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一 欧美国家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自杀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古老现象，而真正把自杀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法国的杜尔凯姆。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1897出版的《自杀论》[1]一书中。
但在杜尔凯姆之前，对自杀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在杜尔凯姆之前很长一段时期，西方思想界对自杀问题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人有权自杀还是无权自杀？第二，自杀是个人的自由意愿（free will），还是被社会所影响、所决定？前者主要涉及的是自杀的伦理道德问题，后者主要涉及的是自杀行为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属性问题。
不难看出，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或将自杀行为视为受外在因素影响所致的观点，在19世纪前半叶或更早的时候便已见端倪。道德统计学家们（moral statisticians），如凯特莱（Cattrall）、莫斯利（Mosley）、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等，就将自杀以及自杀的发生机制设置在欧洲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发展中“宗教精神的衰落”和“道德沦丧”的前提之下。
在杜尔凯姆以前，西方学术界对自杀的研究，尤其是以统计数据为素材而论述自杀现象的道德统计学家们的著述，大多是基于西欧各国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中期对自杀统计资料的累积。他们之所以能够证明各个社会的自杀率截然不同，并说明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社会个体之外（如气候、宇宙的变化、人种性格、社会等），就是依靠了以国家为单位而统计的自杀率数据的支持。在莫衷一是的争论中，杜尔凯姆异军突起，以全然不同于传统学科特色的新型学科——其自己建立的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学理论，解释了自杀率的历史变化及其在不同社会的差异性。[2]
西方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如杜尔凯姆等）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如J.D.道格拉斯（Douglas）、J.M.阿特金森（Atkinson）、J.雅可布（Jacobs）等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上述迥然不同的是，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3]
（一）杜尔凯姆首次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自杀行为进行了研究
杜尔凯姆在《自杀论》的序言中说：“我们之所以选择自杀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是因为比自杀更容易确定的课题不多，我们觉得自杀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例子；尽管要明确地划定这个课题的范围还需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但是，只要集中力量，我们便可以找到名副其实的规律，这些规律比任何辩证的论据更能证明社会学是切实可行的。”[4]
他提出了自杀的概念，“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行动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死亡称为自杀”[5]。他在给自杀下定义的时候，把自杀行为的内在必然联系、自杀者的动机和意图剔除，只考虑自杀这个行为产生的后果，因为意图无法精确观察到。同时，有意将幻觉状态下的死亡和神志清醒的人的死亡区分开来。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自杀论》主要包括序言、导言和正文三部分。正文又分“非社会因素”、“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及“作为一般社会现象的自杀”三编。
在序言中，作者主要说明了写作的背景和目的、社会学的重要性和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在导言中，杜尔凯姆给“自杀”“自杀率”分别下了定义并说明了研究对象及研究思路。在正文第一编“非社会因素”中，杜尔凯姆列举了当时学术界所认为的对自杀有影响的所有非社会因素，包括心理、体质及自然因素等，诸如精神病、酗酒、种族、遗传、气候、季节性气温和模仿等。经过假设、分析、推理，最后得出结论：以上因素都不是影响自杀的主要因素，它们虽然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够起到影响自杀的效果，但是没有普适性，且对总的自杀率来说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只有社会因素是影响自杀的主要因素了。第二编是该书的核心，主要讲自杀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首先介绍了识别社会原因和社会类型的基本方法，即不考虑自杀主体个人的动机和想法，直接考虑自杀是随着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家庭、政治团体、行业团体等）而发生变化的；在这之后再重新回到个人（自杀的行为主体），研究这些原因是如何个性化而最终导致个人的杀人后果的。其次把自杀分为不同类型并逐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三编实际上是对第二编的总结，也是该书的结论部分。在这里他重新概括了自杀的社会因素、自杀和其他社会现象（宗教、法律、道德、性别、年龄、气候、家庭、婚姻、政治危机等）的关系，得出了一个“实际的”结论。在“实际的结论”这一章中，主要是对如何预防自杀进行了讨论。