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东地区动荡根源面面观
中东地区（本书的“中东”地理范围，主要涵盖西亚和北非，并涉及阿富汗等地区）局势长期为世界所关注。可以说，冷战开始之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以及冷战结束后域外力量的介入和干预是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定的关键因素，但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政治运作以及领土领水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也是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内因。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加剧了内因的复杂性，而从某种程度上看，内因的存在、发酵与发展反过来给外部势力进一步介入中东提供了理由和借口。从长远看，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有赖于地区国家的深刻自省和联合自强。
一 中东地区的多个动荡点面
伊朗核问题时缓时急，目前仍处在高位。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并不像现在这样紧张，特别是2000年，双方的关系已经明显改善并表现出商讨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意愿。2001年布什政府执政以后，美伊关系严重倒退。伊朗依然没有放弃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持支持或默许态度，以向美国示好。但布什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就把伊朗列为新的打压对象，借核问题大做文章并几度发出武力威胁。伊朗认清了布什政府的真正意图后，随即抛弃幻想，准备斗争，针锋相对与美国周旋。即便如此，伊朗同时仍非常注意保持灵活但理性的斗争艺术。围绕伊朗核问题，美国、欧盟和伊朗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从几年来的较量结果看，伊朗占据一定的主动权，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并不占多少优势，而动武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围绕该问题的战略博弈和僵持还将继续下去。
美国虽基本控制伊拉克大局，但伊拉克的安全状况恶劣。1980～1988年，历经八年的两伊战争后，伊拉克于1990年8月悍然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海湾战争于1991年2月爆发。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实行严厉制裁，美英战机持续几年空袭伊拉克。2000年8月以后，俄国、法国、德国以及广大阿拉伯国家则一度做出种种努力，力图早日促使美英解除对伊拉克制裁。但自2003年3月美国发动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来，伊拉克局势被彻底改写。截至2011年7月，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471人，据保守估计，伊拉克平民至少死亡10万人。美国一度靠17万人的驻军基本控制伊拉克总体局势，但面对严重的自杀性袭击，美国已经相当尴尬，深陷泥潭，被迫于2011年底撤出伊拉克。
阿以矛盾旷日持久，巴以争端久拖不决。从20世纪初犹太人不断返回巴勒斯坦开始，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就频生纠纷。“二战”结束后，尤其是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矛盾愈演愈烈，导致后来30多年内发生规模很大或较大的5次中东战争。自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至2000年，在美国尤其是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撮合下，中东和谈几度取得重要进展。但即便有如此较为有利的国际背景，其间和平进程仍然一波三折，饱受巴以极端势力的干扰和冲击。克林顿离任之后，巴以和谈进入21世纪后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中东问题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联合国）于2002年酝酿、2003年正式提出的“路线图”伴随布什政府卸任，早已不了了之，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哈马斯的连续打压以及2006年1月以来的巴勒斯坦内部变局，尤其是2007年6月的巴勒斯坦内部派别火并，已经使巴以谈判在短期内难有进展。从另外两条轨道看，叙以、黎以谈判僵持不前，叙利亚当局在2012年的“阿拉伯之春”中自身难保。中东和谈的三条谈判轨道早已全面受挫。而其中，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各问题的核心，其发展演变将继续影响整个中东局势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实施效果。
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持续发展。2001年“9·11”事件之前，一度影响较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有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埃及的伊斯兰集团和穆斯林兄弟会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截至20世纪末期，阿尔及利亚已有6万多人遭到极端分子杀害，一些外国人也遭绑架或遇害；埃及一度遭到极端分子杀害的本国居民达3000多人，外国游客数百人，其中包括震惊世界的卢克索外国游客被袭事件。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以来，虽然伊拉克的一些极端组织不断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其部分行为具有抵抗侵略的性质，但不少宗教极端组织不惜大肆滥杀无辜，实际上是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时至今日，北非的宗教极端组织仍然比较活跃，曾在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制造多起恐怖爆炸事件。需要指出的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杰哈德”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等都属于激进的政治组织，其活动实际上带有反抗外来占领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存在分歧。
2010年12月至今，中东地区（较为广义的西亚北非）经历了疾风骤雨式的剧变。剧变有其偶然性和导火索，也有其必然性。从体系论分析，中东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从发展水平看，多数国家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居于边缘地位。但从中东的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文明模式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等因素看，中东又绝不是世界的边缘地带，而是接近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区。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有识之士也正在做出努力，推动自身文明与国家的转型、改革与发展。在局势动荡背景下，中国可以借助与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良好关系，承前启后，以经贸合作为纽带，推动中阿关系发展与深化。
