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四
杨静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行动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学科都在研究和推动改变，社会工作是其中一种寻求改变的路径，社会工作者终其一生的志业即在探讨个人、群体与体制的变革之道。然而，在形形色色的改变工作中，如何清晰辨识以及反身回观改变的路径、手段、效果和方向，以及谁在做什么让谁改变，甚至如何反思改变本身，这些都是从事改变工作的人不断要寻找的答案。否则改变本身也会变成形形色色利益和权力的借口，也会是导致更加不公平的借口。
行动探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其发展呈现一个连续的光谱，从深受实证主义影响的行动研究发展到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影响下的行动研究。
深受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影响，一提到“研究”二字，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大学教授或者学者专家们的工作，研究的目的旨在建立普遍的原理原则以便进一步类化理论知识，从而指导实践者的实践活动。而“行动”则是实务工作者的职责，将研究者所研究出来的理论进行实践，研究活动并不明确指向为了改变。行动研究则是针对上述的对立和两分而产生的，它强调生产知识的目的是促进社会改变，透过将“行动”与“研究”结合为一，企图缩短理论与实务的差距，产生基于实践和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杜威（Dewey，1859—1952）和勒温（Lewin，1890—1947）是学术界公认的行动研究思想的先驱。杜威所提倡的教育应该与实践结合，并亲自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去的风范，奠定了行动研究的基本思想。而首位提出“行动研究”一词和完整框架及方法的是勒温，他提出“了解世界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尝试改变它”，也道出了行动研究的核心思想。该思想辩证地指认了了解与改变之间的关系，即只有去行动，投入改变的过程才能做到真正的了解，从而道出了行动研究的精髓。也就是说，只站在外围研究别人的行动，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其中行动者的行动（行动科学）。在这里不仅要看勒温和杜威两位学者说了什么，他们身体力行自己创造的理论，投身于社会改革的志业中，是真正的行动研究者，他们的学说有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冲击力，更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验证了自己的理论。
行动研究产生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到20世纪70年代，受到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当时社会学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花枝并茂。在英国，主要以课程改革为主，发展出教师即研究者的行动研究理念，这派对后来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影响很大。在美国，则以实务工作者为背景，发展出实务反省的行动研究思维方法；这派对实务工作者，包括社会工作者的影响比较大。在澳大利亚，受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影响，发展出批判的、解放的行动研究。这三种行动研究在后人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20世纪80年代师承美国Donald Schön学习实务反省的行动研究（译有《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并结合了Chris Argyris的《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1]，同时呼应批判理论学派哈贝马斯（J.Habermas）的理脉即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更加彰显批判解放的实践取向认识论的学问，在台湾近30年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行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更有力量、更具人性化（对此我后面再详细论述）。这种行动研究主要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过程中，面对特定社会群体及其所生活着的问题处境，力图探究社会变革（个人、集体及制度）路径，发挥行动者辨识现象场域复杂性与行动抉择有效性（有效指的是对互为主体/主体间协作关系的发展）的作用（王芳萍，行动研究讲座），因此也被他们自己命名为“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从而将行动研究远远带出了学术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深刻揭示了行动研究的实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行动研究。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归类，台湾学者陈惠邦在1998年出版的《教育行动研究》中，介绍了国外学者Grundy（1982，1987）对教育行动研究的相关论述：受哈贝马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类型与旨趣做了区分的影响，Grundy把行动研究区分为三种相对应的模式：行动研究的技术模式（technical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的实践模式（practical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行动研究的解放模式（emancipation model of action research）。也有学者将行动研究分为科学技术形式的行动研究、实务道德形式（实务取向）的行动研究和批判解放的行动研究[2]。
行动研究受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法论的影响，理解不同、使用者的使用目的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行动研究实践路径。这从行动研究的定义中能窥见一斑。最初勒温将结合了实践者智慧和能力的研究称为行动研究。英国学者艾略特（Elliot，1991）进一步定义为“行动研究是对社会情景的研究，是以改善社会情景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这些概念仍然指出行动研究的主体是研究者，其目的仍旧是研究。在《国际教育百科全书》中，“行动研究”被定义为：“由社会情境的参与者为了提高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的认识，为加深对时间活动及其依赖的背景的理解所进行的反思研究。”在这个概念中，参与社会情景的所有人即研究者、实践者都是研究者。但上述的概念只是明确提出对参与的社会情景进行研究，却没有提出研究者对自己的行动进行研究和反思。
