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斗争哲学”不能放过“等同哲学”[1]
一
伴随粉碎“四人帮”伟大政治斗争的胜利，我国哲学理论界，曾经展开了对“斗争哲学”的批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政治领域中这对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促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在思想领域中，对于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有很大的意义。在理论上，由于广泛地批判了唯斗争动力说，提高了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恢复了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都是推动事物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且因此，极大地唤起了人们重新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探讨矛盾学说的兴趣。可见，批判“斗争哲学”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批了“斗争哲学”，就认为“四人帮”的形而上学已经批完了，批透了。因为四人帮的形而上学是由两个极端构成的：其一是“斗争哲学”，其二是“等同论”或“等同哲学”。它们是“四人帮”形而上学一条黑藤上的两棵毒瓜，或是一条黑线上的两根大棒。在批判“斗争哲学”时，不能放过对“等同哲学”的批判。
“斗争哲学”，是只要矛盾的斗争，不要矛盾的同一，只承认矛盾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否认矛盾的同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搞所谓的“斗争就是一切”。这种“对着干”或者“斗、斗、斗”哲学的要害，就是离开矛盾的同一性来讲矛盾的斗争性，因而是否认斗争性寓于统一性之中的谬论。而“等同论”或“等同哲学”，则与“斗争哲学”正好反对，它是主张只要同一，不要斗争；只要等同，不要差别。这个“等同哲学”的要害，就是离开矛盾的斗争性来讲矛盾的同一性，因而也是否认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的谬论。
“斗争哲学”和“等同哲学”，在“四害”横行的年代里，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中，都颇为盛行。但是表现的特点又不完全一样。“斗争哲学”是形而上学在政治领域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等同哲学”则是它的辅助形式；“等同哲学”是形而上学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表现形式，而“斗争哲学”则是它的辅助形式。对于政治领域中比较明显、露骨的形而上学主要形式——“斗争哲学”，已经作过批判，但是对于政治领域中比较隐蔽、潜伏形式的“等同哲学”，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等同哲学”，却没有遭到应有的批判。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认为应该强调批判形而上学的“等同哲学”。
二
在这里，我们想着重分析“等同哲学”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危害以及肃清其流毒的重大意义。
“同等论”或“等同哲学”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而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又是多方面的。在所有制形式上，片面、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大”和“公”，在劳动方式上搞大集中、“一窝蜂”，完全由生产队少数干部安排劳动者和土地的临时结合，搞所谓“大呼隆”式的使用土地。这在实质上就是只要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单一性原则，而否认了它的多样性原则；只要“一窝蜂”式表面上的集中和一致，而忽视了劳动者和土地结合的分散性和差别性；只要了少数人的绝对“命令”的“一刀切”，而忘记了因地制宜，合理分散使用的优越性。一句话，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推行着只要等同、齐一，不要差别、多样性的“等同论”。
在产品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等同论”尤为突出。本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通过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对生产力起到解放和推动的作用。可是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我国农村在分配问题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没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实际上盛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办法。这种情况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社员只挣工分，不关心生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的不良后果。从哲学的眼光看来，这是只要“等齐”、“同一”，不要差别、多样的“等同论”思想在分配关系中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很不一样，各地各户的实际生产力水平和劳动能力也不一样，所以生产的结果必然不相同。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差别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首先承认这个差别的绝对性，然后再进行适当的合理的统筹安排，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个连古人尚知的“万物本不齐，让其齐是乱天下也”的道理，却被遗忘或抛弃了。这种只要等齐、平均，不要差异、差别的“等同论”思想，是乱天下之道，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以致走到崩溃边缘的重要原因。
再看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等同论”表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应是一种新型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搞得极为紧张不正常。干群之间，除了有尖锐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不讲民主协商、独断专行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干部居高临下，“说啥是啥”，而群众、老百姓只能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一方面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则是任人驱使的“阿斗”。这事实上是在干、群的这对矛盾中，只要集中统一，不要民主自由；只要等同齐一，不要对立差别的一点论倾向。它所造成的后果是：要了一个积极性，扔掉了另一个积极性，并且是主要的基础的积极性。这是以干部代替群众，以主观代替客观的“等同论”思想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等同论”思想，在我国经济领域中，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极为深重的，后果也是极端严重的。所以要克服和根除它，也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阻力，跟长期以来经济上搞单一经营、统得过死、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社会主义的“铁饭碗”政策，是有直接关系的。由此可见，“齐一”、“等同”论的思想，确是经济改革中的主要的应该搬除的障碍。
