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侨华人：西南边疆人口外迁
第一节 西南边疆华侨华人的形成与现状
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概念的提出，西南边疆华侨华人的人数和分布被重新认识。在西南邻国，华侨华人因与当地人的明显差异而被特别标示，但也因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提出而展现给人们一个新的场景。
一 西南边疆华侨华人的现状
（一）广西华侨华人
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祖籍广西的华侨华人有多少？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一般认为是150万人。加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话，1989年为260多万人，[1]1995年增至300万人。[2]
主要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三老”，即先期出国的老华侨、老归侨、老港澳同胞及其后裔，以岑溪籍者为典型；二是广西籍的印支华人、难侨，以防城籍者为典型；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原桂系军政人员、地主、商人，以容县籍者为典型；[3]四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广西华侨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据1989年统计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9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东南亚最集中，以越南的人数最多。由于战争、政治和经济等原因，广西华侨华人出现了较突出的再移民现象。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和1978年越南排华，迫使广西华侨华人向世界各地迁移，基本上按照“推—拉”的移民规律进行：由较贫困地区逐步迁移到较富裕地区；由动乱地区迁移到较安全地区；由东南亚迁移到欧美等地。[4]
在亚洲，1989年广西华侨华人约有230万人，占总数的88.4%。分布在越南、老挝、缅甸、日本、菲律宾、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朝鲜、文莱、巴勒斯坦、以色列、尼泊尔、蒙古、伊拉克、斯里兰卡、韩国、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东帝汶等24个国家和地区。
在美洲，1989年广西华侨华人共约20万人，占总数的7.7%。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古巴、危地马拉、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巴拿马、多米尼加、牙买加、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巴西、秘鲁、厄瓜多尔、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阿根廷、圭亚那、巴拉圭、乌拉圭和苏里南23个国家。
在欧洲，1989年广西华侨华人约有8万人，占总数的3.1%。分布在英国、法国、瑞士、瑞典、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丹麦、葡萄牙、比利时、俄罗斯、挪威、芬兰、希腊、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和爱尔兰19个国家。
在大洋洲，1989年广西华侨华人约有2万人，占总数的0.7%。分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萨摩亚、瑙鲁、斐济和圣诞岛、关岛7个国家和地区。
在非洲，广西华侨华人少而分散，1989年约有数千人，分布在毛里求斯、南非、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埃及、喀麦隆、几内亚、加蓬、莫桑比克、卢旺达、马达加斯加、苏丹、贝宁、尼日利亚、赞比亚、塞舌尔、多哥、留尼汪和科特迪瓦等19个国家和地区。
广西华侨华人从事的职业，与时俱进，各地相异。
鸦片战争以前，广西华侨华人以务农务工为主。比如在越南，当时越南封建王朝允许华侨拥有土地，因而许多广西人在越南东北部从事开垦种植。越南的金、银、铜和煤矿，缅甸的金矿，多为广西籍矿工开采。
鸦片战争以后，广西华侨华人仍以务农务工为主。在东南亚，大批广西籍契约华工，开垦荒山，开采矿山，以及建设城市、道路、铁路和港湾。华工契约期满后，一部分广西华侨从事农业生产。在马来西亚，大部分广西人以种稻谷、胡椒、甘蔗、橡胶、蜜柑和黄梨为主；在美国，从事垦荒种植的广西华侨，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一部分广西华侨则当佣工和建筑工，或从事“三把刀”（即剃刀、剪刀、菜刀）等服务行业。其中，从事餐馆业的广西华侨，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少数从事洗衣业的广西华侨，主要集中在欧美各国。1936年，陆川的吕德光就是在美国费城一家华人洗衣店做洗衣工。自洗衣机进入家庭后，从事洗衣业的广西华侨转向餐饮业。因此，餐饮业就成为广西华侨在美、英等国谋生的主要职业。其他国家经营餐饮业的也不少，甘正光（贵港市人）20世纪40年代就在乌拉圭经营餐馆。也有部分广西华侨从事工商业，兴办工厂企业，但多数仍停留在碾米和榨油等家庭手工业阶段。从事商业活动的多是些小商小贩，少数开店的主要经营杂货，多数集中在越南。如1912年合浦陈家跃的父亲在越南经营全盛杂货店，1923年罗仁白在越南海防开设宁福昌鞋帽店。经营规模较大的进出口或金融等行业的广西华侨较少，经济实力强的也不多。钟锦泉（合浦人）在越南海防开设广源昌号，时属当地巨商。张信龙（博白人）在印度尼西亚邦加槟港开源和昌商店，接着在协和镇成立协和公司，然后又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广州等地设立分公司，但不久就倒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西华侨华人仍以务工务农为主。工人主要集中在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其中在美国和德国最多。农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尤其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勿洞，以及越南北部农村和山区。在欧美等地经营餐饮业的华侨越来越多。在美国，开设各种餐馆和酒楼的有100多家。从事商业活动的遍及世界各地，主要经营杂货。工业以开设小型工厂为多。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广西华侨华人的职业发生了变化。不少人从事工业、汽车、船舶、房屋、银行和旅游业等经营活动，出现了一批厂长和经理等实业家。同时，在科技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任工程师、教授等职的也不少。还有些人在居住国的政府和军事部门担任官员或指挥员。[5]