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团体、宗教团体和家庭都不能起到预防自杀的主要作用，只有“同类劳动者、履行同样职责的合作者联合起来形成的职业团体或行会”能起到主要的预防作用。[6]他认为职业团体能独立成为一个道德环境而将集体人格发扬光大，应充分发挥其有利的社会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杜尔凯姆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他查阅了26000名自杀者的档案材料。这些研究对象分布于当时的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挪威、奥地利、法国、瑞士、丹麦、普鲁士等。搜集的自杀者资料包括基本状况（性别、年龄、所在地域、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宗教信仰、疾病史）、医学鉴定、自杀时间与方式等。除此之外，还搜集到基于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死亡率。
杜尔凯姆认为，自杀是一种自杀的集体倾向作用于个人而产生的结果。这种集体的自杀倾向来自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或反常等这样一些影响社会的潮流。由此，他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将自杀分为“动乱型（失范型）自杀”（anomic suicide）、“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 suicide）、“利己型自杀”（egoistic suicide）和“宿命型自杀”（fatalistic suicide）。
按照自杀的结果，杜尔凯姆将自杀分为“自杀死亡”（committed suicide）和“自杀未遂”（attempted suicide）。
按照自杀的行为特征，杜尔凯姆将自杀分为“主动自杀”和“被动自杀”。采用主动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属于主动自杀，拒绝进食、放弃治疗、安乐死属于被动自杀。这两种自杀在结束自己生命的意愿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自杀的方式和手段不同而已。
杜尔凯姆提出，影响自杀率的自变量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第一，社会整合度越低，利己型自杀率越高；第二，社会整合度越高，利他型自杀率越高；第三，社会规范对个人的约束力越弱，失范型自杀率越高；第四，社会规范对个人的约束力越强，宿命型自杀率越高。
杜尔凯姆强调的是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两极的情况，因此并没有讨论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适中时社会自杀率趋低的问题。他认为，对现代社会而言，主要发生的两类自杀是利己型自杀与失范型自杀（未对宿命型自杀进行详细论述）。杜尔凯姆的自杀社会学的理论假设经常被总结为三点：第一，自杀率与宗教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第二，自杀率与家庭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第三，自杀率与政治社会的整合度成反比。
杜尔凯姆否定将自杀归咎于非社会因素（如精神异常、种族特性、遗传及气候等因素）的观点。在他看来，自杀不能用个人的因素加以解释，而“主要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某些共性的既成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7]。
杜尔凯姆在总结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命题：一是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二是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人失去自主；三是个人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自杀原因上，杜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绝对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三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他把自杀现象上升到社会层面，指出个人生活离不开社会群体，群体给予个人适度的支持会使个人生活富有意义。社会支持具体化为代表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整合和代表社会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只有在适度的情况下才能抑制自杀行为，不足和过度都会引起自杀。因此，预防自杀的办法就是要建立适度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他还提出要对自杀者进行惩罚，应培养人们坚强的性格，恢复家庭支持功能，最终应该建立行会，把个人置于一定的团体之中，增强其集体归属感。
杜尔凯姆通过对各类自杀现象的深入研究，建立了完整的自杀理论体系。杜尔凯姆为自杀这种似乎最具个性化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证社会学研究路径。[8]他提出，社会事实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杜尔凯姆阐述了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结构、功能和因果的关系，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学研究的实证规则，充实了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开启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构想，使社会学方法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运用统计方法对自杀现象的研究，是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典范，也由此结束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脱节的状况，在《自杀论》中采用计量和统计的方法把社会学推向定量精准的方向。
