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性主义各流派及主要主张
从理论上讲，根据其观点和主张的分歧，现代理论家把女性主义思想划分为多种不同的流派。从其内部的派别来划分，起初学界普遍接受的概括方法是所谓的“三大家”，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此外，近些年来后现代女性主义影响越来越大，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呈现一派多元的格局[26]——除传统上的这“三大家”之外，还包括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化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黑人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及其他女性主义流派。但各个流派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互不相涉的，而是在研究领域、目标、理论依据与成果上都有所重叠；各流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这些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也常有对两个甚至多个流派有所兼顾。
一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亦称平权女性主义（equal rights feminism），是女性主义最早的流派。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要受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影响，其基本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其为自由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上的应用，或者自由主义的自然延伸，主要代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利益。[27]受罗尔斯正义理论所启发和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批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仍处于重新形成概念、重新思考和重新结构自身的阶段，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全部目标仍然是创造“一个公平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28]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仅在时间上是所有女性主义流派的起点，在理论上也是其他各派的出发点或批判对象。可以说，产生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西方历史上最悠久的女性主义流派，也是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是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也是第二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
女性主义理论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其表现就在于它与女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各派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生及其主张都有其所处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及理论背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发源于十六七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兴起于18世纪末，在历史发展上形成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中期兴盛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20世纪60～80年代兴盛的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从社会背景上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主流主要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口号而进行的。资产阶级上层妇女抓住这些口号，作为争取男女平等的理由，认为女性无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个人都应当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19世纪极为活跃，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始终在它的旗帜之下活动。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约翰·密尔，以及美国妇女S.富勒（曾于1845年发表著作《19世纪的妇女》）和E.斯坦顿（于1868～1870年出版了妇女杂志《革命》）等。
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浪潮前后，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十分活跃，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起了运动先声的作用，她发起的全国妇女组织“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后来达到两百多万人，其中包括约十分之一的男性成员，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团体。《女性的奥秘》主要是基于二战结束后大批男性从战场上回来，重新占据了战争中曾由女性占据的一些工作岗位，女性又重新回到家庭，成为所谓的“幸福的家庭主妇”，但这些女性在她们的幸福生活中却隐隐感觉到一些不安和不满足。弗里丹通过对弗洛伊德“生理就是命运”的父权制妇女理论的激烈批判，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贤妻良母女性角色的重新思考，重新唤起了妇女的自我意识。这部著作成为轰轰烈烈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多年以后，弗里丹在《非常女人》一书中提出女性“第二阶段”的问题。她认为，女性在走出家庭之后，虽然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事业可做了，但是她们又面临新的问题：在选择是否要孩子时，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时，她们感觉到冲突、恐惧和无奈，以及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29]她指出，女性在第一阶段应走出家庭，而第二阶段是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我们的制度，以使我们能够生活在对生活和爱的新的肯定之中，能够选择要孩子。[30]继《女性的奥秘》之后，自由女性主义涌现了一大批理论著作，例如J.理查兹的《怀疑论的女性主义者》（1982）、G.斯蒂奈姆的《愤怒的行动和日常的反抗》（1983）、S.欧金的《性别、正义与家庭》（1990）等，这些已经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
从理论背景上看，自由主义理论对女性主义有着持久的吸引力，特别是有关契约和权利的思想，这是女性主义用来对抗父权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武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发源于十六七世纪的社会契约理论。这一理论依据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主要是西方自由主义天赋人权观念在妇女群体中的延伸和扩展，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追求自由、平等、理性的产物。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平等主要被解释为机会均等。后来经洛克、密尔以及孟德斯鸠等人的阐发，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成为近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正义观念，也就是说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它重点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活动，这势必会把国家的代表——政府看成是对个人私域的一种威胁，所以自由主义主张对政府采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不欢迎这种“必要的祸害”（或必要的“恶”），认为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自由主义认为人的独特性在于理性，而理性强调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即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允许个人运用他的自治实现自我。自由主义通过强调个人主义，赞同个人权利优先。据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同样女人也要运用她的自治，追求自我实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是女性能够与自由社会中的白种人和享有特权的成年男人一样获得平等地位，女性能够成为社会中享有权利的独立个体。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这种个人的“私域”当然也包含了女人的私域；妇女和男人一样具有理性的、客观的、积极的特性，应与男子有同样的权力，具有同样的选举权、就业权和受教育权，并且把平等原则首次扩大到女性，它的这些主张在促进女性争取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斗争中起着进步作用，对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主题——争取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理论紧密相连，有学者总结道：“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的爆发实质上是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同继续维持妇女在父权制中的从属、依赖地位的矛盾深化的反映，也是美国中上层白人妇女运用自由主义理论争取妇女个人权利的一次斗争。”[31]
2.理性与平等
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所持的人们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倡理性和机会平等，认为男女在理性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社会化方式不一样，因此追求的目标是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形式平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比自己的“男同志”更加彻底的理性主义前提出发，执着地追求性别平等（sexual equality）或者性别正义（gender justice），因此而得名“平权女性主义”。