在经济界，一部分人已从农工、矿工和橡胶工发展成为农场主、矿山主和胶园主。由橡胶工变成胶园主的，仅马来西亚和泰国勿洞就有数百人。其中，夏茂生（容县人）、黄敬南、黄桂忠（北流人）在泰国拥有200～300个橡胶园和加工厂；陈德彬（博白人）在马来西亚拥有橡胶园60多家，还有加工厂，日产干胶30多吨。他们都是当地经济实力雄厚的胶园主之一。另一部分人转入城市，经营工商、建筑、运输和旅游等产业，不少人成为著名的企业家。到20世纪80年代，有的人已拥有超级市场和银行，以及保险、房地产等公司。同时，向跨国和集团经营的方向发展。不少人在美国、日本、老挝、缅甸和泰国等地开设跨国公司或商号。
在教育科技界，许多广西人取得学位或成为专家。在前广西公路局局长潘超的家族中，就有7人是教授、博士或工程师。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仅任工程师、经济管理师、教授和律师的就有100多人。
教育方面，从事教师或校长等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多集中在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华文学校。如陈国材和刘景霞夫妇（苍梧人），先后在新加坡南洋工商学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华文学校、马来西亚北部干那的南强学校和古普中学任教师或校长。在大学任教的，主要在北美和欧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广西人就有100～200人，其中教育家陈宁馨（贵港人），从1941年到1972年在麻省罗威尔大学任教授。他的生平载入《科学家名人传》、《国际成功之领袖》和《国际著名领袖名人录》，他为人类的化学工程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著名教授陈树柏（防城人），在加州圣地克勒拉大学任教授，后兼任工学院院长，1979年被选为全校最杰出的教授。为表彰他卓越的教学成绩及其对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曾获美国总统特别科学奖。他的名字已被列入《美国名人录》、《国际学人传记大辞典》和《世界名人录》等。
科技方面，在世界各国的广西籍科学技术人员中，美国较多。在美国政府和科研部门从事经济、太空、宇航、营养、核能、水力开发、制造机器人、计算机、美工设计、飞机制造和癌症治疗等科学研究的专家有十余人。仅南宁籍的就有5人，玉林籍的有近10人。胃癌治疗专家邓浩彬是防城人，制造机器人专家陈慰贤是灵山人，航天专家吴公治是宾阳人。从事电子、医学、电脑、化学、物理、农学、生物、理工、飞机制造和妇产科等科学研究的研究员有30多人。其中，在美国国防部等单位从事科学研究的就有近10人。还有大批被授予工程师等高、中级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如李运华（贵港人）是美国罗杰斯化学工程公司原设计师，曾发明一种制革方法和数十种制革原料，被美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17年；李家权（梧州人）是美国水力、火力及电子总工程师，曾发明第一流电子火车头；马国钧是美国原子能发电站总工程师，曾参加美国原子能发电站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在加拿大的广西华侨华人科学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医学和造船方面。陈焕庭（玉林人），是加拿大皇家麻醉科学院院士，在萨省雷情达城总医院麻醉科任副主任。[6]
在文化界，广西人任馆长、社长、总编辑、记者，或者是作家、画家、歌唱家和演员、播音员等。如江曼英和万梅支（临桂人）在美国分别担任底特律市国立科技图书馆和得克萨斯州图书馆馆长，陈十妹（防城人）在加拿大任多伦多市图书馆馆长，李亚频（融水出生）任美国《国际日报》发行人，李朝钧创办泰国《新论坛报》和《论坛晚报》，莫风飚任加拿大《中央快报》社社长，马任忠（容县人）任马来西亚吉隆坡《星洲日报》总编辑，白先勇（临桂人）是美国中文小说作家。陈毓申（玉林人）是新加坡著名女高声歌唱家，洪琼珠（合浦人）是日本著名歌星，梁羽生（蒙山人）是澳大利亚的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从事电影电视工作的广西人主要在缅甸、新加坡和美国。靳羽西（桂林出生），是美国电视中文节目主持人，以编导《看东方》闻名于世。黄兑芳（容县人），是美国纽约ABC电视台华语广播负责人。
在军政界，广西籍华人在居住国的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担任州长、省长、局长或部长，以至国家领导人也有很多。越南朱文晋（龙州人），曾任数届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有的在越南太原等省任行政委员会主席或省长。担任国家正副部长或相当于这一级官员的广西籍华人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为最多。陈声新（北流人）曾任马来（西）亚教育、新闻部副部长及卫生部长；曾永森（北流人），曾任马来西亚内阁部长，掌管能源、环境部，后任房屋暨新村发展部长；高耀利和谢奕林（岑溪人），分别担任马来西亚总海关总督和中央银行行长；浦耀明（容县人），曾任马来（西）亚森林局局长；黄敬森和黄森（容县人），在新加坡分别担任全民登记局、注册局局长和海关总长；洪庆隆，任新加坡国家生产力局训练署署长。在联合国和美国文化卫生以及警察等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有：林树棠（防城人）任联合国红十字会总会长，何名中（河池人）任联合国文化组织顾问，覃廷芳（容县人）任美国卫生部顾问，莫虎（鹿寨人）任纽约警察总局副局长，韦南山任越南内务部副部长。