因此，该书对社会学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他运用了大量图表、数据等实证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验证自己的假设，这也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如果一个学科只有空洞而玄虚的推理、类比和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结论，那么它就永远无法脱离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自杀论》诠释了杜尔凯姆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他对自杀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是造成自杀现象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促进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异化行为”的研究和认识。此外，他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具体概念，比如社会整合、社会规范、自杀类型的分类、道德规范的作用、社会分工等都为现代社会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杜尔凯姆在社会学形成初期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为推动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毋庸讳言，杜尔凯姆及其《自杀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杜尔凯姆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主张绝对的“社会决定论”。他认为社会高于人而存在，社会理所当然地决定人。但是如果人完全由社会决定，那社会又是由谁来决定的呢？这种将社会神化的做法显然与科学精神相悖离。将社会的作用绝对化，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社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作用和影响着社会成员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但是每一个个体也在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塑造着社会。社会与个人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存在决定自杀率—自杀率决定个体自杀”这样的逻辑显然存在问题。
第二，杜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试图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解释自杀的原因，指出自杀是个人事实，自杀率则是社会事实。杜尔凯姆在考察自杀这一社会现象时，只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分析，而忽视了社会成员个体的生命体验。他非常不屑于研究引发个体自杀的直接因素和心理反应，认为这些不过是社会原因作用于个体而理所当然产生的，属于社会原因的具体反映。他强调社会学家应该主要追究自杀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这种探究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的关于自杀率的统计数据。所以，杜尔凯姆的这部《自杀论》更像是《自杀率论》。[9]
第三，在杜尔凯姆的时代，从事社会研究的数据收集工作十分困难，书中所用的大量数据来自二手资料。先不论这些数据本身的准确性，仅就其中包含的变量来说，并非都能包含杜尔凯姆的研究领域。《自杀论》是一部将理论与经验结合起来的经典著作，但事实上，杜尔凯姆在设计中间变量的时候，并没有十分翔实的数据支持，而是出自他已经先验地认定的理论框架。他最多只能同时分析三个变量，对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交互作用也显得有些束手无策。先确定理论框架，然后进行概念推演，最后整合数据、回归模型。
第四，杜尔凯姆的观点也很容易被极权主义者和独裁者所利用。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弗洛姆（Erich Fromm）曾分析了极权主义的思想渊源。当个体“过于自由”时，往往出现难以忍受的“无意义感”，此时他们倾向于皈依某一集体，盲信某一思想或宗教，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心理学起源。杜尔凯姆对社会秩序的注重达到了崇拜的地步，他只强调社会集体有益的一面，却忽视了“集体—集权—独裁者—暴政”的危险性。按照杜尔凯姆的观点，社会整合过度会造成大量“利他主义自杀”，同样有害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诱导下，日本军民的大规模集体自杀行为——“玉碎”。）
在杜尔凯姆之后，西方自杀社会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因循他的研究理路，在“整体主义”（ho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方法论指导之下，对其自杀社会学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批评、修改和重构。
（二）哈布瓦赫、亨利、门林格尔、吉布斯等人的研究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30年出版了《自杀的原因》（Les Cause du Suicide）一书。在对杜尔凯姆自杀社会学理论既批评又继承的基础上，以“社会孤立程度”（the degree of social isolation）来代替社会整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哈布瓦赫认为：一个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孤立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自杀率就越高；一个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越高，该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相互孤立程度就越高。所以，一个社会的城市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的自杀率就越高。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并完善了杜尔凯姆的自杀理论。
