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迭起，文学现象接踵而至，众声喧哗而又芜杂迷乱。中国当代作家们也在作品中开始了对于新世纪社会转型的文学想象。这些作家以敏锐的时代嗅觉、睿智的文学话语和充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态与思想状况，在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中反映出作家对于中国社会、自然、民众与个人的理解与定位，从而使之成为新世纪社会转型最鲜明、最生动的文学风景线。以文学切入社会转型历史，从社会现象反观作家创作，是了解和把握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认为，民族的形成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互相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当赫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到了这个想象”[1]。而小说则被认为是为重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它们建构了这个共同体在相同的空间中度过相当长的时间，以此来形成民族这个共同体对于各种属性的要求。其实无论是对民族还是社会而言，群体的特质最主要是通过文字来想象的，尤其是印刷语言的兴起更是为民族的最终形成扫除了语言的障碍。不仅民族是想象的结果，社会转型也是经过想象而形成的。不过这个想象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是经由众多作家们长期的创作，形成了民众们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形象的认知，这种认知经过了作家的过滤和重构。被“描述”的“社会转型”，在经过了作家们创作后，面向了读者与市场。在群体性的、长期的文学表现后，社会转型的范畴、过程、效果及问题等，借助具体的文学作品而成为读者的一种基本认识和判断。基于这个条件，我们便有可能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的多维度分析，呈现出大众所感知的社会转型的整体面貌，即透过“文学想象”观照“社会转型”。
作为新世纪初年进入大学读书、任教的研究者，我们始终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与文化现象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与其说我们在关注着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现象，倒不如说我们一直在参与建构文学想象。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文学作品，以犀利的现实笔触、新颖的表现方式和厚重的社会责任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立体画卷。在这幅立体画卷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种阶层、职业、身份、文化、地域等呈现出的丰繁信息，作品折射的民众心理、文化思潮、家国情感的嬗变，则让新世纪初的社会面貌与阶层生态得到了生动再现。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它的范围涉及千禧年以来在文坛上较为引人瞩目的现象，既包括具体的作家作品现象分析，如知识分子小说、“文革”小说、官场小说、生态小说、地域文学、女性创作等，也包括对当代文学批评家群体的解读、与作家的访谈。对于正在行进、演变过程中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描述，总是存在着种种不确定的因素。然而，这种不确定性是必然会存在着的，也是需要研究者勇于面对的。美国戏剧家约翰·劳霍华德·劳逊在谈及戏剧与社会生活关系时曾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谈舞台剧本写作技巧的书是非常多的，但都只有比较微小的实际价值，因为这些书的理论基础都认为剧作家的创作环境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世界。系作者拼命背诵有关结构、对话、性格描写、上升动作、下落动作、高潮等方面的规则。但这些规则都是抽象的东西，它们跟戏剧的历史或作为剧作家素材泉源的人生舞台，都毫无关系。”[2]舞台剧本写作如此，文学研究亦是如此。优秀的文学创作必定来源于现实生活并饱蘸着社会的文化气息，相应地文学研究也不应拘束在与社会脱节的空洞理论、与现实无关的规则上，而应该与当下的生活保持有血有肉的情感联系。
任何文学创作都是一定社会思潮、文化、风尚、道德的体现，作家不是一味地客观记录，而是与现实社会发生着情感的角力和思想的博弈。任何优秀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与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相互沟通的结果，所以作家的作品既是个人的创作，同时也是社会的映射，中间浓缩着复杂的社会意义、价值观念和审美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的飞跃、思想的对撞、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等各种因素都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镌刻下了当前的社会生态与作家们的想象。当作家们用各式眼光打量光怪陆离的新世纪时，他们已经将自己的丰富经验与时代形象结合起来，将自身的充沛情感熔铸成作品中的文学想象。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努力规避在文学研究中过于注重文学作品而忽略其内容的新形式批评方法，试图使学术研究直面现实生活、民众心理。正如杨义先生所言：“世界上不存在着纯文学。过度强调纯文学，就是对文学与文化，对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阉割。”[3]本书以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勾勒出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群体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所呈现出的多元而复杂的状态。我们试图对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所补充和推进，着力发掘出新世纪创作中为人们所忽视的文化心理与社会意识，希望在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现象的审视中，揭示出新世纪中国文学想象背后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心理。
全书共分为七章，每章针对某一类当代文学现象进行分析。