从行动研究定义及其类型的不断发展来看，起初的行动研究仅仅是在弥补之前实证主义研究将理论与实践分开的不足，鼓励研究者将研究与行动结合，是研究者所从事的行动研究，而随着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研究范式的不断变化，行动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也不断丰富其内涵，出现了实践取向、批判解放取向等的行动研究。夏林清在台湾的实践，更加将实践取向、批判解放取向和女权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行动研究在华人社会的应用与实践。
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大陆引入行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首先在教育领域中使用，该学者在google中搜索“行动研究”这一词条，并把搜索结果限定为“至少显示摘要”，搜到约22 万条有关行动研究的结果。当他将搜索结果限定为“始于2010”和“至少显示摘要”时，显示结果为14600条（穆树航等[3]，2011）。他发现主要是教育研究者、管理者作为研究主体所进行的教学与教育改革的研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基金、课题基金、国外基金的推动下进行的教育行动研究。如被评价为社科研究解决社会重大问题的成功范例的“中国西部女童教育行动研究”，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西部女童职业教育行动研究”，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并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联合学校教师共同组成项目小组，力图通过系列的子项目和活动，提升广西女童的职业教育水平，进而改善女童的生活现状的研究。整体来说，一线教师自主对自己的教学开展行动研究的比较少。近年来北师大教育系和台湾夏林清老师的团队合作致力于推动基层教师的行动研究，已经有一批成果出来[4]。
仅次于教育领域的行动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基金会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在发展领域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在农村和民间等大规模地推动参与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参与式的行动研究也因此被使用，作为对参与式项目的研究的重要方法。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该书的作者认为此研究使用了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5]。作者在书中强调行动研究必须是研究主体参与到研究客体的行动中，与研究客体共同行动，同时进行研究，即行动与研究融为一体。作者认为最地道的行动研究是研究客体同时是研究主体的研究，即行动者自己研究自己，目的是直接指导自己的行动。我想，这是他们的理想，在著书时其实一位研究者身居国外，是通过和国内的研究者共同书写、发邮件以及短时间的田野来完成的，另一位国内的学者则在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打工机构，可谓真的参与。但是其研究客体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则需要再讨论。但无论怎样，在这本参与式行动研究的书中，仍然将研究者分为研究主体和客体。
在社会科学中所进行的行动研究，主要以学者作为研究的主体，他们就某个社会实践进行的研究，其中有一种是基于参与或者主持一些实践项目所进行的研究；一种是研究别人的行动，多数关注行动本身，仍旧为了研究的目的，有一些研究可能是为了改进行动，但并没有在研究报告中说明如何改进了行动[6]；第三类研究是一些实践者对自己的实践所开展的行动研究，目的是改进行动，尤其随着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实务的发展，这类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本书所编辑的大陆的一些案例就是这方面的尝试。
在大陆使用行动研究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对行动研究的理解主要呈现三种特征。
第一，一些研究是国家、省市课题或者一些基金资助的课题，由学者或者官员主导，问题导向，研究对象被拉入项目中，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被影响和改变。
第二，国际基金会推动的发展项目，将一个项目过程作为行动研究的过程，项目推动改变，项目结束，对后续的工作没有持久的跟进和推动，很多情况是项目结束改变工作也就结束（甚至退回原地的情况也很常见）。
该类项目多由学者主导，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和当地的相关方结成项目合作伙伴，但实际上，被研究者参与的程度等因为研究报告无法呈现，很难去考证。很多学者对参与式有很多的反省[7]。
第三，基于主流对学术报告规范化的要求，大陆的行动研究报告基本上都是比较能被主流认可的学术研究报告。
鉴于大陆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界刚开始尝试用行动研究，且认识粗浅，正如本书序中北京大学的王思斌老师所说，行动研究是一个社会工作的新视域，将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召开2012年海峡两岸暨香港社会工作行动研究研讨会以及出版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介绍台湾和香港同行已经在使用行动研究进行社会实践和改变的经验，以期对大陆正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起到经验对照参看的作用。
本书所收集的行动研究报告，都由来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等三地的学者和一线实务工作者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撰写而成，呈现了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理解，其书写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大家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理解。但本书所编辑的案例，近一半来自台湾夏林清为代表的一批人所推动的行动研究实践报告，反映了该派行动研究的一些特点。
