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边地世界：文化血脉与精神原乡

作家阿来以其恣肆的才情、充沛的想象，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川藏交接处的边地世界勾勒得栩栩如生，吸引了读者的眼光。“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是从藏族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1]，阿来在川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长期生活在其小说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从而呈现出迥异于其他作家的边地世界：神秘、炽热、奔放、苦难而又具有种种神奇的魅力。阿来在自己长期生活的边地世界中尽情地吸收民间生活的养料，熔铸以现代人的审美和智性眼光，构建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边地世界。在那里，既有奇特的自然奇观，也有丰富的民间习俗；既有混沌的质朴，也有愚昧的悲哀；既有脉脉的温情，也有血腥的杀戮。这一切，在阿来充满诗意的笔下纠结着，缠绕着，他的小说几乎都在描绘这个陌生、神奇的边地，都在营造千百年来几乎不变的世间百态、人情冷暖。

“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也恰能传情，这便是诗的境界”^[2]。以诗歌创作开始步入文坛的阿来，将诗意的笔调注入到小说创作当中，凭借着瑰丽的想象、细腻的感受和对阿坝生活的切身体验，大手笔地将边地世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与边地特殊的文化氛围相融合。边地与众不同的地理风景、民间习俗、文化信仰，对阿来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微妙的影响。阿坝边地，自然质朴，气候干燥而寒冷，自然的伟力在此展露无遗，呈现出粗犷、博大的强悍气质；藏民们有着对佛教教法和王权信仰的双重信奉，对神祇敬畏而又对帝王膜拜，诸多的忌讳交集成他们的精神世界。正是自然与文化习俗的合力与互动，才构成了边民们看待世界、为人处世的特有视角和选择，同时这也成为阿来边地世界不可或缺的因素。小说中的边地世界，有着藏民的淳朴、强悍和不屈。阿来在小说中书写着一段段人性的壮丽与卑微、豪情与无奈，充盈着瑰丽而神秘的边地氛围——

老房子的三十根柱脚在短暂的夏天散发着甘甜的朽腐味，地板上满是过去日子的灰烬。墙角长满白伞黑褶的菌子。晚上，风穿行于宽大的带雕花木栏杆的走廊上，呜呜作响。

——《老房子》

因为不是我想钓鱼，而是很多的鱼排着队来等死。原来只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不想活的人，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多想死的鱼。这些鱼从神情看，也像是些崇信了某种邪恶教义的信徒，想死，却还要把剥夺生命的罪孽加诸于别人。

——《鱼》

传说中，机村过去曾干旱寒冷，四山光秃秃的一片荒凉。色嫫措里的水也是一冻到底的巨大冰块。后来，那对金野鸭出现了，把阳光引来，融化了冰，四山才慢慢温暖滋润，森林生长，鸟兽奔走，人群繁衍。

——《空山》

阿来小说里的边地世界是一个处处充满冥想、神秘和豪迈气质的地方，无论是繁茂的密林、奔走的鸟兽，还是水塘中“寻死”的鱼、发怒的豪猪、狡猾的狐狸，抑或没落土司家族中的末世享乐，都给读者以异域文化的惊诧。如果说自然景色的奇观还是限于边地世界表面特征的话，那么小说中的边地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坚守、对强悍伟力的仰慕等则展现了边地世界的内在文化精神。阿来边地世界中的众多人物，从他们的精神特征出发可以大体上划分为三个类型，即成长中的青少年、蛮悍强韧的中年和永不停止对生命力追求的老年。

