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研究理论、方法与趋向”笔谈·
台湾史研究的史观问题[1]
陈孔立
两岸史学界都有一部分学者正在从事台湾史研究，由于两岸社会制度的不同，彼此之间存在不同的史观，那是必然的，不足为奇。由于史观的不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看法：各自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对方的观点则有问题。这样，在两岸交流过程中，只能各说各话，无法产生交集，很难取得共识。因此，要推动台湾史研究和交流，就必须对双方的史观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解分歧的所在及其原因，找到关键问题，进而展开对话，在交流的过程中寻求解决分歧、取得共识的途径，推进台湾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一 台湾史学界存在不同的史观
早在1996年台湾的《历史》月刊就编辑过一本“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专辑，邀请台湾和大陆五位学者（王明珂、陈芳明、陈映真、陈其南、陈孔立）参加笔谈。编者指出，近年来台湾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并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不同的认知取向所建构的‘台湾史’，却呈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观念的分歧不仅反映在学术界的众说纷纭，同时在某些层面上，也是现实政治的投射”。编辑这一专辑是“希望通过几个不同‘台湾史观’的深刻论述与思考，让我们来共同关心这块土地的问题和未来”。显然这里所说的“台湾史观”不是一个共同的观点，而是指对台湾史研究的各种观点。[2]
在这一专辑中，五位学者都发表了各自不同的“史观”。
王明珂指出：“近年来愈来愈多‘骄傲的中国人’，变成‘骄傲的台湾人’。现实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是这种认同变迁背后的驱力，而历史记忆与失忆则是推动认同变迁的工具。”
陈芳明则提出他的“后殖民史观”。他指出，荷据、明郑、清朝是封建殖民时期，日据是现代殖民时期，战后（国民党统治）是“再殖民时期”，1987年解严以后是“后殖民时期”。他把台湾历史看成是一部殖民史，并且要用这种史观来研究台湾史。他认为“国民党史观”与“中共史观”则“极力避开触及台湾的殖民经验”。
陈映真主张用“社会史观”解读台湾历史，他把台湾社会分为几个阶段：荷据时期的殖民地社会、明郑时期的豪族封建社会、清代前期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据时期的殖民地社会、“1945年台湾组织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两岸统一”、1950年美国全面介入台湾事务“使台湾沦为新殖民地，而两岸分断分离”。他还明确指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自来独立的社会或国家。因此，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中，台湾的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斗争，就不是恢复原未曾存在的独立这样一个问题，而是祖国复归的问题。”
陈其南指出，台湾史研究无法摆脱政治立场的纠葛，他批评台湾学者有的强调台湾历史经验的本土性和特殊性，“有些论著更是清楚地在为台湾的政治独立寻求历史研究和学术理论的根据”；也批评大陆学者“几乎毫无例外地笼罩在统一论的民族主义旗帜底下。符合这样一个目的的任何史实和论证不但不会被遗漏，而且被一再强调。至于那些可能唤起台湾历史经验中的独特性和不同政治立场的解释，如果不是加以忽略就是否认其意义”。他自己的观点则是：“台湾社会基本上仍然是中国或汉人社会，台湾人不论如何强调其本土意识，在历史文化上仍无法否定此一事实。”
陈孔立的观点是：“台湾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全国的历史有着共同性；但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它的历史也必然有其特殊性。如果只强调共同性，而忽略其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台湾的现实；如果只强调其特殊性，而忽略了共同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两岸关系和当前的两岸关系，也无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台湾的前途问题。”
显然，十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不同的史观，根据陈芳明的看法，那时“真正的台湾史观”尚未建立，“而中华民族主义的‘中原史观’、‘帝王史观’、‘国民党史观’、‘共产党史观’，至今仍然还渗透于台湾历史的研究之中”。[3]那么现在的情况呢？