亨利（Henry）和尚特（Short）将杜尔凯姆的“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更为具体地转变为“外部约束力”，并扩大了杜尔凯姆的自杀率研究范围，即解释了城市自杀率高于农村和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的现象。[10]
卡尔·门林格尔（Carl Augustus Menninger）继承了弗洛伊德的个体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传统，他将自杀分为五种类型：“急性自杀”、“慢性自杀”、“弥散性自杀”、“局部自杀”和“器质性自杀”。[11]在其1938年于美国出版的《人对抗自己》（Man Against Himself）一书中，他对人的死亡本能和自我毁灭倾向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如果这种破坏冲动不能施之于外界，其必然结果就是转而施之于自己。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自杀的根源。门林格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以他自己所选定的方式，或快或慢、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地在杀死他自己。要想与这种自杀倾向相对抗，首要的一步乃是真正认识到：自我毁灭确实根植于我们的天性，我们必须熟悉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相应的努力来与这种根深蒂固的死亡本能抗衡。
门林格尔首先驳斥了“自杀是一种对不可忍受的生活境遇的一种逃避行为，而迫使人们采取逃避行为的力量完全来自外部”的观点。他认为自杀的原因在于：自我挫败和毁灭的倾向显然发生在个人生活的早期并且强烈地影响了人格发展的整个进程，以至遮盖并最终战胜了有益于健康的生命本能。但自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的、孤立的、要么符合逻辑要么莫名其妙的冲动行为”[12]。
他提出，自杀的动机或要素来自三方面，即“死的愿望”、“杀人的愿望”和“被杀的愿望”。对这三重因素的分析又可以进一步揭示出自杀者内心深处的攻击性、自我惩罚需要的满足。极端的外部宣泄表现为杀人，而极端的内部宣泄的表现就是自杀。门林格尔凸显了他的个体主义心理学研究路径，同时也扩展了自杀的定义范围。但他仍将自杀视为一种病态，需要通过精神分析和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用健康的、生的本能去战胜死的本能。如何战胜？门林格尔的解释有些牵强。但个体主义的自杀研究仍不失为一种研究视角和路径。
吉布斯（Jack Gibbs）和马丁（Walter Marti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位整合”自杀理论，验证了杜尔凯姆关于“社会地位变动中人们自杀率较高”的论断，是杜尔凯姆自杀理论的应用性扩展。他们还用“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来代替“社会整合”，以进行经验研究。[13]
（三）施纳德曼的研究
施纳德曼（Edwin S.Shneidman，1918～2009）被誉为“现代自杀学之父”。他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创立了“自杀学”（Suicidology），正式阐述了“自杀学”的学科定义，创立了跨学科的自杀学研究方法，分三个领域构建了自杀学的主要内容：一是自杀分布学；二是自杀行为的理论考察；三是自杀的临床救治与防止及预防教育。
施纳德曼根据自杀意图将自杀分为四种类型：“有意终止生命型”、“有意终止生命亚型”、“非有意终止生命型”和“反有意终止生命型”。[14]
施纳德曼于1968年创立了“美国自杀学学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他首先提出对自杀者进行“心理验尸”的理论与方法。其代表作有：《自杀的线索》（Clues to Suicide），1957年出版；《人之死》（Deaths of Man），1973年出版；《死亡之声》（Voices of Death），1980年出版；《自杀的定义》（Definition of Suicide），1985年出版；《自杀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Suicide），1986年出版；《施纳德曼自杀学文集》（Suicidology：Essays in Honor of Edwin S.Shneidman），1993年出版；《自杀者的心理》（The Suicidal Mind），1996年出版。
二 日本对自杀问题的研究
在亚洲地区，日本的“自杀学”研究较为发达，有大批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日本的自杀率居高不下。[15]日本和中国同属亚洲地区，日本在地缘上孤悬于亚洲大陆之外与中国隔海相望，加之两国文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中日两国在自杀行为的特征方面具有可比性。日本学者在自杀问题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拟以日本的自杀现象作为参照系在一定层面上进行比较研究。
（一）日本对自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1905年，小栗風葉的《自杀和自杀小说》（『自殺と自殺小說』）由青木嵩山堂出版，成为日本研究自杀问题的开山之作。此书仅仅比杜尔凯姆1897出版的《自杀论》晚8年，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无疑是较为先进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至1949年的45年间，日本有28篇（部）研究自杀问题的论著，其中重要的著作有『自殺を論ず：論説』（黛南、1907年）、『思潮文献日本自殺情死紀』（山名正太郎、1928年）、『積雪期の登山·英文学と我国現代文化·自殺論』（東京講演会出版、1929年）、『自殺に關する研究』（山名正太郎、1933年）、『自殺の社會學的研究』（井口孝親、1934年）、『日本自殺考』（牧忠勝、1937年）、『所謂二重自殺に就て』（中村讓、1940年）、『死への希求：カリカチァ的自殺未遂』（波多野哲雄、1948年）、『自殺の心理』（園原太郎、1949年）。
