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儒学经典与思想的传播

唐朝不仅通过文成公主把佛教传入吐蕃，通过金城公主进一步推进唐朝与吐蕃持续不断的宗教文化交流，同时也有儒家经典和思想文化传入青藏高原地区，影响到吐蕃人的政治社会生活，以及观念文化。

（一）吐蕃贵族子弟入学国子监

唐朝设国子监以接纳唐朝各兄弟民族首领子弟和邻邦王公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和唐朝制度文化。唐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设立国子监。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大经已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自屯营飞骑，亦给博士，使授以经，有能通经者，听得贡举。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24]。唐中宗“准蕃人读书国子学敕”，再度明确“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25]。通过这种方式为吐蕃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如吐蕃名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域宋）、仲琮等。“万岁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论钦陵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26]。“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吐蕃遣仲琮来朝。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27]

（二）蕃客国子监观礼教

唐朝重视用儒家礼教来熏陶感化各少数民族首领，以增进共识和基于儒家理念的文化认同。唐玄宗曾经颁布“令蕃客国子监亲礼教敕”，强调“庠序爰作，皆分泽于神灵，车书是同，乃范围于天下。近戎狄纳款，日归夕朝，慕我华风，熟先儒礼。由是执于干羽，常不讨而来宾，事于俎豆，庶几知而往学，彼蓬麻之目直，在桑葚之怀音，则仁岂远哉，习相近也。自今以后，蕃客入朝，并引向国子监，令观礼教”^[28]。这符合唐朝以德柔远、以教化人的传统理念。

（三）儒家经典之争

尽管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蕃时均带去大批儒家经典，但是在唐蕃对抗的条件下，如何看待为吐蕃培养贵族子弟，以及是否合适将儒家经典不断输入吐蕃，唐朝上层存在不同看法。唐中宗时，吐蕃使奏云：“（金城）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皇帝制令秘书省写与之。但是，正字于休烈上疏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吐蕃是贼寇，而经籍者，国之典也。“吐蕃之性，剽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于书，必能知战。深于《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于《礼》，则知月令有兴废之兵；深于《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计；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也！”认为求书大概不会是金城公主本人的意思，肯定是那些逃到吐蕃的中原文人的主意，如果不得已要送，就把其中的《春秋》去掉。吐蕃“贵货易土，正可锡之锦绮，厚以玉帛，何必率从其求，以资其智！”^[29]大臣裴光庭有不同见解，他认为，“所请书随事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致也。休烈虽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而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30]。争论之后，主张通过儒家思想感化吐蕃的一方成为主流，且得到皇帝的认可。

敦煌发现的文书中出现了不少汉文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出现了吸收司马迁《史记》“毛遂自荐”的故事，而敦煌古藏文写卷《兄弟礼仪问答》在反映吐蕃社会风俗礼仪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诸多痕迹。^[31]唐朝对吐蕃在儒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开放和开明政策，既有助于唐蕃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关系的确立，也有助于中原与青藏高原、汉族和藏族文化的深入交流，为奠定共同文化基础发挥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