台湾的历史学者张隆志提出这样的看法：“1980年代台湾史研究可溯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日本殖民地研究、战后以来的中国边疆及地方史研究，以及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区域研究等多重知识传统。”此外，战后海外反对运动及岛内民主运动的台湾史论述，则包括史明与王育德等“台独”运动者所撰写的台湾历史，党外运动杂志所体现的台湾历史意识与本土史观，但也出现了“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论争。他认为提倡“台湾中心观点”，即以台湾岛屿及人民历史为主要问题意识的研究取径，是当代台湾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学者抱持不同政治立场与理论观点，台湾史学界呈现出多元异质的现象。“由于族群及国族认同问题，因解严后台湾岛内、两岸及国际政治情势的转变而更加政治化，台湾史成为政党和媒体的论争场域。”[4]他没有明确指出有哪些不同的史观，但却明确指出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在史观上得到反映，而史观则体现了“国族认同”的问题。
台湾的政治学者张亚中从政治的角度论述两岸不同的史观，并且明确地给予“定性”。他指出：“两岸现有的史观包括国共两党所共有的‘内战史观’、‘统一史观’，以及台湾所独有的‘台独史观’与‘偏安史观’。”他从政治角度研究“台独史观”与“偏安史观”的形成与发展。他指出，从“台独史观”到“分离史观”是民进党与李登辉的成果，提出“两国论”、“一边一国”、“同心圆史观”以及“认同‘台湾主体’与认同‘中国主体’，两种价值观是无法和解而共生”等等主张，极力推行“分离史观”。国民党的“分治史观”变质为“分离史观”，国民党“中华民国在地化”的“转型史观”就是“独台史观”，如果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偏安史观”。[5]尽管张亚中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分析不同的史观，但实际上在当代台湾史研究中确实可以看到这些史观的存在与较量。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例如，过去的“反共史观”已经由充满悲情的“反中史观”所取代。这个史观主张，台湾历经外来政权统治，民主化后理所当然应由所谓本土政权当家做主，对外力抗对岸的“中国”，对内排斥其他政党及族群。[6]还有“统派史观”、“皇民史观”、“以世界史为框架的史观”等等说法。台湾史研究专家许雪姬从史学角度归纳为两种立场、两种史观，她说：“因受台湾政治气氛的影响，学界至今仍存在‘以中国看台湾’与‘以台湾为主体看四邻’这两种立场与史观互争的现象，此为台湾史研究难以避开的政治难题”。[7]
我个人认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史观方面，还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台独史观”，另一种是“台湾史观”。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台独史观”是一种政治主张，在台湾史研究上表现为“同心圆史观”、“后殖民史观”等等，他们强调“台湾主体”，目的是“突显台湾与中国之别”，“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庸’的认识方式”，“脱离中国的规范”，“脱中国化”。他们主张“把台湾史作为国史”，“中国史作为外国史”。“台独史观”已经在台湾史研究、教科书编撰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台湾史观”是一种学术主张，一般不涉及政治，不愿意让政治干预学术，“无意卷入统独之争”。他们也主张“台湾主体”，强调“以台湾人的立场”研究台湾历史，做出评价。根据这种观点，他们对不同时期的台湾历史做出不同的定位：荷据以前，台湾史是以原住民为主的历史，澎湖史则是元明两朝的地方史；荷西时期，台湾史属于外国史；郑氏时期，台湾史是“国史中的国别史”；清朝时期，台湾史是清廷的地方史；日据时期，台湾史属于外国史；光复初期（1945～1949年），台湾史是中国的地方史；“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1949年迄今），台湾史是“国史中的国别史”。这种主张，从表面上看是客观的，对所有的统治者一视同仁，但实际上它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即台湾主权的归属问题。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台湾方面对台湾史的研究存在各种不同的史观，相互之间存在分歧，而这些史观与大陆学者的分歧更大。因此，史观问题是从事台湾史研究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的史观？不同史观的关键问题何在？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 史观问题归根结蒂是认同问题
在台湾史研究方面，两岸现有不同的史观都是与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大陆坚持两岸统一的立场，在史观上必然认定“台湾史是中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台独”势力主张“一边一国”、“独立建国”，在史观上则力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去中国化”；有些人主张“维持现状”，在史观上则强调“台湾主体”、“台湾中心”，淡化和模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张亚中在谈论史观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见解，他认为“史观”是“论述”的基础，“论述”是“政策”的依据，“政策”的实践又会强化“史观”的认知，三者之间有着因果关系。[8]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从史观与政治的关系必然引出认同问题，许多研究历史与教育的台湾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问题。