二 地缘位置与资源属性
（一）从发展水平和质量看，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排名并不靠前
当今世界，科技呈几何级数爆炸式发展。从国际交流极为便捷的表象看，世界似乎是平的，国家和民众之间似乎没有距离感和时间差。但实际上世界不是平的，不平等在许多领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世界还存在着贫富、科技、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和鸿沟。从倡导世界体系观的几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来看，不管是阿根廷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还是祖籍埃及的萨米尔·阿明，抑或是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尽管其侧重点和表述各有不同、各有所长，但他们的观点在本质上异曲同工，都强调国际体系的不平等状态，指出国际体系存在中心与边缘、剥削与被剥削、富裕与贫穷之分。
普雷维什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定位于中心和外围，中心国家通过向外围国家出口工业品和传递奢侈消费方式来榨取其剩余价值，导致两者差距越来越大。[1]萨米尔·阿明的“依附理论”认为，中心国家攫取边缘国家的资源作为发展基础，导致南方国家发展不足，南方国家要挣脱这种宿命结构，就要进行自我中心化的发展，以摆脱北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牵制。沃勒斯坦认为，到16世纪，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由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组成。三个部分承担的经济角色不同：中心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成品向边缘区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属和贸易市场运转。边缘区向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半边缘区既对中心区部分地充当边缘区角色，又对边缘区部分地充当中心区角色。该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其边界范围由小到大，并始终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2]
显然，按照这些体系论的设计，中东在经济科技发展、发展模式影响等方面并不处于中心位置。自拿破仑进军并占领埃及、中东被纳入近代发展体系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工业文明虽有所发展，但迄今它与世界的发展步履存在较大差距。由于近现代殖民统治，加之受到历史包袱局限，中东伊斯兰国家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发展坐标中长期游离于边缘地带，即便个别国家拥有比较富足的石油美元也难以改变其整体的边缘位置。这些国家大多缺乏激励发展的内生机能，创新能力不足，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缺乏发展后劲。而且一些国家的宗教信仰偏于保守，伊斯兰保守主义在感官上排斥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却又接受工具现代化，[3]其主张难以取代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学说和经济政策，更无法解决当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提出的许多新问题。[4]面对全球化下的经济与科学加速发展态势，在寻找适当发展模式问题上，伊斯兰保守主义难有作为。
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种族纠纷等方面存在不足或矛盾。在全球化大潮和大国干预面前，这些国家无法形成与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与合力。虽然以伊朗为核心，伊斯兰教什叶派阵营在美国的高压下一度增强凝聚力，但美国的对伊朗政策存在重大调整的可能性，因布什政府的强烈敌视而结成的反美阵营不会长期维系。实际上，伊朗、叙利亚、苏丹等国也都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借机融入国际社会。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存在和团结更多具有象征意义，22个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取向各异，内部存在不少矛盾，无法形成整体合力，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7个成员也存在类似情况。
（二）能源蕴藏丰富的客观属性使中东伊斯兰国家在国际经济与安全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接近于体系的中心区
能源问题既是经济与发展问题，也日益成为牵动国际形势和大国战略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世界发展层次的顶端，近年来东亚也在整体上升，中东能源无疑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血液”。石油不仅是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支柱，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地区政局变化和国家间关系。在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石油和天然气仍将是最重要的能源资源，能源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国际油气资源前景谨慎乐观，但因受大国干预、地区热点、国际投机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油气生产和运输等环节受到严重制约，国际能源安全的脆弱性也很明显。
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主要、最大的石油供应基地，其石油蕴藏量之丰、油质之好、开采成本之低、运输之便捷，令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望其项背。中东石油的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2%，世界石油储采比至少可维持50年以上（中东为90多年）。[5]世界前10名能源富集国有6名在中东，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五国的探明储量就分别占世界的22.0%、11.0%、9.7%、8.3%和8.2%。中东石油储量的98.3%集中在海湾及其周围10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中东95%以上的油田储量超过5亿桶，储量在10亿桶以上的大油田有38个，储量在50亿桶以上的特大油田有15个。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为180亿立方米，中东占40.6%。[6]中东一些油气资源丰富国家的领导人更深刻地意识到把握能源主动权的战略意义，伊朗敢于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惊心动魄的周旋、沙特等海湾国家能够在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台”，都与丰富石油提供的底气有关。
