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蕃联姻（公元630～710年）
一 吐蕃王朝建立与发展
（一）吐蕃名义及早期发展
吐蕃，是汉文史书对唐朝时期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藏族先民的一种称呼。关于“吐蕃”的含义和词源，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不同说法，有说是来自汉文“大蕃”；有说来自藏文“上部吐蕃”即“多博”（stod bod）；还有说是来自突厥语“土博特”（tübät或tüböt）等。不仅如此，关于吐蕃的民族构成和王族来源，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其中除吐蕃来自印度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佛教史家的附会可以置而不论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西藏本土说”“古羌说”“鲜卑说”。综合各种文献和考古资料，西藏王族来自本土的说法更为有据。[1]而吐蕃的民族成分则比较复杂，其中居住在今西藏前后藏地区的古代部落是核心成分，而汉文史书中所记载的古代羌人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包括来自青藏高原以外地区的其他民族和部落，诸如鲜卑族的吐谷浑人，乃至印欧人种的雅利安人和后来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月氏人等。
按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传说中吐蕃的第一代赞普是聂赤赞普，他自天空来到人间，被本教徒拥戴为雅隆地区之主，成为悉补野部落的第一个王。此后递相沿袭，到松赞干布之前已经有32代。[2]在传说的“上丁二王”时期，他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增强，可以烧木为炭，熬皮为胶，掌握了冶炼技术，并开采矿石，提取银、铜和铁，制作铁器工具。灌溉农业获得发展，人工饲养牲畜的水平也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也扩大了对外交往，为了安葬止贡赞普的需要，特地从位于今西藏阿里地区的象雄和勃律等地，请来擅长丧葬仪轨的巫师[3]，这很可能是吐蕃接受外来宗教文化影响的侧面反映。
在第二十五位赞普拉托托日年赞在位时期，佛教通过中亚地区初次与悉补野部落王室发生联系，由于没有文字和缺乏了解，由僧人罗森错（lo sen mtsho）携带来的佛教经典和六字真言等，只能作为圣物供奉起来。[4]直到松赞干布时期，佛教才正式进入吐蕃，开始影响统治者的精神生活。
悉补野部落活动的地方主要在今西藏山南的琼结和乃东一带，这里是藏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摇篮之一。藏民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从这里穿过，形成一个相对开阔的肥沃谷地，为悉补野部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他们世代经营，为自身的强盛，以及向外扩张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吐蕃王朝建立前西藏高原的政治局势
西藏早期文明的兴起具有多元特征，就政治文明来说，也是这样。当山南地区的悉补野部落利用地处河谷的优良自然条件不断获得发展的时候，在其西北部地区，也就是遥远的阿里和拉达克等地区，象雄文明早已步入辉煌时期。以原始民间信仰和外来宗教影响相结合而产生的雍仲本教为核心的象雄文明，是与周边地区长期交往，并吸收周边地区文明成就的产物。按照晚期藏史追忆，他们很早就建立了王权。在早期历史上，其于西藏地区高原文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在雅隆悉补野部落之下。而在雅隆悉补野部落遥远的北部和东北部，则是同样十分强大的苏毗部落，它是高原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这样，在西藏地区没有统一之前，就存在着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
除了这三大政治势力之外，在西藏高原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势力，紧邻雅隆悉补野部北边，在肥沃的拉萨河河谷地区，是森波（zing po）部落；在雅隆悉补野部西边，也就是后藏地区，则是颇有实力的藏博（rtsang bod）政权；在工布地区有地方小王，在达布（dgas po）地区有达布王，等等，他们割据一方，宛如闪闪繁星。