西方传统的二元论给两性分配了截然不同的角色。理性的桂冠一向专门戴在男人头上，他们具有勇敢、自信、开放、进取、宽容等一系列相关的优点。而女人与此相反，在“冲动（感情用事）”的标签之下，具有怯懦、轻浮、琐碎、褊狭、封闭等一系列缺点。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整个自由主义运动一样，持一种理性至上的信念。它批判西方传统的二元论把人的活动截然分为理性和感性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的错误观点，反对传统哲学思想中女性比男性低劣的观点，认为两性的本质，尤其是理性的基本特征没有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既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理性上并无差异，都是有理性的人，那么女性应该与男性拥有平等的各种权利，具有同等的地位，即“每个妇女应该有与男子一样多的自由，能够决定她自己的社会作用”。[32]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是女性的关键的目标——国家应该以实质上同样的方式平等地对待男人和女人”。[33]而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女性之所以与男性不平等，是因为社会文化、教育和法律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而不是生理上的差异造成了两性的不平等，社会舆论对两性的不同理解实属父权制的产品，甚至就是排挤、压制妇女的借口。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有显著的自由派倾向。她在《女权辩护》中批判了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作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她明确提出妇女在政治权和公民权方面的平等要求，认为两性的价值平等必然会导致两性的权利平等。[34]正如密尔所说：“现在被称之为妇女的天性明显地是人为的事——在某些方面是强制压迫的结果，在另一些方面是不自然的刺激的结果。”[35]在1869年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密尔即主张将自由主义机会平等的原则延伸至处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建议把选举权扩大到妇女，认为“妇女要求选举权就是为了保证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36]密尔主张将自由主义机会平等的原则延伸至处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他的思想为妇女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密尔被称为“明确地开始把自由主义原则应用于妇女的惟一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37]此外，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斯坦顿主张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用于女性。她根据《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提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了女性权利，把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利扩展到女性，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利和男女平等。她们反对对妇女的任何歧视，要求摆脱“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突破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限制，进入在传统上由男人把持的公共领域，渴望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个人理性选择以及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人权、待遇和机会，在同样的市场规则下进行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以取得自我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在教育方面，自由女权派一向反对传统的、带有歧视性的性别隔离制度，要求两性实行内容一致的混合教育，以充分发掘妇女的潜能。“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38]在就业方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烈要求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对两性一视同仁，绝不能出于性别原因而排斥妇女。她们相信，妇女的解放还能让男人摆脱养家糊口和保卫祖国的重负，从而解放自身。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一切取决于个人奋斗。她们假定，如果女人得到了与男人同等的竞争机会，她们将会成功。
3.国家职能
自由女性主义的国家职能观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化过程中曾出现过较大的转折和分裂。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20世纪中期之前，自由女性主义在对待国家职能问题上，对政府采取了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认为“个人必须保留某些基本权利，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越这些权利”。[39]她们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反对政府干预，最极端的甚至对议会通过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也漠然视之，毫不领情。她们觉得无论这类活动意图多么良好，实际上却将妇女视为弱者，从而有意无意地侮辱了她们的平等人格，同时妨碍了她们的自由发展。自由女性主义把国家的代表——政府看成是对个人私域的一种威胁，这种个人的私域也当然地包含了女人的私域，因此，她们不可能欢迎政府——这种“必要的祸害”。她们敏感地认为无论政府的这类活动的动机多么高尚，其实还是将妇女们视为弱者，从而阻碍了她们在平等环境下的自由发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妇女解放的主要途径在于个人奋斗，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条件下与异性和同性进行竞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定，如果社会上还存在某些平等竞争的障碍，那必定来自政治和法律领域。只要妇女实现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取消性别歧视性质的传统立法，自己的命运就会迎来根本的改观。显然，这种立场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传统自由派反对任何强制、鼓吹放任原则的态度是一致的。实际上，这种做法对女性主义自身非常不利，毕竟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使得女性迈出了与男子平等的第一步，并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种法律上的保障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与男性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充分反映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缺乏理性和幼稚的一面。
从20世纪50～60年代欧美开展普遍的福利国家运动以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立场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出现一个180度的大转折，与整个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一样，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事实上来自私人垄断势力，而不是现代国家的政府。所以她们积极支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行广泛的干预，其中包括保护、乃至优待妇女的立法和政策，例如对养育子女的单身妇女（包括离婚妇女）给予政府津贴、企业优先雇用女性求职者等，以补救自由竞争所不可避免的极端后果——弱肉强食，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所能够接受、起码能够容忍的社会公正。弗里丹在《非常女人》中也强调，两性的平等待遇绝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两性的相同待遇。自由女权派的这个分支被称为福利国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welfare liberal feminists），它认为社会不仅应该为妇女过去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给予补偿，而且要清除阻碍今天妇女进步的社会经济及法律障碍[40]。而坚持自由女性主义传统立场的人仍被称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双方从未因为分歧而公开分裂。
随着西方福利国家运动出现危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支持国家干预的立场也招致了种种非议。姑且不论其他政治思潮、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攻击，仅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受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影响的女权分子就大发批评意见[41]。她们指出，广泛的国家干预旨在减少妇女对单个男性的依赖，但在无形中增加了妇女对政府的依赖，而归根结底，现存的国家依旧是男性所把持的父权制国家。这不仅不可能真正改变女性受压迫的命运，反而会使得女性离其奋斗目标越来越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流派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流派则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绝非中立公正，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集团所处的地位大不一样，指望政府来实现两性平等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总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形成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女权运动中最大的流派，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该学派的温和立场有助于在西方政治环境中成长，比较容易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妥协，并且为异性所领导的主流舆论所接受。然而，由于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基本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及其价值体系，过分强调理性、立法手段和个人行为。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深化，该学派日益脱离现实，受到其他女性主义流派的批评。现在看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 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
