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存的风范无尽的怀念

沈斯亨

2011年1月15日，我们的“大师兄”樊骏遽然撒手人世，这是文学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令人不胜痛惜。

在现代文学研究室先后担任领导工作的前辈学者有陈涌和唐弢先生。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前，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先后进入研究室工作，其中樊骏是于1953年文学所建所时就进所的元老级人物。他既是这一批学人中的年长者，在学术上也堪称是继老一辈学者之后下一辈学者的领军人物，承上启下，名实相符。

樊骏与我共事近半个世纪之久，一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一起到异地的“五七干校”“改造思想”，回京后，我们又一起经受过太多的风风雨雨，太多的人生磨砺，这些姑且略而不谈，只是想回忆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以见他的高尚风范。

樊骏比我年长六七岁，他与我的关系可说是介乎师友之间，由于相处的时间长，我自觉受益良多，从到文学所之后，我就不时感觉到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眷顾和关切之情。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从河南干校回京后，哲学社会科学部业务尚未恢复，仍在军宣队领导下搞运动。当时号召大家要看的是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至于其他书籍则不在提倡阅读之列，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自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文学所图书馆馆藏丰富，研究人员都在暗中借阅各种图书，我也借了一些文史书籍，其中就有《明史》。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樊骏在闲谈中悄悄问我：“《明史》看得怎样了？你怎么想起要看《明史》的？”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在翻阅《明史》的？”他说：“我看到你在图书馆借阅的书名卡片知道的。”我这才恍然。也许有人会对此产生别的想法，但我并不介意，我只是想到，他还可能翻阅了室内其他年轻人的借书卡片。这种对后进者关爱的拳拳之心，自是像金子那样弥足珍贵。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读了鲁迅《这个与那个》这篇文章，他说‘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我又说，“鲁迅还在他的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了明朝那些昏妄的人事，所以我才借阅《明史》，我只是精读了一些我感兴趣的部分，至于其他，则观其大略而已。”他随即表示：“治学就需要这种追根究底、寻源探实而又重视第一手材料的做法，所谓文史不分家，只有把具体问题弄清楚了来龙去脉，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才能触类旁通，学得深，学得透。”

此后在80年代初，我接连写了关于郑振铎的散文和鲁彦的小说与散文共三篇长篇论文，一一送给樊骏过目。之后，他对我说：“你每一篇文章我都仔细读过三遍，这样才有发言权。”他还给我文章的底稿，只见上面不少地方都写有批语，还就文章的优长和欠缺仔细地写出他的读后意见。待我思考、斟酌和修改完毕后，他又分别推荐给《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在《文学评论》发表《鲁彦的乡土小说探析》一文前，他亲自动笔，删削调整，致内容集中，文笔简洁，主旨突出。其间有这样一件小事，我对文章中有一个观点觉得不怎么妥帖，想与他斟酌，但一时竟记不起在底稿的哪一页上面，他立即说出是在第几页，还调侃说：“怎么样？我的记忆力不错吧！”我不禁讶然，连作者记不起是在哪一页，他这位审读者竟记得清清楚楚！像他这样将文稿要细读三遍，经过一番思考，再写出中肯的意见，然后又郑重推荐给刊物发表。世间竟有这样一位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同事，我真是有幸碰到这样一位“大师兄”，实属难得！就我所知，他对研究室里每位后学有些什么研究成果，有何特长，甚至有何兴趣爱好，他都了如指掌，并且都认真读过他们的作品，不知这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啊！

又过了几年，所里又一次给部分研究人员评高级职称，樊骏是所里学术委员兼评委，他是我和另一位同事的研究成果的评介者。他一向以要求严格、态度严肃、办事谨慎、作风严正著称。他在会上作出了切合实际的中允的评价，我和那位同事终于都得遂所愿。我虽与他熟稔，但从未谈及评职称一事，在此前后，他一直闭口不言，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自己分内之事，不值得一提。但在我看来，却是他出于公私和爱心的一种表现。