从表面来看，雅隆悉补野、象雄和苏毗都有可能完成西藏高原地区的统一大业，“叩问九鼎”。但是，仔细一分析便可以发现，只有雅隆悉补野部最具担当此任的实力。首先，在这三大势力中，雅隆悉补野部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最优越，这里是西藏原始农业的发祥地，自然气候优良，草地丰美，宜农宜牧，为其强盛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而这一点恰恰是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象雄和地处西藏北方高寒旷野地区的苏毗人所无法比拟的，当然，后两部单一的游牧经济也存在先天具有的缺陷。其次，雅隆悉补野部落的文化积淀也十分丰富，而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它在宗教文化上虽然不及象雄繁荣，但是却具有清新和蒸蒸日上的气象。再次，雅隆悉补野部的政治文明建设成就显著，自传说中的聂赤赞普起，一直沿袭不替，尽管存在内部矛盾，但均通过自身努力顺利解决。特别是布德贡杰以后，出现政治和宗教相互依附、相互支持的局面，由此产生了所谓本教在27代中一直发挥着“护持国政”作用的说法，从而保持了王权统治的稳定。因此可以想见，苏毗松散的游牧部落联盟性质无法与其比拟，即使笼罩在宗教氛围之中的象雄王权统治，也难以企及。最后，雅隆悉补野部统治者所具有的开拓和开放意识，使他们更具备王者的气概。于是，统一号角就首先在山南地区吹响了。
（三）雅隆悉补野部落的统一战争
雅隆悉补野部发动的统一高原的战争从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西和父亲囊日论赞时期就开始了。达布聂西（stag bu snya gzigs），又名“达日年塞”（stag ri gnyan gzig），《新唐书》称作“讵素若”，系达布聂西赞普“Stag bu snya gzigs”之音译。他的宫殿就在“秦瓦达孜”（mkhar pying ba stag rtse）。根据藏文史书记载，达日年塞先天失明，后来从吐谷浑延请医生（一说是苏毗或者象雄医生），据说，复明后他首先看到了奔跑在山上的盘羊，故名“达日年塞”。在他当政时，雅隆悉补野部的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对外贸易获得长足进步，出现了升、斗、秤等计量工具，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杂交出犏牛和骡子。[5]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达日年塞就开始发动统一各部的战争。
达布聂西首要的攻击目标就是占据富庶之地的森波部落。当时正值森波部内部出现纷争，森波王达甲吾（zing po rje stag skya bo）居住在年噶尔堡（nyen kar），而另一位森波王赤邦松（zing po rje khri pang sum）居住在都尔瓦之宇那（sdur ba vi yu sna）地方。史书记载，达甲吾亲小人、远君子，滥施刑狱于忠贞直谏之士，随意更改传统，导致属下离心离德。老臣年·则松那布（mnyan vdsi zung nag po）劝谏遭到讥讽，并被驱逐。心怀不满的年·则松背达甲吾而归依森波王赤邦松，接着击杀达甲吾，达甲吾的属地“四部叶若布”（yel rab sde bzhi）和“三部垅牙”（klum ya gsum）均归赤邦松管辖。为了表彰年吉松的功绩，赤邦松将“吾瓦堡寨”之一部，连同“三部垅牙”划归其管辖。可是，赤邦松也非贤明之君，年·则松的妻子羞辱奴户娘·南木多日楚珠古（myang nam to re khru gru），娘氏诉之于赤邦松，遭到训斥。又有属下之官员韦·雪多日楚古（dbavs bshos to re khru gu）和辛·赤热准贡（khri bzher vdron kong）相互格斗，前者被杀。事后，韦·雪多日楚古之弟旁多热义策请求赤邦松主持公正，同样被拒绝。韦氏、娘氏遂心怀贰志，暗地里投奔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悉补野部落之主达布聂西，相互盟誓，发愿灭亡赤邦松。正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悉补野王达布聂西去世。[6]他的儿子伦赞（slon mtshan）即位，继续他未竟的统一事业。
伦赞和弟弟伦果尔（slon kol）同赤邦松的反对派娘·增古（myang tseng sku）、韦·义策（dbavs dbyi tshab）、韦·梅囊（dbavs myes snang）、韦·布策（dbavs pu tshab）、农·准布（mnon vdon po）、蔡邦·那森（tshes pong nag seng）六人盟誓，共诛森波杰，同拥悉补野。接着，他们进行了周密的分工，由伦果尔和母后东尊（stong tsun）守护本部，伦赞亲率精兵万人向北挺进，娘·增古和农·准布在达巴夏如山（stag pa sharu la）设哨守望，韦·义策和蔡邦·那森则做先导，部队在面向河滩的旷野摆开阵势，遂攻克宇那（yu sna）城，消灭了古止森波杰（dgu gri zing po rjie），莽波杰松布（mang po rje sum bu）逃亡到突厥（dru gu）地区。于是，帕地永瓦那（pha gi yung ba sna）以下，工地哲那（rkong bre snar）以上，均为赞普之辖土。赤伦赞遂下令将艾波（ngas po）改名为澎域（vphan yul）。艾波地区的臣民和韦·义策等人给赤伦赞上尊号，以其“政比天高，盔比山坚”，乃上尊号为“囊日伦赞”（gnam ri slon mtshan，意为“天山赞普”）。[7]
