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清史研究
清代前期的实物分租制[1]
实物分租制，是每一个从旧中国过来的人都曾经耳闻甚至接触过的问题。但在清代，它究竟在哪些地区流行？它有什么样的具体形态？有哪些因素影响分成的比例？是什么原因使得它长期延续？它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它有些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尚未见专文论述。最近我们研究乾隆朝的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小有收获，特撰此短文，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
实物分成租是我国封建社会地租比较原始的形态，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岁月里，它一直是居主导地位的地租形态。虽然在明代中叶以后，定额租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直到清代前期，实物分成租制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流行于全国各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地租形态。
过去，一般都认为，北方因为生产力较低下，实行的是实物分租制，这是没有多大分歧的。需要稍作补充的是，在清朝“龙兴”之地的东北广大地区，也有实行分成制。例如，乾隆五十三年的刑科题本记载，奉天府兴京厅，佃农王世广、郑风来“分种姚可顺地亩”，自出工本，“秋收后，姚可顺得四分粮食”，“王世广和郑风来每人得三分”，共计六分[2]。这就是主佃按四六比例的分成制。
过去一般还认为，南方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因而实行的是定额租制。这种看法与历史实际出入较大。南方各省的情况并非如此，云、贵、川等边远地区自不必说，即如最先进的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部分生产力较高的地区，也普遍流行实物分租制。例如，广东清远县，佃农熊奇毓租种朱朝相“土名龙潭、调石二处税田六亩”，“议明收割时对半均分”[3]。广西藤县，李柱积租种林尚炽家的公共祭田，“议定每年到田分割”，“向来是一总割倒，数分禾把”[4]。湖南兴宁县，“禁恶佃占田示”曾说该县是，“或临田均分，或认纳租谷”[5]，说明分成制是该县的主要地租形式之一。江西崇义县，何乾州垦殖佃管刘佐廷山场一处，“将杉木二十株卖与黄达上，得钱一千四百文”，“欲照乡例二八抽分之数，许给刘佐廷租钱二百八十文”[6]。福建南靖县，吕亦林在雍正九年租佃陈时敏山场一片，“栽种杉苗，立约俟长大时，与陈时敏对半分卖”[7]。安徽霍邱县，刘传“佃种雍如成继父雍建圻田种十三石，每年租谷议定平分”[8]。浙江萧山县，孔思有佃种孔圣章田三亩，“议明稻谷成熟，与他对分”[9]。
在当时农业最发达的江苏省，分成制的比重也是相当大的。下述三条材料，很能说明实物分租制在当地流行的情况。一条说的是苏北的徐州地区，“徐州府属通例：收成所获，业佃均分”[10]。一条说的是南京周围的上元等二十八州厅县卫，该地是“业户出田”，“出种子庄房，佃出牛力人工，岁收租子各半均分”[11]。一条是说江北扬州府属的甘泉县，陈可立佃种林正资田地，“历年都是……看稻分租”[12]。这些材料表明，在江苏省江南江北大片地区，分成制仍然是很盛行的。
在南方各省，分成制的这种广泛性还表现为，在同一地区内，它几乎都是与定额租制同时并存的。例如，在广东清远县，存在着定额租制，在乾隆刑科题本档案里，有田主罗连富的一份供词，其中写到：“因父遗土名蜡坑等处税田二十六亩八分八厘八毫零，乾隆十四年间，江永隆同他侄子江裔均、江亚端向小的批佃耕种，交过批头银三十三两，说定每年纳租谷三十五石，写的批帖，交给永隆们承种”[13]。这每年纳租三十五石，就是定额租制。但这里同时也实行分成制地租，前引熊奇毓承耕朱朝相的税田，“议明收割时对半均分”，就属于分成制。福建南安县，也同时存在着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该县民“蒋表有田一段，向系马全堂弟马愈佃耕，年纳租谷二石”[14]。这属定额租制。而该县民“傅疑似有田一丘.向给许燕族弟许丙耕种”，以后又“把田转给何远代耕，六月十八日，何远因早稻成熟，来叫业主同去分收”，并且“向来收租都是主佃对分”[15]。这又属分成租制。安徽霍邱县，该县民谈习五佃种“张乐彩家十石种的田，讲明每年给他三十石租谷”[16]。这是定额租制。而田主李珍岊有庄田一分，“招佃孙敬修揽种，其租四六估分”[17]。这又是分成租制。湖南华容县，胡志成有田二十六亩，佃与严准南耕种，“每年议纳租谷二十六石五斗”[18]。这是定额租制。而何必爵“借严开富一丘田种麦”，自出种子，收获时何必爵“得七分，严开富得三分”[19]。这又是分成租制。
甚至既实行定额租制，又实行折租制的地方，还同时流行分成租制。例如，广东惠州府河源县有定额租制，谢维谟祖上佃种温锦文家田一十九亩，一直是“每年交田主额租三十八石”，直到乾隆元年转顶为止[20]。也有折租制，吴赖生有尝田种三石零，向批与曾南纪耕种，“议定每年租谷分早晚两季，照时价折钱交收”[21]。但就在这一地租形态发展变化较大的地区，分成制也并没有衰退到从属地位，该县民唐宗文于乾隆三年，“将古甫岭磨刀坑田种一斗二升批与（曾）文华耕种，递年各半分收谷石”[22]。直到乾隆十八年衅起，该地一直是分成制。
更为有趣的是，还有同一主佃，同一地块，先实行定额租制，而后又改为分成租制。湖北随州就有这样的事例，乾隆六年，佃农朱又堂“讨刘正坤两石田种”，“说定每年八石租课。后来小的（朱又堂）妇人死了，种不得这些田地，……把田退还了正坤，止种他不上一亩的旱地。原说收了一石麦子，小的与他四六分的，他得四分，小的得六分”[23]。也有同一主佃，在这一块地上实行定额租制，而在另一块地上实行分成租制，广东乐昌县，薛章瑜兄弟佃耕邓承四等田二亩，“递年备纳租谷九斗六升”，这属于定额租制；又看管邓家山场一块，“议定树木长大公同砍伐卖银分用”[24]，这属于分成租制。上述这些材料，大概是分成制在南方各省历久不衰的绝好证明。
对于分成租制与定额租制的流行概况，乾隆时翰林叶一栋曾做了这样的概括：“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方计亩征租。”乾隆四年，两江总督那苏图也做了类似的估计：“北方佃户计谷均分，南省江北各属亦多如此。大江以南，则多系计亩收租”[25]。直隶总督孙嘉淦也说：“直隶业主佃户之制，亦与江南不同。江南业主自有租额，其农具、籽种，皆佃户自备，而业主坐收其租；直隶则耕牛、籽粒多取于业主，秋成之后，视其所收而均分之。[26]”这三个人都断言，我国北方实行的是分成租制，南方实行的是定额租制。但研究刑科题本所记的大量材料之后，我们认为，这些人的看法不无偏颇，而较为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应该是：实物分租制在清代前期仍遍布于全国各省，既盛行于北方广大地区，也在南方各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没有退到从属的地位。
二