还有一些人在居住国担任市长、州长、县长、乡长和村长，或竞选为议员，或担任各级议会主席，或当选为人民代表。在军界，广西籍华人在担任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后勤服务人员中，有的被晋升为尉官、校官和将官。梁国雄（玉林人）系美国第七舰队准将，胡廷介（灵山人）曾任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在越南抗法、抗日和抗美斗争中，广西人不但有大批战斗员，还有不少指挥员，下至班、排长，上至司令员。职务和军衔最高的是朱文晋，他是越南人民军五名上将之一。黄亚生（祖籍防城）曾任法国殖民军驻越南远征军边防司令长官，以及越南北部边区侬族自治区司令。王玉金（祖籍那坡）曾任越南人民军某军副军长。还有的担任或曾担任越南省级副总司令、越南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越南战区以及集团军炮兵参谋长、指挥长等职。
（二）云南华侨华人（过山侨）
云南是全国第五大侨乡。华侨华人的数量统计与广西一样，存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统计问题。原来主要统计汉族华侨华人时，祖籍云南的华侨华人有60万～80万人。其中，缅甸有25万～30万人；泰国有30万～35万人。[7]云南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很长时间没有权威的估算。近年来，何作庆教授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陆疆侨乡文化研究——以云南侨乡文化为例”时，认为云南籍华侨华人共有208万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68个国家或地区，其中泰国、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集中了200万。[8]2010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杨光民表示，全世界云南籍华侨华人有250多万人，省内归国华侨及侨眷有50多万人。[9]
云南籍华侨人主要分布在与云南接壤或接近的几个国家，如与云南接壤的缅甸，以及有密切民族历史文化渊源的泰国。[10]
历史上，云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主要落脚点是缅甸。人们一般推测早在汉代就有一些云南商人循着“南方丝绸之路”进入缅甸。缅甸华裔学者陈孺性先生认为，自汉唐至宋元，进入缅甸的贾客大抵以川、滇（尤其是大理）的居民为最多，他们与中缅边境的部落民族进行贸易往来。[11]最早明确提及缅甸云南人的记载在明代以后。明隆庆进士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亦有数万。”[12]“大明街”为今缅甸八莫，“三宣六慰”即明朝云南的著名土司。
移居缅甸的云南人除了经商以外，还有许多人到缅北产银地区和产宝石的“宝井”开矿。留居缅甸的云南人中，除了从事经商和采矿等活动外，还有一些云南人甚至成为直接为缅王服务的人。缅王莽白统治时期，在阿瓦朝廷中担任翻译员职务的就有一位云南大理人。[13]
19世纪，云南商人在缅北以八莫、阿瓦、阿摩罗补罗、实阶、景栋等地为主要据点，活动遍及缅甸整个北部地区。
云南回族穆斯林移居东南亚，主要由马帮商人、矿工及军士组成。英人福布斯指出“这支操汉语，在当地居于支配地位，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但鲜为外界所知，宗教信仰上属于逊尼派的穆斯林大军，构成了当今生活在东南亚北部的中、缅、泰、老四国，保持着教内通婚和亲近的族缘关系，具有伊斯兰和汉双重文化少数民族社会集团”[14]。
留寓缅甸的云南人难以统计。以“潘泰”来说，根据1921年英国在缅甸的首次人口普查，被称为“潘泰”的云南回民总共有1517人，其中男性1076人，女性441人。1931年人口普查时，前来登记的“潘泰”人只有1106人，其中男性685人，女性421人，而且大多数居住在掸邦。1960年，缅甸《罕萨瓦底日报》估算缅甸境内的“潘泰”人为10万人。[15]
缅甸云南籍华人的人口，据1931年英国人的人口调查，有34985人，以留居在密支那、八莫及北掸邦者最多。[16]这个数字的登记范围只是一些交通方便的城镇，而且没有包括流寓缅甸的操汉语云南方言的云南回民。目前估计，加上这些操云南汉语方言的回民，缅甸云南人应有10万～20万人。[17]
（三）西藏华侨华人（国外藏胞）
西藏的华侨华人主要是国外藏胞。1959年，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极少数分裂分子在西藏策划了武装叛乱，达赖以及约1.3万名藏族人逃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6万多藏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难民”。两批相加共约8.5万人。2009年，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仕胜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介绍，海外“流亡藏人”约为17万人，分布在3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印度有近11万人，尼泊尔有3万多人。
当然，并非全部海外“流亡藏人”的祖籍都是西藏。藏族是西藏自治区的主体民族，西藏藏族只占全国藏族的一半，另一半主要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包括“流亡政府”的许多“高官”，祖籍地也不是西藏。然而，西藏却是海外“流亡藏人”的外逃途径。所以，在没有具体统计数据之前，把西藏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人数估计为17万，也算说得过去。
从1961年起，“流亡藏人”开始了再移民，从印度和南亚地区流向西方。1961年4月1日，在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下，39名藏人从尼泊尔前往瑞士，这是第一批移居西方国家的藏族人。如今，瑞士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藏族人社区，有3000～4000人，大多生活在瑞士的德语区。英国是欧洲的第二大藏族人聚居区，2008年达赖设在伦敦的办公室称，那里有650名左右的藏族人。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以及北欧都相继接收了少量藏人。
