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增长特征性事实：基于能源约束视角的分析

一 我国经济增长现状

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一直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就经济发展水平衡量而言，有两类经济指标是不可或缺的：一类是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包括GDP和人均GDP水平、GDP的增长速度以及按不变价格计量的扩张程度，等等；另一类是以经济结构指标为核心的经济质量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投入产出关系等等（刘伟，2006）。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得到改进，在这两者之间，增长是结构优化的基础，而结构优化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条件，两者呈现互为内生的关系。鉴于此，本书将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来阐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事实。

我国在过去的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国力大大增强。200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6000多美元，经济总量增长绩效令世人瞩目。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89%，^[6]在超过1/3世纪中保持了接近10%的年均增长速度，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只有日本和东亚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有过同样的经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经历可以用“增长奇迹”来说明，这种“增长奇迹”我们也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在相类似的增长时期中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的比较中得到反映：英国用了58年（1780～1838）、美国用了47年（1839～1886）、日本用了34年（1885～1919）、韩国用了11年（1966～1977），而中国只用了9年（1978～1987），紧接着又在1987～1996年的9年时间里实现了再次翻番。我国的人均收入翻番所用时间之短，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蔡昉、王美艳，2002）。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我们已经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说，从最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一个已经解决温饱并开始进入小康社会的国家。应该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完成了从低收入的穷国跨越到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进程。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数量和速度上的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1）产业结构升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8.2∶47.9∶23.9变为2011年的10∶46.6∶43.4（按当年价格计算），^[7]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同时工业结构内部呈现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产业结构正不断向更高的技术层次变迁。（2）城乡居民生活改善，消费结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和消费持续上升。1978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343.4元和133.6元，2011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2084.47元和656.3元（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100），分别增长了5.07倍和3.91倍。与1978年相比，2011年我国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了21.2和27.3个百分点。^[8]居民消费中，对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有所下降，而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的消费比重有所上升。其中，交通通信消费比重上升最快，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近年来，居民对汽车、住房等高价消费品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3）固定资本投资结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投资来源结构上来看，2011年我国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占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分别是4.3%、13.4%、1.5%和80.9%。近年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外资这些投资来源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来源占投资资金来源的比重却逐年上升（从1981年的55.4%上升到2011年的80.9%）^[9]，我国企业的投资主体在不断得到强化。从三次产业投资角度来看，201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投资额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是2.81%、42.53%、54.66%，分别比上年增长28.7%、27.1%、27.1%。^[10]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仍然较高，反映了我国目前重化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固定资本投资结构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向第三产业倾斜，但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偏低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固定资本的使用结构上来看，我国2011年建筑安装工程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1的71.8%下降到2011年的64.3%），结构有所改善，但仍然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投资量的积累，通过大量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明显。但总的来看，我国的存量投资结构和增量投资结构均处于不断优化的过程。（4）对外贸易结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18.6亿美元，33年增长了175倍多，其中出口额从97.5亿美元增加到18983.8亿美元，增长了近194倍；^[11]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仅占世界第32位，到2004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德之后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并延续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演进趋势：由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出口结构逐级转变，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型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主导型，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主导出口贸易方式，外资企业取代内资企业成为出口主体，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5）劳动力和人口结构优化。人口的增长和结构变化不但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供给，而且会对社会储蓄、公共支出、居民的消费行为等方面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何建武，2005）。2011年，我国的年末人口总数为134735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逐年递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大专学历以上受教育人口（8930万人）占总人口的6.63%，文盲为5466万人，占总人口的4.08%；各年龄段人口结构为：0～14岁∶15～64岁∶65岁以上=16.6∶74.53∶8.87；2011年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2.1%，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2.3%；男女性别比为1.052。^[12]当前中国人口社会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西蒙·库兹涅茨（1989）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一书中将现代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生产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H.钱纳里等（1988）也曾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转变：一是工业化，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二是城市化，即人口连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仍未完成以及中国政府对经济的驾驭能力，即使保守估计，中国经济还可以再快速增长30年（何晓萍、刘希颖、林艳苹，2009）。李稻葵（2012）认为，经过未来1～2年的调整，中国经济仍将恢复比较高的增速，接近9%的快速增长水平，而增长的动力将是城市化以及居民消费等内需因素。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2013年1月7日在纽约召开的“2013年中国经济展望”会议上表示，他对中国经济有信心，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仍具有高速增长的潜力。林毅夫表示，中国产业升级空间还很大，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仍较大，只要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未来中国经济仍将继续快速增长。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国经济预计仍将保持8%左右的增速。”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规模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及与之相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导致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有鉴于此，本章选择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方面再次详尽阐述我国经济增长的现状和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以求更深入全面地展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成就和能源供需现状。

