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靺鞨民族源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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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渤海国的主体民族

渤海国的民族构成是复杂多样的,哪一个民族是他的主体民族呢?确立了它的主体民族,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渤海国的主体民族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渤海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从大的方面分有“靺鞨”和“高句丽”之说。“靺鞨说”中有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之别,“高句丽说”中也有纯粹的高句丽人和高句丽化的靺鞨人的不同。我们先从大的方面入手,探究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族还是高句丽族。

一 渤海族属两大说简况

第一种观点是“靺鞨说”。持这一学说的主要是我国的学者,日本和苏联的部分学者也持有此观点。持此说的学者认为。

(1)《新唐书》《旧唐书》等古籍的记载证实了渤海国的族属是靺鞨。

(2)中外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当时的唐人、新罗人、日本人等对渤海也称“靺鞨”。

(3)渤海国的创建者、王室、王族及居民最多的是靺鞨人。

(4)渤海的文化是由勿吉——靺鞨文化演变来的。

第二种观点是“高丽说”(高句丽说)。持此说的主要是朝鲜和韩国的学者。他们认为。

(1)渤海国的创始人大祚荣不是靺鞨人,而是高句丽人。他们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的如下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即“高句丽”。他们认为,所谓“别种”,不意味大祚荣是稍稍有别于高句丽人的某个变种,“别种”不是别的民族,而是同一种族,包含着在族属上的继承关系。

持此观点者还把《新唐书·渤海传》所说的“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的一段,看成是作者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思想的影响,写史时为中国名誉而有所考究。

唐朝曾册封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为“桂娄郡王”,“高丽说”的学者认为,桂娄就是原高句丽的桂娄部的发祥地,因此推断大祚荣是高句丽人。

(2)渤海国的上层社会大部分是高句丽人。“高丽说”学者认为,某一时期的渤海官僚中,有案可查其姓氏者117人,其中大氏占47人、高氏占27人。日本古籍《类聚国史》记载渤海国“其百姓靺鞨多,土人少,皆以土人为村长”。他们认为“土人”是指高句丽系统,所以,渤海的地方官一律由高句丽人充任。赴日使节也多为高句丽人,其中一次派往日本的使团85人,就有26名高姓。渤海亡国后,其后裔在《宋史》《辽史》《金史》《高丽史》中留有姓名者达107人,大氏占48人,高氏占28人。可见高句丽在渤海社会构成中的比重之大。

(3)渤海王室本身所表现的高句丽继承意识。在渤海国派往日本的使团所带的国书上,有“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及“天孙”等词语,说明渤海王室是直接继承高句丽王室血统的家族,并明显表示高句丽继承意识。

(4)渤海的文化继承和发展高句丽文化。渤海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的制作方法及特点与高句丽瓦有共同特征,与高句丽当属一个系统;吉林敦化六顶山的渤海贞惠公主墓是大型石室封土墓,与平壤和国内城附近高句丽统治阶层的墓群样式相似。

上述渤海族属“靺鞨”“高丽”两大说的争论仍在继续。

二 渤海族属“靺鞨说”最具说服力

持“靺鞨说”的主要是我国学者、俄罗斯(包括苏联)学者以及一部分日本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详实的史料、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证。我们认为抓住论证的要点便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关于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到底是不是靺鞨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不是靺鞨族,我们将逐步展开探讨。

在第一节我们看到有关记载渤海国史料的史籍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文献资料首先是《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以及在两书的纪、传、志中的散见渤海纪事,这些是渤海史研究立论的重要依据。对渤海族属持不同说法的学者,主要是对两《唐书》有关渤海纪事的认识和解释不同。

首先,我们认为,新、旧《唐书》的记载证实了渤海国的族属是靺鞨。

《旧唐书》的编纂者们在为渤海国立传时,直截了当地将其称为“渤海靺鞨”,即将“渤海”国和“靺鞨”族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也就是把渤海看作是靺鞨人的国家,这显然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人们的普遍认识。《旧唐书》修成于开运二年(945),离渤海国灭亡才近20年的时间,此记载的可信度极大;同样为渤海国立传的《新唐书》则明确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显而易见,《新唐书》认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是粟末靺鞨人。

其次,大祚荣把建立的政权称为“靺鞨”。

渤海国早期的国号问题存在争论(另章探讨),我们认为是靺鞨。众所周知,渤海这一国号来自公元713年唐廷的册封。大祚荣政权建立于公元698年,从公元698年到公元713年大祚荣政权必定也有国号,这一国号当然是他们自己定的,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当时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称呼,则体现了对他们自我认可和习惯上称呼的认识。