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多方面的，但是在理论上主要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在思想方法上，又主要是搞了形而上学的“等同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了尊重客观事实和承认差别、同一的唯物辩证法的正确思想路线，所以我国的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突出地表现在农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中搞形而上学的“等同论”倾向，党中央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首先，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上，过分片面、单纯地强调劳动方式的大集中，搞“大呼隆”式的使用土地的所谓“一大二公”的单一形式，改为因地制宜、多种经营、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形式。实际上是克服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只搞单一性、片面性、简单性、教条性，而不搞差别性、多样性、特殊性和灵活性的一点论倾向。实践证明，凡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单位，承包者不仅想方设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还因地制宜地精心保养和爱护土地，劳动者和土地这种直接紧密地结合，使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从而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这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克服了“等齐论”思想后呈现出的喜人景象。
在分配关系上，党中央针对过去“四人帮”推行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等齐论”错误倾向，代之以承认差别的“按劳取酬”的正确原则，从而较好地实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形式的分配，使生产和分配、产量和报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促使社员人人关心生产。近几年来，广大社员流传着“联产如联心，谁联谁操心”，“只要这个法不变，越干越愿干”，“包产办法是个宝，谁早搞了谁早好”的心里话，就是这种分配形式对农业生产力发展起到巨大解放作用的生动写照。为什么这种分配关系，能对生产力起到如此巨大的解放作用，深受农民的喜爱和欢迎呢？根本的一条还是在于克服了分配关系中的“一刀切”、“等齐论”思想。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党中央用出包者和承包者的关系去代替过去生产队少数干部安排劳动力和使用土地的关系。实行了干部和社员平等讨论，民主协商，共同决定并执行土地或某项专业生产的承包合同，明确了双方的责、权、利，使群众在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自主权，生产的责任心强了，积极性高了，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干部则通过合同指导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去合理地办事，大大地克服了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瞎指挥的毛病。由于干部和群众都同样地承包土地或某项专业生产，都参加劳动和经营，有着同样的责、权、利，因而极大地改善了干群关系，所谓的“土地包到户，人人是干部”，“干部包了田，同样是社员”，就是党群、干群关系有了明显好转的根本标志。这也是跟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等同论”观点紧密相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经济政策内容是具体的丰富的，但是从根本上来概括，则是执行着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政策，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政策，实行着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竞争协作的政策。若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克服经济领域中长期推行的绝对平均、吃大锅饭的形而上学的“等齐论”思想，而采用侧重于差别、多样性、竞争性、个性，并恰当地协调好统一、联系、协作和平衡的政策。这个政策显然是符合实际、确有实效、深得民心的，因而也是生命力极强的朝气蓬勃的政策。这个政策，从理论上看，是建立在以区别和斗争（竞争）性为重点的矛盾辩证法精髓基础之上的，是完全正确的。这确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和新贡献。
我们之所以用了很大篇幅去分析经济领域中的形而上学“等同论”现象，一是因为“左”倾路线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的“齐一论”、“等同论”。二是因为人们没有从哲学的高度上，把“齐一论”、“等同论”识破出来，并加以深刻彻底批判。三是由于人们前几年批判形而上学走极端的“斗争哲学”时，丢掉了对“等同论”这个极端哲学的批判，因而经济领域中的“左”倾路线流毒，没有肃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得不到全面认真的贯彻执行。目前我国农村中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曾经一度进展缓慢，城市中的经济改革，有些地方和单位至今还在那里踏步不前，都是这种否认差别，大搞平均主义的“等齐论”思想，在那里继续作怪的结果。可见，“等同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另一个极端，它的破坏作用并不小于“斗争哲学”。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等同论”思想的严重影响和危害；而必须把它和“斗争哲学”放在同样的地位上，深刻地加以批判。