激进女性主义亦称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属于女性主义的激进派，主要代表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在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把父权制当作两性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主张以私人领域（家庭或者卧室）为主要战场，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1.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比较激进的年代，正值欧美政治动荡达到高潮之际，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颇为流行，与法国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运动和抗议越战运动相伴而生的是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涨。来源于“新左派”运动中的一些女性成员不满这一派别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权团体对她们的态度，所以就重新成立了激进女性主义派别，强烈认同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参与了当时席卷全美国的多场激进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以及和平运动。这些群体中的妇女常常感到被男性看不起，并被归入辅助角色之类，因此她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激进的自由主义信念带进了女性主义理论中。她们认为在所有的经济制度下，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都是最低的；她们认为性/社会性别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42]，历史积淀而成的父权制度决定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这种统治肯定并扩大了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使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上。一部分激进妇女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开始“闯入”私人生活领域，声讨性别支配本身。她们提出“私人的就是政治的”的口号，在思想、理论乃至实践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并且有所建树，为那场声势浩大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了突出的贡献。
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起，激进女性主义群体内部已经分化为两个阵营：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libertarian feminists）和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者（radical-cultural feminists）。[43]70年代伊始，激进女权分子已经形成自己的基本见解。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凯特·米利特的《性的政治》，舒拉米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女阉人》，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宣言、演讲和论文集发表。此后重要新作迭出，如玛丽·戴利（Mary Daly）的《超越天父：追求妇女解放的哲学》（1973）和《妇科/生态学：激进女性主义的元伦理学》，安德利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右翼妇女》（1983）等。
2.批判父权制（patriarchy）
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1970年发表划时代的著作《性政治》，首次将“父权制”[44]这个术语纳入现代女性主义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她把父权制描述成一个政治支配的男性体系，认为父权已经成为西方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了它根本的权力概念”。[45]她指出，这种性的支配是一种社会结构，通过意识形态、生物学、心理学、家庭、阶级、经济和教育、暴力、神话和宗教等在各种领域中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像历史上的任何文明一样，是男权制的社会。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一番下述事实，事情马上就变得十分明朗：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力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46]父权制远远超出形式上的权力制度，构成所有社会的共同基础，可以脱离阶级或者种族因素而独立存在。米利特认为，父权制的维系主要靠“内心的殖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即家庭的社会化灌输，以及社会在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价值传播。此外也依仗经济剥削和暴力压制，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因此，她主张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秩序要积极地重新建构。只有消灭父权制，而不是在父权制结构内部进行局部的调整，女性才能真正实现平等。
激进女性主义向传统的权力及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米利特认为，“父权制”是一种历史普遍现象，是一种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不平等；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就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会带来妇女的解放，而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权利后就能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激进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压制女性，是一个以权力、统治、等级和竞争为特征的体系。不推翻父权制，不改变性的内涵，两性绝无可能成为平等的伙伴。因此，米利特主张对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秩序要积极地重新建构。所有的女性都应当为女性的解放而共同斗争，必须消灭、根除父权制的根脉，建立一个“完全没有父权制的痕迹”[47]的社会。
当然，父权制并非米利特创造的新术语，她的贡献在于作出新的解释，并赋予政治理论分析上的中心地位。以此为框架，米利特对激进女权运动的政治主张作了比较成功的概括。其后的众多激进女权思想家多追随其足迹，或者在整体上或者在各个具体层面对父权制学说进行发挥。米利特之后，“父权制”这一概念成为女性主义解释妇女受压迫和处于屈从地位的原因及机制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借用这一概念是为了对她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压迫体系和社会结构进行抽象，因此，“父权制”更多的是在隐喻意义上的、“想象性存在”的、而非现实的层面上的概念。
3.政治、经济制度
激进女性主义流派不遵循传统政治哲学的常规——以国家为中心。在她们看来，国家不过是男权的一种展示，借公共事务之名，为私人领域里男性的家庭需求和性需求服务。因此她们不接受自由主义女权流派的国家中立论，并且对之作了全面的批驳。激进女性主义流派认定，国家的结构和制度完全是按照男性的意图设计的。立法机关毫不反映妇女的要求，虽然宣扬形式上的两性平等，实质上却在让男权合法化。议会授权行政部门干预社会生活，看似试图改善妇女的处境，结果却强化了男性的国家，使之得以借反色情之名打击自由自愿的女子同性恋。福利政策提高了妇女的依赖性和从属性，而非独立性。喧闹的多党竞逐纯粹是男子的游戏，表现其自私、好斗的劣根性，与妇女毫无关系。
在斗争策略上，激进女性主义者的见解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部分主张弃绝西方政治的常规，不走请愿、选举的老路，而以卧室为战场直接清算两性关系。国家作为男权的政治工具，对两性而言都不是要害问题；另一部分对男性的国家（male state）也不抱幻想，但相信参加常规政治活动，让性别、阶级、民族、种族各种斗争相互交织，不失其教育功能。迫使议会立法禁止某些粗野、残酷的性侵犯和性剥削行为，虽然改变不了国家的性质，却可以暴露性支配的罪恶。即使活动失败或无效，也会帮助姐妹们认清男性国家的本质。
激进女性主义流派也相当重视经济制度问题，但在她们看来，经济制度有社会和家庭两个不同侧面，需要分别对待。她们认为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均以低报酬和就业歧视来剥削、排挤妇女，逼迫她们依赖男子，从而不得不承担家庭服务，包括性服务。这是男权的重要条件，但绝非唯一条件，甚至不是主要条件。她们不考虑单纯的经济斗争，不指望机会均等一类立法发挥奇效。她们认为必须消除男权的性支配，女人不再扮演男人的玩物和奴仆，摆脱家室之累，在工作场所才可能受到尊重。
激进女性主义者指出，家庭经济制度同样剥削女性，而且远为残酷。她们的繁重家务诸如打扫卫生、烹调、育婴、待客、养老、伺候丈夫等，从来没有任何报酬，无异于当家庭奴仆。这种制度本身就是男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戴尔菲推论，所有女人由于具有相同的家内地位，便构成一个被剥削阶级，以婚姻为其劳务契约。家庭剥削有独立的物质基础，不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两者并非互不影响。家庭剥削使女人在劳务市场上大为贬值，除了出嫁之外别无选择。关于斗争方式的问题，激进女权分子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家庭罢工，有人倾向于说服男人分担家务，或者罢工、劝说双管齐下。
