处分”（即不经审判就地杀戮），对于其他则“严厉训谕并使之誓约未来后，警示其动向”。[42]
由于特殊工人逃走和暴动事件的频频发生，特别是石门子满洲第844部队解放工人入苏事件，和上述7月5日的满洲第299部队特殊工人集团入苏暴动计划，以及8月26日两起结伙外逃有入苏之虞之事件，关东宪兵队对特殊工人的劳务管理特别关注起来。1943年9月6日，东宁宪兵队长特就结伙入苏特种工人的劳务管理状况问题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做了报告。报告罗列了从当年4月7日起的13起逃跑暴动事件，说明特殊工人“他们的思想乃至民族意识仍很巩固，所以监视上动辄产生空隙，给外逃和与外界联络策谋以机会”。[43]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新的对策。
2.“911”暴动
在1943年9月6日东宁宪兵队长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提出报告仅仅5天后，9月11日20时，驻东宁第570部队使役的特种工人43名，便袭击了警备东宁县碱厂沟特殊工人宿舍的日军，将日军杀害或使之受伤，夺取兵器、弹药后逃走，日兵当即死亡1名，负伤5名（重轻伤，其中1名伤后死亡），翻译1名重伤，夺走九九式步枪、枪刺各4支（搜查中拾得各1支）、弹药60发，到9月14日9时逮捕11名，射杀2名，其余估计一部人已经入苏。
宪兵队认为，主谋者是工人队长，原中尉，陈恩，29岁；还有：王伸，31岁；张凤鸣，28岁；刘长发，37岁。
表5-3 “911”暴动被逮捕者
表5-4 “911”暴动日军被杀和受伤者
以上情况见关东宪兵队档案[44]，该档案记述了“911”暴动的始末，但比较简单。笔者有幸获得一位名为张思问的幸存者的回忆资料，他参加了暴动的全过程，到过苏联，担任过苏军报务员。他的回忆与关东宪兵队档案记载一致，在档案中，就是河北省辛河县训宅（实为新河县寻寨），八路军某部10团4连二等兵张世文。他们是1943年5月8日由华北军接管的，5月31日到达部队，“以共产军为主体，到达以来，在目前工程现场从事构筑工事作业”。关于这方面情况，张称：
我刚当兵时就在（某部）10团4连，司令员是陈再道，团长叫陈之斌，四川人，4连连长叫王什么臣，排长叫徐士珍，班长叫什么名字忘了。我们主要活动在冀南新河、南宫、枣强一带。1943年初，天挺冷，我们在枣强和日本人打了一次大仗。我右胳膊（上膊）挂彩了，我藏在一个老乡家养伤，连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我正在炕上躺着，被汉奸报告了，日本人来了，一看我身上有血，就把我抓走了。关了一阵子，就把我押送到山东德州一个集中营去了。后来，就把我们全部押到德州火车站，赶进一趟闷罐车里，人进车厢后就把车门拧死，拉到东北去了。
到了东宁，我记得到了1943年春天，不再训练了，给我们分了班，当劳工，一个叫陈恩的八路军是劳工队长。我们40多人谁都不认识谁，也不问，整天不说话。后来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叫小乌蛇沟的地方有个叫570的部队，整天有13个卫兵看着我们。我们整天到一条沟里拉沙子，抬沙子，后来就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炮台很大，是修在地下的，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像个房子，水泥墙有这么厚（双手比画，约40～50公分）。开始我们就在日本工程师指挥下搭盒子板，搭好就拌水泥往里灌，一层一层往上浇，没有钢筋，都是沙子、水泥和小石子，是日本工程师告诉我们抬多少筐就抬多少筐，沙子、水泥、石头有比例。还有一个日本翻译官，年龄不大，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头打，喊着快干活。外出干活常有两个卫兵拿枪看着。[45]
宪兵档案记载：“逃走当天因第570部进行第二期检阅，工人休息，且卫兵换班（一周勤务），监视不够。”关于逃走时的袭击状况是，工人分三班，分别由工人班长陈恩、第1班班长王伸和第2班班长张凤鸣指挥，使用锹、镐和棍棒袭击卫兵所、宿舍门外步哨、宿舍内步哨及翻译。袭击步哨时，装作上厕所，与哨兵搭话，伺机抢枪，从背后将哨兵抱住，将其杀害，对卫兵所、步哨和翻译的行动，都是主谋者和其他少数人进行的。对此，张思问回忆称：
有一次，卫兵押着我们几个人到小乌蛇西北村一个有碾子的人家压棒子面，房东老头趁卫兵不注意时告诉我们，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这才知道河那边是苏联。往河那边一看，那边山上有个哨兵，山下尽是草地，也有林子。那个老头还说，以前来的人，都让机枪点名了。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陈恩，陈恩也验证了河那边是苏联。后来，陈恩和一个叫王坤的八路一起暗中商量、串通，研究咋个跑法。他俩开始暗中打听谁是八路，都当过什么兵，干过什么事，谁能打，了解每人的经历。陈恩找到我时，我承认是八路，又都是一个团的，我说我不怕死，打死一个算一个。利用干活的机会，陈恩暗中通知：决定阴历八月十三日那天开干。这天是卫兵大换班。那天在饭前，陈恩同翻译官交涉，要求把一年的白面领出来，说是快要过八月十五了，翻译官不同意，陈恩和另外一些人就跟他争。翻译官报告卫兵司令同意了。陈恩还通知了开干的暗号，报名洗澡时喊“谁洗澡”就开干。
那天晚上干活回来天已经黑了，吃完饭，就准备开干。按往常习惯到了洗澡的时候。谁洗澡谁报名，洗澡时有卫兵看着。我们都到了屋里，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坐在炕上，翻译官站在炕前，催着大家洗澡，陈恩像往常一样问“谁洗澡”？这时，在炕上的王坤，摸起准备好的尖头锤子，站在翻译官身后，朝着翻译官的脑袋打了一下，好像打在翻译官的后脑上，一下就把翻译官打倒了，躺在地上嘴里光咕嘟沫，一声也没喊出来。我抽出藏在袖子里的尖头锤子，朝翻译官头上又砸了几下，只见翻译官嘴里冒着沫，我就扔了锤子往门口跑。到了门口，看见门口旁边的卫兵还拿枪站在那里，分工打这个哨兵的人在门口来回走，我问那个人，你咋还不动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拿了一把铁锹走出房门，直奔卫兵，走到眼前，装着要烟说了一句日本话：“有烟吗？请给我一支。”（说的是日语）卫门说了声有，向衣兜摸烟，这时我看跟上来的人还不敢动手，我急了说：“还不快下手！”那个人一下抱住了卫兵，我用脚又把卫兵绊倒，朝着卫兵脑袋就是一铁锹，好像砍在了脖子上，也没管卫兵死没死，就奔向房后的卫兵岗。跑到房后一看，那个卫兵岗没人了。我看了电话线没有弄断，就用铁锹勾住电话线，勾了几下也勾不断。这时大批人都拿菜刀、镰刀涌向卫兵所，我也跑上去。卫兵所是单独一栋房子，一铺炕，有12个卫兵住在里面。都睡着，枪放在墙边。当时我看见有卫兵往门外跑。前面的人就往里拥，用肩膀扛，把惊醒的卫兵挤到旮旯里，这样他们的枪就用不上了。我们一共抢了4支枪，是九九式枪，有人还递给我一把枪刺。卫兵所里没有灯，有人喊把卫兵扭出来打，我也这样喊。里边的人就摸一个，扭一个，弄到门口就是一刀。刚砍倒两个卫兵时，远处机枪就响了，来了一汽车日兵。可能是后门岗那个哨兵听到了什么动静，跑去了打了电话，要不日兵不会知道这么快。大伙慌了，陈恩就指挥大家跑。[46]