关于实物分成租制的具体情况，两江总督那苏图在乾隆四年对比南方北方的主佃关系时，曾做了这样的概括：“北方佃户计谷均分。……盖北方佃户，居住业主之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仰资于业主，故一经退佃，不特无田可耕，并亦无屋可住，故佃户畏惧业主，而业主得奴视而役使之”[27]。对这段活，可做如下理解：北方实行的分成租制都是“均分”制，总产量由主佃平均分配。佃户都没有自己的房产，佃种某业主的土地，就住某业主的庄屋。在一般情况下，佃户有自己的讲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但也有佃户缺少这些必要的生产资料，而需靠业主供给。一旦业主退佃，佃户即无田可耕，无屋可住，无法生活下去。因此，业主才可能把佃农当作农奴看待，任意驱使、欺压。即是说，分成租制下的佃农，至少是北方的佃农，都是住地主的房屋，有的还要靠地主供给牛具、种子等，地主必然能够“奴视”佃户、役使佃户，必然要指挥生产、干预生产，佃户便必然是农奴了。
然而，那苏图的这个概括毕竟太简单了，历史实际要复杂得多。各地并非都是对分制。即使是同一地区，因主佃对生产资料提供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在分租比例上也会存在着相应的差异。至于佃户的住房，所用牛具、种子的来源，以及地主“奴视”、“役使”佃户的程度，就更不是千篇一律的了。
关于分成租制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我们根据档案的记载，结合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初步得出了如下一些认识。
第一，分成租制的比例，在各地很不一致，对分制在全国占有较大比重。地主决定分成比例的根本原则是，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最大限度地压低产品中归佃农所有的部分，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归自己所有的地租部分。当然，佃农也力求扩大归自己所得的部分，而千方百计地对地主进行反抗。所以，剥削率不仅由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确定，它最终还要通过阶级斗争来确定。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分成租制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任何条件下都保持一个确定的比例，维持一个一成不变的剥削率，因而也不可能都是对分制。从档案看，乾隆时期分成租的剥削率高低不等，低者为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高者甚至达到收获量的百分之八十。兹略分为如下十种形态：
主一五佃八五。属于福建管辖的台湾曾有这样一条记载：李裕昌祖孙三代“向业主徐正芳承垦田园五丘，每年业主照台湾乡例加一五抽分，如佃户收粟一百石，业主抽得十五石”[28]。“加一五抽分”是什么含义？一种理解是，业主先“抽”去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剩余部分再由业主与佃户均“分”。所谓“加一五”，只是将抽出的“一五”加到了业主分里。这样，业主所得部分就是六点五成，剥削率也就是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五。另一种理解是，强调“佃户收粟一百石，业主抽得十五石”，即是业主一五、佃户八五分租，剥削率只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我们认为，后一种理解比较符合台湾的实际。因为这件档案反映的是李裕昌祖孙三代的情况，从档案形成的乾隆三十二年往上推算三代，大约可到康熙中后期。此时清朝统一台湾还为时不久，台湾地广人稀，地价便宜，地租量不可能太高。另外，此田是李裕昌祖上从大陆诏安县迁台后的垦荒地，其“祖父在日，费了工本”，所以地租量当然就更低了。
主二佃八。例如，在北方的山西归化城，张廷桂租种圪什圪图地三顷，“议明每年秋后主二佃八分粮”[29]。在南方的江西崇义县，前引的何乾州垦殖佃管刘佐廷的山场，也是“照乡例二八抽分之数”，业主分二分，佃户分八分。
主三佃七。如北方山西的托克托城，“张青奇子佃种额磷亲多尔济地五十亩，讲定获粟一石，额磷亲多尔济分得三斗，张青奇子分得七斗”[30]。南方福建的寿宁县，监生郭必铎“把自己山场批与詹士千栽插杉木，议约主三佃七均分，监生只得三分”，佃户得七分[31]。
主一佃二。如直隶宣化府怀来县，周贵满和王文义伙种张惠地亩，在地主家住宿，“那地里用的籽种，讲定是三股出的，收来的粮，也是按三股均分”[32]。这种“三股分”的分租形态，实是业主分得一分，佃户分得二分，其剥削率为收获量的三点三成多。
主四佃六。如东北盛京奉天府兴京厅，前引王世广、郑风来佃种姚可顺地亩，业主得四分粮食，佃农每人得三分粮食，二人合起来即为六分。西南的云南鲁甸厅，“汉例四六分租”，“佃户收六分，田主收四分”[33]。
对分制。这种地租形态，剥削率为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在北方，山东沂州府郯城县吴家庄，马永公“佃种吴鉽家的地，每年收的粮食，除籽种，主家与佃户对分，籽种是按年主佃轮出的”[34]。河南永城县回城集，杨赐板佃种杨世经地亩，当时言明，以后“均分”[35]。直隶张家口外小道沟，王达佃种刘忠孝六十亩地，“每人出一只牛，合伙使用，五天一替”，“每年秋后二人分粮”[36]。陕西西安府同官县，范文好“把十几亩已种麦子的地同一只牛，给石三耕种，讲定每年收割后均分粮食。若是石三不愿耕种了，仍旧种上麦子，把地同原牛交还”[37]。在南方，广西梧州苍浯县，“宁德璇向耕陈沛立田亩，议定每年禾熟，到田均分租谷”[38]。在东南海疆的台湾府台湾县，王一山有荒地一片，招李探兄弟搭寮垦种，“原议成熟之日对半均分”[39]。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清江厅，苗民吴陇通承佃土地，每年主佃各半分租[40]。
这种对分制，并不是零星的现象，档案材料曾有：“徐州府属通例，收成所获，业佃均分”[41]。四川泸州地方，“俗例主佃均平”分租[42]，等等。江南布政司的粘单也曾概括了江苏四府二十八个州、县、卫的情况：“江宁府属上、句、溧、浦、六、高六县，淮安府属盐、清、桃、安、山、阜六县及淮安、大河二卫，扬州府属高、仪、兴、东四州县及扬州卫，徐州府属铜、沛、萧、砀、丰、邳、宿、睢八州、县，海州所属之赣榆县，据称均系业户出田，佃户出力，所得租子各半分收。[43]”可见，分成租制中的对分制，在全国各地是很盛行的。
主六佃四。如山西保德州河曲县，张洪才佃种张兴海地亩，田主“出籽种、工本，张洪才止出人力。俟收获时，扣除工本，四六分粮”，田主分六成，佃户分四成[44]。安徽宿州，胡振佃种刘从义田四十七亩，田主出耕牛、工本，佃户出力，讲定收割庄稼，田主得六分，佃户得四分[45]。这种主六佃四的分组形态，俗称“倒四六”，其剥削率为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
主二佃一。如山西太原府岢岚州，吴应强揽种阎待用七十多垧地亩，并搬到阎待用的北院正房居住，没有房租，讲定收获粮粟，田主分两股，佃户分一股[46]。这种主二佃一的分租形态，剥削率达到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
主七佃三。如河南商邱县，苏文礼佃种宋胜
家三亩地，住宋胜
的庄房，并且“牛具籽种都是宋胜
的”，议定收获之后，地主分得七分，佃农分得三分[47]。山西岚县，李京、梁治基、王忠成、梁德齐四人，揽种地主温尧士五顷多地，籽种、粪土并牲口都是地主承担，佃农“只出力耕种”，收获后，地主分七分，佃农李京等“四个人共分三分”[48]。这种主七佃三的分租形态，俗你“倒三七”，其剥削率达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