王汎森指出：“不同的历史教科书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历史世界，而历史知识之不同亦大幅影响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与政治抉择。”[9]刘阿荣认为“台独”的“去中国化”是“将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及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转化成为台湾文化或隐含的‘台湾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10]王晴佳指出：所谓认同本土，在实际的层面上，也就意味着要认同台湾。所谓从人民立场出发，就是认同台湾的历史是台湾人的历史。“台湾史教学与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反映了台湾人历史、认同意识的转化，同时这些教学与研究的开展，又促使台湾民众与知识界更深入地考虑认同的问题。”[11]蔡笃坚指出，研究口述历史，是要“勾勒出与台湾认同发展相关的视野”，“开创台湾认同的定位”。[12]陈翠莲在《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一书中，描绘了从战后初期台湾人认同祖国，到“认定台湾与中国的差异、我者与他者的区别”，直至“国族认同”的转变过程。[13]宋佩芬等则认为历史教科书从“国编本”到《认识台湾》再到“一纲多本”，“台湾史的诠释转变，并没有改变台湾借由教育，以国族历史形塑国家认同的本质”。[14]
总之，台湾许多历史书籍力图“强化台湾认同”，“建构台湾国家认同”，独派学者明确提出“台湾史才是国史”，[15]近年来中小学的历史教育也在这个方面产生影响。“事实上，改变台湾青少年的历史认同与国族认同，从小学历史教育即已着手，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通过历史教育，让青少年意识到台湾史是我们的历史，中国史是中国人的历史，进一步意识到我们是台湾人，台湾的历史才是我们的历史。在本质上，这已经不是教育改革，而是‘国族认同’的改造了”。[16]
政治学者张亚中更明确地提出：“史观不同，认同则必然相异。同样的，去其认同必先去其史观。”“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是绿营用来建构一边一国认同的工具”。[17]杨开煌也指出：所谓“台独史观”是指那种企图以台湾的史料来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以便为“台独”政治主张寻找证据和历史合法性的一种解释台湾历史的观点。他们企图“掌握台湾历史的解释权，只有透过历史，才有可能去塑造新的认同，才有可能将反中国的斗争长期延续”。[18]大陆学者张海鹏所写的《关于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与台湾史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也敏锐地观察到在台湾史研究中“认同”问题是一个关键。[19]
三 对“认同台湾”要做具体分析
所谓认同问题，就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在台湾，关键就是“认同台湾”还是“认同中国”的问题。这里存在四种可能：一是“认同台湾，不认同中国”；二是“认同台湾，也认同‘中华民国’”；三是“认同中国，不认同台湾”；四是“认同台湾，也认同中国”。
对大陆学者来说，关键是如何理解“认同台湾”的问题。“台湾认同”一方面是对“我者”的归属感，另一方面则是对“他者”的区隔，而这“他者”就是“中国”，因为国际上认同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有人认为认同台湾人，就是不认同中国人，是对中国的背叛，就是“台独”；有人则认为认同台湾人只是与认同“中国大陆人”相区别，表明二者有不同的特点，并非与“中国人”处于敌对关系，认同台湾不等于认同“台独”。
关于“台湾认同”要做具体分析，至少要考虑以下几点：第一，生活在台湾的环境中，认同台湾是正常的现象。大家都住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都受到台湾现有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的影响，大家都经历过台湾近几十年的历史，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大家都生活在台湾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下，有共同的生活经验。这一切都影响到台湾民众对台湾这块土地有“归属感”，也把他们与不是生活在台湾环境下的人（大陆人）区别开来。第二，认同台湾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态度，或者说认同台湾主要是一种社会认同。目前台湾多数人选择维持现状，那些以认同台湾来与中国对抗、主张“台独”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认同台湾不等于认同“台独”，同样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台湾史观”不等于“台独史观”。第三，认同台湾与认同中国不一定对立。生活在台湾，认同台湾，要建立台湾命运共同体，这是正常的。如果生活在同一地区、同一社会制度下的台湾民众都不能认同和尊重自己所属的“台湾人”群体，他们怎么可能接受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大陆人”群体并形成“中国人认同”、建立起命运共同体呢？所以，“只能认同中国，不能认同台湾”、“必须抛弃‘台湾认同’，而以‘祖国认同’来取代”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台湾已经有不少人主张台湾应当建立“双认同”，即“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还有人提出“双重认同”、“共同认同”、“两岸认同”、“重叠认同”、“整个中国认同”、“两岸人民的认同”等等，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值得研究。