此后，张思问同9个人一起逃进了苏联，并当了电报的报务员，也被派回过东北执行任务。其他一些人如何逃走的，并不清楚。档案中亦无交代。而只说：“接到急报后，东宁满洲第570、396、777各部队，和石门子第108部队的全部兵力，以及东宁县东绥报国农场队员100名，青少年义勇队100名被动员，担任国境封锁和搜索。到13日，逮捕11名，射杀2名。”“在工人逃走地点的正面苏联一侧，当日20时至12日4时15分，升起红、青、白信号弹15发，据此事实估计部分工人已入苏。”因此，档案列举了“结伙逃走入苏工人名簿”共43人，其中有10人被逮捕。[47]
东宁宪兵队决定，1943年9月28日关于“911”暴动停止搜查，前一天9月27日，将已逮捕的10名工人，由570部队进行“严重处分”（即就地屠杀）。宪兵队的报告简单地叙述了袭击前后的状况，特别是卫兵若林军曹和外门岗哨的死亡状况，并提出“从工人中意志薄弱者和精神上有弱点者，努力获至联络者，以探知工人动向”外，“基于军作战所需秘密作业中，令危险性最大的特种工人就劳，值得考虑”，对他们要“把观点改变到对其每一举手一投足都加以警戒的程度”。[48]另外，鸡西特务机关陆军中佐远藤三郎特别著文，认为管内，自1943年1月以来到现在（10月末），特殊工人逃亡者已有22件170名，其中因苏方策谋者为2件61名，确已入苏者为3件70名。故对“特殊工人所属部队的监理，亦有进一步严密之必要”。[49]
四 中共“六月特支”及其重要影响
1.石家庄集中营的“六月特支”
特殊工人的逃离、反抗斗争，包括暴动，许多都是国共两党武装人员共同进行的。但是，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组织与个人，常常是核心和领导力量。在大型厂矿，即特殊工人密集的地方，大都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这些组织，有的甚至应溯源自敌人集中营，特别是石家庄集中营的“六月特支”，它几乎成为各地秘密党组织的源头。
石家庄集中营中的“六月特支”是由中共党员谷自珍、王忱、刘亚龙等组建的。他们都是1942年在日军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被捕的，还都是根据地抗大二分校第3团干部。谷自珍曾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王忱（被捕后化名为杜五子）任中队副指导员，刘亚龙任团的政治教员。在集中营还发现不少第3团的人，如李鸿年、阎锐以及赵秉钧等。经过接触、交流，和敌人的审讯等，大都基本上互相了解了被捕时的情况，和被捕后的思想政治表现，这为重建党的组织做了初步思想准备。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发现，就是敌人的统治，外强中干。就像特殊工人李振军所说的：敌人的统治很残酷，表面看起来也很强，其实，这种统治并不是没有空隙的。敌人对营内实行“以华制华”，真正死心塌地替鬼子办事的是个别的。
谷自珍与原3团的一些党员研究认为，敌人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把集中营的两千人在行动上全部管死，营内绝大多数被关押人员，都心怀深切民族仇恨，急欲逃脱，重返战场。他们分析了党员的情况[50]，决定首先将表现好的党员组织起来，开展工作。1942年6月初，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党支部在石家庄集中营诞生了。特支书记谷自珍，组织委员王忱，宣传委员刘亚龙，小组长庄子凯。开始时支部党员只有五六人。
支部成立不久，偶然了解到，在石家庄集中营，还有一个由原冀南地区五地委书记王泊生负责的支部，6月18日组建，故称“六一八支部”。经谷自珍与王泊生商量后，两支部合并，仍称“六月特支”。王泊生任书记，谷自珍任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刘亚龙任宣传委员，两支部共有党员20余人。因为王泊生是党的较高负责干部，工作经验丰富，由他领导增强了工作信心。当时明确的工作任务是：严格纪律，积极在被关押人员中开展工作，利用外出服劳之机，了解周围地形和社会情况，以备越狱逃走；同时对集中营内的敌伪人员进行工作；并设法与集中营外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但不久，得悉集中营将把部分被关者送外地劳动，“特支”决定在被送走人员中成立一个支部，由“特支”领导；留在集中营的党员另建一个支部，由原抗3团除奸股特派干事赵秉钧负责。
在谷自珍和王泊生等被送走以后，原抗大2分校3团的李振军和朱韬等又被送进集中营，李原任3团政治处宣传股长，朱任直属2大队主任教员。于是，赵秉钧、李振军、朱韬三人共同领导石家庄集中营的“六月特支”；不多时，赵秉钧也被送走，便由李任书记，朱任宣传委员，继续开展“特支”工作。而此时的“特支”提出更加大胆的计划，即“把敌人的管理机构变成我们的工具”。李振军、朱韬说：“毫无疑问，这对保护与挽救党的干部、打击敌人、教育群众以及坚持斗争都有极大意义，并可利用敌人向外输送劳工的机会把革命的火种撒到各地。”[51]经过“特支”的工作，局面有很大改变，最主要的是：集中营的各部门，除个别者（教育科）外，支部工作和影响都渗透进去，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特支”的党员增至百人以上）。与此同时，党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团结的人更多，变节投敌分子也被孤立起来。这样，此后每外送一批劳工，“特支”就根据事先了解的名单，将其中的党员组织起来，布置任务，真正发挥播种革命火种的作用。
谷自珍和王泊生等，是石家庄“六月特支”成立后，较早被送往东北本溪煤矿强制服劳的，他们被分配到本溪的柳塘矿，那里刚刚发生特大瓦斯爆炸，矿难惨重，死亡矿工千余人。从石家庄被送到本溪煤矿的二三百人，分散各处，很难相见。不久，原冀南五分区地委书记即原“六月特支”书记王泊生及武邑县委书记信孟卜，见到田宝林，指示他组织起来开展斗争。于是，田宝林即与王泊生介绍的原抗大教员张顺（冀中人）组成临时支部，张任书记，田任支委，在田宝林的动员下，先后有周仕金、赵桂林、刘学春等，振奋精神，参加秘密党小组的活动。他们除了学习政策，了解形势，伺机组织逃跑外，还团结同志，积极分化打击敌人，破坏生产。1943年夏季以后，敌人将特殊工人集中起来，外边用铁丝网加电网围圈起来。但这反倒激励特殊工人秘密党员们要求和希望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结果，他们终于同曾在八路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谭庆高，接上关系，及至1944年五六月，谭庆高领导的小组，已发展到5个。