主八佃二。福建延平府顺昌县，“肖廷超有田二段，向给肖廷谋承耕，每年租谷议定主佃二八均分”。乾隆五十八年，“共通收谷二十五石四斗，肖廷超分谷二十石”，佃户分谷五石。尚剩四斗，佃户坚持也要二八分开[49]。这种主八佃二的分租形态，俗称“倒二八”，其剥削率达收获量的百分之八十。
在这十种分租形态中，剥削率超过收获量一半的，竟有四种之多。其中剥削最重的是“倒三七”与“倒二八”。佃农辛勤劳作一年，收获的七成、八成被地主占去，自己还能剩余多少？前举河南商丘苏文礼佃种宋胜
地亩，因只分得三成，“到十一月里”就“没吃的”了，等到次年“四月二十一日”，麦子才成熟，这中间几乎长达半年，佃农怎样在饥饿中挣扎是可想而知了。当然，在分成制地租诸形式中，这种“倒三七”、“倒二八”的超重剥削与剥削较轻的“二八”、“三七”分租一样，所占的比重都不算多。最常见的，还是主佃对分，其次是“四六”和“倒四六”。
第二，一部分佃户没有房产，另一部分佃户则有房屋，并不是所有佃户都住地主的房子，也并非由此而决定主佃分成之比例。中国的佃农，尽管十分贫苦，但多数都有自己的房产。南方，由于气候温暖，栖身容易，住房条件要求不是很高，因而有自己住房的佃户比较多。北方，虽然冬季严寒，房屋的保温程度要求高，盖房似乎不易，但由于北方降雨量比南方少得多，四季都比较干燥，这又为盖简易房舍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北的农民，多就土坡开挖窑洞；东北的农民，多就地面堆筑土平房，成本都不高。中国农民的这些房屋虽然非常简陋，但毕竟是农民自己的“家”。
清人曾估计，南方佃户都有自己的住房。从刑科题本反映的情况看，南方佃户确实是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住房，这里不用重复。需要指出的是，清人对南方佃户的状况估计得过高了。事实上，无房的佃户，或仰赖于业主庄屋，或寄人篱下。例如，湖北孝感李家垣，有个叫李锦如的佃农，佃种陈家佛堂庙宇住持澄源的二斗田，自己“并无房屋”，也未住澄源处，而是先“租屋”居住，后又“依住兄弟李明志家”[50]。再如，贵阳州遵义县，佃农钟泮原种阎璋家的地，住的就是阎璋的房子，“每年秋收临田分租”。后来地主嫌钟泮“耕田不甚勤力，所分租谷较之昔年数目短少”，而“另招罗顺佃田，钟泮已应允，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罗顺携眷上庄，阎璋向催钟泮出屋。钟泮以时值岁暮，不肯搬移”，竟被地主打死[51]。这段材料说明，这个佃农不但无自己的房屋，而且连一个可以临时借住的地方也没有，不然何以至死不搬？可见，南方的佃农也有房子之忧。
北方的佃农，是不是像那苏图说的那样，住房都要仰赖于业主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北方的很多佃农，同样有自己的住房，有自己的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广大地区，无不如此。例如，前引河南永城县回城集的佃农杨赐板，曾有这样一段供词：“族孙杨振替小的家帮忙收麦，小的给了他一壶酒，在后院喝。小的们在前面乘凉”[52]。说明这个佃农不仅有房舍，还有院落。再如，直隶张家口外小道沟的佃农王达，租种刘忠孝六十亩地，自己有牛、有家，业主还时常到他家来拉牛使用[53]。山东有这样的记载，沂州府郯城县佃农马永公，佃种吴
家地亩，“种了半亩稷子，收了一斗，……送五升给吴
家去”[54]。显然，这个佃农并未住地主家，而是另有自己的住处，不然就不会“送”到地主家去了。山西朔平府朔州北邵庄，有一户非常穷苦的佃农王苟汉，“乾隆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王苟汉将谷碾下”，因“风小没扬，就往石都庄探亲去了”。可是地主卢守素与债主任亮、樊大录、任齐征却迫不及待，将谷代扬。“共扬得谷一石六斗，守索应分八斗”，所余不足偿还债主，争抢中樊大录将任齐征打死。王苟汉“至晚回家”[55]，方知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部被地主、债主们瓜分了，还死了人。这条材料说明，即使贫穷到如此地步的佃农，也还是有自己的家。由此可见，有自己住房的北方佃农，也不会很少。当然，北方无房的佃户，需要借住地主庄屋的，其数量要比南方为多，这在那苏图的奏议里，已经有了估计，这里无须详加论述了。
佃农是否拥有房产，对地租的分成比例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如上面提到的，无论是南方佃户，还是北方佃户，无论是有自己的房产，还是无房产，都是对半分租，便是有力的证明。
佃农有无房产，不仅对对分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就是对其他形式的分成制，也没有多少制约作用。例如，前述直隶宣化府怀来县，周贵满与王文义伙种张惠地亩，到种地的时候，这两个佃农就住在地主家里。“地里用的籽种，讲定是三股出的，收来的粮，也是按三股均分”[56]。这是按主一佃二的比例分租的，地主提供了住房，反而分租少；佃户住在地主家里，分得的粮食反倒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六十六以上。而上引山西托克托城的佃农张青奇子，租种额磷亲多尔济地亩，他虽住在自己家里，但并未因此提高他的分成比例，也仅按主三佃七之例，分得百分之七十的谷物，比周贵满、王文义只多分了百分之三多一点。更奇怪的是，有的佃农住自己的房子，而分租的比例反而很低，在福建延平府顺昌县，佃农萧廷谋住自己的房子，承种萧廷超田亩，就是主八佃二分租。这些材料绝好的证明了住房的有无不是地租分成比例的决定因素。
第三，牛具、籽种、肥料等生产资料，在决定地租的分成比例上有很大的影响，但有些时候也不起什么作用。封建社会的农民与奴隶不同，他们不仅是半自由的依附者，并且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但有时候地主也要出一部分农具和籽种，以作为上述典型关系的补充。虽然自明清以来，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清代地主提供的生产资料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经营的性质。因为这部分生产资料不是独立于土地关系之外的社会物质条件，而仍然是土地的附属物，所以对这一部分生产资料所提供的剩余劳动，不是利润，而是追加地租。这一部分生产资料也就成了地主剥削佃农的补充物质手段。
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地租额的高低。如果佃农的经济条件较好，自己拥有耕牛、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那么在分配收获量的时候，自己留的分数就会多一些，交给地主的地租额就会少一些；反之，则佃农所得就要少些，地主所得就会多些。如档案所载，河南商邱县佃农苏文礼，几乎一无所有，“给宋胜
佃种地亩，就在他庄房里住，……牛具、籽种都是宋胜
的”，因此在分配时，苏文礼只“分得三分”，地主“分得七分”。山西岚县李京等四户农民，共同揽种温尧士地亩，“籽种、粪土并牲口”等生产资料均由地主供给，“他们只出耕力”。虽然他们都有房屋，不必到地主家寄宿，但在分配时，情况与上例完全相同，地主“分七分，他们四个人共分三分”。可见，在决定分租比例时，房屋不起决定作用，起更多作用的是牛具、籽种、粪土等生产资料。“倒四六”的分租形态，也是由于地主不仅投入了土地这一固定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投入了较多的“籽种、工本”等可变“资本”的结果。如山西保德州河曲县，张洪才佃种张兴海地亩，张洪才只“出人力”，地主“出籽种工本”，“送来钱一千五百文、白布两匹”，叫张洪才“做资本”，所以分租时佃户得四分，地主得六分。