第一类，是从边地世界中成长着的青少年，他们在茫茫大地间奔走，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中展现着藏民族的质朴、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息的拼搏精神。他们尽管遭受着贫穷、饥饿，尽管在底层的社会中生活，但他们从未屈服过命运的安排，而是对此进行了自己最有力的反抗：《格拉长大》中的格拉是一个私生子，从小就受到人们的嘲笑，小伙伴们更是对他进行奚落。但是，小格拉以与生俱来的抗争来改变自己和周围人的看法。在猎熊的艰辛过程中，格拉凭借着自己的睿智和勇敢，解除了一直缠绕在身上的可怕的诅咒，分到了属于英雄才能拥有的丰厚的熊肉；《阿古顿巴》中从富裕的庄园里出逃的阿古顿巴，由于同情下人而没有能够继承领主的职位。在流亡的生活中，阿古顿巴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轻盈地上升。他非但没有沉沦，反而在帮助穷苦人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清新澄明的感觉渐渐从脚底升上头顶”；《野人》中房东身体羸弱的小儿子旦科以哥哥抓获野人的信念支撑着自己，敏感纤弱的心灵包裹着不可动摇的希望；《环山的雪光》中的金花，尽管在麦勒、道嘎和美术老师之间的情感中遭受了失败，但是她从未产生过沮丧、自暴自弃的念头，而是默默忍受着一切，最终在美术老师蜷曲的身影中找回了自尊……这些纯真的青少年没有世俗欲望的纠缠，而是以一颗赤子之心恬淡地生活着，他们的躁动、幻想，他们的坚持、纯洁，为这个边地世界铺上了一层瑰丽而浪漫的色调。

第二类是蛮悍强韧的中年群像。这群中年人迥异于汉族“人到中年”之后的家庭、俗世拖累，他们以旺盛的生命伟力上演了一幕幕不屈不挠的进取之歌。边地世界祖祖辈辈的遗风遗俗在这些成熟的男性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们在作为家族骨干的沉稳与潜意识的奔放中寻找着平衡，这种寻找一直延续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之中。当沉稳压倒了生命本源的冲动，生命呈现出委顿但又坚韧的特征；当生命本源动力压倒了成年人的沉稳，这些藏民往往做出惊世骇俗之举：《红狐》中瘫痪了三年之久的金生，在一个清晨突然能够自己走路。早年的打猎生活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当村子里遭受红狐的骚扰而无能为力之时，猎人的本能终于萌发，在一场梨花雨中，金生扣响了扳机，也扣响了自己久已塌陷的生命猎场；《群峰飞舞》中的桑木旦先生为了保持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宁愿放弃可能成为活佛的机会，甚至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有着为寺庙里的喇嘛所难以见到的举止，他潇洒、自然地生活着；《空山》中的格桑旺堆和江村贡布则都在生命本能奔流不息的激情促动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老实厚道的机村大队长格桑旺堆，为保护村子而遭受打击的时候爆发出罕见的勇气和智慧，同“文革”年代中的“破坏机器”无畏地抗争着；江村贡布是一名还俗的和尚，不苟言笑，但在保护多吉的行动中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勇猛宣告了宗教的力量；《尘埃落定》中的麦其土司，有着非同寻常的欲望，在金钱、土地、权势和女人之中永无休止地陶醉着，为此，麦其土司不惜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旧年的血迹》中的父亲因为家庭出身而在政治运动中一再承受压力，为了保护家庭，他默默地忍耐着。但是这种忍耐非但不让人感觉到他的懦弱，反而使人产生无言抗争的伟大与坚韧的感受，父亲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变得丰满、高大起来。

第三类是永不停止对生命力追求的老年群像。这一类人物在阿来的小说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是边地文化历史沧桑的体现，而且更是藏民族精魂的写真，是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这些老人，或沉溺于对往昔繁盛的回忆，或以病弱的身躯抵抗着自然规律的侵蚀，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展示他们对命运的毫不屈服、自强不息：《槐花》中的谢拉班在守车场的岗亭工作，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他往日的乡土生活完全脱钩，自己的生命力也日渐地萎靡。谢拉班远离了精神的故乡，在城市的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在与捡垃圾的老头及停车的小老乡的聊天中回味故乡的温情。他只有在悠悠槐香中，一颗孤寂的边地魂灵才能渐渐地安妥；《老房子》中108岁的莫多仁钦在散发甘甜的腐朽味道的房子里孤独地守候，白玛土司太太和孩子都已经死去许多年，只有那过去的心境和想象一直在心底盘亘。当他读到23年前被遗忘的信，莫多仁钦所抱定的爱情重新复活，他用一场大火燃烧了老房子的一切；《灵魂之舞》中的索南丹巴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他全身披挂着马靴、笼头、马镫、马鞭开始了多年来的第一次出门，去寻找死去多年的白马以及自己远逝的青春。在找寻的过程中他的魂灵轻轻飞飘起来，超脱了“沉重的肉身”，不停地奔跑着，奔跑着……