本溪茨沟矿和柳塘矿形势相同，敌人强化特殊工人的监管统治，却推进了特殊工人秘密党组织的活动。当时，那里被围在三层电网内大院子里的特殊工人有八九百人，分成19个小队，每个小队住一间大房子里，周围设有特务经营的小卖店、妓女院，只要不出电网，可以任意走动。党的组织者原八路军副团长邢房银就利用这种条件，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恢复党员活动。通过秘密个别了解、串联活动，到1943年底共有180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的关系，成立了特殊工人秘密党支部。支部书记邢房银，委员有陶守崇（副区长）、刘忠江（除奸干事）、李运（区助理员）、冯永寿（副指导员）、赵璧（副指导员）、刘杰（卫生队队长）等。虽然不清楚他们与石家庄集中营“六月特支”的关系，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确是来自石家庄集中营的。
本溪茨沟特殊工人党支部很活跃，为了保守秘密，他们在井下或走路时开会，规定支部暗号；为了加强党内外团结，对老工人和把头特别进行解释工作。据参加活动与斗争的刘忠江回忆，党组织不但用大斧子砍大绳，制造跑车事故30多次，制造冒顶事故7次，而且大家还凑钱买通宪兵队翻译，挑动敌人将死心塌地为侵略者服务和对特殊工人非打即骂的伪雇员张青全（外号张扒皮），以某种罪名抓进宪兵队关押，并严刑拷打，从而煞了他的威风。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本溪煤矿的特殊工人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时，成为有助于东北人民迅速取得解放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也是抗3团出身、“六月特支”成员的赵秉钧，当听说将被送到抚顺煤矿时，支部书记李振军嘱咐他，到那里继续与敌斗争，建立支部，李还给他边区票5元，以备外逃时做路费。1942年七八月间，赵等几百名被送到抚顺，被分配在龙凤矿。到矿第二天就在劳工中发现两名共产党员，还有李振军给介绍的一名卫生员，当时还不是党员，接着又找到两名党员。他们决定上山开会，成立支部，接受卫生员入党。他们看周围情况，既无电网，又无岗哨，认为是逃跑的好机会，于是当即决定一齐逃走。赵秉钧虽逃出矿区，未逃出东北，但到1943年9月挣了些钱做路费，辗转回到部队。石岩与赵秉钧相同，也是到抚顺煤矿后，即组织同志一齐逃走的，他原来也是抗大2分校3团干部。李振军被送走时，将“六月特支”交给他，让他走时，再交给冀南军区邱伟参谋。不久石岩到抚顺组织支部时，见时机有利，便组织集体逃跑，并取得成功。
实际上，在赵秉钧和石岩到抚顺前，抚顺特殊工人中已经有了党组织。前节所说的1941年12月21日发生的特殊工人暴动逃跑事件，就是刚刚建立的党支部领导的。他们都是1941年9月日军山西太岳区扫荡时被俘的，均系太岳区第212旅人员，同年10月他们被分配到抚顺煤矿后，南品等发现，他们邻近的房子里住有90余人，其中有30余人是共产党员（原来都认识），于是就建立了临时支部，由熊言顺（原第56团副团长，长征干部）、马苏义任组织委员，南品任军事委员，高光鉴（被俘后，在临汾被关押期间，即与胡兆琪等组建了支部）来到后任宣传委员，再后李新民[52]也被吸纳到支部，从事内勤工作。暴动失败后，40余名暴动参加者，经过关押后，押回抚顺煤矿服劳，南品、高光鉴、李新民被判刑入狱，狱中支部由高光鉴主持，李新民在狱中牺牲。日本投降后，他们组织武装力量，为东北解放贡献力量。
石家庄集中营“六月特支”书记李振军，在1942年8月下旬得知即将被送往东北阜新之前，将“六月特支”工作移交给石岩（原抗3团除奸干事），不久与“特支”委员朱韬等，被押送到阜新煤矿，时间是1942年8月27日，一行共约300名，为一个特殊工人大队。大队长刘贵，原为八路军连长，副队长崔溯源，原抗3团学员，“特支”党员。全大队有十多名“六月特支”党员。他们离开石家庄之前就建立了新的支部，仍由李振军任书记，朱韬任宣传委员，到新邱后称“新邱特支”。
前面业已述及，这批工人到达阜新后，即准备暴动逃走，而且由队长刘贵等采取了行动，这就是他们到达新邱后，1942年9月2日夏菜园子大暴动。暴动失败后，200多名被送到宪兵队的海洲工人辅导所，遭受惩罚和虐待，食不充饥，衣不御寒。支部针对大家情绪，提出“积极自救，力争外援”的方针，策略上主要教育大家保持气节，团结内部，防止分裂。
但是，天气逐渐寒冷之后，有些同志因缺衣少食，被饥寒夺去生命，情况危急。支部根据敌人需要劳动力的形势，利用看守长李胖子（阎锡山军排长）不满现状、愿当把头的心理，向敌人转达服劳要求。结果，也确实获准少数人出去做工，但因有人在劳动中被压死，而被停止。之后，他们通过一个老看守得知，原来在冀中某分区当副连长的熟人刘绍曾在阜新高德矿任特殊工人大队长。李振军通过老看守向他传去一张“新邱失败，被捕系狱，情况危急，望速营救”的纸条后，“高德特支”负责人范荣绪（真名张鸿恩，原抗3团电台台长）等商议决定，一方面由刘绍曾出面向日方要人，另一方面发动全部工人以怠工方式进行配合。高德矿的特殊工人采取了种种办法，包括动员大家拿出自己仅有一点微薄饭费做活动费，结果取得营救的部分成功。首先是李振军、朱韬和小鬼张新文（原队部卫生员），继而又有53名被放出。
可是，这时已是11月中旬，当营救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辅导所中剩余的人员已经无法继续坚持，很快在缺衣少食和严寒的情况下被夺去了生命。原来被关押的200多名除上述56名外，均牺牲于宪兵队的魔窟之中。
2.暴动受挫，调整斗争方式
抚顺老虎台特殊工人暴动，原计划与大山坑特殊工人一起行动，因大山坑领导人胡兆琪患病，加上大山坑条件不具备而作罢。胡兆琪与高光鉴很熟，两人曾研究过暴动计划。暴动失败后，敌人对矿山看管更严，特务活动也多了，特殊工人想搞破坏一时也难下手，大山坑开始采取分散的方式逃跑。1942年2月，胡兆琪就是利用过年的机会，与警卫员等6人一起逃出的。
抚顺老虎台矿特殊工人参加暴动的数十人，除南品等人外，关押数十天后被送回矿山。1942年2月，为继续与敌人斗争，恢复支部，由马苏义担任支部书记。支部吸取暴动失败教训，采取分期分批逃跑的办法，组织归队。当时已找到关系，每送走一人付给20元。矿里对特殊工人实行高压严管，残酷剥削，强迫下坑挖煤，不准请假休息；另一方面，拉拢工人，出卖毒品，设立妓院，开放赌场，制造恶劣环境，企图利用无形锁链套住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研究决定，收容党员，整理队伍，通过个别谈话，将占多数的能够保持革命气节的党员，编入小组生活。