而正四六、正三七的分租形态，则是佃农拥有部分生产资料的结果。例如在湖北随州，朱又堂佃种刘正坤地亩，“牛工种子俱是”朱又堂出，所以佃农得六分，地主得四分。在湖南华容县，何必爵佃种严开富地亩，佃农“出籽种”，所以佃农得七分，地主得三分。
在对分制中，也可以看出籽种、牛具、粪土的影响作用。在江苏徐州府邳州，有这样的乡间俗例：“凡业主与佃户对出籽种者，所收租籽，各半均分。如系佃户自种，应令业主算还籽种外，再为分派”[57]。这说明只有支付同等数量的籽种，才能分得同等数量的收获量。在直隶张家口地区，有主佃“每人出一只牛，合伙使用，五天一替”，秋后均分的事例[58]。说明出的牛力相等，也可以分得相等的收获量。在直隶宣化府怀来县，地主张惠与佃农周贵满、王文义“三股均分”的例子，最能说明有时候籽种和粪肥在分配中的这种决定作用。虽然这两个佃农都住地主之房，但因为“那地里用的籽仲，讲定是三股出的，将来的粮食，也是按三股均分”。此条材料还说，种地的时候，地主替这两个佃农“垫用过一百驮土粪，共值六百大钱，他们每人应出二百大钱”。这段话虽没有直接将粪肥与分配联系起来，但也能够清楚地看出粪肥比例与分配比例的关联：粪肥按三股均摊，收获就按三股均分。
上述情况说明，拥有和投放生产资料的多寡与分配地租的多少，大体上成正比例。投放的生产资料多，分配给自己的部分就多。所谓大体上成正比例，就是说并非投放的生产资料增加多少，就一定得相应地增加多少收入。同样出籽种工本，有的是四六分成，有的是三七分成，就是一个明证。
但也有例外的情形，有时候牛具、籽种、肥料等项，在确定地租的分配比例上并不起什么作用。在对分制中，既有佃农出工本、耕牛的，也有地主出籽种、耕牛的，不管是佃农还是地主，多投入了这些生产资料，也都没有因此而多分成。例如，浙江金华府武义县，“陈清文出人力工本耕牛”，佃种陶子奇地亩，议明稻熟“均分”[59]，佃农并没有多分。陕西西安府同官县，地主范文好“把十几亩已种麦子的地同一只牛，给石三耕种，讲定每年收割后均分粮食。若是石三不愿耕种了，仍旧种上麦子，把地同原牛交还”。这里讲的籽种，第一年是地主垫支的，中间年份似是佃农承担，而耕牛始终是地主的。籽种与牛力相比，牛力的价值当然要大一些，然而这个地主也许未因此而多分得地租。由此可见，牛具、籽种、粪肥等项生产资料，在产品分配中的影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不是像土地那样，有绝对的决定力量。
第四，临田监分是常见的方式，但也有好些佃户和地主并不采用此种方式，而是由佃农自行收割。地租是封建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地租问题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关键所在。封建地主的主要经济职能就是占取地租。所以，尽管地主们平日不组织生产，而到了庄稼成熟、分配产品的时节，他们便纷纷然“往庄收刈”[60]，亲自临田监收。有些另有他业，久居城镇而不便亲临的地主，也总是要委派代理人去临时监收。
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地主临田监分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北方，如河南彰德府汤阴县，焦州佃种王铨地亩，收割的时候，王铨亲自到田监视。在谷子分毕，各自拿回家以后，地主的监视还没有结束，佃农的儿子“焦三扫了一斗秕谷”，地主的侄子王万钟也看在眼里，坚持“要分”，以至“用小刀把焦三腿上扎伤”，不久身死[61]。可见地主临田监分的严厉程度和彻底的程度。陕西三水的张万相佃种张自宁地亩，乾隆五十六年麦禾成熟之日，地主恰没在家，佃农“怕麦籽干落，就把田禾收割，堆放一处，等他回来再分”。次日地主回来之后，竟对佃农“乱嚷”，甚至“拿木骨朵打了”佃农[62]。地主不在，不能分，也不能割，“麦籽干落”也在所不惜，可见地主临田监分的权力的不可动摇性。
在南方，由于人多地少，生产力水平高，土地的丰度和产量也相应地高，因而地主对临田监分的权力就愈加重视，几乎无省不是临田监分。例如安徽，每年收获，田主“到田监割”[63]。江苏，历年都是地主“看稻分租”[64]。广西，“每年禾熟，到田均分租谷”[65]。贵州，“每年秋收临田均分”[66]。福建，收割时均须“往邀业主”[67]，等等。佃农如果稍有违反，地主就要加倍地给予报复，甚至借饥寻衅，严惩佃农。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佃农孔思有，“因家里没有米吃，急欲救饥，往田内去割了一把稻子”。地主孔圣章知道后，马上进行报复，“叫了工人施文魁到田割稻”，大有“割尽”之势[68]。广东清远县佃农熊奇毓，“见禾稻成熟，赴田收割”，并“就近挑回”本村场地堆放，然后才去通知地主均分，地主便“斥骂”他“想要隐瞒”，并“举拳相打”[69]。
由于各地有不同的习惯，地主监分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到场监分的，也有到田监分的。江苏省扬州府甘泉县的例子，大概可以看作到场监分的典型，该县佃农陈可立佃种林正资的田，历年都是林九顶代地主看稻分租。乾隆十六年九月初一日，林九顶到佃农家“看了场上堆的稻子，估有六石，用了灰印，说是第二日他来看打了”，再与佃农“均分”。这段材料表明，在收割时，地主还未监视，作物入场之后，地主对佃农的监视才严密起来。这种监视大体可分为四个环节：首先要估产，一般都往高估。其次要做出记号，以防佃农擅自私打。再次要看打，即地主要自始至终监视打场的全过程。最后要按照监视下的实际产量，平均分配。这几个环节的执行非常严格，佃农不得走样。由于陈可立在林九顶走后私自打了场，便惹下一场横祸，以致最后家破人亡[70]。
到田监分的花样也不少，就档案材料来看，大体有三种。一是按禾束明分的。如湖南华容县，何必爵佃种严开富麦田一丘，收获时，“严开富到田要分麦子”，佃农“只肯每百束分给严开富十八束”[71]。广西藤县，“向来是一总割倒，数分禾把”[72]。二是在对分制的情况下，把禾束分好后，抓阄分的。如安徽凤阳府定远县，张和佃种李洪业田地，历年监割，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日，将收割的秫秸，“捆成一百一十二束，各分五十六束”，并“当下阄定”所属[73]。三是逐丘分割。如广西藤县，李柱积佃种林尚炽地亩，林尚炽到田监割时，“见田内稻禾各丘肥瘦不一，要将稻禾好的田丘先割，逐丘均分”。佃农则坚持“一总割倒，数分禾把”。双方打得头破血流[74]。争斗得这么激烈，一方面说明监分的方式与主佃双方的切身利益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个地区肯定有“逐丘均分”的先例。
虽然封建地主的主要经济职能是收取地租，多数地主十分重视监分这一环节，但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档案的记录表明，有不少佃农是在自行收割，地主既不临田监割，也不临场看打。山东沂州府郯城县，佃农马永公在某年收了一斗稷子，本应出种二升，下剩八升内分给地主四升，可是因去年地主“吴
没有计论，今年也不好计论，所以不扣除稷种，六月二十八日送五升给吴
家去”[75]。这表明地主在收割、打场的时候均未在场，佃农只是靠传统的“信”的观念支配，如实的交租罢了。河南永城县则是，佃农先“把麦子收割了一半，剩下一半”听凭地主去收[76]。河南陈州府淮宁县，也是“分地收割”[77]。这种按面积分配，也就无需监割监分了。安徽霍邱县的一则材料，也表明不存在监分的现象。该县刘传佃种雍建圻田亩。“每年租谷议定平分，从不少欠”。乾隆四十六年应分谷五十石，刘传“先交四十五石，尚少五石”，后来由地主派人前去索讨[78]。如果是监分的话，不管总产多少，当场就可分配利索，不会出现“尚少五石”的问题，地主也不会日后再派人去索租。