1.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具有比较劳动生产率优势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并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的结构转变过程（沈坤荣等，2008）。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农业大国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2007）。1978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为28.2%，农村人口比例高达82.08%。到2011年，中国三次产业的构成由1978年的28.2∶47.9∶23.9转变为10∶46.6∶43.4（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部门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由76.3%迅速下降到53%（2011年）。结构的巨大变化归因于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1978～2011年，中国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94%（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未来几十年中，仍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将进入工业部门，工业化作为支撑中国半个多世纪增长最主要的引擎，仍有相当潜力（沈坤荣等，2008）。

学术界对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分析评价，大多是根据钱纳里等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6个变动时期（其中第二、三、四时期为准工业化国家，分别对应工业化的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的划分进行所处阶段的判断。虽然由于研究人员对诸如GDP结构、城市化水平、工业结构、人均收入、就业结构等判断指标的选择和具体计算方法上存有差异，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判断，但大多数学者基本认为，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总体上属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郭克莎，2000；王岳平，2001；甘智和，2000），而到“十五”期末，我国的工业化大致处于中期第二阶段或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吕政等，2005；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2007）。因此，尽管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有明显的地区差异，^[13]但无论是从经济数量指标还是从经济质量指标上来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正处于由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过渡的状态，而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与核算研究中心，2005）。

在工业化中期的整个阶段，任何国家都存在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严重紧缺的现实禀赋状况来说，中期阶段的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状况就成为未来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快速增长的重要限定因素。从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来看，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时期”（孔令丞、谢家平，2008）。工业部门一直是我国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和利用，不断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金碚，2008）。目前在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结构向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特征明显，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无论从工业化阶段转换的有序性还是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都是难以逾越的。特别是最近几年，能源消费量增长速度（比上年增长）有加快趋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亦有上升趋势（2008年为0.41，2009年为0.57，2010年为0.58，2011年为0.76）。工业化进程加速以及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消耗的迅速上升，整个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受到能源的严重约束。另外重化工业更容易导致过度消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国能源品的供给不足压力很大。

2.城市化（urbanization）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一个相对较小的比重（1978年为28.2%且逐年下降）。但是有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我国的劳动力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仍然是以农业为主，这是改革以前的一个事实。1978年，全国总人口中城镇居民仅占17.92%，城市化水平不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户籍制度等一些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的逐步消除，中国城市化水平才得到迅速提高，并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1年城镇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1.27%，与1978年（17.92%）相比提高了33.3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虽然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转移了相当多的劳动力，但还只是农村劳动力的一小部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51.27%，接近于当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当前的世界城市化水平也已超过了50%），依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国民收入和中国水平差不多的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日本、韩国则超过了7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都在80%以上）。蔡继明指出，如果扣除居住在小城镇的1.5亿人和进城务工半年以上的约1.5亿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恐怕只有35%左右，仅约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7%）的水平。但随着我国新一轮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经济的飞速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人口快速的迁移，可以预见，快速增长仍然是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主要特征。从世界城市化进程看，城市化水平超过30%，即进入快速增长期，我国必将还要经历一个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2000年7月，前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发言称：“21世纪初期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即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城市经济所产生的聚集效应、规模经济、巨大的市场、技术知识信息的外溢以及它所能提供的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完善的服务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有专家预测，中国城市化率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将达到3个百分点。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过程必然带来能源消费量的大幅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图2-1 1975～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未来20年将是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刚性的能源高需求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要求以高能耗产业为支撑。2011年全国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51.27%，与中等收入国家61%、高收入国家78%的差距甚大。按此估计，到2020年，中国大约有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相当于目前的美国人口）。城市人口能源消费是农村人口的3.5～4倍。城市化进程推动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林伯强、牟敦国，2008）。因此，城市化对高耗能产业的需求是刚性的。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国目前还处于能源高需求阶段。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短期内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城市化进程会提高整体能源需求消费水平。仅以2020年约3亿农村人口移居城市而导致的能源消费来看，其增量规模将十分庞大。未来中国经济仍将持续稳定增长，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总体来看，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能源消费将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技术进步有可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仍将经历一个刚性的高增长阶段。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快推进的新阶段，能源消费总量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迅速增加。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即重化工业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到了加速发展的阶段。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规律来看，能耗迅速增长阶段不可逾越。