欧洲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则逐渐接纳了数量更多的藏族人。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从印度和尼泊尔接收首批228名藏人。1990年美国决定向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签发1000份移民签证。2008年“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公室称，约有9000人定居美国，短期签证的更多。
近年来，更多的藏族人流向加拿大，因为在那里更容易获得难民身份，从而更容易入籍或享有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Seonaigh MacPherson曾在其论文中提到，2001～2006年，移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4275人。另据统计，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流亡藏人”数量大约有320多人。
大多数的国外藏族人，在当地只有难民身份和权利。比如在印度，法律规定“流亡藏人”不能拥有土地和财产，只能租借。在尼泊尔，藏族人则可从事贸易活动，通过贸易公司与国内的亲朋故旧做进出口生意，如从国内进口藏民生活所需，并向国内输送佛像、银器和玉石等工艺品。[18]
二 西南邻国华侨华人的现状
（一）越南华侨华人：“明乡人”
中越山水相连，陆地边界线很长，西起中、越、老三国交界的宽拉山，东至广西北仑河入海口的竹山，实地距离总长2280公里（图上距离1347公里）。其中云南段长1343公里（图上距离710公里），广西段长1020公里（图上距离637公里）[19]。2009年全线勘定，中越陆地边界全长1450公里。[20]此外，中越还有北部湾和南海的交界。中国通往越南的路线“陆海兼有”，加上两国自古以来的千丝万缕联系，中国人移民越南因便成利。
中国人移民越南，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越南立国之前，越北地区自秦代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属地，此时的移民主要有三种：流放的罪犯、躲避战乱的中原移民、少数民族迁徙，都属国内移民。在中国五代十国混乱时期，越南封建主纷纷割据自立，968年丁部领统一群雄，遣使入贡，975年宋封之为“交趾郡王”，中越宗藩关系形成。此后中国向越南的移民，才属于海外移民。
越南华侨华人有多少？众说纷纭，反差甚大。
越南的《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称》中将华裔越南居民的民族成分称定为“华族”，又称“汉族”。据此概念，1979年越南举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全越人口49672014人，华人约867450人，占全国人口之1.75%；1989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全越人口64412000人，华人约961702人，占全国人口1.5%。[21]
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则统计出不同的数据。1981年《读者文摘年鉴》统计，越南华人约300万，占越南人口总数52817900人的6%。1993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提供的《全世界海外华人分布总表》，越南“华人”为100万。[22]2004年，中国台湾“外事部门”登记的越南华人人数为200万，台湾“侨务委员会”经论证后估算华人人数为1246845人。[23]
纳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数据后，越南华侨华人数量大增。1993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的赵和曼认为越南华侨华人有400多万。[24]广西华侨历史学会的向大有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后认为，1990年前后越南华侨华人人口应该是在400万人以上，其中汉族华侨华人为160万人（含明乡人60万，艾人2万多），非汉族华侨华人，即壮、瑶、苗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为240万人。造成误差的原因是：第一，缺少乡村的数据；第二，缺少少数民族华人（即非汉族华人）的数据；第三，缺少北方的数据；第四，缺少华人的数据。[25]
图1-1 1975～1990年越南华侨华人人口走势图
资料来源：向大有：《一百万与四百万的反差——关于越南华侨华人人口数据的考证》，《八桂侨史》1994年第2期。
越南华侨华人的来源地和分布地都十分广泛。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王士录认为，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150万越南华侨当中，广东籍约占80%，福建、云南和广西等省区籍约占20%。在分布上，有80%以上的华侨居住在越南南部，仅聚居在西贡和堤岸两市即今胡志明市的华侨就约占越南华侨总数的一半。越南北部华侨大约有30万人，其中广宁省约有18万人，海防市有5万余人，河内和鸿基矿区的华侨亦为数不少。截至1991年，估计留在越南的华侨华人仍在百万人以上，其中近50万人住在堤岸。华裔越南居民的分布更为广泛，山区、平原、海岛、城镇都有华人居住。在越南北方，华人居住在广宁、河北、高平、谅山、北太、河江、宣光、老街、莱州等省；在南方，居住在后江、同奈、建江、明海、九龙、小河等省和胡志明市。[26]按最新研究，加上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话，广西已取代广东成为越南华侨华人的主要来源地，北部取代南部成为华侨华人的主要分布地。
越南的“明乡人”是中国明朝的遗民，他们“义不事清”，于17世纪中叶南投越南。19世纪20年代，越南阮朝已给予他们公民权。但是，19世纪80年代法国殖民者却允许明乡人花钱更改国籍，导致一部分明乡人重获外侨身份。明乡人虽已属越南籍，但仍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建祠立庙，奉祀香灯，保持明朝正朔衣冠，识华文，通粤语，始终系念宗邦。[27]根据法国的统计，在南部（全国明乡人比例最高的地方），1921年有4.65万明乡人，1950年增至7.5万人。[28]据向大有估计，1993年有60万人。[29]