初战告捷的悉补野部赞普囊日伦赞，为了赢得更大的成功，采取了分封制：将年·则松的都尔瓦城堡和1500奴户赏赐给娘·增古；以萨该辛（za gad gshen）之地并从墨竹（mal tro）地方划出1500奴户赏赐给韦·义策；赏给农·准布以及其兄弟等1500奴户；从温地的门堡（von kyi smon mkhar）拨出300奴户赏赐给蔡邦·那森。娘氏、韦氏、农氏和蔡邦氏四个家族因为尽忠效力，功劳最大，所以获得赏赐最多，并成为赞普倚重的近侍大臣。
囊日伦赞善于用人赢得了各部贵族的归心，大臣琼布崩色（khyung po spung sad，又名苏则，zu tse）斩杀了藏博（rtsang bod）酋长玛尔蒙（mar mun），将藏博两万奴户献于赞普，对赞普忠心耿耿，囊日伦赞就直接把这两万户奴隶赏赐给苏则掌管。当一位名叫蒙·温布（mong sngon po）的属下对赞普起了二心时，还是这位苏则揭露其阴谋，免除了一场灾难，并得以诛杀叛臣。苏则还曾经为消灭森波杰而与赞普结盟，可以说有大功于赞普王室。但是，囊日伦赞信任他的忠诚，却并不完全听任他的主张。后来出现了属邦达布（dags po）叛乱，群臣商议平定策略和将军人选，有位名叫森哥米钦（seng go myi chen）的人自告奋勇，请缨出征，苏则以其只是无名之辈，反对其担当重任，而赞普却大胆起用新人，米钦不负厚望，击败叛军，抚平达布全境。后来苏则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种居功自傲的迹象，囊日伦赞任命娘·尚囊（myang zhang snang）为伦布（blon po），赐予小银字告身，以牵制苏则滥用权力。正在统一事业取得顺利进展时，囊日伦赞被人下毒致死，年幼的松赞干布担负起完成统一的伟大使命。[8]
（四）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
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的建立者和藏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藏文史书中关于松赞干布的出生年存在不同的说法，学术界目前依然没有定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松赞干布出生于公元617年。[9]松赞干布受任于危难之际，其时，父王被毒死，父系臣民生怨，母系臣民叛乱，曾经通过联姻而保持良好关系的象雄（zhang zhung），以及苏毗（sum pa）、聂尼（nyag ni）、达布（dgas po）、工布（rkong po）、娘布（myang po）等纷纷叛离。当他年龄稍长，便开始着手恢复先辈的基业。他先斩杀了下毒陷害父亲的仇人，随即重新征服所有反叛部落。接着，派出心腹重臣娘·莽布杰尚囊说服苏毗，使其归附属下。最后，他“御驾亲征”，领兵北上，对归附唐朝的吐谷浑造成很大的威胁。
当松赞干布对外策略接连获得成功之时，其内部的矛盾又逐渐升级。原来只是居功自傲的苏则，此时开始在赞普和首席大臣娘·莽布杰尚囊之间挑拨是非，导致娘·莽布杰尚囊为臣下所杀。此时，老年的苏则变得异常狂妄，开始产生谋杀赞普的念头。他邀请松赞干布来到他家乡小住，赞普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便先派遣大臣噶尔·东赞域宋前往观察。噶尔发现了苏则的阴谋，借机逃回赞普身边，加以揭发。苏则畏罪自杀，其子担心遭到灭族厄运，随即携带父亲首级前来自首，请求宽大处理，松赞干布许之。娘氏、苏则等一批有功于王室的贵族纷纷叛乱或者遭到严厉处罚，也让一些身在显赫位置的贵族感到心中不安，韦·义策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老年时，他请赞普授其子孙掌管财政的官职，其家族保证忠实于赞普家族，永不反叛，而赞普则保护其子孙不遭族诛之灾，双方通过盟誓方式加以确认。
松赞干布恢复了先祖奠定的基业之后，就开始扩大这个基业，逐步实现统一青藏高原地区的宏伟理想。而他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吞并象雄。象雄即汉文史书中记载的“羊同”。按照汉文史籍的记载，有大小羊同之分，“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至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10]小羊同在吐蕃的西边靠南，而大羊同则在其西北部，首府“琼隆银宫”（khyung lung dngul mkhar），也就是今天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曲龙地方。松赞干布对象雄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与其联姻结好，将他的妹妹嫁给象雄王李弥夏做妃子。