三
实物分成制既是地租比较原始的形态，那么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到清代仍然盛行？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产量不高不稳定是实物分成租制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虽然地主阶级的基本原则是要最大限量的榨取佃农的剩余劳动，尽可能多的取得地租，但因为农业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最严重的生产部门，自然灾害在古代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无多少规律可循，所以要硬性规定一个一成不变的地租量是很困难的。如果地租量定得很高、很死，一遇灾年，农业减产，佃农很难完成额定的地租。即使勉强完成了地租，也无力维持再生产。结果是佃农破产，引发佃农斗争，这对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利。如果地租量定得低，又与地主阶级眼前的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出现了既能保持一定的剥削率，又能随着年成的丰歉而上下浮动剥削量，既是比较原始的，又是基本的地租形态——实物分成制。这种地租形态，既能在丰年通行，又能在灾年通行，既能为地主接受，又能为佃农同意。正是由于它有这种应变的弹性和主佃都能接受的公允性，它才没有被后来出现的实物定额租制完全排除，而得以长期延续下来。
从清代的情况看，分成租制的延续，还有下述几种偶然的、具体的因素：一是因为佃农垦种业主之荒地，须实行分成租制。这是由于荒地的产量不高不稳定，变化幅度大，难以实行定额租制。还因为荒地在向熟地演变的过程中，佃农要投入较多的工本，所以一般都实行地租量较低的分成租制，而不实行地租量较高的定额租制。例如浙江金华府武义县，陶子奇“买了荒田六亩”，因为需要投入的工本太多，收效又慢，“没人讲种”。后来“陈清文出人力工本耕牛”承种下来，条件就是“稻熟均分”[79]。福建台湾县，李探弟兄垦种王一山家荒地，条件也是“成熟之日对半均分”。经过佃农几年的辛勤耕耘，荒地变良田。地主“见地土肥美，……遂悔前言，屡逼李探们搬移退地”[80]。这表明，土地荒芜的时候，地主可以接受分成租制；土地肥美以后，地主会随之要求全部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要求追加地租，而不再眷恋这种比较原始的地租形态了。二是在旱地水田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旱地上往往实行分成租制。例如在湖北随州，原先朱又堂佃种刘正坤两石种水田，是定额租制，“每年八石租课”。后来退了水田，只租旱地，地租形式就相应地改成了“四六派分”，地主得四分，佃农得六分[81]。这是因为，旱地受气候制约的程度比水田大，产量难以预定，为了避免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出现畸轻畸重的弊端，因而也就实行了业佃双方都能接受的分成租制。三是定额租制的地租量大，剥削率高，佃农要求实行分成租制。乾隆十一年，福建上杭县乡民罗日光等千余人，“鼓众勒令业佃四六分租”，为此还和官府发生了武装对抗[82]。这场斗争虽然被封建政权镇压了，但它反映了定额租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比分成租制先进，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对佃农有利。当租额过高的时候，佃农是宁愿选择分成制的。四是地主阶级为了缓和佃农的减租抗租斗争，有时也有意延续分成租制。在定额租制盛行的南方，在江淮流域的上元等州县，还较多的延续着“岁收租子各半均分”的地租形态，就是因为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认为，这种分成租制“不至有顶首吞租之患”[83]，而着力加以维持的结果。五是因灾害歉收，也可由定额地租改为分成地租。如山东连年遭荒，农业歉收，山东学政李因培便于乾隆十四年提出建议：“请于将届麦秋，特颁谕旨，令抚臣广行劝谕有田者，将本年粮粒与佃民平分”[84]。由于乾隆皇帝予以批驳，此议未能执行，但实际生活中肯定会有这种事例。乾隆二十四年，江苏遇灾，江苏巡抚陈弘谋为了软化农民的抗租斗争，曾批檄各州县，除依减产成数减少定额租的租额外，如果主佃争较不清，还可“就田间所收各半均分”[85]。六为种地未满一年而退地者，俗例要采取分成制。如河南固始县，“乡间俗例，若田未种一年，将地退还，两家各半均分”[86]。
实物分成租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在封建社会初期，分成租制曾起到了改善佃农经济地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因为在奴隶制分配方式下，奴隶们既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也没有归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没有丝毫的独立性，生产的丰歉与他们的自身利益几乎毫无关系，所以他们对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毫无兴趣。自分成制的封建租佃关系出现以后，佃农毕竟能或多或少的分到一部分产品，形成佃农的私有经济。佃农私有经济的壮大与缩小，固然与分成比例有直接关系，但生产的增加与减少，也能影响佃农的私有经济。为了使自己在增产中得到好处，佃农必然会积极改进生产工具，改善生产条件，努力去提高劳动生产率。
分成租制的这种作用，就是到了清代，仍能体现出来。一方面，佃农可以利用分成制，尤其是利用地主不临田监割的条件，预先私收粮谷，实际上少交了地租，扩大了佃农私有经济成分。例如，浙江萧山县佃农孔思有，就没有通知地主，自己“往田内去割了一担稻子”[87]。广西苍梧县佃农宁德璇，也没有遵守“到田均分”的惯例，“私将稻禾割去数把”[88]。就是其他物产，佃农们也是尽可能地私自收取。江西崇义县佃农何乾州，在佃管刘佐廷山场的时候，就“私将杉木二十株卖与黄达上，得钱一千四百文”[89]。江西瑞金县佃农骆尊三，佃管郭衍柏山场，原议“其树日后长大，每百根内抽分二十五根”作为“山租”，可骆尊三“并不通知”山主，就将山上松树砍卖与人，“当得现银六两，并不通知郭姓抽分”[90]。在乾隆刑科题本里，类似这样的案件很多。由于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其他私人记载和官方文书也多有反映。乾隆年间，江南布政司粘单上就清楚写道：“查江淮各属内上元等州县，……间有不守本分之佃，或收分不均，或私行偷割……此等恶习，亦不可不明立章程”[91]。江苏巡抚陈弘谋针对佃农隐瞒谷物的问题，曾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不得将所收之谷瞒昧，以多为少，不得藏匿寄当，将有作无。凡有控告抗租者，地方官就近速准审追……尽法惩处”[92]。命令中既称“恶习”，说明此类事情有久远的历史，不是偶然性的；达到官府“明立章程”严禁的程度，说明“私行偷割”等现象在广大地区都有，不是个别性的。通过“私割”、“藏匿”，既可以解决佃农的某些燃眉之急，又可以补充佃农的私有经济。另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分成制，如佃六主四、佃七主三、佃八主二的分成制，其本身对佃农就比较有利。在这些分租形态下，佃农能够从增产的部分中，得到更多的产品，明显地增加收入。这无疑会刺激比较富裕的佃农改进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条件，努力提高产量。例如，台湾县地主王一山出租荒地，条件虽然是“对半均分”，比起佃六主四等分成法，佃农将少收入一些，但是李添恩、李探兄弟仍积极“搭寮垦种”。从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年，仅用四年时间，使用汗水把这片“荒土”浇灌成了“肥美”的良田[93]。可想而知，在佃六主四、佃七主三、佃八主二的分租形态下，佃农生产的热情会进一步高涨起来。当然，只有富裕佃农才有能力扩大生产，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富裕佃农与贫困佃农相比，则犹如茫茫大海中的几个孤岛。因此，这种扩大生产的情况并不多见。
