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研究的两岸互动与学术坚持

陈支平

要深入开展台湾历史研究，加强与台湾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吸取和借鉴台湾学界的研究成果，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台湾的史学传统，早先的学者传承于祖国大陆，可谓一脉相承。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对于台湾史学界的影响逐渐扩大，在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下，台湾的历史学界有了比较深厚的学术积淀，形成了一支学术素养相当扎实的研究队伍。在另一方面，“台湾史”是一门以台湾区域为研究核心的专门史——“区域史”，在文献资料的形成和积累方面，台湾自然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许多文献资料为大陆所欠缺，更不要说深入开展田野调查来搜集民间社会的各种资料了。正因为如此，全方位地加强与台湾历史学界的联系互动和合作创新，愈加显得重要和刻不容缓。

然而由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存在着政治上的歧见，台湾史学界中的一部分学者，在从事历史学研究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政治偏见的某些干扰。如在20世纪下半叶，台湾的不少历史学家对于大陆历史学界的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以及社会结构问题的讨论，冷嘲热讽，甚至横加指责，失去了从事学术讨论的基本尺度。

“台湾史”作为一个“区域史研究”的专门领域，在台湾岛内兴盛的时间相对较晚。虽然说早在百年之前，已经有连横的《台湾通史》问世，但是在这之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台湾岛内关于“台湾历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受到重视，主流的台湾历史学家们，基本上还是以研究中国历史为正宗。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史”研究突然成为热门，研究“台湾史”的公私机构纷纷成立，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涌现出来。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史”研究在台湾岛内兴起并且迅速成为“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台湾岛内政治本土化倾向的凸显，更有甚者，随着这一时期“台独”运动的蠢蠢欲动，许多“台独”分子把研究“台湾史”作为推行“台独”运动的一种文化手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兴盛受到一部分政治因素的干扰是可想而知的。一部分有政治偏见的所谓学者以从事学术研究的名义，对台湾历史研究进行了许多具有政治性目的的篡动。大者如把“台湾史”排除在中国史之外，把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史称为“外国史”。小者如把清朝称为“清国”，把清朝的台湾历史称为“清治时期”，把日本侵占台湾的“日据时期”称为“日治时期”，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光复称为“国民党政府进入台湾”或“外省人进入台湾”。诸如此类，虽然仅有个别用字之差，却完全体现了把中国历史与台湾历史割裂开来的险恶用心。

近三十年来台湾岛内对于“台湾史”研究的兴盛，自然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然而遗憾的是，大陆的少部分学者对于台湾“台湾史”研究中的某些“台独”的政治化偏见，缺乏应有的鉴别意识。在近年大陆出版的少量“台湾史”研究论著中，竟然照搬诸如“清治时期”、“日治时期”的用语，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某些人的政治圈套。再如，一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寻求台湾与祖国大陆互不相干的所谓历史依据，这些年来大肆炒作“南岛语系”和“南岛语族”的所谓学术研究，把台湾本岛说成是“南岛语系”和“南岛语族”的中心发源地。本来，“南岛语系”和“南岛语族”确实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台湾少部分人借此研究来炒作台湾与大陆互不相干的用心，确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但是同样让人遗憾的是，大陆的少量学者，对此研究十分欣赏，亦步亦趋，丧失了自我的学术立场。

最让我不可理解的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管理阶层，居然也会忘记自己的立场，在客观上附和了台湾岛内的这种学术研究的奇谈怪调。台湾的“高山族”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确认的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最近这些年来，台湾的“高山族”研究，为了强调台湾本土的主体性，以及适应选举政治的需求，“高山族”已经变成9族以至于15族了。这众多的分支，实际上不过是“高山族”涵盖之下的不同部落而已。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确认的“高山族”并没有过时，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学术坚持和政治坚持。但是近几年来，据说相关部门不知道是哪位领导决定下发一个文件：今后凡是出版台湾高山族相关的书，都不能用“高山族”这个名称（词），要叫“台湾少数民族”。我认为这种决定不仅是十分草率的，同时也让研究高山族的学者无所适从。现在我们单位的同事要出的书，书名本来叫作《台湾高山族研究》，出版社就是没有人敢答应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所郝时远所长曾经用的是“台湾原住民”这个词，现在好像也不行了），最后只好无奈地起名叫《台湾少数民族》。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来台湾岛内的“台湾史”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学术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去吸收借鉴，从而促进我们的“台湾史”研究。但是这种吸收和借鉴，必须秉持着我们自己应有的学术立场。假如因而丧失了自我的学术判断能力，那么这种学术交流将是毫无意义甚至有害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