这28篇（部）论著涉猎广泛，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对日本的自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日本自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下面，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生的三次自杀高峰看日本学界的自杀问题研究。
（二）第一次自杀高潮期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状况
1955年前后，日本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自杀高峰。其中，1954～1960年，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超过万人，1958年更是达到23641人的最高峰。这一时期，15～24岁的日本青少年自杀者最多，特别是1955年，20～24岁的女性自杀死亡率达到46.80/10万，男性高达84.10/10万。[16]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举，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与现实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忏悔、极端的战后空虚感等因素，助长了日本的自杀现象。这一阶段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为自杀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动力与参照。这一时期，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论著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日本有26篇（部）研究自杀的论著，几乎相当于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总数。其中重要的论著有『生きる不安の分析：自殺への誘惑は避けられないものだろうか』（南博、1952年）、『自殺の心理』（園原太郎、1952年）、『科学は自殺する：殺人兵器への抵抗』（菅井準一、1953年）、『自殺と年齢』（近沢敬一、1954年）、『自殺者の季節的変動について』（近沢敬一等、1955年）、『自殺についてのアンケート』（池田志光、1956年）、『阿蘇で自殺する人々』（近沢敬一、1957年）、『ホルマリン自殺の一例』（若月、岩雄等、1958年）、『自殺の国：日本の記錄』（岡崎文規、1958年）、『自殺論序章』（近沢敬一、1959年）。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既涉及形而上的哲学研究，也包括若干针对性较强的实证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山口大学的教授近沢敬一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在日本研究自杀问题的早期学者中，近沢敬一具有较大影响力，以其为代表的山口大学文理学部社会学研究室是日本较早参与自杀问题的研究机构。这一机构涌现出了许多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比如池田志光、島谷卿文、谷川淳一和弘中棯悟等。
（三）20世纪60～70年代的研究状况
20世纪60～70年代是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一时段，日本的自杀死亡人数迅速下降，从1955年的每年2万人下降到1962～1971年的每年1.5万人左右，并且男女的自杀死亡人数均降至1万人以下。但是，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进入了低速增长期，自杀死亡人数有所回升。[17]
这一时期，日本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高潮，1960～1979年出现了近百部相关的论著。其中主要的论著有『自殺の社會統計的研究』（岡崎文規、1960年）、『自殺と季節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自殺特集号）』（島谷卿文、1960年）、『中学生の職業·学歴から見た自殺と大学生の生活と自殺観について（自殺特集号）』（谷川淳一、1960年）、『自殺と孤独と愛』（久野昭、1963年）、『自殺について』（岡崎文規、1965年）、『戦後の知識人：自殺·転向·戦争犯罪』（西義之、1967年）、『世界自殺考』（山名正太郎、1970年）、『自殺の病理：自己破壊行動（下卷）』（大原健士郎、1972年）、『ああ青春自殺考：［自殺は人間最後の自由か］』（佐藤友之、1974年）、『病める昭和文壇史：自殺作家に見る暗黒世界』（植田康夫、1976年）。在这一时期，有两位在日本自杀学界最负盛名的学者：大原健士郎和稲村博。
1.大原健士郎的自杀研究
大原健士郎（1930～2010）早年毕业于东京陆军少年训练学校，1956年毕业于慈惠大学医科大学，1961年毕业于慈惠大学医科大学医学系精神病学研究生院，1966～1967年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洛杉矶自杀防治中心实验室特聘研究员，1976年任东京慈惠大学副教授，1977年任滨松大学教授，1988年任“森田疗法协会”理事长，1997年任爱知淑德大学教授。2005年从爱知淑德大学退休，在滨松市开设诊所。卸任后一直是“森田疗法协会”“日本酒精精神病学协会”“日本社会精神病学协会”的名誉会员。2010年1月24日，因膀胱癌多器官衰竭而死亡。他是日本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因自杀研究而出名，也是治疗受到焦虑以及恐惧而导致的神经症的“森田疗法”的创始人之一。
大原健士郎一生著作颇丰，对日本自杀行为的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日本自杀研究第一人”。他的著作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主要著作包括『自殺』（1968）、『遺書のなかの人生』（1970）、『自殺：現代のエスプリ』（1971）、『自殺を考える』（1971）、『自殺：現代のエスプリ』（1971）、『自殺の病理：自己破壊行動（上卷）』（1971）、『自殺論：青年における生と死の論理』（1972）、『作家と自殺』（1972）、『自殺の病理：自己破壊行動（下卷）』（1972）、『自殺日本：自殺は予知できる』（1973）、『自殺の精神病理』（1974）、『自殺学1～6』（1975）、『自殺の防止』（1975）、『自殺の心理学·精神医学』（1975）、『自殺の社会学·生態学』（1975）、『自殺と文化』（1975）、『自殺を考える』（1991）、『自殺·うつ病そして森田療法』（1991）、『働き盛りのうつと自殺』（2001）等。