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断做好准备。根据史书记载，赞普的妹妹赛玛噶（sad mar kar）出嫁象雄前，李弥夏已有王妃，或者是出于感情上的关系，或者是出于对吐蕃的顾虑，该王并不宠幸吐蕃公主。而失欢的吐蕃公主也我行我素，独自前往玛旁雍错湖游乐，既不料理家务，也不与象雄王同居生儿育女。如此举动很让赞普担心，他立即派遣芒琼（rmang cung）前往说服，芒琼向公主说明了来意，公主以歌词作答，临别赠送一包有30颗的松耳石。赞普理解其妹意在暗示自己：如果敢于攻打李弥夏就佩带此松耳石，如否，则像女人一样披上牦牛尾巴。经过君臣商议，决定出兵攻灭象雄。带兵出征的则是吐蕃大相噶尔·东赞域宋，这时的他，经过清除叛臣苏则之后，已经成为赞普倚为心腹的首席大臣。征服象雄后，吐蕃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如果说征服苏毗是迈向与唐朝内地发生交往的重要一步的话，那么征服象雄则是吐蕃进入西域和中亚地区，走向世界的关键环节。象雄灭亡后，松赞干布对西藏高原地区的统一事业就基本完成了，同时也意味着吐蕃王朝的建立。
吐蕃王朝的建立，改变了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的局势和历史发展命运，结束了青藏高原地区长期各自为政，互相分立的部落邦国时代，而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对藏族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五）吐蕃的政治制度与宗教文化建设
在军事征服过程中，吐蕃的军事组织和制度逐渐形成，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松赞干布十分重视各项制度的建设。敦煌藏文文书对松赞干布的事业有一段较为简要的概述，文称：“吐蕃以前无文字，此赞普时始出现。吐蕃之典章大法，大臣宰相的品位等级，大小官吏之权势，善行之奖赏，恶行之惩治，农牧计量之皮张与‘朵尔噶’（dor ka），均衡物资之升、合、两等，吐蕃一切纯善法制典章，都出自赤松赞赞普时代。万民感恩不尽，共上其尊号为松赞干布。”[11]
松赞干布的业绩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立文字。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即派遣吞弥·桑布扎等青年学子前往印度学习文字学，以为文字创制之准备。吞弥不负重托，学成归里，经过潜心研究，创制了现行统一的藏文字母体系。[12]而松赞干布则主动带头学习和推广文字的使用。藏文的创制使西藏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对吐蕃政权的巩固、政令的畅通、对外交往、藏民族的形成、民族素质的提高、文明的积累都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第二，制定法律制度。按照藏文史书的一般说法，松赞干布时，曾依照佛教“十善律”制定了“六大法”或“七大法”，即禁杀生，杀人者赔偿命价；禁偷盗，偷盗者加倍或数十倍赔偿；禁淫亵，奸淫者或死或受肉刑；禁说谎，必须对神灵发誓；禁饮酒；禁反上；等等。或者再加上“不盗掘坟墓”，成为“七大法”。
第三，建立军政管理和职官制度。吐蕃的军政体制和职官制度的建立有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是，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时期无疑是其中的两个关键时期。根据记载，松赞干布时，把辖区划分为“五茹（即五翼）六十一东岱（千人部）”，即伍茹（dbu ru）、约茹（g·yo ru）、叶茹（g·yas ru）、茹拉（ru lag）、苏毗茹（sum pavi ru）和象雄茹（zhang zhung ru）。每个茹分两部，十个东岱（stong sde），合计60东岱，再加上由汉人组成的“通颊”（mthong khyab）汉户东岱，共61东岱。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又把全体部落百姓区分为“桂”（rgod，武士）和“庸”（g·yong，豪奴）的划分，前者打仗，后者做仆从。[13]
吐蕃的官员按照出身的不同，划分为“尚”（zhang）和“论”（blon），前者系舅氏或亲族，而后者则出自宦族，他们联合把持着朝廷大权。在赞普王权之下，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九位高级要员，即“九大论”，汉藏文史书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称：“其官有大相曰论茝（blon chen），副相曰论茝扈莽（blon chen vog ma），各一人，亦号大论、小论；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spyan chen po）；又有内大相曰曩论掣逋（nang blon chen po），亦曰论莽热（blon mang bzher），副相曰曩论觅零逋（nang blon），小相曰曩论充（nang blon chung），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逋（yo gal vchos pa chen po），副整事曰喻寒觅零逋（yo gal vchos pa vbring po），小整事曰喻寒波充（yo gal vhos pa chung）；皆任国事，总号曰尚论掣逋突瞿（zhang blon chen po dgu）。”[14]这些制度是后世才完善的，但是松赞干布时期做了重要的奠基。