可以说，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的经济观主要反映居领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要求，在这方面，她们与自由女性主义有相似之处。而出身下层社会和有色人种的激进妇女，一般说来则较为强调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及其与父系家庭经济制度的相互作用，因而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较为接近。
4.养育和性关系
生育和抚养，在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体系里占据中心位置。费尔斯通等人认为，男权制就是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两性不平等，而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在于两性承担的不同养育角色，而非生理差别本身。按照她的逻辑，妇女解放需要一场生物学革命，控制养育手段，以推翻性阶级制度。革命的终极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没有养育角色区分、两性特征交融的“雌性同体”的社会（androgynous society），使两性的生理差别丧失其文化内涵。关于革命的方式问题，她寄希望于现代科技。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意味着避孕、绝育、流产等消极措施，后来又发展出人工受孕、试管婴儿、协议养育等积极措施。生育、抚养两个环节从而得以分离，女性的有关角色下降到接近男性的水平。在此基础上，费尔斯通预言，整个社会将发生重大的连锁变化。传统的生物学家庭将瓦解，无须再实行强制性并且制度化的异性恋以保障人类的延续。同性恋洗去变态、堕落等罪名，成为新的性规范。作为经济单元的家庭也将衰亡，妇女大规模进军公共领域。与此同时，男子从耗尽精力的挣薪工作中脱身而出，参与欢乐的新式家务。此外，两性的文化分野亦得到克服，形成综合女性审美型与男性技艺型文化的一种新型中性文化，两性从畸形的“半个自我”发展为健全的个人。[48]总而言之，压迫、剥削、怨恨等父系社会的一切弊端，在生物学革命的成功之日均将云消雾散。
然而，人们对这种富于想象力的科技革命论却颇有争议，即使在激进女性主义派内部也不例外。奥布赖恩等人对前述理论明显的简单化倾向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和批评，例如，传统养育方式的实际作用相当复杂，两性都能借此相互控制或反控制，在目前的严峻环境下，女性一旦交出武器，还剩多少斗争的资本？科技可以为任何人服务，而一旦落入心怀叵测的男子之手则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妇女的控制，使之沦为无足轻重的“生殖妓”。此外，传统养育方式也不乏乐趣和益处，人工生育、协议养育无法充分取而代之。
性生活与养育关系密切，宏观上互为因果，却又不尽相同。在激进女性主义的思想体系里，性关系就与养育同居中心位置。激进女权派愤怒地控诉，在男权制下，异性关系成为纯粹的主客体关系，男子彻底占有女子的肉体，性暴力和性剥削实现了制度化。麦克金农指出，性就是男权所系，女人最宝贵的本体和奉献——性，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正如工人被剥夺其本体——劳动力之后沦为可悲的无产者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男权制下的性关系对女人的摧残最无情，使之彻底丧失了人的权利。某些激进妇女在悲愤之余甚至断称，父权制无异于制度化的奸污，所有男子都因此而受益。为争取妇女的尊严，麦克金农、德沃金等人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发起了一场万众瞩目的反色情运动。她们指控西方传媒的色情推销公开践踏妇女的人格，制造完全扭曲的两性关系图像，“使强暴、毒打、性骚扰、卖淫、猥亵幼女的行为性感化，从而刺激、促进后者，使之正当化、合法化”。[49]妇女成了发泄性欲的工具，软弱、下贱，任人玩弄、侮辱乃至折磨，社会上相当比例的强暴行为即出于模仿色情宣传中的性虐待。因此，色情的流行绝不意味着妇女的性解放，而是妇女的性灾难。但她们的要求虽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地作为法案通过，但终遭最高法院驳回，理由是与宪法上“表达自由”的基本人权相抵触。
在探索性生活新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激进女权运动中争议最大的倾向——（女子）同性恋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以班奇为代表的一批人鼓吹与父系社会一刀两断的生活方式，即“女性天地”或者“女儿国”（a feminized world），女子同性恋为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她们认定，不如此不足以挣脱枷锁，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姐妹”间的各种交流，可以让一度遭到男权割裂的女性自我复归健全。这属于一种性别斗争的不合作，或者非暴力抵抗。同性恋的“妇女俱乐部”成千上万，然而其总人口即使在激进女权运动内也处于绝对少数。其他激进女权分子则认为，这种倾向过度偏激，既不可能亦不可取。男权制无处不在，疏而不漏，与之脱离接触纯属一厢情愿，暂时躲避也收不到斗争之效。此外在生理和心理上，众多激进妇女或对同性恋全无需求，或对两类性生活均有需求，从而难以接受分离主义。
5.文化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者而言，文化研究有特殊的意义。文化或者习惯势力虽然称不上男权制的根源，却使男权内化而枝繁叶茂，从而构成妇女解放最顽固的深层障碍。戴利、德沃金等人视之为政治、尤其是性别政治的主要领域而穷追不舍，有力地推动了激进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使之得到“文化女性主义”的别称，其理论批判锋芒直指父权制文化的核心，批判力度和反抗是非常有力的。同时，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社会性别”（gender）、“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提出，“私人的就是政治的”观念的提出，对于男性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无疑形成很大的冲击。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父系社会的所谓女性气质纯属男性价值观的产物。柔弱、温顺、钟情等“妇道”其实仅仅反映男子的自私需求，根本不符合女子的天性。至于狭隘、愚昧、意气用事等“女病”，更是不值一驳的男性偏见。两个侧面合二为一，便活脱脱地显现出波伏娃所哀叹的“第二性”，即父系社会二等公民的形象。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指出，男性偏见迄今仍然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宗教和语言文字方面尤其严重。在清算男性文化的同时，激进女性主义大力发掘女性文化，尤其是女性气质的真正内涵，弘扬建立于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强调女性差异的积极方面，肯定女性独特的价值和情感，认为女性的特点优于男性，从而发掘出各种“女尊男卑”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观念，以此来摆脱男性的统治和压迫。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激进女权运动遭到广泛的非难，该派内部也出现自我反思的动向，并兴起新一代理论代表。其中多数人对上一代过于简单和偏颇的缺陷进行质疑和争论，对父权制这个中心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力图使本学派的思想体系更为全面合理。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Socialist Feminism）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力图把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女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通过对家务劳动、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和意识形态、社会再生产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析批判，在社会主义目标与女性解放的实践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虽然有一定差异，但由于二者在内容和共同信念，以及主要的方法论方面的一致性，迄今为止，二者之间的界限仍不分明。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两性关系领域的应用，把性别压迫和剥削看做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副产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理论上一方面强烈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女性受压迫以及女性的解放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新探索，为完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理论是有缺陷的，或者至少是有待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开创，她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1966）是该学派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在米切尔之后，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代表作还有：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的《资本主义、男权制与性别分工》（1979）；艾里斯·扬（Iris Young）的《社会女性主义与双重体系理论的局限性》（1980）、《超越不幸的婚姻——对二元制理论的批判》（1981）；艾莉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的《女权政治与人性》（1983）等。
1.理论背景：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中的一股左翼思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综合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首要前提的观点，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吸取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兼收并蓄，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之间寻找最佳的结合点。因此，这一派别具有女权运动各流派中最强的综合性。