边地世界中的人们，无论是毫无拘束中成长的青少年，还是蛮悍强韧的中年群像，抑或永不停止对生命力追求的老年人形象，他们身上体现了边地藏民旺盛的生命意志、纯洁的生活理想和没有受到都市污染的人性的美丽、博大，这与边地粗犷、恶劣的生活环境相适应，形成了边地世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它的瑰丽、奇异和奥秘，吸引了无数读者的目光。“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用汉语，这非母语却能够娴熟运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小说中，这种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的异质感与疏离感，运用得当，会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3]，阿来创作的一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穿行在藏汉两大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之间，发现那些单一民族眼光所无法领略的奇妙之处。也正是这种空间和文化的距离，使阿来能够以汉语的视角切入藏民的生活底蕴深处，挖掘出种种瑰丽、神秘。从小接受汉语教育的阿来能够以较为理性的眼光来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同时阿来作为一个出生在河谷台地上农耕家族的土生土长的藏民，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阿坝边地世界的烙印。阿来通过那些流传在百姓中的故事，无意识中汲取了藏民族原本的思维习惯与审美特征，这些习惯与特征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他在汉语写作中的表达方式，“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4]。所以，在阿来的小说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些已经深入他灵魂深处的边地世界的原生形象，无论是自然环境、人物故事还是叙述方式、思维模式都带有典型的藏民族特色。边地世界，在阿来的诸多长、中、短篇小说中都已经内化为必然的因素，既浮现在小说叙事的环境、语言、人物、故事中间，又沉浸在小说精神旨趣、文化氛围之中，为小说增添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

“无论荣辱贵贱，都要坦然承受，死犹生，生犹死，腐恶尽除的劫后余辉，照着生光日月，或者可以于洁净心田中再创世界”^[5]——阿来小说中的边地人们正是遵循着这样的精神轨道而顽强地生存。边地的藏民们以自己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将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婚丧嫁娶都打上了宗教烙印。藏传佛教作为边地世界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方式，深深影响了当地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这种宗教信仰的外化，就体现在边地人们的生活都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人们的思维、言行、心理都成了宗教信仰的翻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历经苦难的藏民们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蹒跚在社会的进程中，以自己的乐观、坚韧、执著的信念承担了一切的痛苦，并将这种苦难视为灵魂净化的必经之路。藏民们的精神信仰赋予了他们毅然与自然、社会苦难抗争的勇气，他们无论在面对怎样的痛苦时总能以淡泊的心理摆脱俗世的烦恼，实现内心的新生——

金生不想开枪，但是狐狸也不走开。太阳升起来了，穷途末路的猎人和狐狸之间，竟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金生害怕这种感觉，对着狐狸开了一枪。枪声震荡，使村里村外下了一场梨花雨。人们赶到村口，那狐狸已经死了，流出的血腥臭无比，污染了村里一眼甜水泉。村长芒加把金生抱在怀中。金生想说话，一用劲，人们却只听到狐狸的哀哀叫唤。

——《红狐》

他奔跑着，汪汪地吠叫着，高大的树木屏障迎面敞开，雪已经停了，太阳在树梢间不断闪现。不知什么时候，腰间的长刀握在了手上，随着手起手落，眼前刀光闪烁，拦路的树枝唰唰地被斩落地上。很快，格拉和熊就跑出了云杉和油松组成的真正的森林，进入了次生林中。一株株白桦树迎面扑来，光线也骤然明亮起来，太阳照耀着这银妆素裹的世界，照着一头熊和一个孩子在林中飞奔。