唐开元元年(713),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前往靺鞨国册封第一代王大祚荣,封其“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三个职衔。第二年(714)崔忻回唐,途经都里镇附近的马石山(今辽宁旅顺黄金山)下,凿井刻石为念,从而留下了著名的《鸿胪井栏石刻》三行文字,全文是: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

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

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

文中的“靺羯”即“靺鞨”。这个石刻由于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故史料价值很高。它明白地告诉我们,渤海初期的国号就是靺鞨(鞨是羯之误)。崔忻是去册封大祚荣政权,而其正式官职是“敕持节宣劳靺羯使”,宣劳的对象是“靺羯”,这证实了大祚荣的政权当时的称号是“靺鞨”无疑。这一称号是大祚荣他们自己定的,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新唐书·渤海传》记载:“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就是说大祚荣政权此次得到了渤海的封号,就不再以靺鞨为号,而专称渤海了。这说明渤海国在此之前的国号是靺鞨。以大祚荣为首的建国集团自身有明确的靺鞨族属意识。

有学者对于《鸿胪井栏石刻》的“敕持节宣劳靺羯”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认为这“不过是唐朝为了贬低渤海从单方面称呼为靺鞨的证据而已,所以它绝不可能成为渤海亲自称呼自己为靺鞨的证据”。[12]也有学者对《新唐书》的这条纪事有不同的理解。如朝鲜的朴时亨认为:“很清楚,不管是唐朝所谓册封之前也好,以后也好,渤海人从来没有自称靺鞨人,靺鞨不过是唐人擅自使用,而后又不得不正式废止的称呼而已。这就证明,唐人和渤海人都知道这一称呼包含着轻蔑之意。”[13]韩国的宋基豪说:“该文句的主语并非大祚荣,分明是唐朝。因为大祚荣绝不会自我地把靺鞨这一卑称用作国号。”[14]

按照朝、韩学者的理解,不是大祚荣政权不再自称靺鞨,而是唐朝不再称之为靺鞨了。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这种论断是不能成立的。

大祚荣政权建立之日也正是东突厥势力迅速发展之时,不久东突厥就形成了“东西拓地万余里、控弦之士四十万”的强盛局面,对唐朝构成了相当的威胁。鉴于新的形势,唐朝试图联合大祚荣政权共同对付突厥,至少也要让大祚荣保持中立,于是对大祚荣改变了追讨的态度,转而实行“招慰”政策。接着就有了公元705年唐朝侍御史张行岌前往招慰大祚荣政权。大祚荣也积极响应,遣子门艺入唐宿卫。唐朝了解大祚荣政权的情况及对唐的态度之后,就准备派使臣册封大祚荣,只是因为契丹、突厥阻塞道路,才延迟至公元713年成行。由此可见,崔忻此行是为了拉拢大祚荣,主观上绝不可能有意要使用刺激性的字眼。这个“靺鞨”一定是大祚荣自称,而不是唐朝有意的蔑称。而且唐朝已经派遣张行岌去过一次大祚荣政权,了解了其国号,靺鞨也不可能是因不了解情况所致的误称,因此,靺鞨就是大祚荣政权当时的称号。

最后,中外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当时的唐人、日本人、新罗人等也称渤海为“靺鞨”。

唐朝人当时认为大祚荣政权就是靺鞨国。

大祚荣政权不但自称靺鞨国,周边各政权也清楚大祚荣集团是靺鞨,渤海国就是靺鞨国。首先,唐人对此十分清楚。除《鸿胪井栏石刻》外,很多唐人当时的记述也称渤海为靺鞨。如第一节我们提到的唐代的典章制度集《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始修,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成书。《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记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远蕃靺鞨、渤海靺鞨、室韦……各有土境,分为四蕃焉。”[15]这是在大祚荣建国40年、唐朝册封靺鞨国为渤海后的第25年记载的。正相当于渤海早期,对渤海的情况而言,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很高。文中的渤海靺鞨,“渤海”指的是国号,渤海是靺鞨的修饰限定词,靺鞨是族名,是中心词,意为称作渤海国的那一支靺鞨,与远蕃靺鞨并列,既有所区别,又都是靺鞨的一支。鉴于唐在25年前册封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大祚荣改国号为渤海,这期间渤海与唐频繁交往,使当时的唐廷对渤海国是什么民族建立了解的清楚和确切,绝不可能出现误记。因此,《唐六典》记其为“渤海靺鞨”必为可靠的记述,其真实性毋庸置疑。由此可见,在唐人的眼中,渤海是靺鞨人的国家。