越南排华时期，华侨华人深受其害。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苏联援助，中国反对。越南华侨华人成为中越冲突的牺牲品。[30]1977年初，越南为了所谓的“净化边境地区”，开始有计划地驱赶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境地区边民，随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旅居越南各地的华侨。[31]被驱赶回国的华侨达25万人以上。[32]还有大批华侨华人从海上逃往其他国家和地区，乘船逃亡的称为“船民”。在逃亡途中，谋杀、海盗洗劫、饥饿、失踪、沉船和再次被捕的情况屡屡发生，许多难民在这次海上逃亡中葬身大海。[33]1980年，从海上逃亡的越南华侨已高达40万人。[34]
1992年以来，中越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越南对华侨华人的定位已经改变，从威胁越南国家安全的“第五纵队”变成越南革新开放必须借重的民族力量之一。
（二）老挝华侨华人：“和族”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目前人口约600万，以老龙族、老听族、老松族三大民族为主。一般认为老挝的华侨华人约有3万人，主要的来源是：两广天地会武装、太平天国余部、刘永福回国招募的兵勇和入越的黑旗军家属、冯子材裁汰的部分兵勇、随李扬才叛乱入越的民众和其他入越谋生的散客。他们的原籍多为广东和广西两地。另外，包括壮族、傣族、苗族、瑶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则有430350人。[35]
华人在明代已有移入，多与佬族通婚，特别是来自云南的中国人，被称为“和族”（Haw或Hor），居住在上寮地区。根据老挝政府2005年的人口调查，和族共10437人，其中女性5120人，男性为5317人。[36]和族的来源，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刘永福所带领的黑旗军的后裔，一说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云南籍回族。估计应是受到黑旗军南迁入越南这一时期影响而进入老挝的云南籍穆斯林。可是据调查，和族人认为这种称呼带有侮辱性，因而只认为自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不过，现在只有大约10%的和族仍保有穆斯林信仰。
1893年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为了拓展经济、开发资源，采用了种种的优惠办法，吸引华人前来老挝，例如允许华人无偿地开垦土地，免征进出口货物税等。19世纪末，移居老挝的华人日渐增多，共约5000人。近代华侨祖籍广东者占90%，其中以潮州人为最多，客家人，海南、东莞、惠阳等地人次之，福建、浙江等省的人又次之，主要居住于中寮、下寮地区。
华侨职业，商业上以中国传统产业为主，如经营绸缎、布匹、饭馆、咖啡店、茶馆、旅馆、照相、百货、洋杂货、服装、首饰、舞厅、五金、车辆、钟表、眼镜以及当地土特产、水果、木材等，另有云南马帮在山区长途贩运土特产和生活用品。工矿业有铜、锡、酿酒、制茶、碾米、印染、皮革、肥皂、蜡烛、木炭、机械、砖瓦、锯木、陶器、烟草、汽水、糖饼、化妆品等。金融业有与泰人合资的寮京银行。[37]
二战以来，老挝深深地卷入到国际区域政治的冲突，国内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极“左”路线的统治中，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被列为当前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由于老挝华侨华人社会规模不大，而且老挝地处内陆贫困山区，所以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老挝华人“富者不富，贫者更贫”，鲜有成就斐然者。[38]
（三）柬埔寨华侨华人
柬埔寨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有20多个民族，华侨华人是仅次于高棉族及越侨和越南人的第三大民族集团。[39]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移民的世外桃源。[40]元朝周达观去真腊（今柬埔寨）访问时，见到此国众多“唐人之为水手者，利其国中不着衣裳，且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皆逃逸于彼”[41]。至19世纪末，柬埔寨华侨华人有13万人，20世纪60年代末为42.5万人，2001年为50万人[42]，1958年中柬建交后，华侨华人一度达到45万人。在当地商业经济中占重要位置，从商的华侨华人约35.9万人，占柬埔寨商人总数的95%，在工业方面几乎涉及柬国工业的各个行业。20世纪6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些华人在柬埔寨“闹革命”，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浪潮。20世纪70年代是柬埔寨华侨华人最黑暗的岁月。先是朗诺政权的政治迫害，继而是红色高棉时期的浩劫，末期又受到越南“排华”政策的荼毒，大批华侨华人遭受杀戮或沦为难民流落异国他乡。据不完全统计，1975～1979年，柬华侨华人因各种原因死亡、逃亡的约25万人。20世纪80年代末期，柬埔寨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趋于稳定，华侨华人人数才重新开始回升。[43]
柬华侨华人祖籍多为广东、海南、福建，其中广东潮州籍人占80%。主要分布在马德望、干拉、贡不、茶胶等省。金边市的华侨华人最多。
华侨华人对柬埔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已越来越得到柬埔寨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和客观、公正的评价。痛定思痛，柬埔寨政府将继续奉行当前的“民族和谐”政策，华侨华人事业的发展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黄金时期，他们完全可以安居乐业。
（四）泰国华侨华人：“王室华侨”“广西村”“云南村”
泰国于隋唐时称赤土，元朝称暹国，明代暹国并于南方的逻国，遂称暹罗。