第四，盟誓制度。为了规范赞普与有功大臣及其家族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采取盟誓的方式，内容一般是臣下起誓支持和拥戴王室，不二心不叛逆。赞普则保护臣下及其后世子孙的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剥夺。《旧唐书》记：赞普“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继裂其肠而屠之。领巫者告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复，神明鉴之，同于羊狗。’三年一大盟，夜于坛（
）之上，与众陈设肴馔，杀犬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维天神地祇，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于此牲。’”[15]时人信之不疑。
第五，佛教的正式传入和利用。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和唐朝王室联姻，在迎娶尼妃赤尊公主（khri btsun）和汉妃文成公主的同时，也把两地的佛教引入吐蕃。两位公主前来吐蕃时都携带有释迦牟尼佛像和佛经，并由此建立了吐蕃与唐朝内地和尼泊尔之间的佛教文化联系。佛教开始逐渐影响到吐蕃上层贵族的精神生活和行为。但是，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活动是十分有限的，远不是后代藏文史书所说的那么繁盛。[16]
第六，规范伦理道德准则。提倡社会美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据说，当时也有所谓“十六条”，即敬信三宝，求修正法与文字，报父母恩，尊重有德，尊贵敬老，重义亲友，利济乡邻，直言谨慎，追踪上流，饮食有节、财货安分，酬报有恩，秤斗无欺，慎戒嫉妒，温语寡言，忍修大度，不听妇言。这些未免掺杂有后世附会的东西，但是吐蕃王朝建立后，在颁布法律的同时，出台一些道德准则与要求也是符合社会需要的。
此外，松赞干布开阔的胸怀，开放的政策也值得称道。他不断学习借鉴四邻思想文化、技术与制度，对于吐蕃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六）吐蕃王朝早期对外扩张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松赞干布即把目光放在了青藏高原周围地区，开始向外扩张。吐蕃向外扩张既有历代统治者掠夺财富、扩张领土的一般性因素，也有经济上和制度上的特殊因素。从经济上看，以游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吐蕃，渴望参与当时繁荣的丝绸之路贸易，从外界获得自身奇缺的农产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以满足内部需求。从政治制度上看，通过战争征服和盟誓形成的吐蕃王朝，事实上是一个部落军事联盟性质十分鲜明的军事集团，各个部落和政治实体利益的实现并未找到合适的渠道，为了掩盖和转移矛盾，同时也为了获得更大的财富来满足各部贵族的欲望，就必须不断地向外扩张。因此，吐蕃王朝自建立之日起，便注定要把军事扩张摆在重要位置，以维护这个松散联合体的存在和发展。当松赞干布将羊同、苏毗、吐谷浑和党项等各部纳入治下，基本完成青藏高原地区统一大业之后，随即开始向外扩张，把矛头指向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各个部落和政权。向南如攻略泥婆罗（尼泊尔），诛杀其王毗湿奴·笈多（yu sna ku ti，Vishnu Gupta），立那陵提婆（na ri ba ba）为王。向北部和东北部，则把党项、白兰、吐谷浑和西山八国羌部作为主要征服目标。
党项在贞观初年已经归附唐朝，接受唐朝所赐李姓并职贡不绝。“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附，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故地陷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弥药’。”[17]白兰、吐谷浑等部皆遭遇类似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