大原健士郎对于自杀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心理学层面，并且结合多学科知识对自杀行为进行了综合研究。
首先，他针对中年到老年过渡期男性自杀人数增加的现状，提出抑郁症多发是自杀的主要诱因。他认为，不只是自杀，酒精依赖、药物依赖、嗜赌、失踪也很多，这些行为可以概括为中老年期“自我破坏”行为。一般来说，青春期的自杀被称作“憧憬自杀”“寻求自杀”，中老年期的自杀被称作“断念自杀”（绝望自杀）。青春期的自杀行为被媒体舆论美化、合理化的倾向较明显，因此自杀未遂较多（并非真正想死，只是“自杀秀”）。与此相反，老年期的自杀意念较为坚定，自杀既遂较多。
其次，他认为，对于过于依赖环境生活的未成年人来说，家庭及学校等的环境剧变容易成为他们自杀的直接动因。未成年人受到欺侮当然会是重要的导火线，与父母和亲人的分离、父母离婚（分居）、迁居、转学、被同学孤立、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学习压力、父母及老师的强烈斥责等都会成为直接动机。青春期焦虑、青年期的性问题更容易成为直接动机。对于成年人来说，男性在事业、家庭问题上受挫（失业、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性无能、退休等），家庭主妇在家庭问题（婆媳纷争、丈夫见异思迁、家庭经济困难、孩子走上不良道路等）上想不开，都容易成为自杀的直接动机。
再次，他认为，日本青壮年男性自杀率在增加，而同年龄段的女性自杀率却在下降。
另外，大原健士郎在对自杀遗书、自杀征兆的研究方面也成就卓著。他认为：自杀者第一位的心理特征是“孤独”；第二位的心理特征是“想先自杀后被救”“想以自杀获取同情”，自杀企图者一定有“想被救”“要想办法得救”“得到同情”这样的与“自杀—死亡”相反的心理。为此，自杀者一定会显现出自杀的征兆，比如事前抑郁、焦躁、失眠、体重下降等。
他还认为，自杀征兆是绝对可知的。只要注意诊察的话，几乎所有自杀迹象都能被发现。需要高度重视被观察对象的突然失踪、无故缺勤、酗酒、交通事故、药物依赖、沉溺于赌博等行为，或者与平时迥异的行为。失眠、食欲不振、体重显著下降等身体方面及抑郁、焦躁等精神方面的症状都是值得注意的征兆。
2.稲村博的自杀研究
稲村博（1935～1996）出生于德岛县，东京大学医学系医学专业毕业，医学博士。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精神医学培训班、脑研究设施与东京医科牙科大学犯罪心理学培训班助手。1971年参加创建东京“いのちの電話”（东京“生命电话”），担任理事、接待室主任。还担任过日本自杀预防学会副理事长、社团法人青少年健康中心副会长、国际预防自杀协会（IASP）日本代表。1978年成为筑波大学社会医学系精神卫生学助理教授。1988年在筑波大学以稲村博为中心的研究小组因发表“日本青少年普遍存在的‘登校拒否’（拒绝到学校上学）问题解决不好的话，日本未来的人口素质将存在严重的问题”，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93年开始任筑波大学附属医院医疗福利顾问办公室主任。1994年开始任一桥大学保健管理中心所长、教授。1996年因肝病在东京去世。
稲村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自杀学著作有『その治療と予防のために』（1977）、『若年化する自杀』（1978）、『子どもの自殺』（1978）、『自殺防止：再生への步み』（1978）、『自殺の原点：比較文化的考察』（1979）、『わが子と敎え子を自殺から守る十章』（1980）、『わが子に限って：自殺の予防と対策』（1980）、『未然に防ごう自殺』（1981）、『いじめ自殺』（1995）、『徹底検証自殺のメカニズム：生きる絆を求めて』（1995）等。
稲村博是日本著名的自杀学家、精神病学家，其在自杀问题、青少年“登校拒否症”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成果经何兆雄教授介绍到我国，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四）第二、三次自杀高潮期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自杀现象的第二次高潮是在1985年前后（1983～1987年）。当时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超过2.3万人，1986年自杀死亡人数达到波峰（25667人）。1991年降至2万人以内。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失业破产不断增多，日本自杀人数也随之增加。第三次自杀高潮（1998年以后）也随之而来。
1985年前后，日本35～54岁中年男性自杀者占据主导地位。进入90年代以来，45～54岁中年男性自杀者逐渐增多。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1990年，40～59岁的中年男性自杀人数出现了一次小高峰。1998年以后，中年男性自杀率持续攀升，45～64岁的男性在自杀者总数中约占50%。[18]
进入2l世纪以来，35～44岁、55～64岁和65岁以上年龄段人群的自杀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2003年60岁以上的自杀者所占比重高达33.80%，即每3个自杀者中就有1人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2005年自杀者中，中年人高达40%，其中50～59岁的占23.10%，40～49岁的占16.00%。[19]从性别上看，男性自杀人数1986年为16499人，1998年激增到22349人。此后，男性自杀死亡人数连续9年超过2万人，2003年再创历史新高，达到23396人。1955年男性自杀死亡率达到31.50/10万，形成波峰。此后，除1967年降到16.20/10万外，基本上为20.00/10万～22.00/10万。1983年日本男性自杀率迅速回升，达到28.90/10万。1998年则迅速增加到36.50/10万，2003年高达38.00/10万，创历史之最。[20]女性的自杀人数却没有大的变化，除1958年、1986年、1998年和1999年达到9000多人外，基本上在6000～8000人浮动。