为了壮大力量，共谋逃离煤矿办法，老虎台矿党支部对其他部队未曾发生过关系的党员也取得了联系。当时，保持联系的有：原第59团供给处长任学恭同志、卫生处政治指导员雍梁栋同志、决死2纵队8团2营副营长李育才同志、冀中军区译电员田玉中同志等，和这些同志联系，利用时机交换意见。组织上基本定型后，便开展活动，活动分三段：一是开展宣传教育，巩固党的组织；二是对敌开展政治、经济斗争；三是有计划地组织逃跑。在向群众宣传方面确实花了很大力气。人们对暴动失败有怨言，对敌人不敢斗争，对我们的活动说些泄气的话。而我们的组织仍不公开，严守秘密，对群众只能秘密地利用机会看准了说上几句。工作很久，群众情绪还转不过来，直至武治良同志饿死，李关生同志卧病不起的时候，也就是砸死、病死、饿死现象不断发生后，群众看清真相，感到威胁，反抗情绪又起来了。恰好大家无钱换季，支部提出了“反打骂、争人权、反饥饿、争活命”的斗争口号，提出保证生命安全、要求治病、发给应得工资、改变童工号头等行动目标。办法就是，不下坑、卖小工，消极对抗。先是工人们挂病号，去卖小工，有的甚至把手指脚趾砸伤挂病号去卖工。童工也能挣不少钱，他们不挂病号，也去卖工。后来敌人发现了，特别是把头提着鞭子质问，于是同他展开了说理斗争，反对他们打骂等行为。大家还把头围住，夺了他的鞭子，这样他就不敢行凶，对重病号李关生也送进医院，工资也有所增加，童工问题也有松动，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提出三三两两地逃出虎口的办法。为使逃出去有着落，支部书记马苏义以行商为名，给原部队第212旅旅长孙定国转去一封信，回信说：生意很好。于是，马苏义逃了出去，马到达部队来信后，大家才连续不断地外逃。
抚顺其他各矿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在搭连坑，有一千多由山西平阳被俘的特殊工人。其中，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队员、新4旅3团战士李永增与宋庆昌等到矿后，组织了有25人的青年敢死队，队长吴持平；40人的支援队，队长马同喜；30人的救护队，队长戴玉文。1943年11月，宋庆昌等15人召集党团积极分子开会，研究反抗斗争问题。次日晚，由吴持平、戴玉文领导的青年敢死队、支援队60余人，就砸了戏园子，打了大把头牟景华，并由马同喜组织人贴出了“戏给工人看、水给工人喝”和“打倒把头吃饱饭”等标语。青年敢死队和支援队还组织了数百人参加的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向日本人工头提出三项要求：一、特殊工人要吃饱穿暖；二、撤销特殊工人住处岗楼；三、取消特殊工人上下班由日本人押送。日本人于1943年末答应了这些要求。1944年春斗争更加活跃，在搭连坑第一、二、三、五井口的东窑地大架子底下，发现了百余张标语。另外第10小队队长戴玉文带人与日伪发生冲突时，打死日本人1人和伪警2人，然后逃出抚顺。事后日伪军警多次搜查、捕人，抓捕30余人，严刑拷打后送进了矫正辅导院。
许彪原任河北省安国县游击队长，1942年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送到抚顺大山矿当特殊工人。1943年七八月间，他们成立了对敌斗争活动小组，发起人是许彪，主要成员有杨子义（冀中八路军司号员）、李长发（八路军副排长）、吴德发（原国民党军士兵）等。小组活动的目标是：为全国的解放与胜利，团结全体工人，与日本人进行斗争。根据这一总方针，针对不同时期的形势提出口号。在日本人统治下工人生病的多，累死的多，干活时间长，吃不饱、穿不暖，对于这些情况，小组组织过许多斗争。1943年10月，在跑马场，许彪以工人代表身份，向劳务系日本人班长原田提出增衣增粮要求。日本人没有答应，反诬大家是共匪、无理取闹。第二天许彪和杨子仪又找劳务系，仍未成功。第三天，他们组织了百余人的罢工，并将劳务系砸了，还打伤一名日本人。结果日本人怕影响生产，答应增粮增衣，还派把头找工人上班。1944年初，特殊工人到医院看病受歧视，认为是“土匪”，嫌脏，不准坐，不给看，他们就组织四五十人去讲理，结果医院组织人打特殊工人，并把四五人捆在医院毒打，还通知了宪兵队。他们就又组织一百多人去医院要人，把人要了回来。他们还在大山坑大房子东侧等处，贴过标语口号。
1943年10月至11月，按军部要求，抚顺煤矿接管五千多名特殊工人，其中有个王中队，因为队长叫王殿臣，故名。王中队原属新四军独立团，被俘后被押送到东宁修筑“国防”工程。押送到抚顺栗子沟时，全队一百余人，有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军士兵、被抓的老乡、“皇协军”等，其中八路军等共40余名，包括电台台长孙润民等。到抚顺后不久，孙润民等就建立了党小组，成员有李雪云（19团卫生员）、郭连生（19团3连班长）、刁志诚、王景明（独立团通讯连副连长）等十几名同志。这时生活相对稳定，大家的逃走决心更加坚定。逃走的办法一是找关系，一是找老工人或由老工人买通卡子。不管哪种办法都需要钱。于是大家就想出办法，即从大坑里背煤卖。有一天晚上，王云华等5人去南花园卖煤，被警察发现，王挨了打，王一气之下，用棍子把警察打倒，结果，1名跑掉，4名被派出所捉去。跑回去的同志把事情告诉大家，结果大家拿着棍子、铁锹全部奔向派出所，大家举起家伙，派出所见人多，表示道歉，承认错误。并说“以后只说是王中队的，我们决不碰你们”。但是，宪兵很快把王中队包围起来，并当场把孙润民和背煤同志带走。从此王中队斗争情绪高涨起来，开展营救孙润民的斗争。最后对他们说：“再不放人我们不干了。”结果放了孙润民，他被押两个多月。这次斗争，大家感到不团结不行，同时采用原来的老办法也不行。于是，党小组一面设法回部队，一面组织大家继续斗争。有一次日本人用冷水浇了我们一个队长，大家利用这个机会掀起罢工，八十多人包围办公室，也用冷水往他们的房子里泼，还在工地上静坐，逼得他们道歉。1944年冬天，一个叫金吉的日本人打了我们一个老同志，大家就利用机会，不干活，静坐，金吉无法，找“王大牙”（队长）讲和。
在阜新，新邱夏菜园子暴动失败后，经过高德矿“特支”的努力，李振军、朱韬等56人从海洲工人辅导所被营救出来，也归于高德矿。刚到高德矿的五十余人，身体都很虚弱，原高德矿特殊工人大队的老工人每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给新来的五十多人买了衣服、鞋和被子。矿上在过年时，还特意花钱买来猪肉豆腐，使大家吃上杂烩菜和馒头。
原来的“高德特支”也是很有战斗性的支部，组织特殊工人打过矿警、砸过配给店，等等。当1942年10月接得朱韬、李振军要求营救的纸条后，就着手做日本人近藤的工作，经范荣绪、刘绍曾和支部同志的努力，终于救出56名同志，并将原来的塞北支部与李振军等领导的“新邱特支”合并成“十月特支”，李振军任书记，朱韬任宣传委员。“十月特支”成立后，根据当时高德矿的情况，制定斗争纲领，提出应保持思想纯洁，团结一切力量，把斗争锋芒指向敌人要害。比如，当敌人不顾资源、不顾安全，实行所谓“大出煤”运动，提高劳动定额，延长劳动时间，强迫所有工人包括病号必须下坑时，“特支”就针锋相对，发动群众搞“小出煤”。老工人在这方面很在行，特殊工人学习老工人，磨洋工、破坏工具器材、浪费原材料，煤炭下面装石头，制造事故，轻则减产，重则停工，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朱韬还根据毛主席关于敌占区斗争的精神，起草了“对敌斗争的计划”，提出“我们虽然身为敌俘，但是我们的思想决不能成为敌人的俘虏”，要“积蓄力量，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内部，保持思想纯洁，反对腐化堕落”，“度过寒冬，等待来春，伺机而动”，等等，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斗争的方向。