——《格拉长大》

阿来笔下的边地世界，几乎都沉浸在虔诚的宗教情绪中。“皈依”成为人们超越生死的最有力的方式，它既是对边地世代生活的保守、依赖，同时也是对现实生活、无法逃避的历史的抵抗。皈依宗教、民族的心灵家园，使藏民们获得了可以睥睨一切的底蕴，他们无须害怕命运的坎坷、生活的苦难，因为在灵魂深处那些都已成为既定的无法推卸的精神炼狱。《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我”以睿智的眼光透视着末世土司家族里发生着的一切事情，并对麦其家族的毁灭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我”所做的仅仅是让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而不会去特意改变什么，因为“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历史中间物中的一个。所以，在面对红色汉人的进攻和仇家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抵抗，而是皈依命运的安排；《旧年的血迹》中的父亲，虽然因为家庭的出身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排挤、嘲弄，但他从未丧失做人的尊严，并且还把这种骨气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孩子。既在现实无奈面前隐忍，又不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父亲正是凭借着精神的皈依而获得了平衡；《生命》中年轻的邮递员，自告奋勇地顶替老邮递员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行，即便是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也依然皈依着内心的坦然，艰难地行走在前往小村的路上；《红狐》中的金生，内心强烈地感应到了猎手本能的召唤，在瘫痪中突然康复，并且一举消灭了横亘在其心中的红狐，皈依了灵魂的召唤；等等。无论边地世界中的人们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处于何种状态，他们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皈依精神家园、民族传统的习惯。现实既然摆脱不了，他们索性沉浸在对藏民族精神的皈依之中，游离于尘世烦恼之外。

阿来小说的边地世界，还有另一类试图背离传统精神的叛逆者群像。这些叛逆者，由于身份、环境、性格等种种因素而承受了外界的压力，他们以自己对既定生活形态、思维方式的背叛来彰显自己的人性之美。与藏民长久生活习俗不和谐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追求姿态，他们一次次地从大众舆论中叛逆，走向一个他们所希望的环境和生命状态。叛逆是手段，也是姿态。但是与这些叛逆者理想不一致的是，他们的叛逆最终并未能实现目标，而自己也很快走向了皈依传统习俗、精神的道路，从而勾勒了另一种形态的叛逆-皈依的精神轨迹。《空山》中的格拉，因为被误解为小男孩兔子之死的罪魁祸首而受到诅咒和冷眼，他心底也萌生了强烈的仇恨心理，“等我长大了，我要把有些人杀了”。额席江奶奶临终前的劝告安抚了格拉躁动的心，他已不再害怕也不再莫名愧疚，少年的叛逆的心灵复归平静。在额席江奶奶（可以视为传统精神的象征）的感召下，格拉重新皈依了传统藏民族的宽宥、救赎的精神之路。民兵队长索波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试图在政治运动中崛起。孰料，索波阴差阳错地竟然还是在原地转圈，在最接近权力高层时突然被别人超过。索波在劫后的大地上感受到了自然环境、人性的美好，“感觉眼睛有些湿润”。《猎鹿人的故事》中的桑蒂是个劳教犯，没有父亲和很小失去母亲的现实在他心里播种了仇恨的种子，“一种没有指向的仇恨，是对那不明身份的父亲，还是对别的什么东西，他自己至今仍然不愿意深究”。面对偷运木料时被自己和同伙撞伤的派出所老所长，桑蒂的内心涌动着隐隐的不安，老所长博大的胸怀使其受到感动。通过阿满爱情的滋润和猎鹿中对死去父亲的重新认识，桑蒂终于找回了迷失的自我——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对自暴自弃生活的反省以及对生活的新的信心。正是在由反叛而后皈依传统习俗、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边地人们自由的生命意志、满腔的生活热诚和无拘无束的个性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叛逆与皈依这样一对相互对立的精神轨迹，在阿来的边地世界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它们之间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边地民族精神、文化底蕴、民族习俗的反动，而最终的结果却都显示出传统精神的巨大感召力。叛逆，其实也是一种皈依，一种经历了皈依之后的人性反拨，最终指向的仍是人性最隐秘的心理世界。在“皈依-叛逆-再皈依”的精神轨迹中，我们领略了阿坝边地半农半牧生活中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