在自杀方式上，这一时期与第一次自杀高潮期有了巨大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自杀人数的增多，以网络为媒介进行集体自杀、汽车尾气自杀等方式开始出现。自杀网站的泛滥使得很多有自杀倾向的人通过网络约定进行集体自杀。自2002年11月日本媒体首次报道网络集体自杀事件以来，网络集体自杀事件频发。2003年共有34人死于网络集体自杀事件；2004年此类自杀事件发生了19起，死亡55人；2005年共有91名日本人在34起与互联网相关的自杀案中身亡，丧生者中约40%为20岁左右的年轻人。[21]目前，网络集体自杀已成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青少年热衷的自杀方式。此外，通过吸入汽车尾气自杀者也在明显增加。自2008年3月末以来，日本已经有180多人通过吸毒气自杀，平均每天发生两起。[22]
随着第二、三次自杀高潮期的出现，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更大规模、更为深入的自杀研究。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自杀研究的成熟和高速发展期，相关研究著作达600多部，涌现出了诸如高橋祥友、川人博等研究自杀问题的著名学者。
1.高橋祥友的自杀研究
高橋祥友（1953～）出生于东京，毕业于金泽大学医学系，精神科医生，医学博士。曾在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山梨医科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京都精神医学综合研究所任职，现任防卫医科大学防卫医学研究中心行动科学研究部门教授。著有『自殺の心理学』（1997）、『精神医学から考える生と死：ターミナルケア·自殺予防·尊厳死』（1997）、『群発自殺：流行を防ぎ、模倣を止める』（1998）、『青少年のための自殺予防マニュアル』（1999）、『サラリーマンの自殺：今、予防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与川人博共著、1999）、『中年期とこころの危機』（2000）、『中高年の自殺を防ぐ本』（2000）、『自殺のサインを読みとる』（2001）、『医療者が知っておきたい自殺のリスクマネジメント』（2002）、『群発自殺：流行を防ぎ 模倣を止める』（2003）、『中高年自殺：その実態と予防のために』（2003）、『自殺、そして遺された人々』（2003）、『特别企画 自殺予防』（2004）、『自殺未遂：「死にたい」と「生きたい」の心理学』（2004）、『自殺の危険：臨床的評価と危機介入』（2006）、『自殺予防』（2006）、『セラピストのための自殺予防ガイド』（2009）等。
高橋祥友的自杀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高龄者自杀的研究。由于日本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高橋祥友对高龄者的抑郁症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杀问题十分关注。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老年期的社会适应和自杀》（『老年精神医学雑志』1998）、《高龄者的自杀》（1999）、《老年期抑郁症和自杀》（2002）、《社会构造的变化和老龄人的自杀——社会构造的变化和老龄人问题》（『精神医学』2001）、《老年期忧郁症》（『教育と医学』2002）、《防止老年自杀 打破“已经到年纪了”的先入为主的观点，将老龄自杀防患于未然》（2002）。在《老年期抑郁症和自杀》一书中，高橋祥友认为，高龄者自杀率高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征。日本当前的自杀未遂/既遂比在所有年龄段大约是10∶1，其中青少年是100∶1～200∶1，而高龄者大约是4∶1。高龄者在实施自残行为时，直接舍弃生命的比例比其他年龄段要高得多。年轻人自杀后又“求救”的比例较高。[23]他提出，日本老龄人口约占人口总数的17%，可老年自杀人口却占了全部人口自杀总数的24%。日本急剧发展的老龄化趋势将带来更严重的老年自杀问题。
高橋祥友认为具有下列征候的老年人自杀的危险性较高：①有自杀未遂史的；②有精神疾病的；③高龄；④男性；⑤社会支援缺失；⑥有各种伤害体验；⑦有“事故倾向性”（无意识的自我破坏倾向）。他强调，必须注意高龄患者抑郁症的显性的典型症状在临床上往往不明显。[24]在《老年期的社会适应和自杀》一文中，高橋祥友深入分析了高龄自杀者的性格特征：“过于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对生活中的具体事物的执着程度低；对周围世界及新事物漠不关心等。在思考问题时容易陷入二者选一的思考模式，自尊心不强，称为‘一根筋’的性格特征。”[25]
在分析高龄者自杀的原因时，高橋祥友认为，调查高龄者的自杀状况，不能简单地断言儿孙绕膝的老年人自杀率就低。即使几世同堂的家庭，老年人某些方面被疏远的状况也依然存在，同样有自杀的危险。存在生活充实的独居老年人比孤独地生活在大家庭中的老年人自杀危险低的现象。[26]
第二，对性别差异、职业与自杀问题的研究。高橋祥友通过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实证调查发现：在日本，自杀未遂者女性比男性多；与此相反，自杀既遂者男性比女性多。在日本，自杀既遂者的男女比是1.5∶1～2∶1。他认为，“不只是日本，在大部分的文化圈，男性的自杀率都超过女性”[27]。高橋祥友发现，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影响着日本的自杀统计数据，“经济和生活问题”约占自杀动机的三成，特别是男性，这是第一位的原因。在2000年的自杀死亡者中男女合计有46.8%是生前无职业的。[28]
第三，对精神疾患与自杀关系的研究。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高橋祥友对精神疾患与自杀关系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系统调查了自杀既遂者的生前精神状态，发现其中90%患有某种精神疾患，主要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酒精依赖症、药物依赖等。[29]在高龄者自杀的相关危险因素中，抑郁症往往被认为是第一杀手。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抑郁症就有可能有效预防高龄者自杀。[30]高橋祥友认为，被社会排斥、孤立无依的高龄者容易变得抑郁，自杀的危险性随之增高，而且他们寻求救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不只是精神保健专家，所有社会工作者都应该具备有关老年期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切实帮助老年人接受适当的精神科治疗。[31]正确地诊断患者的精神症状，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治疗，是自杀预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只是单纯的药物疗法，患者周围人群的社会支持也非常重要。另外，自杀企图及自杀念头往往会反复出现，因此有必要对患者采取可能会反复的应对措施。[32]