在高德矿相对比较自由，虽有日本人，但主要是中国矿警和中国把头监督干活。当时了解各方面情况，包括周围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情况，以鼓动组织工人逃跑。那时，范荣绪在队上开个小卖店，卖日常用的东西；周铁珊当行政副班长，是杂工，每天在院子里打扫卫生，干杂活；李振军、朱韬挂“洋工”，有“国民手账”，行动方面，可以到处走走，打听消息。
原来李振军、朱韬等还设想，将阜新各大矿的特殊工人中的党员都组织起来，有条件再开展暴动斗争，并与太平矿地下支部李鸿年取得了联系。但1943年3月，李鸿年突然走了。李振军得到消息后，因李鸿年等是否暴露情况不明，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李振军等也决定逃离，归还原单位。他们一行5人：李振军、朱韬、刘绍曾、翟光、范荣绪（张鸿恩）。临走时，李振军交给黄文一份党支部对敌斗争计划，一本伪满袖珍地图；朱韬把他私人用的铝金属材料制成的白色自来水笔交给黄文，让黄绘制几份从陆地步行到热河、青龙、围场一带游击区路线图，给留下的三个党小组长每人一份，让他们晚间分散走，找到部队向组织汇报。
李振军想要联合的阜新太平矿特殊工人，也有一个坚强的地下党支部。那里的特殊工人大多是1942年8月中旬由石家庄送到太平矿的，共三百多名。大队长徐学俊，副大队长史寒光、徐梦纯。徐学俊兼管1队，史寒光兼管2队，徐梦纯兼管3队。三个队分属三个把头，即：贾风祥、罗清春、罗明远（或罗明德）。而黎亚到了太平矿后，史寒光就叫他当支书。但徐学俊、史寒光、徐梦纯等到矿不足1个月就逃离了。结果黎亚成了大队长，李鸿年、李纪元成了副大队长。他们很想找党的地下组织，10月的一天他们商定：自己组织党支部，当时黎亚自报宣传委员、李鸿年任组织委员、芦纯任保卫委员，书记未定。分析矿上情况决定的任务和斗争策略是：一是联系本队已知的表现较好的党员，参加支部活动；二是提高胜利信心，宣传八路军抗日信息，特别是冀东、北平情况；三鉴于暴动被压的情况，加以天气日渐寒冷，工人无衣无钱无身份证等情况，采取针锋相对，积极稳妥，分散逃跑离矿的办法，既可不断地逃跑，又不致遭到集体镇压；四是加强与其他大队的联系；五是关心工人健康，实行互助。当时，黎亚、李鸿年都联系了党员。还唱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再就是给逃跑创造条件，经与管理班交涉，争取上下班不用接送，这样三四个月时间里，上下班路上就逃了四五十名。李鸿年说：
从1942年8月到矿，到1943年我离开为止，除个别死亡外，逃走的140余人，剩下只有150人左右。这些人的逃出多半是一个两个零零星星的，最多一次七八个人，没有暴动过。有些青年向我提出，夜间挑开铁丝网一起跑，我回答说：跑不脱损失大，不如细水长流。敌人矿警对我们这些人的看守是严的，也是相当厉害的，特别是当有日本人在场时，他们就更显出走狗的凶相。但因我们这批人团结得紧，他们不敢轻易动我们。我们这批人虽然没有公开罢工，但人人怠工。我们有计划地安排出勤，大家轮流歇着，保持最低出勤率。有一次一个工人被砸死，管理班要就地抬走埋掉，我们坚持抬回停灵，烧纸，追悼。[53]
1942年11月太平矿又来了800人的特殊工人大队，这个大队的副大队长张立言（在矿上叫李斌）和下面的队长邸欣，与李鸿年、黎亚认识，他们到矿不久就酝酿组织党支部，张立言为首，邸欣为宣传委员。
1943年3月，太平矿的李鸿年等3个大队长经过商量，也决定逃离了，准备由承德进入北平抗日根据地。但是他们没有身份证，怕万一被抓反而麻烦，结果他们三人分开，各自在东北暂时找了出路。由于李鸿年的离走，不知内情的李振军等一行，也被迫逃离了高德矿。不久，在阜新未能逃走的特殊工人，于1943年5月全部被押送到兴凯湖地区服苦役，同年11月，其中的幸存者又被送到抚顺挖煤。
五 积极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1.本溪特殊工人护矿大队
1942年4月26日，本溪煤矿发生举世震惊的特大矿难，近两千人死伤。此后，日本侵略者向本溪调集大批特殊工人。伪满末期，本溪煤矿成了东北三大特殊工人集中区之一，其规模仅次于比其矿区面积大得多的抚顺煤矿，占第二位。[54]本溪煤矿特殊工人的动向，特别是日本战败投降后，成为东北人民取得迅速解放的武装力量之一的事实，值得关注。
本溪煤矿主要由柳塘和茨沟两大矿区组成。1942年7月初，由石家庄集中营派至本溪柳塘矿的300人中，有冀南五分区地委书记王泊生，武邑县委书记信孟卜，八路军田宝林等，他俩指示田宝林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田宝林与王泊生介绍给他的张顺组织了临时支部，张任书记，田任委员。这个时候，主要宣传进步思想，不让特务拉拢特殊工人，团结老工人，分清敌我，不许流氓打骂工人。与此同时，一是组织同志集体逃跑，二是照顾身体不好的同志，反迫害，争取合理待遇。王泊生就是这时逃回冀南的，仍任地委书记，不久后牺牲。
1943年六七月份以后，本溪煤矿也执行将特殊工人划分为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的政策，成立辅导班事务所，集中辅导工人，加强监管，增加第二道更加坚固的电网，实行辅导工人上下班集体接送、以防逃跑的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大家寻找党的地下组织的要求和希望更为强烈。同年秋，有些人终与据称是曾经从事八路军政治工作的谭庆高取得联系，在谭的领导下，巩固发展组织，团结进步工人，宣传解放区、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主张，破坏敌人的生产，不出煤，鼓动消极怠工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44年五六月份，谭庆高称，我们的组织越来越大，要提高警惕，待机行动。当时在特殊工人中共有5个小组，各自活动，互不了解，有赵仲林小组、田喜文小组、张顺小组、谭庆高小组、赵桂林小组等。此时，本溪柳塘特殊工人党组织遭到破坏，5名支委被抓，包括谭庆高；组织破坏后，不再继续活动，直到光复。
本溪的茨沟也是重要矿区，和柳塘加在一起，特殊工人最多时达3000多人，情况复杂，有八路军、新四军及共产党地方人员，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解放区老百姓，共产党员不少，估计至少有150人。茨沟的特殊工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辅导班，设有中队和小队，中队长付书恩，副中队长邓杰（邓坚）、贺觉民（佣员），下设14个小队，约六七百人；另一部分为直辖系，工人称直辖夫，日本人直接管理，5个小队，共300人左右，多为年轻人。1943年六七月以后，同样，也把分散的特殊工人集中起来，在原有大电网内又加一层小电网，两层电网门口没有岗哨和警察所，每个小队都有把头派的看守，工人上下班站队集体押送，晚上大小便也有人监视，不过，在小电网内，工人的活动比较自由。原八路军副团长邢房银便利用这个条件，积极串联活动，恢复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活动，使百余人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他们利用井下作业或走路开会，规定暗号，还制造了一些减产事件，但党的活动是秘密的、隐蔽的，就连陶守崇的身份也不是公开的，一直坚持到“八一五”光复，而且由于敌人控制很严，始终不与外界联系，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