实物分成租制还有压抑佃农生产积极性的一面。在剥削率固定不变，即分成比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不管增加多少产量，佃农也不得全部归自己所有，而必须按照原来的分成比例，在增加的产量中划出一部分送交地主。从而形成了佃农多生产，地主就多分租的规律。另外，地主为了多分地租，也常常干预、监督佃农的生产，或者嫌产量不高、分租不多，而逐佃另佃。这些都必然会压抑、挫伤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不仅如此，若是在分成比例偏重于地主的时候，比如在佃四主六、佃三主七、佃二主八的情况下，随着剥削率的提高，佃农在增产中得到的好处与地主在增产中得到的好处相比，反而会按比例下降。假设增产一百斤谷物，在上述三种分成比例下，佃农得到的好处只能是四十斤、三十斤、二十斤，呈下降趋势；地主得到的好处则是六十斤、七十斤、八十斤，呈上升趋势。因而，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就必然与剥削率的提高成反比例而降低。不难看出，实物分成制既是地主阶级驱赶佃农努力生产的一根棍子，又是掠夺佃农生产成果的一条口袋。它加速了佃农的贫困化，加深了佃农的苦难，它的封建地租的性质是明显不过的。
在实行分成制的情况下，佃农对地主有较多的人身依附，地主对佃农的虐待比较严重。首先，由于生产的好坏，产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地租的多寡，所以不少地主想对生产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有干预佃农种植计划的，直隶鸡泽县地主田根子，“令乔有智仲植烟叶，乔有智不允，田根子遂不愿佃给”[94]。有干预佃农施肥多少的，湖南东安县某蓝姓地主，因佃农袁世礼“种田不加粪草”，极为不满，遂起田另佃[95]。有催逼佃农锄田的，山西保德州河曲县地主张兴海，催佃农张洪才锄地，张洪才欲晚几天锄，就遭到地主斥骂和毒打，以致身亡[96]。也有掌握收割的，陕西三水地主张自宁，因其外出的时候麦子已成熟，佃农“怕麦籽干落，就把田禾收割，堆放一处”，等他回来再分，也竟遭他“乱嚷”乱打[97]。可以看出，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地主的监督都是很严格的。其次，地主往往利用占有土地的权利，对佃农进行额外勒索。例如，河南陈州府淮宁县地主杨恺父子，就常常“分租不公”。本来与佃农是“分地收割”，“草应随地分得”，可是他还硬要佃农“分收地内的谷草”[98]。再次，地主常常利用佃农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强迫佃农服无偿劳役。任何解脱了实际劳动的阶级、管理了社会事务的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地主阶级当然也不会例外。广东清远县地主朱朝相，就非逼着佃农把禾稻“挑回他村内堆放”不可[99]。在安徽定远县，张和佃种李洪业田地，收获后向来都由佃农“挑送”地主家内。乾隆五十八年收分完毕，没有先送地主家的一份，便遭到地主的斥骂，佃农的妻子刘氏并被打伤致死[100]。由于这种无偿劳役屡见不鲜，那苏图才得出了对分成制下的佃户，“业主得奴视而役使之”的结论。但归根结底，这种无偿劳役是和所有制相连带的封建特权的产物。最后，地主还利用占有土地的有利地位，经常用起田另佃的手段，敲诈佃农、攫取高额地租。贵州遵义县，地主阎璋以佃农钟泮“耕田不甚勤力，所分租谷较之昔年数目短少”为由，于乾隆三十三年另招罗顺佃种[101]。山东东平县地主展大牤，也以佃农张仪“并不用心种地，收获甚少”为由，“叫他把地退出”[102]。直隶景州地主张尚青，因佃农孟五“将麦带青收割”，即“斥责其非”，最终以“分粮减少.嘱令撵逐佃户”[103]。
在实行分成租制的情况下，佃农因受剥削受压迫而日益贫困化，不少佃农家破人亡。这种状况，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是普遍存在的。在北方，河南南阳府邓州的佃农周朝，佃种周庭一顷地十多年，不仅没有富裕起来，还因“家里穷苦，没有工料，以致收成歉薄”，陆续借欠周庭家六千九百钱。到乾隆三十六年麦收时，地主便将周朝“应分的小麦集石一石一斗扣抵欠账，一粒不给”。尽管周朝“再四恳留几斗吃用”，地土也不应允，并“立逼”周朝“退地”，要“另行招佃”。周朝因“全赖佃地度活，应分的麦子已被周庭扣去，地亩又被周庭逼退，明明要饿死小的一家，心里气忿”。六月初二日晚上，周朝从地主门首走过，“见周庭在沟边槐树下睡着，想起被他逼勒退地的事，将来总要饿死，不如把他杀死，出了小的气”，遂将地主杀死。这是佃农在走投无路时的绝望反抗。由于这一行动，周朝也被官府处以死刑，最终家破人亡[104]。在南方，湖北随州佃农朱又堂，原租种刘正坤两石水田，后来妻子死了，失去了一个辅助劳动力，便无力种这些田了，只好将这些水田退给地主。这说明佃农的私有经济是很脆弱的，经不起一点意外打击。后来朱又堂只种刘正坤不到一亩旱地，说定是主四佃六分成。乾隆七年夏收，只收了四斗麦子，本应只交租一斗六升。但是地主贪得无厌，要与平分。当地主收了二斗租子之后，“仍欲增加”，仗势硬要五斗，并且屡屡逼租。对于地主的这种蛮横做法，连中人也看不过去，指责地主说：“原说与你四六分课，就是你要他的全课，也不过是这四斗麦子。你已收两斗了，如何还要麦子呢？”佃农朱又堂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打死了地主刘正坤，逃到外地做佣工，最后还是被官府处死[105]。地主敲诈勒索，明抢暗夺，遇到佃农的反抗后，又将佃农打死的，在档案中也比比皆是。江苏甘泉县，陈可立佃种林正资地亩，议定均分。乾隆十六年明明只打了四石七斗，地主管庄林九顶硬要按六石分租。佃农与他理论，竟被他用刷驴刨子打死[106]。有的地主为了增加地租，往往夺田另佃，挑动新佃与旧佃冲突，自己坐收渔利，其结果，往往是新佃旧佃两败俱伤，双双家破人亡。安徽宿州地主刘从义有田四十七亩，自乾隆四十七年起，都是胡振佃种，已有十年之久。到乾隆五十六年，地主见胡振“时常生病，不能多种”，即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便将三十四亩田夺了出来，“另交蒋安种麦”。胡振怀疑蒋安谋种，去蒋家争吵，被蒋安打死。旧佃胡振固然是立刻变得家破人亡，新佃蒋安事后也被官府处死，成了人亡家破。[107]