首先，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英国和法国属于圣西门学派与欧文学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两性完全平等的问题。他们把男女平等与自由视为达到社会主义的先决前提，认为必须通过改善妇女的生存条件来衡量人类的进步。傅立叶的男女平等思想，是他对人类平等观的一大贡献。在其主要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及《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等著作中，傅立叶明确表明了解放妇女和男女平等的思想。他认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指出“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制度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进而大胆地宣布，“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50]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妇女的许多观点实际上大部分来自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精辟阐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的同时，深刻地阐明了妇女彻底解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类学方面，在起源问题上考察妇女问题、确认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特点的。他们是在探讨人类解放的这一历史课题中，将妇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来论述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以及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奥古斯都·贝贝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著作里。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分析了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揭露了妇女被压迫的实质，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奠定了妇女解放的理论基础。
再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但这一流派也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出了挑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尖锐地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在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51]“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52]他还说过，“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53]奥古斯都·倍倍尔也认为，妇女需要从资产阶级财产私有权及伴随而来的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了真正的解放，妇女就需要加入到整个无产阶级的历史性斗争当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关于把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做历史的进步的论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影响很大。但这一流派也向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私有制以及维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产生两性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妇女地位的讨论与对于家庭的讨论是相互脱离的，或者，前者只是后者的补充，而家庭仅仅被视作私有制的前提”[54]，主张对父权制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彻底改变旧的性别关系。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批评恩格斯从未讨论过性别劳动分工的起源问题，似乎家庭责任天然就该落到女人的身上；有的批评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女人的工作责任和家庭责任是“双重压迫”，而是仅仅提出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却从未讨论过同一阶级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例如工人阶级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把“阶级”仅用来区分与生产资料有关的不同社会群体过于狭窄，女性也是一个阶级；它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使女性摆脱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它的最终目标是使社会上男女阶级的划分归于消失；它解放女性的战略是性别特性的变革和生育的变革。因此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思想家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愈益怀疑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形成和维系有其独立的根源。就妇女解放的理论基础而言，她们受到L.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愈益相信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具有极大的反弹力，它们和经济基础之间双向影响，甚至能够相互起某种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既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空洞的两性平等观，也反对激进女性主义仅仅把批判父权制放在核心位置，而是主张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父权制结合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思想家试图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米切尔指出，妇女受生产、生育、性生活、社会化四大传统结构的交叉束缚，她们的反抗不可能在某个单一领域取得成功。因此，社会主义女权革命及其理论都必须是整体性、综合性的。正如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多元化倾向一样，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运动也发展出双重体系、一统体系等若干理论模式，而且每一种模式之内都包含公开的不同见解。
2.双重体系（Dual-Systems）
所谓双重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创造的一种二元化（二元制）理论，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其在当代社会的交互作用使女性受到了特别的压迫。女性必须在这两个战场进行战斗，向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个压迫妇女的“双头兽”[55]发动进攻，才能从压迫她们的力量中解放出来。这种分析取向主要以米切尔和哈特曼为代表。
在米切尔等人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过分简单化，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剥削，忽略了其他因素：生殖、性生活和社会化。米切尔在《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把妇女受压迫的机制概括为四大类：生产、生育、性和儿童的社会化。她指出，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她们在这四个结构中所扮演的多个角色一同决定的。这些不同的结构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个由不同元素构成的统一体，女性的处境随着这些不同因素组合的变化而变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因素主要在生产结构中起作用；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因素则主要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生育结构、性生活结构和儿童社会化结构中起作用。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改造这四个方面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改革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生理革命也不现实，普选权、同等的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都不足以解决深藏于社会心理之中的性别歧视，不能彻底改变妇女的整体地位。父权制的基础主要在精神方面，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社会的偏见夸大了两性的生理差别，确定了妇女的低下社会地位。所以任何一场成功的女权革命，都必须同时涉及资本主义和男权制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方面。所以，女性要解放，“精神革命”是必需的。这种分析模式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激进女性主义的男权制理论、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俄狄浦斯情结”合而为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妇女的真正解放。然而取代父权制的社会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一直含糊其辞。据此，这种理论的批评者认为，把父权制归结为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观念，就等于抽空了男权制在阶级、种族、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仅仅保留了一种抽象的形式，造成形式和内容的脱节。此外，父权制的过分抽象化还导致女权运动丧失明确的奋斗目标。
以哈特曼为代表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者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过分强调阶级关系的倾向感到不满，认为这无异于回避性别关系。她们认为阶级分析不足以解释妇女为什么在家庭内外都从属于男子，因而需要辅之以父权制的女性主义分析。哈特曼认为，女性的受压迫地位是男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哈特曼等人看来，父权制的主要基础在于拥有财产的男性通过国家和一整套男性之间的社会层级关系，整体性地控制妇女的劳动力，阻止她们接近任何经济资源，并且不让她们掌握自己的性生活，甚至自己的生育能力。这种控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虽然有种种不同的形式，但是性压迫和性剥削的本质并无二致。在西方社会主要表现为一夫一妻制婚姻，妇女生育并且抚养子女，妇女依赖男人、国家和种种社会制度。出于生存的需要，妇女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在家里取悦丈夫，在工作场所取悦老板。