但是，种种现象表明，敌人快要完蛋了，日本战败投降消息确定之后，形势才明朗起来。茨沟和柳塘的特殊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大家感到，应该保护好矿山，保护好国家财产，防止敌人发疯，等待国家接收，必须组织起来，况且形势发展很快，日本人干脆不出来，不管事了，必须赶快组织起来。于是，茨沟、柳塘两矿的特殊工人，走到一起，召开护矿大队成立大会。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武器，柳塘的张凤翔与茨沟联系，一起搞武器，张说：
我到茨沟与邢房银取得联系，他们派一个工人小队长和我一起搞敌伪武器。一个阴雨天，茨沟和柳塘工人11点钟前在茨沟集合开会，会后立即以游行示威方式向市内前进。在游行过程中，我组织了一些人，目的是多搞到一些枪支。游行队伍到达本溪车站后，我率领柳塘工人，除安排一部分人去抢夺大枪外，猛攻放有手枪和弹药的仓库，攻击获得全胜。工人刚刚夺取了武器，本溪湖宫原工厂日本军得知消息，开来3辆汽车日本兵到达火车站，但立即被我们武装的工人包围，不准日本人下车，临时通知日本翻译谈判，避免武装冲突，迫使两汽车日军退回宫原。我们留一部分有武器的工人警戒，又猛攻茨沟大白楼警备队，获得全胜，在大白楼地下仓库夺取了一些枪支。夺取敌人枪支武器获胜后，茨沟陶守崇和邢房银同志指示，茨沟组成3个战斗中队，柳塘也组成3个战斗中队，防止敌人突然袭击。[55]
本溪护矿大队队长由贺觉民担任，副大队长为陶守崇，领导人还有邢房银等。贺觉民是国民党员，内外联系多，有事都找他，利用他可把中央军拉住，再加上干部安排都按原来的自然队，从全局便于把握，稳定局势。护矿大队成立时有1000余人，以茨沟、柳塘特殊工人为主，后来普通工人、市民、学生相继参加。护矿大队是自发建立的，没有上级指示。冀东第16军分区特派员吴继尧来本溪时，护矿大队已成立有一段时间，正式接收后，护矿大队改编为第十六军分区的独立2团，之后又改为第62团。
2.战俘劳工纷纷参军
中国共产党早有进入东北的准备与计划，因为东北有丰富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东北没有建立统治基础，谁能进入东北，谁就能够取得主动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得知苏联出兵东北后，毛泽东、朱德立即下达命令：冀东李运昌部、山东万毅部迅速向东北进军，同时，中央组织在延安的干部，分批地陆续派往东北，推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
冀热辽军区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调8个团、2个支队，共1万人，分三路向东北进发：一路到承德与苏军会师；一路到平泉、赤峰；一路由第十六区分区曾克林、唐凯指挥的两个团和朝鲜支队4000余人，向山海关进军。经曾克林请求，与苏军共同攻克山海关后，曾率部进入沈阳，成立沈阳卫戍司令部。[56]之后，虽有曾克林和苏军代表同赴延安的谈判，并命令进入东北各点的八路军各部退出苏联红军占领区，但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因有八路军创建的根据地，允许八路军仍留在原地。而且，从1945年10月起，特别是山东分局及万毅部等，开始了大规模向东北进军。据统计，1945年8月到11月，冀热辽出关的部队发展为12个旅，2个支队，10个独立团，约10万人。[57]曾克林表示，在本溪、抚顺、鞍山的“八路军被俘人员”2万人，已组织了游击队，即参加了解放军。[58]
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是1945年9月初到达沈阳的，住在城东小河沿。当时，本溪护矿大队（亦称本溪湖治安大队）派陶守崇前往联系。第16军分区也曾派唐继尧特派员前往接收。按军分区命令，本溪护矿大队（治安大队）改编为第16军分区第62团，命贺觉民为团长，邢房银为副团长，陶守崇为政治处主任；又从军区派来张瑞林为团政治委员，原柳塘、茨沟的6个中队合并为3个营。此时，团的人员已膨胀到数千人。不久，军分区由沈阳搬到本溪时，该团改编为3个团，即第61、62、63团，成立第9旅。第9旅中，还有南芬高射炮兵260余人，带有6门高射炮，枪支也多了起来，从本溪车站缴获铁路警120支步枪和30支手枪，还从本溪钢铁公司大白楼地下室调查出300支没有撞针的枪、13箱子弹和两挺机枪。第9旅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做出很大贡献。
1942年抚顺特殊工人暴动失败后，南品、高光鉴、李新民承担责任，被押到沈阳判刑，服刑期间李新民不幸牺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们被释放后，利用原日本辅导学校，贴出布告，收容被俘人员，实际是组织部队。当时，国民党在沈阳建立党部，与共产党争夺地盘。于是，南品、高光鉴与来自本溪的刘嘉、韩凯等成立支部，由南品从事军事工作、高光鉴从事政治工作，支部主要任务是收容被俘者，扩大队伍。结果，只10天工夫就收纳1500余人（未做审查）。虽然没有说到是八路军，可是前来报名者很多，后期人员达四五千人。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到达沈阳后，取得联系，南品、高光鉴被编为特务第1团，南品为团长，高光鉴任政委。东北局的彭真、林枫、伍修权等到达沈阳后，向特务1团派了干部，南品改任副团长、高光鉴任副政委，并在原支部基础上建立了党委，党员恢复了关系。1946年2月特务团撤出沈阳，并改编为保安第3旅，南品任副旅长，高光鉴调西满军区，任团副政委。
日本战败投降后，抚顺煤矿特殊工人掀起参军高潮，但因各矿情况条件不同，参军的对象并不一样。万达屋矿当时有特殊工人四百多人，他们与市府和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后，组织成立抚顺治安大队，大队长陈德，下设4个连。主要任务是“警戒敌人破坏，保护矿山正常生产”。大队发了枪，人员被派到矿山进行守卫。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他们被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随军参战。
抚顺大山坑（今胜利矿），最初特殊工人被编为人民自卫大队。之后，该矿的“对敌斗争活动小组”发起人许彪去沈阳，向第16军分区曾克林、唐凯进行请示，回归后他们组成两个营，经第16军分区整顿组成特务第3团，不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1旅第60团，全团有2000人左右。