如果读者想了解夏林清老师所发展的“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实践理脉和方法，以及这支行动研究路径究竟在表达什么，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夏林清、成虹飞、廉兮以及王芳萍、杨静老师等的一组文章基本上从方法论、具体方法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教授，台湾行动研究的创会理事长夏林清教授在文章中清晰指出，行动研究是“行动者的社会探究之道”，“古今中外，每个人都是行动者”，“一位没上过一天学的大爷大娘，可能在他的生活世界中，以他的智慧探寻着如何自利利人且抵制着不公义；……不论学资历，他们都是行动者，他们的言行与行事路径均蕴含着知识”，将行动研究从学者的专利还原到普通的人身上，是对只有学者拥有知识的传统知识观发出了挑战。台湾新竹教育大学教育与学习科技学系副教授成虹飞老师则进一步对传统的知识概念进行了挑战，他在文章中写道：“这种知识不是抽象的、去脉络的（de-contextualized）、冰冷的、理性抽离的知识，而是一种整体的、动人的、有温度的社会性知识，不但能让自己更明白里里外外发生了怎么一回事，更能从中发现自己行动的意义，连结社群的支持，挣脱无力与绝望，滋长内在的力量，不断自我转化，坚持不懈地行动下去。”台湾东华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廉兮老师则对夏林清老师所发展并称之为“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中华女子学院的杨静老师的文章则谈了她自己在大陆地景中从师夏林清学习行动研究的一些体悟和思考。
本书收录了三篇来自大陆资深妇女NGO领导人的行动研究报告，她们分别是河南社区教育中心的梁军老师，陕西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的高小贤老师以及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的李慧英老师，她们用自己对行动研究的理解梳理和总结了其多年扎根于本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本书部分文章是来自两岸三地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实践者的一些行动研究报告。如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的王增勇老师的文章对台湾的社会工作执业资格认定考试制度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他认为这种考试制度更加将原本就存在的社工实务与学术的疏离与断裂的矛盾，透过官方考试，浮上台面……社工知识与诠释权向学术界倾斜，间接地否定了社工员作为专业实践的主体性。实务默会知识的价值被抹杀，知识的吸收也不再是为了自己反身性的提升，或是服务案主能力的加强，而是为了累积证照所带来的经济资本与社工师这个新兴文化符号所代表的社会资本。一个不再从自身经验出发求知而以外来知识体系为答案的专业，“集体弱智”或许是社工师考试所带来专业知识异化的最佳写照。其对台湾社会工作证照制度的批判对大陆正在兴起和发展的证照制度又何尝不是一种参考和借鉴。台湾东吴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李忆微老师的文章，以其参与创办的一个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为例，探索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管理以及内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和非专业力量之间的张力等，对目前大陆正在雨后春笋般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面对的内外张力以及正在兴起的专业服务力量和非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之间的不同有非常大的参照价值。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兼任讲师王醒之老师的文章，指出了在社区工作中多重社会变革的重要，即除了重新面对受压迫者的结构性位置外，也反身性地解构了主流助人关系以慈善为基础的建构，批判地审视了“助人者”“受助者”的辞源，尝试发展一种“互助关系”的专业实践想象。他认为助人者唯有清楚辨认自己也是专业体制中的受压迫者（原来自己赖以生存的、自己认同的，恰恰是压迫自己的），并且与受助者对压迫发展共同辨认的可能，共同往再历史化、再整体化、再脉络化的关系方向挪动，“互助”的认识才得以展开，也才得以“助己”。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古学斌老师，因其多年一直参与推动大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其文章通过一个大陆社会工作者在实习中发生的情景，针对大陆当下社会工作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敏锐的批判视角发出了召唤教育行动者归来的呼声，以期社会工作教育的改变首先从教师自己的意识醒觉开始。
本书还收录了像北京行在人间的李大君、贵州吉家钦、云南连心“野生”的一线实践者李俊等的个人行动研究报告，其间实践者变成自己行动的研究者，进行着对自己实践经验的反映和梳理的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本书所收集的文章，但每一篇都是行动者对自身经验的反映回观，每一篇都是针对当下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对话，值得细细品读，从中吸取改变的知识和力量。
2013年8月
[1] Donald Schön和Chris Argyris两个人则是转承勒温（K.Lewin）和杜威（J.Dewey）。
[2] 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会详细论述这几种的异同。
[3] 穆树航、昌艳飞：《行动研究在我国“上热下冷”的冷思考——兼作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基础教育研究》2011年第21期。
[4] 详见《海峡两岸行动研究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对此我没有做细致的资料研究，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研究教育中的行动研究，仅仅说明行动研究在教育中的状况。
[5] 参与式研究的报告很多，不限于此。
[6] 由于时间和所收集资料的限制，在知网上没有找到社会学研究中的行动研究文章。
[7] 郭占锋：《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角下的国际发展项目》，《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