现在认同“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占40%左右，加上认同中国人的已经在四成以上。换句话说，有四成以上不排斥、不放弃“中国人认同”。在民族认同方面，大约有八成认同“中华民族”，约有六成认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方面，大约也有七八成认同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青年一代也有不少人存在“双重认同”的意愿。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发展，两岸人民在友好合作方面将建立美好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以往排他性的认同就有转化为双重认同的可能。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来看，“双重认同”是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的一种取向，实现双重认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这种建立在新的关系基础上的双重认同不会是自然形成的，需要经过两岸双方共同努力消除种种障碍，有意识地、有计划地共同去建构。[20]所以，不要害怕认同上的差异，而要努力建构新的认同，在这个方面，两岸台湾史研究者可以通过交流与对话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 要开展平等的对话
两岸学者在台湾史研究方面存在不同的史观，对具体历史也有不同看法，如果各自坚持自己的史观，就无法开展对话。对于大陆学者的观点，台湾方面很可能视之为“中共史观”，一概拒绝，而台湾学者的观点，大陆方面很可能认为是片面的“台湾史观”甚至是“台独史观”加以批判，或是“各讲各话，永无交集”。这不是两岸交流的正确态度。
台湾学者杨渡指出：两岸对于1949年以前的共同历史，或国共内战的历史，实际上也有歧异，因为对于过去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国民党写国民党的版本，共产党写共产党的版本，以致两岸对历史的解释很不一样，对历史真相所注重的点也不一样。因此，如果对过去共同历史的认知都不一样，或者认识不足，两岸要真正地了解对方，或者形成共识，就会有相当大的难度。[21]陈福裕也指出：“多年来我在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工作过程中，两岸在历史解释上的不同（例如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角色和贡献），就经常成为台湾青年在国家认同上的障碍。因此，要正确处理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首先就要正视两岸在近代化过程中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并且通过这种对差异性的理解和包容，为一百多年来，两岸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追求民族生存、发展与复兴的奋斗过程，书写出民族的共同篇章。”[22]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岸在历史解释上的不同会导致认同上的障碍，抗日战争史如此，台湾史也是如此。所以，我想有必要针对两岸在台湾史解释上的不同，以及“两岸在近代化过程中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展开平等的对话，争取做出能够互相理解和包容的解释，这可能是两岸台湾史研究交流中的一项值得重视的工作。
我认为两岸台湾史研究在史观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长期形成的一些并不正确的“固化的观念”和“既定的结论”，因而对台湾史的解释存在许多差异，这需要双方做一番整理与反思，选择一些重要问题，深入研究，展开对话。
就大陆方面来说，在历史研究和教学方面就有不少“固化的观念”和“既定的结论”，诸如“大一统”、“五阶段论”、“起义模式”、“变法模式”等等。[23]这些观念是否正确，大家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也涉及对台湾历史事实的看法，葛剑雄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谭其骧）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24]同样的，有人为了论证“自古”的观点，竟然说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州”，把“夷洲”说成是临海郡的“一个州”，我曾经写过文章批评这个错误。[25]此外，有人说元代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辖台澎地区”，实际上巡检司的巡检只是一个最小的官，九品或从九品，澎湖36岛都管不了，怎能管辖整个“台澎地区”？这说明“自古”的说法并不准确，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表示：“严谨的学术语言应当与政治语言有所不同”。