第一章关注的是知识分子文化经验的审视与重构。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文知识分子不再是优越的启蒙者或明道救世的智者。知识分子在社会剧变时期并没有找到新的价值信仰，因而成为经济化时代一群价值悬空的孤魂野鬼，四处漂泊。他们对自身产生了认同危机，开始自我怀疑、放逐，甚至沦为欲望至上主义者。同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或回望历史，或实践现实，用这样两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对于精神救赎的理解，他们以具体的创作为这个价值破碎的社会凝聚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新世纪当代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身份、信仰的改变，隐喻着转型社会的阶层分裂、价值蜕变等诸多精神症候。
第二章关注的是文学的地理维度与地域文化书写。地理文化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新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地理创作，朝着人类存在所面对的原初痛苦和生存困境的方向上持续挺进。一些作家借助边地世界的表现，传达出对于民族文化血脉的体认、对精神原乡的向往，一些作家则注意倾听自然地理的倾诉，建构起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而另一些作家则侧重表现地域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一起创作着富于地理色彩的新世纪文学作品。
第三章关注的是权力场域的社会观察与精神症候。伴随着社会转型、经济改革，人们的阅读兴趣发生了改变。市场需求和小说的生产运作模式，加上现实社会官场腐败案件频发，以及自古有之的“官本位”文化影响，使得新世纪的官场小说蔚为大观。目前对于新世纪官场小说的研究一般都侧重于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试图从权力场域与社会生态的关系，揭示出官场小说与消费时代的内在关联，对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进行了重申，分析了新世纪官场小说在叙事中的种种症结。
第四章关注的是“文革”记忆的另类追述和文化反思。新世纪以来，重新审视“文革”成为许多作家不约而同的创作选择。与新时期初期作家们普遍将“文革”视为一场政治灾难不同，新世纪的作家们深入人性的里层，对于已经沉淀为公共认识的“文革”，他们在作品中选择了不同的呈现视角，情爱视角、消费视角、乡村视角是其中较为典型的解读策略。如此重新书写“文革”，既是对公共经验的超越和重新阐释，又是对集体记忆的再次聚焦和改写，提醒社会警惕“文革”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及其严重后果。
第五章关注的是生态书写的社会内涵与文学想象。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创作风生水起，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和《银狐》、雪漠的《狼祸》、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陈应松的“神农架生态小说系列”等一批作品相继问世。在世界复魅的基点上，新世纪生态小说以独特的美学追求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但也存在着叙述的事件化、生态思想的非自觉以及情节的诡秘性等缺点。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预测了新世纪生态小说发展的三种趋势。
第六章关注的是女性创作的生命体验与文化隐忧。新世纪以来许多女作家将聚焦点转移到了底层生活，她们以富于生活气息的细腻笔触，再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新世纪散文中的女性意识超越女性情感的倾泻、嗟叹或控诉，向着女性生存的社会环境、文化境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追求着散文表达的思想性、情感性和不可复制的经验性。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男权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夹击之下，新世纪女性写作必然会面临着市场逻辑、商业诱惑的压力，前进的道路上也面临着诸多的误区与陷阱。
第七章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与理想主义。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意识形态、市场机制的影响下，意识形态化的、道德话语的、空洞化的、不及物的文学批评话语模式充斥其中，当代文学批评日益陷入到空洞化、物欲化、庸俗化的误区。在当代文学批评颇显混杂的整体格局中，依然有一批坚守批评良知、富于专业精神的研究者在默默地耕耘。这些批评家在注重文学批评的超越性因素的发掘、直抵文学本质的批判精神的继承之外，还在此重申了批评家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感，强调批评家对于前进中的文学现象的敏锐观察和理解，在富于激情的当代文学现场中阐发一个民族的当下心态和时代精神风貌。
此外，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我们之前与唐浩明、阎真、华海三位作家进行的访谈。这三位作家长期屹立于文学创作的前沿阵地，他们以各异的才情、睿智的思辨与深刻的思想，为我们勾勒出了作家的思考立场与艺术追求。这三位作家的访谈，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他们都是富于社会责任感与良知的优秀作家，在时代变迁中执著地坚守着人文主义的信念与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
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现象的研究，不仅是出于对围绕在周边的文学现象的阅读与喜爱，而且还在于希望借助吉光片羽的批评文字，超越那些流光溢彩喧闹夺目的现象本身，进入习焉不察的社会精神生态。社会日新月异，文学现象变化不定，这些充满丰富意蕴的文化符码，很快将在浮华的现代化中消散而去。我们希望通过对于那些人们关注过的或尚未关注到的、正在研究的或研究尚不够到位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为我们所生活的新世纪前14年，保留一份可能微小却生动的文化笔记。作为“80”后的研究者，我们选择新世纪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多少有些记录民众生态、呈现社会转型以及对抗文化遗忘的期待。虽然学者的研究工作常常是趋新逐异的，研究者也经常被卷入到新的课题、研究动态中去，但深入现场的文学研究却能凭借着鲜活的文本信息、趋同的公共经验和个性化的批评对抗遗忘惯性，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学记忆以及民众对于社会发展的集体想象。
[1] 〔美〕木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5～6页。
[2] 〔美〕约翰·劳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理论与技巧》，邵牧君、齐宙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第4～5页。
[3] 杨义：《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三联书店，2007，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