哈特曼认为，家庭内外的父权制远非没有矛盾，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对女性劳动权的控制”，[56]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伙伴关系。她以19世纪情况为例，当时老板希望妇女出来工作，而工人却希望妻子留在家里伺候自己和子女。妇女和儿童劳动力可以接受更低的报酬，从而成为男性劳动力的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服侍两个主人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也是力不从心的。所以无产阶级男性更加反对妇女就业，宁愿为她们争取（使其丧失价格优势的）同工同酬和“家庭工资”（为男性劳动力增薪）。而资本家不得不对此作出让步，以换取她们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更高效能，资本主义在这两个方面的利益始终存在矛盾。在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妇女出来工作，以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她们的报酬仍然远远低于男子，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的性别分工，妻子即便工作，丈夫也不会承担更多的家务。而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57]总而言之，女性要真正获得解放，必须同时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提出挑战。对于女性主义解放女性应该采取的策略，她明确指出，“要使变革成功，只有生产方式和繁殖方式（即商品生产方式和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所有受压迫的人们从他们所受的特定压迫形势下解放出来的变革同时进行，才能实现”。[58]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双重体系理论模式虽然重视社会的经济基础，避免了形式和内容的脱节，却仍然有其缺陷。家庭和经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裂恰恰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以家庭为边界将资本主义与男权制分开的做法不合逻辑。此外，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即便简单相加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如同妇女加工人不等于女工一样。
3.一统体系（Unified-Systems）
所谓一统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所创造的一种（或者一元制）理论，艾里斯·扬和艾莉森·贾格尔是这种理论的主要代表。她们与双重体系理论家一样，主张阶级关系和男权制应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她们强调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应该成为女权运动的一个统一的目标。
性别分工的框架吸取了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特别是力图以一种“女性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让两性差别问题从传统政治思潮（例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边缘进入它应有的核心地位。
她们认为，阶级关系和父权制（或者性别关系）都有自己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两者之间互为依存、缺一不可，而不是并行或者互补的关系。职业男性成为工资较高的劳动力主力军，职业妇女成为工资较低的劳动力后备军，对雇主有利。大量相对廉价的失业妇女劳动力的存在，迫使男性工人努力工作，此乃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把妇女推向边缘，从而使她们起次要劳动力的作用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和基本的特性。”[59]当然与此同时，通过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妇女也在为资本主义经济履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
扬是著名的二元论反对者之一。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一体的，当代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性别盲点，二元制理论中的父权制范畴无法独立于生产方式并与之并列。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社会是二者合一的，阶级现象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特征的阶级结构，还是父权社会的性别关系，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都已经存在，但却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存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父权制的性别结构都与当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结合在一起，从而得以维系自身的存在。而女性的处境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糟，女性劳动边缘化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职业妇女的工资低，工时长，工作时段也不利，这一切绝非偶然。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合而为一的，那种认为社会性别关系独立于阶级关系的观点，事实上是忽略了历史发挥作用的方式。从逻辑上讲，正因为男权制形成于资本主义之前，所以前者离不开后者，实际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父权制（Capitalist Patriarchy），或者父权制资本主义（Patriarchal Capitalism）。关于女性的解放，扬认为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与社会主义斗争是同一的。她提出了两条原则：
一是女性应该而且必须组织自己独立自主的妇女运动；二是认为反对压迫女性和把女性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
贾格尔也主张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单一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缺乏对女性受压迫的完善解释，却为女性受压迫亘古不变提供了一种合理理论：生育的生物观念使得女性继续为生育劳动负责合法化了；女性的生育责任阻碍了女性完全参与非生育劳动的生产领域，并且也使得生产领域的性别隔离合法化；生育的生物观念导致生育劳动贬值，女性的工作被认定为不完全是历史的，因而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工作。贾格尔认为这是“男性霸权的另一种意识形态”。[60]以贾格尔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女权分子提出了另一个理论框架，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甚至自由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修改了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将其推广到两性关系领域。她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使男人沦为企业里的劳动工具，同时使女人沦为家庭里满足男人性需求的工具”。[61]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人的异化，那么纯粹的家庭妇女似乎就可以幸免于异化。然而事实上，特定的性别关系也可以导致异化。正如工人在竞争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求尽可能高的工资，而不是出于内在的自然需要（保持身心健康）。妇女在竞争中“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某个或者某些男性的赞许。她们自我打扮（减肥、拔眉、束腰、修指甲等）实际上并非为了自我欣赏，而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力以便自我拍卖（“收购”）。而且千千万万具有相同目的的女性，相互之间还不得不进行残酷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她们逐渐变为自己的异化物——没有灵魂的商品，有如拼命干活以求较高报酬的工人逐渐变为自己的异化物——没有灵魂的机器。在贾格尔看来，异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普遍体验和基本体验，“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62]
贾格尔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母职也被异化。妇女是否生儿育女，生育多少儿女，不取决于母亲自己的自然需要，而是国家的经济和其他需要。社会缺少劳动力，政府就鼓励妇女多生；社会人口过剩，政府就限制生育，甚至强制绝育。同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母子关系也不正常，母亲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儿女的“质量”，子贵母荣。前者不得不极力培养出尽可能“完美的”后代——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教养良好、学习成绩全优、掌握多种技能、竞争意识强烈等。因此，儿女被制成合格的商品之后，也就变为母亲的异化物。最糟糕的后果还在于，母亲在养育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疲劳母亲综合征”因而大大发展起来，但最终难以得到后代的理解。后者迟早会意识到，就个人的健全成长而言，前者为自己所做的事不是过少，就是过多，从而产生怨恨情绪。此外，由于男性给社会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知识标准，妇女的知识能力也成了自己的异化物。她们充满自卑感，以情感丰富为耻，甚至为做一个女人而怨天尤人，“母亲们就和工人们一样，当他们/她们‘工作’时，只是感到疲累，继之而起的就是空虚和对自我存在意义的质疑”。[63]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和观点，有学者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妇女的真正解放并不是一个很有实效的分析工具。因为阶级分析方法针对的是政治领域中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产生的反抗阶级压迫的一种分析工具，这种分析方法没有注意到妇女是分属于各个男人（既有统治阶级的男人，也有被统治阶级的男人）所辖的事实。对于妇女的解放而言，反抗阶级的压迫不如置换为反抗男人的压迫更有实际意义。[64]当代社会妇女的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的、历史的产物，但贾格尔等人强调，女性所受压力并不是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压力，只能结束压迫女性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但无法保证不会出现新的异化形式。女性的彻底解放需要一种社会生产的全新组织模式和彻底消除女性柔弱气质，实现生育自由，维护雇佣劳动领域的女性权益，消除具有“男性特征”和具有“女性特征”的工作之间的差别，进而消除阶级和消除性别差异，建立独立的妇女组织，这些都是女性解放的共同目标。