同样的，我们常说的“台湾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句话也值得推敲。1895年以前的台湾史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1895年后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它的历史就很难说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了。陈福裕指出：“中国大陆从乙未割台之后，走过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最后在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基础上，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自力更生地走向今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道路；台湾则在日本殖民统治、战后新殖民体系的附庸性发展下完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积累，最后在后冷战时期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26]是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史经历过中华民国的建立、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历史过程台湾都没有参与，台湾史怎能成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呢？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台湾史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国史的一部分。当然，即使在日据时代或战后，台湾的历史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导致台湾光复，近几十年来两岸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就是一个证明。但“一部分”的笼统说法毕竟是不够贴切的，需要研究出一种更加准确、更有说服力的提法。
台湾方面也有“固化的观念”，例如，有不少台湾史的论著和教科书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近代化建设”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有所谓“糖业王国”、“米糖王国”、“糖业现代化”之类的说法，对于“近代化的民生设施”，用“交通的整顿、电子资源的开发、新式教育的建设、发展米粮经济、灌溉埤圳的整顿、嘉南大圳的贡献、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金融环境的革新、财政的独立自主”等等话语全面歌颂日本殖民者的功绩，却不提及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及其对台湾民众的伤害。这样的史观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在台湾也有不同的意见。
两岸在具体历史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看法。大陆肯定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有的学者也有同样看法，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能说“收复台湾”的问题，只能说是“攻占台湾”或“进取台湾”。[27]对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动机也有不同看法。[28]对于郑成功的评价，一方面出现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都把他称为“民族英雄”的情况：日本人把他当作“日本民族的儿子”，认为“日本血统赋予郑成功尚武精神和勇气”，使他成为“伟大的武士”；“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从郑成功抵抗大陆敌军的故事和他跨过海峡光复失地的渴望中吸取了灵感。作为三军统帅，蒋介石自己有时候也被称为现代郑成功，但是台湾显然想要避免郑氏家族的命运”；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把“郑成功称作中华民族的英雄，这是为了纪念他英勇地从荷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中‘收复台湾’。他的丰功伟绩是‘爱国主义历史’叙述中的关键部分，这种叙述给郑成功反帝国主义者的身份提供了证明”。[29]另一方面，也有分歧：“对荷兰，郑成功乃残暴者。对大清帝国，郑成功由逆臣渐变为御外英雄。对日本殖民当局，郑成功展现大和魂，其节操源自母系日本血缘。而蒋介石，视郑成功为志在‘光复大陆’之复台英雄。对北京当局，郑成功又为驱逐外国势力，收复台湾回归中国之英雄。现今，台湾主体论者，则有外来政权之质疑”。[30]民进党在这个方面看法有过一些变化：“以前民进党尚未执政前，因为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都’，郑经又将东都改为‘东宁’，自称‘东宁王国’。当时英国人还称他为‘台湾王国’或‘福尔摩莎王国’，所以把他当作‘台独’的象征。但如今面对大陆的崛起，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对岸，当权者在政治上为了教导人民‘仇中恨中’（戒严时代叫做‘仇匪恨匪’），于是他又变成了讨厌的‘外来政权’。”[31]最近民进党人士许添财表示：“因为有郑成功，在东南半壁维护了海权，当时明末清初这样脆弱的社会阶段，才不至于被西方霸权所侵占。”他指出，郑成功文化中的国际精神、开拓精神、和平精神非常值得借鉴。[32]看法与以往不同。