在80年代初及此后的十余年间，我与樊骏在两座楼里比邻而居，当时我们都是单身汉，共同语言似也多了一些，经常有机会接触交谈。他习惯于半躺在床上，我则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他身旁，两个人海阔天空，纵论古今，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从国内的名胜古迹、山川风物，到国外的奇珍异闻、自然风光，大至历史事件、国政世局、社会人生，小至饮食起居、身边琐事、草木鱼虫，乃至文人的轶事雅趣，以及读书治学的心得等话题，我们都作了广泛的探讨。他对大千世界、人情物理的剖析，精辟而独到，每次交谈，都是一次丰盛的精神聚餐，这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忆念及此，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何其快哉！如今他已作古远行，令人不胜惆怅和眷念。

我进所见到樊骏时，他已人到中年，但中馈犹虚，像哲学所的金岳霖先生一样，一直没有结婚，但他并非像金先生那样因恋爱遭受挫折而后才坚持独身的。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有一位据说是北京大学的女士，隔三差五地来找他，一来就至少半天。樊骏起初好言相劝，希望她不要再来打扰，可是并不见效，后来还发了脾气，以致无奈地故意避开，被人称之为“避难”。那位女士仍照来不误，在他办公室兼卧室里等待着，有时避让不及，他却暗室不欺，真有古君子之风。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位女士总算销声匿迹，他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有一次，我悄悄问问他：“为何不想结婚？”“结婚后很麻烦，不如一个人自在。”他如是说。

尽管樊骏对待感情一事可称冷漠，但他的独身并非独善其身，而是深存着“兼济”之心处世的。他不仅满腔热情地多方关心所里的年轻同事，而且对外单位的后辈学人也总是有求必应，同样关心备至，予以指点和帮助。他以“甘为孺子牛”和甘当人梯的精神，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自觉奉献给了他们，为的是培植新一代的文学工作人才，壮大科研队伍，以利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为此而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对谁，在原则问题上他守正不阿，绝不妥协，对工作中的失误、失职和差错，他都会予以耐心开导以致严肃的批评，为人处世的耿介和立身行事的严正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所里有不少人对他存有敬畏之心。

还有一事已在所里广为人知，那就是樊骏对公益事业尤为热心。他给文学所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两项基金拿出两百万元巨款（这是得之于香港亲属留给他的遗产）捐助，用以学术奖励，但却拒绝用他自己的名字，也从不张扬此事。当有友人不经意间对外透露此事后，他非常生气，竟至与之绝交。他一方面慷慨捐赠基金，而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却自奉甚俭，从不乱花一分钱。连日常收支都记着流水账，对自己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曾一再规劝过他：“你体质较弱，又不善于过日子，何必自苦如此。”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他律己严格的另一件事：所里署有文学所字样的公家信封信纸，以及文具用品，他从没有领过，一直是使用自己买来的，甚至废物利用，他参加会议，必定经过认真准备，写出详细的发言提纲；给别人审稿提意见，都使着一面用过、另一面还有空白的纸张，可称物尽其用，于此也可在细微处见精神。

樊骏出版有论著《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他的论文中的代表作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论文学史家王瑶》《唐弢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及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一系列论文，无一不是颇有分量的原创性佳作。他在写作之前，多方收集资料；下笔之前，他又像严复“一言之立，旬月踟躇”那样颇费斟酌；写出文稿后，他再反复推敲、修改定稿，有时在发表之后还要不惜费时费力，继续进行修改乃至改写。行文思虑周密，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文笔严谨，论证严密，材料翔实，分析精当，见解独到，思力深厚。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他的学术论著上承前辈，下启后学，产生相当广泛的影响；数量虽不算最多，但几乎每篇都很厚重而有分量。其涉及材料之丰富，行文思虑之周严，学术内容之深广与透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为现代文学学科的总体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学风刻苦，治学严谨，工作认真，学养厚实，胸襟开阔，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樊骏就是这样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就其道德文章的美好，精神品格的高尚而言，实在不只是一代知识者的楷模。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樊骏的风范将会永存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