世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及其地缘分布的严重失衡，使能源因素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要素。美国很早就觊觎中东能源，1948年前后，每月约有150万桶来自中东的“黑金”在美国海军护送下从中东运至地中海或太平洋地区，最高峰时期达到500万桶。美国曾派出24艘舰船保证石油安全运输，闻名世界的中东舰队就是那时改编组建的。[7]近年来，美国、西欧和日本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分别为51%、60%和99%，其中美国25%、欧洲60%、日本80%的石油进口都来自中东。“9·11”事件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激变、地区形势动荡、世界经济发展强劲、产油国形势不稳、国际投机商炒作等诸多因素，一度使国际油价猛涨。尽管2008年底以来油价大幅回落，国际社会开发新能源的热潮不减，但大国不会因价格回落而放松对中东石油的高度关注，新能源发展前景并不明朗，短期内无法取代石油和天然气。中东丰富的能源蕴藏还将继续吸引外部大国介入。
三 外来干预与内部影响
（一）域外大国是影响中东局势进而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主导力量
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以及冷战后大国的介入是导致中东动荡不定的关键因素。外部大国往往利用地区甚至挑起地区矛盾，借以长期操纵地区局势，引发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的动向对中东局势尤其具有重大影响。冷战后，多数美国政府注意保持一定的政策弹性，在中东维持适度平衡，但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颠覆性地修改了前任克林顿政府相对成熟的中东政策，奉行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推动全球反恐战争，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忽视解决巴以核心问题，很快导致布什主义和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迎头相撞，给美国的中东战略蒙上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冲突色彩，事实上造成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严重对立。
奥巴马政府力图从整体上缓和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弥合分歧，借助埃及、土耳其、约旦等中东盟友的策应和支持，带动中东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谋求与伊朗关系的可控发展或战略缓和，稳健完成从伊拉克撤军并加强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变革性调整具有战略性意义，但从在中东一些无法回避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难以改变其中东战略的实质取向。加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积怨很深，重建信任并不容易。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仍处于调整与磨合之中，对问题领域的具体规划和论述尚显不足。
从大国在中东的关系看，谋求能源利益并重视地缘重要性是各大国设法涉足中东的关键着眼点。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大国均从中东攫取战略利益。利用地区盟国作为战略支点是各国共同的手段之一，美国长期以来在该地区培植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埃及、约旦等国家的亲美政权，叙利亚、伊朗等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很好的历史基础，英法两国则试图影响其前殖民地地区。军火贸易是大国介入该地区的另一条重要渠道，直接冲突方以及地区国家往往依附于某大国并购买大量军火，巨额石油美元又回流到大国手中。
大国在中东既明争暗斗也保持适度合作。多年来，大国在中东的活动充满斗争，但看待大国在中东的活动，不能光看到其争夺和较量，还要看到其共同点与特征、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大国的幕后磋商与交易。如果看不到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差异，就容易被一些大国的共同点所迷惑；而一味重视大国的矛盾与竞争，又容易忽视大国经常进行协调与合作的一面。
大国在中东避免彻底“摊牌”。美国的中东政策带动其他大国参照美国进行互动，并反过来影响美国。美国、日本和欧盟同属西方阵营，尽管其战略侧重点不同，但在中东却有相同或相似的能源、安全利益并推广西方价值观，美欧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进退基本同步。美俄也有一些默契和协调，如在推动中东问题四方会谈等方面，俄罗斯一直与西方保持协调，避免“撕破脸”。俄罗斯不是反美和反西方，而更多的是争取话语权。尽管俄罗斯向伊朗和叙利亚出售武器和技术，但其一再声称不违反国际承诺，并坚决反对伊朗拥核。
（二）中东是国际实力较量并推动国际实力变化的重要舞台
从对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实际影响看，中东不是世界体系的边缘，而是接近影响国际体系演变的中心地带，深刻影响着国际安全和世界轨迹。假如没有对中东的关注和分析，“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史研究将是不完整的。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长期在中东较量争夺，几次中东战争以及两伊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都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幕后较劲和互动的影子，引发了大国实力的消长和霸权的兴衰，间接推动了战后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和世界多极化进程。