除《唐六典》外,成书于8世纪末期的《通典》的记载也提供了这方面的史料。《通典》由唐朝杜佑(735~812)撰,共200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朝鲜学者朴时亨先生曾提到“最早记载渤海的中国文献是《通典》,它是唐朝中叶两国对峙时期(785~804)编撰的。《通典》只在《州郡典》里用了一次‘渤海’的称号,其余一律用‘靺鞨’二字”[16]来称呼渤海。朴先生“最早”之说不够准确,但是,他认为《通典》里以“靺鞨”来称呼渤海国的认识是正确的。该书卷一百七十二记载:“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17]在该书卷一百八十六里又记载:高句丽灭亡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土尽入于靺鞨,高氏君长遂绝”[18]。渤海国建立后,吸纳了很多高句丽的遗民并占有了原高句丽领土的大部分,所以这里提到的靺鞨无疑就是渤海。因为有《旧唐书·靺鞨传》佐证“其白山部素服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于中国。泊咄部、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故《通典》中提到的这个“靺鞨”,只能是“渤海靺鞨”即渤海国。这就进一步证明,当时的唐人确把渤海国称之为“靺鞨”。

当时的日本人称渤海为靺鞨国。

与渤海隔海相望的日本也称渤海为靺鞨或靺鞨国。据日本古籍《续日本纪》卷八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正月丙子条记载,当时的日本朝廷曾派“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这一条史料与日本的考古发掘相互印证,1666年,在日本的宫城县多贺城出土了“多贺城碑”,上有“多贺城……去靺鞨国三千里”的字样,碑文末尾有“天平宝字六年十二月一日”,是知,该碑立于公元762年。此时是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渤海与日本的交聘次数较为频繁,渤海先后有杨承庆(758)、高南申(759)、王新福(762)等三位渤海大使率团聘问日本。日本也有遣渤海使玲璆(760)、高丽大山(761)率团报聘渤海。两国交聘使知道这一段路程的距离,更清楚渤海是靺鞨人建立的,而“从今天日本的多贺城出发经由日本海直达当时渤海国的都城,即今天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恰为三千里的距离。这与碑文所记‘去靺鞨国界三千里’的记载相合”。[19]碑文上的“靺鞨国”与《续日本纪》中的“靺鞨国”都是渤海前期当时的记事,从而证实了当时的日本人把渤海国看作靺鞨人的国家。

新罗人也把渤海看作是靺鞨人的国家。

新罗人也称渤海为靺鞨。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三十二年(733)秋七月,唐玄宗以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遣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归国。仍加授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发兵击靺鞨南鄙。”这段记载与新、旧两《唐书》的《渤海传》所记相同:开元二十年(732),渤海王大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唐之登州。两相对照,可知唐遣新罗人金思兰回国发兵助唐击靺鞨。由此可知,当时渤海的近邻新罗称渤海为渤海靺鞨或靺鞨。

更有新罗人崔致远则直接地指出了渤海国的来源:“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丽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丽内徙。其首领乞四比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20]崔致远是新罗有名的文士,这是他代新罗国王向唐廷呈现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的一段叙述。缘由是:唐乾宁四年(897),在唐朝的朝贺仪式上,入唐贺正的渤海王子大封裔上书唐廷,要求将渤海在朝会中的位次排到新罗之前,即“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唐朝皇帝没有允许,称:“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惯,准此宣示,当蕃宿卫院……”新罗依仍旧惯坐在渤海使的上席。第二年,崔致远写了《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以感谢唐朝皇帝没有允许渤海席位上升的要求。

《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代表的是新罗王廷的意见,也即新罗官方的看法,它准确地指出“渤海之源流”来自“靺鞨之属”,就是说渤海国是靺鞨人建立的。

既然大祚荣政权在接受唐朝册封渤海这一国号之前以靺鞨为号,而周边的唐、日本、新罗也都称其为靺鞨,所以,渤海族属靺鞨说是完全能够站住脚的,就是说,渤海的主体民族就是靺鞨族。


[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第129~130页。

[2] 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3页。

[3]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16页。

[4] 《新唐书》卷二一九《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第6178页。

[5]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第5360页。

[6] 《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第6180页。

[7] 魏国忠、朱国忱、郝庆云:《渤海国史》,第219页。

[8]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第72~98页。

[9] 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0] 张碧波:《唐代渤海兴起史研究自选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第237~238页。

[11] 张碧波:《唐代渤海兴起史研究自选集》,第237页。

[12] 韩圭哲:《渤海对外关系史》,新书苑,1994,第58~59页。

[13] 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载《渤海史译文集》,李东源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86,第16页。

[14] 宋基豪:《渤海政治史研究》,一潮阁,1995,第71页。

[15]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第129~130页。

[16] 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第17页。

[17] 《通典》卷一七二《州郡二·序目下·大唐》,岳麓书社,1995,第2343页。

[18] 《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东夷下·高句丽》,第2621页。

[19] 王禹浪:《黑龙江流域与日本东北及北海道的古代文化交流》,《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

[20] 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载孙玉良编《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