华人移居泰国历史悠久。自汉朝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粤闽沿海农民大批流入泰国。20世纪20～40年代，又有大批华人旅泰。泰政府采取出生地政策，凡华侨在泰所生子女均为泰籍人。1909年泰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但没有族裔别统计。1919年第二次普查，首次发布中国籍侨民人数统计，总数为26万人，其中男性205000人，女性55000人。1984年泰国的广西华侨华人约有10万人，1989年发展到14万人。
1986年泰国华侨华人482万人，其中华侨25万人。可分为潮州、客家、广府、海南、福建五个方言群，此外，还有小部分浙江、云南等省籍的华人。祖籍为广东潮汕地区的约占华侨华人总人口的56%；祖籍为广东客家地区的约占16%；祖籍为广东广州、肇庆地区的约占7%；祖籍为海南的约占12%；祖籍属福建的约占7%；祖籍为江苏、浙江、台湾、云南、广西等地的约占2%。大多数华人都居住在泰国中部富裕地带，仅曼谷就有约200万人，这里的华人以潮州人、客家人为主。泰南各府有部分华人聚居，其中闽籍华人占1/3，潮州人、客家人各占1/5。滇籍华人聚居于泰北清迈府一带。桂籍华人则多居于泰南也拉府。
2004年台湾“侨务委员会”以1955年史金纳（G.W.Skinner）的统计为基础，推算泰国华人约有7254000人。[44]
泰国的华侨华人，以经商为主，掌握了泰国各项重要的经济活动。首都曼谷，潮汕人聚居营生的街道就有好几条，其中三聘街被称为“潮人街”，是曼谷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潮州人的经济实力最强，主要从事金融业、进出口业、碾米业、纺织业、土产业、珠宝首饰业等；客家人多从事皮革业、百货业、制鞋业、裁缝业；广府人多经营机修业、建筑业、饮食业；海南人多经营饮食业、旅馆业、理发业及药房；福建人则经营橡胶、茶叶。[45]
“王室华侨”是潮州人因为同乡的特殊功勋而获得的荣誉称号。1767年，孟腊国军队包围了泰国首都，郑信（又名郑昭）带领5000多名士兵和华人群众，击退入侵者，并自立为王，号郑王，建都吞武里（现曼谷市区对岸），历史上称为吞武里王朝，为泰国的第三个王朝。郑信的父亲郑镛来自中国广东澄海，郑信登基后，亲朋好友一批批移民泰国，掀起一股移民高潮。由于潮州人多势大，当地华侨华人称他们为“王室华侨”。
勿洞是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吉打州毗邻的一个边陲重镇，聚居着泰人、马来人和华人。华人约6万多人，广西人约占80%，勿洞被称为“广西村”。勿洞原是一片原始森林，一战后，广西华侨陆续从马来西亚移入，垦殖了3万多公顷的橡胶园。[46]随着环境的改善，以及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不断提高，20世纪70年代后不少广西人从勿洞逐步移居到曼谷等大中城市，目前全泰广西人超过20万人。[47]
泰国北部清莱府山区有一个华人聚居的村落，泰国人称为“美斯乐”，有人称为泰国的“云南村”，有人称为泰国的“春城”，也有人称为泰国的“小中国”。这些称谓，都反映了美斯乐那特有的历史渊源。美斯乐的居民，主要是原国民党“93”师官兵及其后代，现在已经发展到十几万人，除了在泰国定居者外，其余流寓世界各国。“93”师曾参加中国远征军，因驻缅时间较长，在当地较有名气，海外将缅泰边界的国民党残军统称为“93”师。20世纪60年代初“93”师将不足2万人的部队整合为五个军。后来部分残军撤到台湾，但以云南人为主的第三、五军约有2000多人滞留缅甸。此后，第三军定居于泰国清迈府的唐窝山，第五军定居于美斯乐。1963年第五军向泰国政府投诚，1970年开始协助泰国清剿反政府武装力量。经过十几年的战斗，死伤惨重，终获胜利。按照泰国政府的规定，参战者可以归化，但是眷属则须等他们拿到公民证后，再申请入籍。1992年，第五军交出了武器，完成了从军人向平民的过渡。但是，他们的身份仍然是难民，台湾不愿意接受，大陆更不可能接受，泰国又赶不走。他们十分怨愤与痛苦，美斯乐村寨的一些对联和标语反映了他们无奈的心境：“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十年北伐，八年抗战，四年内战，叱咤金三角，胜败论狗熊！”“还我国籍！”2003年台湾作家柏杨曾经这样描写他们：“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乃是天地不容。”[48]2006年1月2日，终于有978名“93”师后裔取得了泰国国籍。
（五）缅甸华侨华人：“桂家”（果敢族）、“潘泰人”、“胞波”
缅甸目前人口有5700多万，以缅族、克伦族、掸族、果敢族为主。
关于缅甸华侨华人的人数，众说纷纭。缅甸政府很少开展相关的人口调查（最近一次是1983年），在并非常例的年度统计公告中也很少有相关资料，关于缅甸华侨华人的官方统计资料很不详尽。1948年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宣称“根据华侨各业公会报告，全缅中国人数接近三十万人”[49]。据1993年的《华人华侨概况》，华人71万人，占缅甸总人口的2%。[50]另据《当代缅甸》推算，1993年缅甸华人超过80万人。[51]近来，则增至250万人，占缅总人口的4.8%。[52]
世纪之交，缅甸的华侨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云南、广东、海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西、广西和山东等省区。其中福建最多（约有35万人），云南次之（20万～25万人），再次是广东。大部分集中居住在以仰光为中心的沿海、沿边城市和曼德勒—景栋—密支那的缅北三角区域的城市，在缅北地区的村寨中也生活着不少华人。其中最为集中居住的城市是首都仰光，缅甸南部的勃固、毛淡棉、土瓦和勃生，北部的曼德勒、密支那、腊戍、景栋、东枝和八莫。按照华人数量的多少排列，则仰光和曼德勒分列第一、二位，其中仰光超过10万人，曼德勒有6万～8万人，接下来依次为勃生和当阳（2万多人）、密支那（1万～2万人）、东枝和毛淡棉（1万人以下）。[53]上缅甸的华侨华人主要是来源于云南的商人和矿工，下缅甸的华侨华人主要来源于福建和广东，福建人从事帆船贸易，广东人从事矿业。在上缅甸的掸邦四个特区，居住者主要是汉族人，主要来源于明代的汉族遗民、国民党的孤军和眷属、“文化大革命”时逃往缅甸的知青和改革开放后大批移居金三角中缅边界缅甸一侧的汉族人。除第三特区克钦外，其他三个特区都是以汉语为主。缅甸“克钦族”也自称为“景颇人”，与云南境内景颇人同族。