抚顺南昌矿光复时有特殊工人大队，下设3个小队，约有300人，他们原来在阜新太平矿和孙家湾矿，后被送到虎林修路，1943年11月被送到抚顺，快要光复时，唯恐日本人对我们不利，每人准备一把镐把或电线钢筋，以应付突变。日本人投降后，大队长赵竹其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支枪，结果大家就担当起保护矿山的工作，后来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第21旅第12团。
抚顺栗子沟煤矿原来有个特殊工人中队，光复时苏军一到就开始组织，先编成一个连，约百余人，后有龙凤矿和老虎台矿的数百人与栗子沟矿特殊工人连队合并，经与沈阳第十六军分区接头，被定为炮兵团，团长徐子臣，该团后来在锦州战役中，发挥很大作用。
日本投降后，抚顺搭连坑特殊工人大队改编为人民自卫大队，约有1300余人，9月间开往沈阳，与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接头后，改编为特务3团，宋庆昌任团长，许彪任参谋长。
辽阳铧子沟煤矿，原来就是抚顺煤矿下属的烟台煤矿，1943年秋，日军将大批战俘劳工送交抚顺煤矿时，原阜新煤矿高德矿的部分特殊工人被送到这里，这里较阜新高德矿看管较松，没有电网，没有围墙，没有矿警，只有个别流动矿警，活动范围较大，便于逃跑。于是，许多人逃出矿区，先逃到鞍山沈阳做工，准备逃回根据地。日本投降后，大家经研究又回到铧子沟，在党员李田民、周铁山等领导下，砸了铧子沟警察所，缴得手枪10多支，步枪几十支，砸了铧子沟火车站，缴得全部武器，成立了辽阳县大队，李田民任大队长，周铁山任参谋长。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到沈后，派黄文前往联系，因分区政委唐凯原系抗大总校3团副团长，大家都很熟悉，分区司令员曾克林还曾亲自到铧子沟视察，按曾指示，县大队开进辽阳城；随后第359旅也开到辽阳，县大队正式编入该旅第717团，再后来这支队伍被编入东北野战军第3纵第9旅。
此外，日本投降后，在鞍山的特殊工人团结其他工人群众共约三千人，在潜伏的地下党员崔喜峰的领导下成立了鞍山保安第1旅，为剿灭敌伪残余武装、配合我军接收鞍山做出了贡献；阜新海洲矿的特殊工人百余人也武装起来，编了十个班，称作“八路班”，参加了保卫矿山和接收阜新的工作；原在阜新当过特殊工人的叶舟，1943年7月逃出阜新到热河找到了队伍；光复后随冀热辽部队重返阜新，带领队伍接收阜新县并任代理县长[59]，在潜伏的地下党员于宝琪等配合下顺利完成了接收工作。
总之，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凡有特殊工人的地方，都有特殊工人踊跃参军，参加解放战争。
[1] 中央档案馆，119—1，406。两者加起来，逃走率平均达57.0%。
[2] 本书鞠修经口述资料。
[3] 《通化宪兵队长石原健一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通宪高第118号，1942.3.26。吉林省档案馆，1388，1993。
[4] 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抚顺矿辅导工人逃走之件》，1942.8.3。中央档案馆，119，1，406。
[5] 满铁抚顺煤矿总务局长太田雅夫致奉天特务机关长滨田平函，1942年1月22日，抚总庶文第14号。
[6] 韩宝玺口述资料，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7] 1942年“五一大扫荡”，即日军所称三号作战，目标是冀中军区和吕正操司令官。日军投入第41师团、混成第9旅团主力，和第27师团及第110师团的一部。双方交战280余次，交战兵力5800余人。日军称，此战八路军死亡9000余人，被俘5000余人。
[8] 本书周仕金口述资料。
[9] 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2年4月28日，奉宪高第37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170。
[10] 《关东军命令》，1943年6月5日，关总作命丙第175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11] 第13部队即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的第3方面军，第44部队即第4军。
[12] 《关东军命令》，1943年6月23日，关总作命丙第189号。命令附有关东军总参谋长的指示。
[13] 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29日，奉宪高第370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14] 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29日，奉宪高第370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15] 关东军总参谋长致第44部队参谋长通牒，1943年7月15日，关总参一发第9215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2。
[16] 以上逃走辅导工人逮捕者（含死亡）名单及引文均见奉天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7月14日，奉宪高第413号。吉林省档案馆，315，692。另外，据宪兵档案，这批俘虏到达现地后，7月4日和7月18日，即先后有4名和2名逃跑；在沈阳县搭连屯和柳河先后抓捕跳车者各1名。
[17] 抚顺煤矿警务委员会致中央警务委员会委员长函，1942年1月5日，抚总庶文第×号之20。吉林省档案馆，31。
[18] 抚顺煤矿劳务委员会委员长致满铁中央特务委员会委员长函，1942年2月18日，抚总庶文01第6号11之64。抚顺矿务局，1941，35。
[19] 满铁抚顺煤矿总务局长太田雅夫致奉天特务机关长滨田平函，1942年1月22日，抚庶文第14号。
[20] 满铁中央特务委员会通报，1942年2月19日，铁总防301第60号。吉林省档案馆，315，10，43。
[21] 阜新煤矿是满洲炭矿会社的大矿，下属新邱、城南、高德、太平、孙家湾、五龙、平安、八道壕等采矿场。其中，新邱采矿场，原为事变前被满铁窃取矿权，有井下和露天两部分，但露天开采规模甚小。孙家湾露天矿较有希望。阜新煤矿在伪满末期，独立为阜新炭矿会社。
[22] 本书李振军、朱韬口述资料。
[23] 本书李振军、朱韬口述资料。
[24] 锦州宪兵队电话报告，1943〔2〕年9月4日，关宪司二课。中央档案馆，119，406。
[25] 锦州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2年2月25日锦宪高第84号。吉林省档案馆，315，10，199。