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能源消费量占全世界的15%，钢材消费量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费量的30%，水泥消耗量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生产这么多的水泥和钢材。因此，中国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也是刚性的。2002～2011年1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8.12%，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进程加速和高耗能产业快速增长有关。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放慢城市化进程，否则将很难抑制能源需求的增长（林伯强，2008a）。显然，不管从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是对比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目前仍处于能源高需求阶段，这一阶段能源需求是刚性的、不可逾越的。

二 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

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从国际来看，美国次贷危机仍继续在全球蔓延，影响还在进一步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长波周期从繁荣走向衰退和萧条，全球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之中。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可能继续放缓。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全球初级产品价格仍高位运行，通胀压力仍然不减，新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外需放缓，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不利的因素。这给“粗放式”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回落期，以及受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将比较突出：出口增速可能持续回落，部分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中国产品出口增幅下降和出口经济相对萎缩；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生产价格涨幅仍然较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节能减排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宏观经济是否开始进入下行区间、灾害是否改变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状态、中国如何应对经济放缓与通胀带来的各种问题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这些均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所正在面临着的复杂、严竣的局面。当然，由于中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具有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的特点，加之资源配置条件改善和资金的充裕保障，发展动力十足，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广阔。这些有利条件都将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有力保障。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究竟如何还需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由于经济增长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导致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情况进行客观的预测，以求更好地探讨未来中国能源约束情况。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仍可延续前期高增长态势。这主要基于：在目前的中国，深化改革还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体制的改革与创新；扩大开放大有可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前景；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经济品质不断提升，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带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8）在考虑环境治理费用所占GDP的份额、资本设备利用率和劳动力参与率等多重因素的同时，采用生产函数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了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在今后13年内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虽然有下调趋势，但仍可保持年均增长8.0%左右，并认为未来的长期增长保持7.5%左右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刘伟（2006）则认为在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的前提下，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来说，至少2030年之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2%以上是十分现实的（预计2011～2020年平均为7%～8%，2021～2030年平均为6%～7%）。这意味着，2030年前的20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长达5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基本思路研究课题组（2000）在对一些基本影响因素作出不同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动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情景。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中，在2001～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2%。其中，2001～2010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2011～2020年年均增长6.6%，较前一时期为慢。在低增长情景中，2001～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7%。其中，2001～2010年，GDP年均增长6.6%；2011～2020年，GDP年均增长4.7%。综合分析两种情景，在2001～20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0%～7.9%；而在2010～2020年，这一速度将降至5.5%～6.6%。

综合以上各种研究结果可知，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可达到7%左右甚至更高。这一水平虽然低于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但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仍然较快。因此，没有理由预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面临一个大的下降，从而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

三 小结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我国是一个人均能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大国，能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未来20年甚至更久的未来，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保持7%左右甚至更高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或略超过4.485万亿美元（按2011年汇率计算，GDP以2000年为基年核算），是2000年（约1.2万亿美元）近4倍。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34美元（当年价格核算），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2008年世界银行标准：人均收入低于97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190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能源需求急剧增长，能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与日剧增。对于能源来说，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每个百分点的增量是前一个翻两番的4倍。前20年以能源消耗翻一番保证GDP翻两番，后20年即使能做到再以能源消耗翻一番实现经济翻两番，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也有很大困难，而且利用效率需要在前20年提高1倍的基础上再提高1倍，这显然难度很大。同时能源大量进口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而且进口成本和风险势必提高。尽管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可以大量节约能源消耗，但仍然会遇到许多矛盾和困难，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2020年我国人口14亿的情况下，如果达到日本人均消费4吨标准煤的水平，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就需要达到56亿吨标准煤，这显然是很不现实的。总之，在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对于能源需求量高速增长的过度依赖使得我国的能源供需形势全面偏紧。目前我国的一次能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能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按照目前的这种能源供给状况和对能源消费的刚性需求，能源对经济还能支撑多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能源瓶颈？这些问题均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总体上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未来潜在的快速增长已经受到了资源状况、能源供给和环境承受能力的限制，能源问题对已高速行进多年的中国经济的瓶颈作用日益凸显；而且，我国的能源资源的现状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变，能源供求形势不容乐观。

表2-1 我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