第四，健全法制与社会参与，构建自杀预防的完备体系。《日本劳动灾害保险法》规定，“故意自杀的，（自杀者）与工作的因果关系中断”。高橋祥友认为，历来只要不是故意自杀就可以得到劳动灾害的认定。为此，自杀者留下遗书的“觉悟自杀”及试图从苦痛中解脱的“逃避自杀”，由于是自杀主体自愿、主动地选择死亡，被认定为“工作外”。近年关于“过劳死”的劳动灾害认定对适用者的损害赔偿请求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96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在关于男性职员自杀的赔偿请求诉讼中裁定了公司的过失责任。其后，类似的诉讼及劳动灾害认定的申请不断增加。于是在1999年，厚生省颁布了《由于心理负荷关系到精神障碍等工作的认定指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将自杀排斥在“劳动灾害保险”范畴之外的较多；但是根据这个新的《指南》，在满足必要条件的前提下，自杀也可能被认定为劳动灾害。[33]从公众卫生的视角将容易为自杀者使用的危险手段在法律上加以限制，对降低自杀率可能是行之有效的。（例如，英国强制推广家用煤气的无毒化措施，使得以煤气自杀的现象得到抑制。）通过立法，管制精神类药品和限制药物的处方剂量（非致死量）的方法也是今后要研究的课题。[34]
2.川人博的自杀研究
川人博1949年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三国丘高中、东京大学经济系。1978年挂牌东京律师协会律师，就职于东京综合法律事务所。1988年开始参加“过劳死110番”活动。1992年起担任东京大学教养系“法律·社会·人权”研究班讲师。1995年创立“川人法律事务所”。现任日本“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干事长（秘书长），是日本著名人权活动家、律师。
主要著作有『過労死社会と日本』（1992）、『過労自殺』（1998）、『サラリーマンの自殺：今、予防のためにできること』（与高橋祥友共著、1999）、『過労自殺と企業の責任』（2006）、『過労死·過労自殺大国ニッポン：人間の尊厳を求めて』（2010）等。
川人博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家，他关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人权问题，其对自杀问题的研究也基于此。当他看到下层劳动者由于过度的劳动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生理问题，最终走向自杀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孤立的自杀问题，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人权问题，同时企业自身也难辞其咎。所以，川人博的自杀研究与大原健士郎、高橋祥友等人不同，他研究自杀的角度更侧重于社会保障、法律人权等，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3.鹤见济的《完全自杀手册》
当大原健士郎、高橋祥友、川人博等人从精神疾患、社会人权保障等方面去研究日本自杀问题，以期防治愈演愈烈的自杀现象时，一本公然宣扬自杀的书——《完全自杀手册》（『完全自殺マニュアル』）横空出世，为自杀现象的泛滥推波助澜。
《完全自杀手册》1993年7月4日由太田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为鹤见济。
鹤见济1964年出生于日本东京都，编辑、作家，东京大学文学系社会学专业毕业。在《完全自杀手册》中，他参照法医学的学科方法，详细分析与介绍了自杀的各种方法，而且图文并茂，配有大量的照片。但以自杀方法为线索编写的此书在日本乃至亚洲引发了激烈争论。仅隔半年，鹤见济又于1994年2月出版了《我们的〈完全自杀手册〉》（『ぼくたちの「完全自殺マニュアル」』）一书（太田出版社出版），更是火上浇油。
《完全自杀手册》喋喋不休地推介自杀方法，违背了珍惜生命这个基本的道德标准。1994年12月1日台湾出版发行该书中文版之后，立刻遭到舆论的广泛谴责，旋即在台湾、香港地区被禁，1997年在日本各都道府县被禁，鹤见济本人却因此书而一举成名。
《完全自杀手册》主要介绍药物、上吊、跳楼、割腕与刎颈、撞车、瓦斯中毒（煤气中毒）、触电、投水（投河、投海）、自焚、冻死及饿死、被动物咬死或以其他物理形式致死的自杀方法。书中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过程，从“痛苦度”“麻烦度”“死状”“牵连程度”“冲击力”“致死度”等多方面予以评价；书中介绍各种自杀方法的“生理反应”（包括自身感受）与各种方法的相关说明，如介绍各种市面能购得的药物致死之剂量、日本之各种自杀的“热门地方”等，每种方式均附实际案例；书末附有自杀者统计情况，包括自杀方式、自杀月份、世界主要地区自杀率等比较。
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及1999年兴起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网络自杀更令本书倍受注目（该书成为这一时期自杀者必读的“自杀指南”），批评之声日渐高涨，并由此引发“该书作者或出版单位是否应对自杀者的自杀行为负责？”之争论。
当然，对于该书的评价也非一边倒的鞭笞，也有人认为此书以法医学为基础讨论、介绍各种自杀方法，并没有直接引导人们萌生自杀意念。并且，在该书的“后记”中，鹤见济也指出此书不是建议大家都去自杀，而是“想活的话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话也要死得自在、利索”。
在我国，内地主流媒体理所当然地对该书加以全面否定。根据相关线索调查其内容传播的取向，发现大部分是与其他变态行为（诸如“自虐”“虐畜”等）放在一起讨论。
据称，《完全自杀手册》发行超过100万册。在香港发售时曾供不应求。该书已被香港特区政府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列为“第三类物品”（即被禁止出版、出售及以任何形式传播）。近年该书中文版在网上流传甚广，已引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警方的注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