综上所述，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实物分成租制，虽然在刺激佃农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在历史上有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扼杀佃农生产积极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它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佃农的有力工具。它的封建属性是不言而喻的。
[1]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远廉研究员合写，原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奉天府尹奇臣题。
[3]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广东巡抚孙士毅题。
[4]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5] 陈昭谋：《（嘉庆）郴州总志》卷终《附考》。
[6] 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刑部尚书达尔党阿题。
[7]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8]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
[9]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目录，乾隆二年六月十七日。
[11] 李程儒辑《江苏山阳收租全案》，附《江南征租原案·规条》。
[12]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江宁巡抚庄有恭题。
[13]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14]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管理刑部事务阿里衮题。
[15] 刑科题本，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福建巡抚陈大受题。
[16]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17]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管理刑部事务阿里衮题。
[18]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湖南巡抚刘墉题。
[19]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湖南巡抚德福题。
[20] 刑科题本，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广东巡抚策愣题。
[21]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巡抚郭世勋题。
[22]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十月初五日，广东巡抚苏昌题。
[23] 刑科题本，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来保题。
[24]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苏昌题。
[25] 均见《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26] 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卷8《蠲免事宜疏》。
[27] 《朱批奏折》，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28]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29]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初八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30]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十四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31]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福建巡抚崔应阶题。
[32]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
[33]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管理刑部事务徐本题。
[34]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鄂容安题。
[35]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36]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舒赫德题。
[37]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秦承恩题。
[38]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喀宁阿题。
[39]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雅德题。
[40] 刑科题本目录，乾隆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41] 刑科题本目录，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42]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六年六月五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43] 李程儒辑《江苏山阳收租全案》，附《江南征租原案·粘单》。
[44]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刑部尚书喀宁阿题。
[45]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安徽巡抚朱珪题。
[46]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巡抚蒋兆奎题。
[47]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48]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山西巡抚阿思哈题。
[49]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50] 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湖北巡抚彭树葵题。
[51] 刑科题本，（年月残）贵州巡抚良卿题。