四 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ism Feminism）
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以现代女性主义为基础，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加以吸收和融合，在现代女性主义各大理论派别长达百余年的论争之后而兴起的一个崭新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术语，实际上是指传统女性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即女性主义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整体上发生“后现代转向”的产物，其目的是超越传统女性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推动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学者认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兴起是女权运动进入第三次浪潮的标志。[65]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代表有被称为当代法国女性主义的三驾马车的露丝·伊丽加蕾（L.Irigaray）、艾琳娜·西克苏（H.Cixous）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Kristeva），还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代表作《性别麻烦》）、凯瑟琳·麦金侬（Catherine Mackinnon）（著有《建立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等。
1.社会背景与理论背景
后现代女性主义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法国，1968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天，巴黎的精神分析与政治组织（后又命名为政治与精神分析组织）成员在全市游行，高举“打倒女性主义”的标语，提出反对“女性主义”这一口号。但这次运动提出的“打倒女性主义”仅仅指反对“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也反对妇女运动，而是仍然支持妇女运动，实际上这次运动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型，所以被称为后现代女性主义兴起的发端。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传统所奉为圭臬的理性、知识、真理全面解构，而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中完成了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传统的解构，于是二者相结合派生出菲逻各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强调解构男性霸权话语以及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这样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合流产生了后现代女性主义。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这时的资本主义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现代科技在高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给经济、文化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深刻的变化。虽然物资的匮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称后工业社会为“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在政治、生活、文化、思想各领域都发生了异化，高收入、高消费带来的并不是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相反人际关系疏远，原有的价值观念崩溃，导致人们开始对“现代性”全面解构、批判，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同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由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斗争开始转向沉静冷峻的理论思考。女性主义者开始逐渐摆脱浓重的政治氛围，投入学术和文化研究。
从理论背景上看，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哲学界如巨石击水一样影响了整个思想界，并以星火燎原之势传遍全球。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对起源于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的“现代主义哲学”的全面批判。后现代是一个人们用以看待世界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告别整体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派，受到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当代各种思潮的影响，主张多样化，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化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并通过多元文化运动影响女性主义运动。后现代主义主要通过对差异的强调和关注来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认为自然和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同样，后现代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受当代各种思潮的基本分析策略的启发后发展起来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当代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极具颠覆性的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传统所奉为圭臬的理性、知识、真理全面解构，而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中完成了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解构，于是二者相结合派生出菲逻各中心主义，强调解构男性霸权话语以及男性中心思维模式所统治的世界，这样“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距离”[66]的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合流产生了后现代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主要是因为二者精神内核上的相似性。具有强大否定、解构力量的后现代主义对女性主义无疑是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加之二者在颠覆传统观念、解构统一的审美标准、批判启蒙主义运动等方面有不少共同点：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异质性，这对那些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与排斥在理性、真理、客观性之外，处于文化中“他者”地位与角色的女性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所以女性主义很容易接受向权威、主流挑战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正好可以依托它来解构男权制。女性主义急需要一种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以适应其理论上进一步扩展的需要，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的多样化差异主张无疑给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于是通过某些共享的概念，双方开始建立起了初步的联系。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思潮勃兴以来，一直有一个两分（dichotomy）的思想脉络，即理性/感性、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并把前者赋予男性的特征而给予很高的评价。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这种二元对立理论的划分持异议，甚至“像‘女性的’和‘男性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词汇一样都是可疑的，只要这些词汇对假想的普遍性观念提出了一个宏大叙事，这些观念实际上是高度专业的文化与语言的构造物”。[67]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把两性及其特征截然两分的做法，反对西方哲学中一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因此它要做的不是把这个男女对立的二元结构，如激进女性主义所主张的从男尊女卑，颠倒成女尊男卑，而是彻底把这个结构推翻，建造一个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间色的色谱体系。追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它的基本理论倾向主要来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的差异平等理论、雅克·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理论。
2.批判性解构
