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共覆亡的前车之鉴

一 苏共覆亡的标志与成因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大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两大震撼（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两大灾难和两大震撼给20世纪人类带来巨大影响。

苏共覆亡的过程是：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时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8月23日，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活动，查封苏共中央大楼。8月2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5日，全国苏共各地方组织自行解散。

此时，拥有2000多万党员（十月革命时只有两万党员），曾由共产党执政74年，打败过希特勒几百万军队，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顷刻瓦解，像毁掉地基的大厦一样轰然倒塌。此时全国人民、全国共产党员没有进行任何反抗。

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苏共覆亡的成因探析，大体上有四种观点：（1）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论；（2）经济崩溃论；（3）帝国主义和平演变论；（4）自掘坟墓论。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这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可以说都是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重要因素，但不能把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种因素，说成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全部原因。我们分析苏联解体、苏共覆亡的真正原因，应当坚持“历史合力论”。恩格斯说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5]苏联解体、苏共覆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谓综合因素，有历史的、现实的，有国内、国外的，有党内、党外的，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文化的，有政党组织的、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个人的，有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的，等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决定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内因。苏共覆亡的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自我蜕化、自我腐败、自我政变，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人民群众对苏共态度的逻辑链条是：拥护—不满—失望—冷漠—愤怒—抗议。苏共是被广大人民所唾弃的。

纵观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过程，我们清楚地看到，苏共是从长期的“左”，发展到后期的右。据有的学者分析，苏联在74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约有60年之久都是推行封闭僵化的过“左”路线，只有1921～1929年这9年奉行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其间也还有局部“左”的错误。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封闭僵化、拒不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其间有几次小的改革尝试，但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传统体制的束缚，无法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而收效甚微。封闭僵化的体制改不动，民主政治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经济就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封闭僵化的体制，已经在整体上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难以为继，改革的大潮不可阻挡。要改革了，但是改革什么、怎么改，当时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外压力下，不分青红皂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搞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到搞政治多元化，照搬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造成政局动乱。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前两年依然是“左”。只是到1987年底，他抛出《改革与新思维》，尤其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后接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政治上全面转向右，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制，将“改革”变成“改向”，使苏共陷入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以致丧失了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最终遭到民众抛弃。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也在起作用。

苏联解体、苏共覆亡，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背离、抛弃马克思主义。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封建专制主义流毒甚重，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是封建社会主义。苏共领导人实行个人集权制、终身制（任职直到老死）、世袭制（个人指定接班人是变相的世袭制）、缺乏民主和法制，严重脱离群众。在苏联，特别是后期，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一句空话。苏联的社会主义，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人道、文明、人的全面发展，完全背道而驰。苏联解体后，俄共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过，苏联解体、苏共覆亡的根本原因，是苏共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使得苏共攫取了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几十年如一日地压迫人民。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使得苏共特权官僚集团几十年如一日地盘剥人民，为了永远垄断真理、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苏共防民甚于防贼，终于官逼民反，走向灭亡。这三个垄断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具有封建专制性质和特征的社会主义。

苏联解体、苏共覆亡，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有着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最终解体、苏共覆亡，从执政党的理论、路线和发展道路方面说，最大的错误、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前期走的是封闭僵化的老路，后期走的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改革，但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确保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历史性的错误带来历史性的教训，历史性的教训带来历史性的大彻大悟。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就意味着符合时代特征、科学发展要求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孕育和诞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 苏共领导人享受特殊高待遇和种种特权

1.苏共领导的高工资待遇和“封口钱袋”

苏联建国之初，共产党各部门领导人最高工资不超过熟练的工人。列宁工资每月500卢布，低于高级专家。1918年，人民委员会秘书事先取得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将列宁月薪由500卢布提到800卢布，列宁给他严重警告的处分。1924年，共产党员厂长的月薪为187.9卢布，非党员厂长月薪为309.5卢布。

1945年4月起，苏共领导月薪迅速提高。中央工业部部长月薪27000卢布，比教授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高20～25倍。

二战后，苏共建立起一种“党内津贴袋”附加工资制，该津贴袋是一个封口的信封袋，按月发出，根据职务的高低和受重用的程度，从几百到几万不等。领导者严守秘密，走漏消息要遭到严厉处罚。斯大林表面很简朴，“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但他实际上有许多社会兼职，每个社会兼职每月都送来一袋钱，“他连封条都懒得拆”。^[16]

2.苏共领导享有名目繁多的特权：豪华别墅、“特种商店”和“特种餐厅”等

（1）豪华别墅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花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人们为斯大林大规模修建“专用别墅”，用于支付斯大林家庭“豪华生活”的公款不受限制。斯大林在南方就有好几座别墅。

叶利钦初到为他分配的别墅时，“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都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洗脸间和浴室”，“餐厅里放着一张长达10米的巨大桌子，桌子那一头便是厨房，像是一个庞大的食品加工厂”，“就连我这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级别，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17]

（2）“特种商店”

苏联的官员享有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的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18]

（3）“特种餐厅”

“在‘食疗餐厅’享用的都是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作家高尔基也像贵族一样被供养起来。他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就有40～50人之多，在他家每天的亲戚朋友食客有数十人。^[19]

（4）其他特权

党的领导干部享有专机、专列、专用的游船和猎场、专职司机以及专用高级轿车。假日休闲和阔气狩猎的所有费用都由公费支出。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直接送至军事院校培养。高级官员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三 苏共领导人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生活奢靡

斯大林的厨师和专门为他的厨房采办食品的人员当中，有的当上了陆军少校，有的当上了陆军中将，而且还不断被授予各种勋章。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毕业于航空学院，开始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就成了一名24岁的中将。后来又当了莫斯科军区的首脑，“他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什么特权他得不到。^[20]

勃列日涅夫执掌苏共长达18年。在此期间他任人唯亲，对下属自由放任、纵容姑息，党内高官腐败泛滥，勃列日涅夫和家人都深陷其中。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传，贪污受贿、盗窃国库等行为迅速蔓延。

苏共的许多中央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这些肮脏勾当。赠送贵重礼品，包括赠给总书记，被认为是正当的。一到节日前夕，机要通信部门就忙得不可开交，分发从各方各地区寄给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盒子。这种现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盛行。勃列日涅夫喜好奉迎，他所得勋章有200多枚，他死后，在送葬队伍中专为他捧勋章奖章的就有44人。

勃列日涅夫嗜好狩猎和驾驶高速汽车。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猎枪，他的车库里有国产和外国赠送的轿车30多辆。他的豪华轿车和豪华猎枪可开展览会。他寻找机会接受馈赠礼物，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赠送他用黄金和贵重宝石做成的礼物。^[21]

地方官员送给勃列日涅夫的巨大钻石戒指经常被他在外交、会议和媒体采访的公开场合炫耀。他招待尊贵外国元首的经常项目是私人狩猎，所用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开支。

苏共领导人的腐败程度早已超过当代资产阶级达官贵族，甚至超过封建社会帝王将相。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令人嘲笑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