总之，两岸存在不同的史观，这就影响到对具体历史的不同看法，类似这样的问题，应当可以通过两岸的交流，得到切合实际的处理。因此，为了提升台湾史研究的水平，两岸学界有必要建立台湾史研究的交流平台，先进行广泛的交流，畅所欲言，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加以整理，有步骤地开展平等的对话和交流，相信这对双方都会有好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1]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海峡两岸历史文化教育中相互认知、表述、态度及影响研究”（13JZD003）的阶段性成果。
[2] 《“两岸对峙下的台湾史观”专辑》，《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3] 陈芳明：《探索台湾史观》，自立晚报社，1992，第25页。
[4] 张隆志：《当代台湾史学史论纲》，《台湾史研究》第16卷第4期，2009年12月。
[5] 张亚中：《建立两岸共同体史观（一）：现有史观的问题在哪里》，《中国评论》2010年11月号。
[6] 苏起：《台湾的历史与地理》，《联合报》2010年9月2日。
[7] 《战后史观与台湾史研究演讲侧记》，203.68.236.93/doc/discuss/taiwan/1010309-01.doc。
[8] 张亚中：《建立两岸共同体史观（一）：现有史观的问题在哪里》，《中国评论》2010年11月号。
[9] 王汎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思想》杂志2008年第5期。
[10] 刘阿荣：《全球在地化与文化认同——台湾文化认同的转化》，载《全球在地文化研究》，桃园：元智大学通识教学部，第123～129页。
[11] 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麦田出版社，2002，第118、123、126页。
[12] 蔡笃坚：《口述历史实践与台湾认同发展》，http：//wenku.baidu.com/view/8a7ce94669eae009581b-ec77.html。
[13] 陈翠莲：《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第373、382～384页。
[14] 宋佩芬等：《台湾史的诠释转变》，《教育科学研究期刊》第55卷第3期，2010年。
[15] 《学者：台湾史才是国史》，《自由时报》2010年2月27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feb/27/today-life9.htm。
[16] 《台湾历史课纲涉大是大非》，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10-12-26。
[17] 张亚中：《异化的史观与认同：从我者到他者》，《中国评论》2012年4月号。
[18] 杨开煌：《透析“台独”史观，解构“台独”教育》，http：//www.huaxia.com/zt/2001-19/32997.html。
[19] 张海鹏：《关于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与台湾史主体性问题的思考》，http：//jds.cass.cn/Item/523.aspx。
[20] 参阅陈孔立《台湾民意的三个层次》、《从“台湾人认同”到双重认同》，《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1、4期。
[21] 杨渡：《台湾最大优势 深厚中华文化底蕴》，http：//www.huaxia.com/jjtw/rdrw/2010/01/1721013.html。
[22] 陈福裕：《从文化认同过渡到国家认同的契机》，引自张方远编《高中历史课纲烽火录》，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第234页。
[23] 王晓渔：《历史教科书的两个怪圈和两种叙事》，《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
[24] 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
[25] 参阅陈孔立《夷洲非“夷州”辨》，《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
[26] 陈福裕：《从文化认同过渡到国家认同的契机》，引自张方远编《高中历史课纲烽火录》，第232页。
[27] 知乎：《郑成功收复台湾，还是攻占台湾》，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126670。
[28] 参阅孔立等《郑成功评价的方法论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9] 《经济学人：如何纪念郑成功》，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531135-1.shtml。
[30] 辛在台：《郑成功盖棺难定论》，《自由时报》2007年5月10日。
[31] 管仁健：《郑成功为何要屠杀荷兰牧师？》，http：//go.paowang.net/news/3/2006-10-17/20061017234442.html。
[32] 《许添财赞郑成功维护海权》，http：//paper.takungpao.com/html/2013-01/27/content_5_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