阿来小说中的历史是边地藏民族的历史，这里完全没有宏大叙事，而代之以日常生活的细碎、杂乱。呈现在小说中的，就是一个个鲜明的家族个体，他们的喜怒哀乐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铺陈开来。即便是“共名”时代的历史，在阿来的笔下也隐去了一统、趋同的特性，留在读者心目中的仅仅是感性的、家族的历史。然而，也正是这种个体的、家族的历史，汇合成了整个藏民族各个发展阶段的宏大历史。因此，无论是在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抑或“文革”的动乱历史，小说都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场景，而仅仅将其作为背景一闪而过。不管在什么时候，边地的人们依然保持着与传统文化、习俗的血肉联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未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尘埃落定》中的历史是混沌而细琐的，这里的历史是土司家族的历史，人们的眼中只有各个家族的争斗与联合、爱恨情仇，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在此显得十分模糊。《空山》中“文革”历史虽然也有了批斗会的描写，但那其实不过是对机村人在灾难前恐惧心理的一种预示而已，并未真正成为小说所力图揭示的民族历史。在其他的很多小说中，阿来都故意将历史消解，只留下一段段历史的象征（如老房子、尘埃、鬼怪、马匹等），在对这些象征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边地历史的叙述。这些历史完全是边地的“地方志”、“家族史”，是阿坝藏民文化的直接体现。大而言之，如果没有每个民族独特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历史。阿来小说最大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它以现代汉语的形式揭示出了藏民族的历史演变历程。

阿来小说中的边地历史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常规意义上的时空界限，从而使小说具备了永恒的意义指向。“作家们试图通过小说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结构性把握，以小说的叙述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寓言结构，从而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超越，艺术地创造出永恒的时间结构”^[6]。阿来的小说通过对边地世界中的时间、空间结构的全新把握，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经验和审美趣味的范畴，将文本中的人物、情节、结构、语言诗化，从而超越了客观现实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文本可以指向无限延伸的艺术世界。在阿来的小说中，我们很难发现有关于确切时间的记叙，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隐约领会到这个故事发生在某个阶段、某个时期，甚至连可以提供信息的线索都难以找寻，整个故事彻底地脱离现实的限制，直接指向无限扩张的存在领域。《少年诗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外公、舅舅、表姐和表弟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现代，但是小说对故事的构思进行精密处理，蕴含了无数时代、民族乃至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命运。这个短篇小说以一个家族里的几个人物为叙述线索，既有老年的恬淡，又有中年的执著、少年的烂漫。通过日常化的叙述，小说中主人公们的生命似乎凝固，一切进程都停滞在当前，他们的身份、性情、心理都没有任何变化——表姐弟的意识成长，爱情观念的萌发，长辈的慈爱，生活不断涌现的小乐趣和惊喜……这是一种亘古不变的家族场景，已经也必将继续绵延下去。这种对故事现实背景的有意忽略，使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包容性，具有逼视永恒人性的价值。《灵魂之舞》以索南丹巴的心理时间体验为线索，现实物理的时间观念被消解。例如“坐着的索南丹巴想：我在做梦，梦见了另一个索南丹巴步态轻盈，稍微带点蓝色和淡淡雨水味道的风使他的身影飘动、膨胀。那风再一吹动，坐着的人就完完全全睡着了，连心跳也慢下来了。只剩下走动的索南丹巴感到鸟鸣清丽、花香深远”，这是对人在弥留之际意识逐渐轻飘的恰到好处的描绘。小说以喃喃自语的心境追忆主人公的逝水年华，虚化了客观性的存在，进而捕捉到人的生存状态、濒临死亡之际人的朦胧、跳跃的感受，引发人们对生命、青春的无限思索。

阿来以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穿行的文学敏感，凭借着对文学的虔诚、艺术上不断尝试的创新精神以及对民族文化内蕴的深入挖掘，显示出了少数民族创作的旺盛生命力和高超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他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瑰丽雄奇的边地世界，作为边地藏民文化而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边地中的人们以他们的喜乐哀愁、不息的生命活力，揭示了一个民族长盛不衰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看，阿来小说中塑造的边地世界既是文学艺术的创造，同时也因其巨大的社会容量而成为解读当代藏民历史与生活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