后现代女性主义否定和批判现代主义的所有宏大理论体系（grand theories）。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特性在于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后现代景况代表了过去赋予历史真实合法性的“宏大叙事”的崩解。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坚决否定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批判标榜博大宏伟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反对按照男性思维方式和标准建立起来的禁锢和压迫女性的思想传统，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虽然所有的大型理论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甚至把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但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并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到康德，从来就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68]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过去对性别、种族、阶级所作的宏观分析都过于概括，无法反映千差万别的女性群体的实际状况。因此，它主张推翻以往的所有理论，重新审视所有人类历史和社会合法性的法则，主张建立在小范围特殊群体的经验之上的社区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西方哲学中一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如理性/感性、主体/客体、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文化/自然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的对立不是承认对立双方的差别，而是使差别变成主次等级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男人向来居于受崇地位，与自我、主体、在场、法律相对应，女人却处于劣势，与他者、客体、缺席、混乱相对应；这种二元模式把前者赋予男性特征而给予很高的评价，把后者赋予女性特征而评价很低，这就为把妇女束缚于家务劳役之中、排除在公共生活和理性客观性声音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而普遍主义则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后现代主义坚决否定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认为所谓的自然、人性既非固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因源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的差别。针对近现代的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的划分，后现代女性主义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认为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是极大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例如朱迪思·巴特勒批判了将妇女看做一个普遍范畴的理论。她认为，“妇女”并不是一个简单给定的基础，而是一个可变的建构物。这意味着“妇女”是一个文化建构，它是随着时间地点和具体社会背景而变化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经历并不是统一的、固定的，而是通过每个女性的种族、阶级、宗教、年龄等过滤后形成的身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性别问题同其他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倾向等结合起来，解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话语权，而更加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同性恋妇女等处于边缘亚群体女性的经历与话语。她们敦促人们彻底摒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她们认为这些区别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并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新的解释，认为强化生理区别只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整合的思维模式，即赋予女性价值、反对二元论、提倡多元论的模式，特别是差异政治的模式，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国家、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等。
3.话语即权力的理论
解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德里达认为，“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69]，并断言：在文本之外无他物（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世界亦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权力要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已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话语权力的模式之上的；而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语言和言语。福柯的观点是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权力，而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来执行的。人们作为社会存在物，进入社会秩序就是进入话语的权力系统。权力总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因此，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
实际上，历史上女性往往处于被遮蔽之下，作为男权制度神话中的一个消逝者和缺席者，作为一个父权制度的陪衬品和亚文化群漂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和基本品格。在父权制社会的文化领域里，男性具有文化符号体系的操作权、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和语言意义的解释权。而女性要想获得这种话语权，就必须丧失自己作为女性的主体，丢弃自己作为女性特有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得不用男性社会已经僵化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口吻、词汇、意向和符号去说话，从而失去自己的一些女性特性，以便进入准男性的话语机制，被置于社会的谱系和文化语境之中。女性在历史文化领域中的这种失败，被拉康解释为一种“阉割的焦虑”。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性别差异应该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该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建构，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是男性压迫的结果，而且是其自身服从标准化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一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自己加以实施的。”[70]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的上述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来自社会和自我的两种压力之下：女性的身体被呈现为男性凝视的对象，女性不仅要服从谁观看、谁被看的男权文化的压力，而且还要自觉遵从其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使人悦目的身体。正如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柏格所说，男人看着女人，女人看着男人眼中的自己。福柯的权力话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来源于男性话语的霸权统治，女性主义要把目光从解释现实事实转移到关注话语上来，建立起女性的话语系统，从而产生出女性权力。相对于女性主义在全人类实现平等的目标，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借鉴各种新兴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对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挑战，并试图以女性主义理论来补充、修正、重建男性话语主导的西方文化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力图发明女性话语，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与男性争夺统治话语权，而是希望从矛盾冲突到对话互补，到共识，从而由抹杀女性的单一的中心化语言，到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
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斗争领域和武器，女性主义者从只关注事物转而更加关注话语。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话语是与女性的身体紧密相连的，是对女性的真实生理和心理体验的表达。如何体现出女性的话语？埃莱娜·西苏于是倡导阴性书写，即女性要用“身体写作”，就是要消解语言中的男性成分，让女性的身体发言。通过女性自己身体的真实写作，创造出女性话语，代替惯用的男性话语，实现对男性话语权力的解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身体快乐的重要性，认为女性话语诞生于身体的快乐之中，尽情体验和享受身体的快乐才有助于建立女性的话语。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极具颠覆性、挑战性，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不仅要颠覆男权主义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几大流派存在的基础，试图发展出一套不依赖传统哲学基础的新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范式；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又注重差异性、多样性，不再追求统一，而是更加注重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以及民族、国家、种族、阶级间的各种差异。后现代女性主义也遭到诸多的质疑和批判，其许多观点对传统女性主义构成理论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