桂家（Gwe Chia）又作贵家、鬼家、桂掸，产生于17世纪明末清初之际，形成发展于18世纪。“桂家者，明永明王（即永历帝）官族子孙”。[54]“缅劫永明时，诸人分散沙洲……百余年，生聚日盛，称桂家”。[55]也有记载说他们是“随永明入缅之官族也，子孙沦于缅，自相署曰贵家”[56]。贵家即桂家，同一族。这些记载表明最初的桂家是由入缅的南明永历帝文武官吏及其后裔组成的。永历帝朱由榔在做南明末代皇帝前，藩号为桂王，桂家因此得名，意为桂王的人。一部分以农业维持生计，一部分在波龙大山开采银矿，即后来的波龙银厂。其著名首领有宫坚雁等。[57]清朝时期的果敢，实行封建领主制。土司姓杨，既不臣服于清朝皇帝，也不受制于英国殖民政府，依靠萨尔温江的天险，自我封闭了几百年。1948年缅甸独立后，政府将桂家认定为原住民族，在法律上确定为缅甸的合法民族和公民，称为果敢族。1968年以前果敢依然保留明朝文化，地方官职使用明朝武官官职，如守备、千总、把总之类，老百姓身着明朝汉装，信奉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语言也保留了相当的明朝官话。[58]
果敢族偏居缅中边境地区，现有人口约20万，是旅缅华侨华人中族群意识最为强烈、社会影响最为突出的华人族群。[59]
“潘泰人”（Panthay）是祖籍云南的回族穆斯林及其后裔。云南回族先民大批迁入是在元、明两代。在云南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地带，许多经商的回民自然也就踏上了“走夷方”的路途，从事云南与缅甸之间的贸易活动。19世纪中叶以前，回民移居缅甸是零星的、分散的。杜文秀起义失败后，云南回民大批移入缅甸，被当地称为“潘泰”（Panthay）。据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位移居缅甸的云南籍回族首领估计，大概有1万～1.5万人。
“胞波”，原意为同胞，现为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亲切称呼。缅甸著名史书《琉璃宫史》中记载了一个美丽的传说，缅甸人民一向把中国人民当作自己的“瑞苗胞波”，意即“同胞兄弟”。1766～1769年发生清缅战争，战后两国反思，签订了《中缅和约》。滇、粤、闽等地大量中国商人和劳动力进入缅甸经营谋生，战争中也有不少流失的中国军人留下来生存，加上前几代因为各种原因流落下来的中国人，就此长期居留并与缅人通婚繁衍，成为中国侨民或者缅甸公民，他们被缅人视作“瑞苗”（缅语“亲戚”之意）看待，称“胞波”。随着后来两国人民和邦交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胞波”一词，扩展到缅甸人对所有中国人的称呼，反过来，中国人也把所有缅甸人称为“胞波”，这一文化习俗固定至今未变，现有“中缅胞波节”大型活动。
（六）印度华侨华人：国外藏胞、汉族侨胞
中印往来源远流长，汉时即始。近代，印度的华侨华人有所增加。18世纪后期，印度沿海贸易集市出现了第一批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清朝末年起，中国战乱不断，导致辗转至印度的中国人不断增多。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在前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大批国人为躲避战乱，逃亡到了东南亚、南亚等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来到印度。
以前统计旅印侨胞主要考虑汉族侨胞。1930年前约为8300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增加到约1.4万人，战后升到2万人。20世纪60年代印度排华时，大批华人离开。1971年减少到12717人。1990年，在印度的约2万华侨华人中，早期移民占40%，当地出生的华裔占50%，新移民仅占10%；主要居住在加尔各答、新德里、孟买等市，以广东梅州客家人为多，次为湖北省的天门及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人。
印度早期的华侨华人多种植甘蔗、茶叶，修筑道路，经营小商业。随人数的增多，行业逐步扩展。后来以“一麻二皮”为主（“一麻”指麻纺工业，“二皮”指制革业和制鞋业）。因为印度人认为这是“贱业”，应由“贱民”干，从而给华侨华人留出发展空间。但不少华侨华人发迹于这些行业后就改行了。[60]21世纪初，以制革、制鞋为主。如汉族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加尔各答，一小半聚集在市区“华人鞋城”经营鞋店（近百家），一半聚集在郊区“塔坝中国城”开皮革加工厂（230多家），每天处理的皮革数量占全印度的1/5。[61]以工业为经济支柱，但经济实力较弱，是印度汉族华侨华人的特点。
印度的华侨华人除汉族外，更多的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000年印度藏胞为11万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1959年以前赴印经商者及其后代，集中在德里藏人街经营商店（200多家），多与印度人通婚。第二、三代多为混血，与达赖集团无关系。第二，1959年随达赖叛逃或被达赖裹胁而去者，当时有8.5万人。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中国赴印的新华侨华人，约近2万人，4.5%是僧侣。印度藏胞绝大多数持《难民证》（由达赖集团发放并负责每年延期），80年代后去的新华侨华人多持中国护照。在拥有12亿的印度人口海洋中，华侨华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62]。
在印藏胞以聚居形式为主，60%生活在聚集区，40%散落居住。聚集区和主要散落居住区由达赖集团伪内政部派员负责管理。藏胞与印度社会基本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生活环境不佳，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在散落居住区的藏胞财产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1999年藏胞和印度人发生冲突，数十家藏胞商店被烧，仅获得赔款2万卢比，投诉无门（印度法律规定藏胞不得开店，故店铺不受法律保护）。他们中30%从事农、牧业，30%从事服务业，29%经商，成人中18.5%失业。[63]
汉族华侨华人同藏族等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上存在差异，他们之间往来很少。不过，印度政府针对汉族华侨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政策上的差异，也使得汉族华侨华人受到更多限制，而大量少数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华侨华人，为取得与印度本国国民相同的待遇，选择加入印度国籍。