[52]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八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53]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舒赫德题。
[54]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鄂容安题。
[55] 刑科题本，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56]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
[57]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江宁巡抚萨载题。
[58]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舒赫德题。
[59] 刑科题本，乾隆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60] 《太平广记》卷133《毋乾昭》。
[61]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十日，护理河南巡抚荣柱题。
[62]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七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63]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64]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江宁巡抚庄有恭题。
[65]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喀宁阿题。
[66] 刑科题本，（年月残）贵州巡抚良卿题。
[67]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68]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69]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广东巡抚孙士毅题。
[70]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江宁巡抚庄有恭题。
[71]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湖南巡抚德福题。
[72]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73]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74]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75]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鄂容安题。
[76]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八日，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77]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河南巡抚穆和兰题。
[78]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
[79] 刑科题本，乾隆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80]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雅德题。
[81] 刑科题本，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来保题。
[82] 同治重刊《（乾隆）上杭县志》卷12《杂志》。
[83] 李程儒辑《江苏山阳收租全案》，附《江南征租原案·规条》。
[84] 杨士骧：《（光绪）山东通志》卷首《训典二》。
[85] 陈弘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45。
[86]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87] 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88]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喀宁阿题。
[89] 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刑部尚书达尔党阿题。
[90] 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开泰题。
[91] 李程儒辑《江苏山阳收租全案》，附《江南征租原案·规条》。
[92] 陈弘谋：《培远堂偶存稿》，《文檄》卷45。
[93]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雅德题。
[94]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95]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湖南巡抚杨锡绂题。
[96]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刑部尚书喀宁阿题。
[97]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98]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河南巡抚穆和兰题。
[99] 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广东巡抚孙士毅题。
[100]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管理刑部事务阿桂题。
[101] 刑科题本，（年代残）贵州巡抚良卿题。
[102]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山东巡抚白钟山题。
[103] 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月日残），刑部尚书鄂弥达题。
[104] 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105] 刑科题本，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刑部尚书来保题。
[106] 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江宁巡抚庄有恭题。
[107] 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安徽巡抚朱珪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