“等同论”的形而上学一点论，不仅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而且也反映在政治领域中。例如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等同论”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以派画线，以线画人。凡是“派内”、“帮里”的人，一律都是好人、自己人。反之，则是坏人，异己分子。清理阶级队伍时，只要是一个“帮派”、“一条线上”的，不分好坏、优劣，不问青红皂白，一律都是自家人，统统加以保护，而对另一派别的人，则不作调查，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统统斥之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打倒，实行“全面专政”等，不一而足。粉碎“四人帮”之后，形而上学的“等同论”思潮仍然继续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如在评资定职的过程中，不是严格按着党的原则办事，而是因帮而宜，因派而别。凡是一个帮派的，条件不够的，也要尽量长上评上；而不是一个帮派的，就是条件够的，也要尽力压着不长不评。在是非问题上，凡是顺我者，非也是对；逆我者，对也是非。在用人问题上，凡是亲我者，即使无才无德的庸庸之辈，也要倍加信任、重用；而疏我者，即便是德才兼备的贤者志士，也要诬蔑陷害，排斥打击。在思想方法上，若是认为某一事物好，就是绝对的好，好得没有一点缺点和毛病；认为某一事物坏，就是绝对的坏，毫无可取之处。在具体行动中，有等同论思想的人，常常从这一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林彪、“四人帮”时期，他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政治万能”论，在粉碎林彪、“四人帮”之后，当党中央提出恢复“物质鼓励”的政策时，他又搞起不问政治的“金钱挂帅”、“一切向钱看”。凡此种种，都是走极端的“等同”哲学，在各个方面的不同反映和恶劣的表现。它对党的事业破坏极大，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极坏。所以我们必须像批判“斗争哲学”那样，狠扫“等同哲学”。
三
“斗争哲学”和“等同哲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人伴侣”，实践证明，哪里有“斗争哲学”，哪里势必就有“等同哲学”。比如在政治领域中，有整人的“斗争哲学”，就有庸俗的“等同哲学”。对一部分人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哲学”，借以实行“全面专政”；必然就对另一部分人，搞“一团和气”、“相安无事”的“同一哲学”，以便实行不讲原则的“关系学”和“帮派统治”。在经济领域中，有“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现象，就必然有干部补贴过多、参加劳动太少，而农民负担太重的尖锐矛盾；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同“吃大锅饭”的均衡状态，就必然有干部多吃多占，超支挪用，而农民却辛辛苦苦，白白多干的明显冲突。
“斗争哲学”和“同一哲学”，既是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哲学黑藤上的两个毒瓜，又是“四人帮”横行霸道，搞“全面专政”的两根大棒。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主要用的是“斗争”大棒，而辅之以“等同”大棒。在经济领域中，主要用的是“等同”大棒，而辅之以“斗争”大棒。实际上，斗争和同一，原本是矛盾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只有密切联系，共同作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四人帮”却故意将同一和斗争完全割裂开来，割裂的结果，就造成两个孤零零的极端：即脱离开同一的“斗争哲学”和脱离开斗争的“同一哲学”。由此看来，“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主要特征，又可以归结为一个关键和两个极端。这个关键，就是“割裂”，两个极端，就是“等同论”和“斗争论”。
前一阶段，由于哲学理论界在批判“斗争哲学”的过程中，放弃了对“等同论”的批判，而且在批判“斗争哲学”时，又因使用的思想武器不够得法，所以没能真正批倒驳臭“斗争哲学”，反而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和作用：第一，在理论上的片面性。由于批“斗争哲学”时，使用的思想武器是斗争、同一并重论和以同一性为重点的发展论，或者是用一点论的“同一论”去批一点论的“斗争论”，因此不仅没有彻底批倒“斗争哲学”，反而在这场理论战线的斗争中，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原则性模糊起来，甚至还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即以差别、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混同为“四人帮”的“斗争哲学”，错误地加以批判。第二，由于批判“斗争哲学”使用的武器不得法，并且丢掉了对“等同论”的批判，从而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不正常现象。诸如人们思想上害怕“斗争”，厌恶“斗争”，行动上不敢坚持正确的斗争，对错误的思想、言行和作风，不抵制，不斗争，甚至顺情说好话，纵容包庇。眼看着党的事业，国家的财产受到损失，也不去管。他们的处世哲学是，你好，他好，我也好，不敢表扬，更不敢批评，只求平安无事。他们的分配原则是，你有，他有，我也有，并且力求平均。只要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的利益，可以按人头平分的，便巧立名目也干，什么补贴、实物，一人一份。有的共产党员和干部，遇见矛盾绕道走，工作疲沓，互相扯皮，来回“踢皮球”。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造成好坏不分、是非曲直不辨、拉拉扯扯的庸俗市侩作风盛行。确实出现了像胡耀邦同志所说的“好人好事受孤立、受打击”的正不压邪的反常局面。又如党政机关中，政治思想工作的薄弱，领导上的软弱无力，作风的涣散，纪律的松弛；在外交关系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的对美只讲合不讲斗，只要灵活不要原则的软弱无力状态；开展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不够深入和得力；凡此种种，若从思想理论上去找根源，无一不是由于解除了对“等同论”的批判和在批判“斗争哲学”时，使用的思想武器不得法。针对哲学界前一个时期只批“斗争哲学”，不批“等同哲学”的倾向，针对批“斗争哲学”使用的理论武器不够得法的问题，我们要在全面系统地看书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迅速有力地展开对“等同哲学”的批判。为了真正彻底地批倒驳垮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的“斗争论”、“等同论”，我们必须坚持使用以差别和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因为它是对立统一辩证法的精华，也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矛盾动力说的灵魂。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又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列宁的前一句话说的是两点论，他说发展运动，不仅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引起的，而且也是对立面之间的统一造成的。列宁的后一句话说的是重点论，那就是在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比较中，列宁认为矛盾的斗争性更主要些。我们只有坚持列宁的以差别和斗争性为重点的矛盾动力说，才能真正批臭形而上学的“斗争哲学”和“等同哲学”，逐步消除其恶劣影响，为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扫除思想障碍，为深入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提供精神动力。
[1] 本文发表于《学术论坛》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