中东重要的地缘位置是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重要客观属性。地缘政治学是国际政治中关于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指出控制海上交通线、占据战略要地对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斯皮克曼以及布热津斯基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崇地缘政治学说。中东是亚、欧、非三洲的接合部，素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中东周围环绕着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波斯湾等国际海域，连接上述海域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等，是重要的国际航道，也是扼守这些航道的重要门户。中东地区这种适中、临海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东方和西方的十字路口，是从欧洲经西亚到北非的联系纽带，从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中东局势发展深刻影响国际形势与国际体系。能源蕴藏、地缘位置以及内外因互动等因素，不仅在中东催生了地区争霸和大国争夺，也不断挫折、消弭着地区霸权乃至世界霸权。中东内外因素的交织和挤压，产生了一系列棘手问题。殖民主义者曾在中东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给中东留下领土争端与民族矛盾等严重隐患。伊朗与伊拉克、伊朗与阿联酋、沙特与卡塔尔、卡塔尔与巴林、埃及与苏丹、摩洛哥与西班牙、希腊与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等国家之间均存在领土纠纷，不少国家因此而兵戎相见。中东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0.4%。该地区有三个主要水系——两河水系、尼罗河水系和约旦河水系，伴随水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纷争进一步加剧。可以说，中东的领土、领水纠纷与民族矛盾、地区霸权盘根错节，巴勒斯坦问题、伊拉克局势、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局势等诸多热点此起彼伏。这些问题牵动大国关系互动，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格局以及国际局势。
中东诸多问题的关键枢纽是巴勒斯坦问题。观察巴以局势发展一定要注意看其实质和历史，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发展变化往往影响总体判断。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边界划分以及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定居点拆除、水资源分配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近乎无法妥协。从历史经验看，即使达成一些协议，协议实施起来依旧障碍重重，双方的极端势力总能找到理由或方法使之夭折。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也是影响和谈的重要因素，中东和平进程在布什政府时期出现僵持或倒退。奥巴马充分意识到推动巴以和谈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努力推动“两国方案”，并适当调整对以色列的立场。他还认识到哈马斯的作用并打算认真考虑调整对其政策，强调缓和与叙利亚的关系，推动恢复叙以和谈。但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牵制，奥巴马在推动中东和谈方面仍在投石问路。
四 历史追溯与文化基因
（一）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发育尚欠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出明显差异和不平衡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发展模式深受外来力量尤其是西方的牵制。近代以来，中东与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及文化传统不断发生碰撞、交叉和嫁接，衍生出带有外来和本土双重特色的复杂政体。“二战”前，多数中东国家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二战”后，受西方政体影响，中东地区许多原来的君主制国家转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但不少国家的共和政体仍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历史色彩、宗教色彩并实行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如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他政体还有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制及酋长制等。子承父业、弟承兄业的政权延续方式仍在许多中东国家存在。中东的近代和现代史多次表明，政治制度发育相对不成熟容易引发局势动荡，容易出现集权统治者个人。如果统治者治理成功，则在一定时期内推动国家发展和地区稳定，否则其统治方式易给国家带来发展延宕，历史上个别地区的霸权主义者曾多次给本国带来灾难，给中东带来动荡。除了石油富国有较多资金用以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民众生活外，中东许多伊斯兰国家发展任务繁重，依然处于贫困之中，不少国家社会问题严重，腐败成风，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把伊斯兰保守主义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和出路，极端主义势力趁机煽动宗教狂热，不断采取暴力恐怖活动，导致国内政局不稳。
（二）伊斯兰文明模式、政治价值与宗教恩怨深刻影响着国际体系
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反映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与矛盾。它是1096～1291年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岸地区发动的九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其主要目的是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很明显，也有经济扩展的动因。因为西欧商业资本增长以及城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并推动统治阶级去掠夺经济发达的中东国家。[8]近现代中东地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矛盾的延续与发展。当前和今后，伊斯兰文明是与西方文明、东亚文明、南亚文明、斯拉夫文明等文明体系并列的重要文明，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伊斯兰政治与发展模式，在与西方模式、斯拉夫模式、中国模式以及世界其他发展模式的比较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影响。中东恰是世界伊斯兰政治与文化模式辐射的核心地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叉在中东更为明显和激烈。
中东的宗教纠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历史久远，深刻影响着国际时局与国际体系。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已经超出了普通的领土范畴。伊斯兰教内部派别之间也矛盾重重。