[26] 锦州宪兵队长膳英雄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2年3月31日，锦宪高125号。吉林省档案馆，1，349，361。
[27] 锦州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2年6月17日，锦宪高第280号。中央档案馆，119—1，406。
[28] 锦州宪兵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2年6月23日，锦宪高第289号。中央档案馆，119—1，406。
[29] 本书李振军、朱韬口述资料。
[30] 阿尔山独立宪兵分队致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报告，1942年10月25日，阿宪高第53号。吉林省档案馆，315，10，276。
[31] 鸡宁临时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11日，鸡宪高第316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32]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14日，东宪高第158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33] 东安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司令部报告，1943年6月25日，东宪高第233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34]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6月28日，东宪高第164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1。
[35]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7月5日，东宪高第173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2。
[36]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7月9日，东宪高第181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2。
[37] 鸡宁临时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7月28日，鸡宪高第413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38] 鸡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8月9日，鸡宪警第21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39] 鸡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8月14日，鸡宪警第216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0]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8月26日，东宪高第22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1]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9月5日，东宪高第231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2]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7月13日，东宪高第185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2。
[43]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9月6日，东宪高232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4]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9月14日，东宪高第241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5] 张思问口述资料，本书使用时做了删节。
[46] 本书张思问口述资料。
[47] 东宁县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9月14日，东宪高第241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3。
[48] 东宁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1943年10月4日，东宪高第257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49] 陆军中佐远藤三郎：《关于最近特殊工人的动静》（防谍），1943年10月29日，鸡机常报（满）戊第227号。吉林省档案馆，315，7，694。
[50] 认为分三种情况：一是被捕后表现好，政治立场坚定，未暴露任何机密和自己身份，还能积极地大胆工作，这是多数；二是被捕后表现也是好的，没暴露自己身份和部队机密，但情绪消沉，隐蔽自己，不敢工作，这种人比较少；三是暴露了自己，泄露了部队一些机密，帮敌人做了一些工作，这种人极少。
[51] 本书李振军、朱韬口述资料。
[52] 化名李凤鸣，原八路军后方医院院长，太岳军区卫生部长。
[53] 本书李鸿年口述资料。
[54] 伪满警务总局统计表明：1945年3月辅导工人（不算保护工人），抚顺为2906人，本溪为2032人，东边道会社为1794人。该统计虽有些问题，大体上还反映了总的趋势。
[55] 本书张凤翔口述资料。
[56] 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1997，第21～24页。
[57]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转引自《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43页。
[58] 1945年9月，曾克林赴延安时，向中央汇报时所称。
[59] 李秉刚：《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12，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