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禁政策的延续
从洪武初年开始实施海禁，到洪武末期禁海措施的执行比较严格，海禁的效果也比较明显。明太祖“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自是，朝贡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渐息”[32]。从洪武中期开始，数度拒绝来自日本的朝贡。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倭患有所减轻，海禁方面的政策似乎也不像洪武年间那么严厉，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永乐元年重新恢复了浙江、福建、广东的市舶提举司。这是从洪武七年罢置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以后的首次恢复设立。日本方面也开始数次遣使入贡，如永乐三年十一月，日本贡使来朝，并送来所捕获的倭寇，使一度中断的中日往来有所恢复。
这时期针对民间的海禁政策仍然实施，朝廷数度强调禁海规定，如永乐二年正月，针对福建沿海居民私自载船出海、交通外国的情况，朝廷下令把民间原有海船通改为平头船，以杜绝沿海居民出海交易[33]。由于平头船不适于在大海航行，所以对于那些想私自违禁出海的沿海居民来说，颇有釜底抽薪的效果。朝廷并在其后的永乐五年下令：“不许军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贩鬻番货，违者依律治罪”[34]。永乐皇帝在敕书中说得很明白，“人臣无外交，古有明戒。我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35]。故一方面，朝廷数度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诸国，与各国开展交易，了解西洋地理情况，宣示政府与外番交易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继续限制民间与海外的贸易，禁民下海。
到了宣德年间，倭寇侵扰的事例逐渐减少，而民间迫于生计私自下海的现象开始增多，有的还私自建造大船，偷偷出海与外番贸易，对此，宣德六年四月朝廷再度发布诏令，禁民出海：“上闻并海居民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戢”[36]。宣德八年七月再“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诏令还鼓励乡人积极举报，并许以奖赏，“给犯人家赀之半”。而知情不报或对此纵容的，则将予以连坐处罚：“上谕右都御史顾佐等曰，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寇。比者已有擒获，各寘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37]。当时的临海县有豪绅出海通番，被人举报，即招致获罪，《宣宗实录》即记录了此事：“初，浙江临海县民告土豪一家父子叔侄同恶下海通番及杀人等罪……移文逮治县”[38]。
除了禁止出海通番，朝廷还禁止私下出海捕鱼。宣德十年七月诏令：“严私下海捕鱼禁”。当时的浙江地方官员多有上奏朝廷，反映沿海的势豪之家私自造船下海捕鱼，或恐引致倭寇。户部官员在给皇帝的奏言中建议：“今海道正欲堤备，宜敕浙江三司谕沿海卫所严为禁约，敢有私捕及故容者，悉治其罪”[39]。
此后的一段时期，朝廷还多次重申禁海之令，约束沿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以免导致倭寇。如天顺三年（1459）七月“禁浙江并直隶缘海卫军民不许私造大船，纠集人众携军器下海为盗，敢有违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属发戍边卫”[40]，正统七年六月“敕总督备倭都指挥使李信及浙江三司巡海御史等不许居民临水开市，以诱贼寇，及私下海泄漏声息”[41]。
海禁令还波及当时的朝鲜等诸属国，《孝宗实录》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例：弘治十二年“朝鲜国王李
奏本国人屡有违禁下海者，因逃住海岛不归，复诱引军民，渐至滋蔓。乞许本国自遣人搜刷还国。若系上国地方者，请敕令官司搜发处分。于是辽东守臣亦奏，近海军民或有逃聚海岛者，请及时逐散。下兵部议，谓宜如所奏。从之”[42]。实际上，明代中期的海禁政策已经不如洪武时期那么严厉，由于沿海民间海外贸易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私下出海的事例也非常普遍，贫寒之家因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出海谋求生路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富室大户为了追逐营利，获取高额利润而建造大船，偷偷出海交易。“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沿海卫所等海防机构，不仅对之不加严查，有的收下好处便纵容放任。有的卫所军船自己也偷偷参与捕鱼、贩运等事，如“巡海都指挥同知王瑛纳贿，纵所部出海捕鱼”，“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王谦等受滨海军民赂，纵之下海捕鱼”。不仅下海捕鱼，有的军船还参与贩盐：“备倭战船官军，近年以哨瞭为名停泊海港，窃还其家者有之，贩鬻私盐、捕鱼、采薪者亦有之”。成化年间的吏部尚书姚夔指出：“浙江福建东南大藩，连山滨海，私盗盐矿下番者时时有之”。沿海边民本来以“鱼盐为生”，海禁以来不能出海捕鱼，只能就近采捕一些小鱼、小虾、紫菜之类，兼以贩卖获利，朝廷一概加以禁止，难免造成边海居民的生计困难，以致铤而走险，“啸聚成盗”[43]。况且“海隅穷民，无田可耕，若居者禁不下海，下者拒不入关，彼岂肯俛首就死？鸟穷则攫，兔骇则奔，此海禁之隐祸也”[44]。朝廷对此恐怕也有所了解，禁海政策的控制一度也有所放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景泰二年，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王谦因为收受了贿赂好处，纵容沿海军民下海捕鱼，此事被镇守浙江兵部左侍郎孙原贞知道，于是上奏朝廷，按照《大明律》，“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但朝廷只要求王谦“具实以闻”，随后王谦在状书中承认了自己的过错，“陈状输服”，朝廷也对此免于处罚[45]。通过这件事情，说明当时对违禁下海的处置已经不像洪武时期那么严厉了。吏部尚书姚夔指出：“各处并海兵民多以鱼盐为生，如驮负贸易者，概禁捕之，恐迫饥寒，啸聚成盗，宜戒所司勿捕。惟禁其驾舟挟兵者”[46]。因此，适度地放宽海禁也是当时的共识，“苐细民以海为业，犹婴儿以乳为生，禁之则号，惟当节之耳”[47]。显然，在严格的海禁政策背景下，相关部门采取相对宽松的管理口径，可能是这一时期沿海一带较普遍的现象。清代人甚至认为明代海禁实际上禁而不严：“明倭寇猖獗之时，虽禁民入海，而商舶之往来自若”[48]，此判断虽然不尽是事实，但也反映出海禁框架下私船违禁下海现象的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