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组织与伊斯兰温和派别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伊斯兰保守主义是对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文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思潮，它要求严格遵循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旨教义和传统，以此推动宗教复兴和社会改良，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教化，清除西方腐朽文化、外来生活方式污染和国家腐败。[9]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教政治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它主张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以穆斯林极端分子组成的社团或组织为基础，以极端的暴力手段达到净化信仰、排除异己、确立正义的目的，最终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统一的“伊斯兰社会”。[10]在当前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全球化进程汹涌澎湃的新时期，广大伊斯兰国家愈益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境地，这些国家内部的阶层分化和政治纷争同时加剧，其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冲突更加剧烈。[11]伊斯兰保守主义高调标榜维护本土传统文化和核心宗教价值观，注意迎合中下层穆斯林群众要求改变不良现实、实现社会正义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在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只要政治腐败、领土纠纷、贫富悬殊、经济停滞和教育落后等问题没有解决，伊斯兰保守主义就会继续施加影响。
五 改革冲动与文化自觉
（一）伊斯兰教需要改革，但伊斯兰世界内部堪当宗教改革领袖的人物难以出现
中东伊斯兰国家呼唤具备崇高威信和能力的领袖人物，推动伊斯兰社会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使之最终融入现代社会发展洪流，并最终具备自我发育和自我发展的能力。然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改革与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要出现类似超越国家和民族之上、具备远见卓识的伊斯兰宗教权威和前瞻人士绝非易事，靠外部强加和推动就更是不可能的。鉴于此类因素，国际社会只能正视和接受这一现实。尤其是伊斯兰保守主义属于社会现象、民众心理和政治问题范畴，必须相应采取政治和社会手段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逐步消除极端主义的滋生土壤，单纯采取军事手段只能激化矛盾。
（二）政治与文化精英存在推动文明与发展转型的主观自觉
面对伊斯兰文明被歪曲、穆斯林形象被丑化、国家和社会承受巨大压力的现实，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不断抗议的同时，频频提出文明对话主张，[12]借助各种平台和场合，通过正面阐述伊斯兰教的宽容、和平、正义和兄弟情义等教义内涵，以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13]它们强调指出，伊斯兰教的核心是和平。“中间主义”是伊斯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正和谐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观，任何偏离中正原则的“过激”言行都有悖于伊斯兰教的神圣信仰，[14]以伊斯兰教名义从事或支持恐怖主义的活动，从根本上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最终使命，遭到真正穆斯林的完全反对。[15]
形势比人强，中东国家面临完成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任务。中东社会面临向现代化过渡、适应世界发展大潮的重任，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这些转型涵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战略、思想文化等方面。[16]中东国家的转型带有自身特点：发展与转型相互交织；十分突出的不平衡性；鲜明的“石油”与伊斯兰色彩；转型发展主体的自觉性显著增强；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等等。[17]中东伊斯兰国家广大的官员、学者和民众清楚他们的处境，有进行改革的愿望。改革已经是一个被广泛且高频率谈论的话题，并已涉及基本价值观和信仰等文化层面。[18]在转型过程中，拥护改革的精英和民众，将与宗教保守势力和极端主义进行反复较量，中间穿插着来自域外大国的影响。可以说，中东要真正完成发展转型无疑要经历很长的时期。
中东伊斯兰国家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趋利避害，与极端主义拉开距离，大力弘扬和倡导伊斯兰教的中间主义与温和本质，积极融入现代发展大潮，推动中东地区国家的自身转型，并为国际体系转型做出贡献。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下，中东伊斯兰国家接受民主的信念已不构成障碍，但它们关心民主的含义和标准，担心西方民主意味着要它们放弃伊斯兰信仰，放弃阿拉伯或波斯的民族属性，否定它们过去光荣的历史。[19]它们还异常关心如何在保持自身政权稳定以及维护自己民族、宗教属性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缓和国内因贫富差距以及失业率、出生率居高不下等引发的社会主要矛盾。[20]无论如何，中东有关各方应秉承“和为贵”的原则，避免兵戎相见，避免给外部大国干涉的口实，通过谈判协商和理性妥协解决问题，推动地区和平、和谐与发展，并对国际体系转型施加积极影响。
[1] 宋科然、史蓓蓉：《普雷维什经济思想评述》，《现代商贸工业》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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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天尧：《中东黑血》，凤凰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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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蔡佳禾：《试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11] 王艳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起源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2]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年9月9日。
[13]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年9月9日。
[14] 刘月琴：《伊斯兰文化的和平思想》，《当代世界》2009年第9期。
[15] 刘月琴：《伊斯兰文化的和平思想》，《当代世界》2009年第9期。
[16] 陈德成：《中东社会转型发展论》，《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17] 陈德成：《中东社会转型发展论》，《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
[18]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年9月9日。
[19]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年9月9日。
[20] 朱威烈：《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文汇报》2006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