（七）不丹华侨华人：国外藏胞
不丹地处中国和印度之间，与西藏有长达550公里的边界线。历史上不丹与西藏关系密切，自8世纪不丹即为吐蕃（西藏）领土，元朝统一西藏后成为中国的领土，清朝时分裂出去作为清朝的藩属国。不丹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与藏族基本相同。因而不丹与西藏的民间交往源远流长。
1959年和60年代初，在达赖集团外逃的带动下，约有4000名藏族人逃到不丹，寻求“避难”。不丹政府受到印度的影响，收留了他们，并把他们分片安置在廷布、卡萨、查米纳、伦措克、卡布吉、布伊勘纳、贡塘、帕托等8个聚居点，分给土地和住房，经费由印度政府资助。但是，不丹政府对于收容外逃藏族人态度比较谨慎。1959年，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教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率160余人出逃，要求到不丹避难，被不丹政府拒绝。
逃往不丹的藏族人，由于与当地居民语言基本相通、风俗接近，加上不丹政府的优待政策和不丹人的善良好客，许多人入乡随俗，着不丹服装，操不丹语，有些还与当地人通婚，逐渐不丹化。不丹政府对藏族人也没有特殊管理措施，仅在每个藏族人聚居区派有一名税收官员。
达赖集团一直未放松对逃亡在不丹的藏族人的控制，其具体办法与在印度的藏族人聚居区基本相同，以致藏族人聚居区几乎成了不丹的“国中之国”。
1972年开始，不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限制和打击达赖集团在不丹的政治活动，并尽量减少藏族人人数，从根本上清除由藏族人带来的隐患。部分藏族人移居到印度，600多藏族人加入了不丹国籍。
经过30多年的演变，有的逃亡不丹的藏族人已同当地人通婚，少数人还在政府部门工作。不丹的藏族人逐渐富裕起来，对“西藏独立”越来越没有兴趣，与达赖集团的联系也日趋减少。
居住在不丹的藏族人，有以下几种生存方式：（1）经商，多数从事饭店、旅馆及经营小百货等第三产业；（2）居住在廷布等地者，从事织垫、手工艺、工匠等小型工业；（3）居住在贡塘、巴如、扎西岗等地者，从事放牧和种植业；（4）开出租汽车及充当保镖、猎手等，为王室、大臣服务，依靠寺庙，从事宗教职业等。
藏族人由当地政府管理，享有不丹公民的同等待遇，可自由选择职业，可在境内自由行动，可购置房产、建造房屋，对经商和从事运输等职业，除按规定交纳5%～10%的税收外，别无限制。
80年代以来，不丹政府加强了边境管理，对于非法越境逃往不丹的藏族人一律原路逐回。[64]
（八）尼泊尔华侨华人：国外藏胞
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溃逃的西藏叛乱武装和盲目追随达赖外逃的藏族人，经中尼边境的多帕、木斯塘、久姆拉、拉苏瓦和达多帕尼（曲古）等地进入尼泊尔，先后共达1万多人。1960年在美、印支持下，达赖集团重建“四水六岗卫教军”，规模约4000人，从印度转移到尼泊尔木斯塘，还有一些部落性叛乱武装，进入尼泊尔北部的夺布绒、墨古等地区。后来，在上述叛乱武装回窜与我边防部队反回窜的军事较量中，又陆续有部分漏歼残余叛乱武装和边民流入尼泊尔。1963年，外逃到尼泊尔的藏人总数达1.8万～2万人（已扣除由尼转印的1万人）。
1963年前，由于尼泊尔国防薄弱，军力不足，特别是在政治上害怕得罪达赖集团的后台——美国和印度，因而不敢也无法阻止众多的“卫教军”、部落性叛乱武装及其他藏族人涌入。随着中印关系趋向缓和，尼泊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仍然要保持尼中友好关系，故不愿在达赖集团问题上走得太远。1992年3月，柯伊拉腊首相访华，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维护两国友谊，不允许（藏族人）在尼泊尔土地上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此后，尼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中尼友好，不再允许给后来的非法入境藏民发放身份证和难民证，采取强硬手段阻止、遣返非法入境的藏族人。
但是，尼泊尔受印度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在中印之间寻求中间道路，提出“尼印是兄弟，尼中是朋友”口号。尽管如此，尼政界内部还有一些亲西方和印度的官员支持达赖集团，他们时常怂恿、纵容达赖集团在尼泊尔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尼边贸迅速发展，原居印度的藏胞认为在加德满都经商自由，容易赚钱，从尼回国探亲、经商也较方便，因而1988年后，从印度移居尼泊尔的藏胞有数千人之多。2009年，在尼泊尔的藏族人约有3万多名，其中约1万人已获得尼泊尔公民身份，另有1万人左右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身份，还有大约1万人没有任何合法居留身份。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尼泊尔就不再给后来的非法入境藏民发放身份证和难民证。[65]
由于尼泊尔政府对在尼泊尔的流亡藏族人实行宽容政策，又适当限制达赖集团在尼泊尔的活动，因而居住在尼泊尔的外逃藏族人中有40%～50%的人（绝大多数是川、青、甘、滇逃去的藏族人）不受达赖集团的控制。目前，他们思想趋于稳定，生活日益好转，在加德满都和其他地方居住条件较好的一部分藏族同胞，其生活水平已经达到或者接近尼泊尔中等收入居民的水平。少数从商或其他高收入经济来源的藏族同胞，已经相当富有，挤进了尼泊尔的富百阶层。但是，还有部分流亡藏族人居住在偏僻地区，以从事农业为主，收入相对较低，这部分人约占在尼藏族人总数的1/4，他们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外逃藏族人对尼泊尔的地毯纺织业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手工纺织地毯的出口，自1987年以来，已成为尼泊尔出口商品的支柱产业，年平均外汇收入占尼泊尔外汇收入的49%。
旅居尼泊尔的藏族同胞，在尼生活已有30多年，但许多人并没有放弃返回故乡的愿望。旅居尼泊尔的藏族人中支持和参与“西藏独立”的是少数，要求回国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的态度是随波逐流，得过且过。[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