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60年的学者生涯[1]
主题的话：我的学者生涯从1953年任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员算起，到2013年5月就是60周年。“60年的学者生涯”是在2001年撰写的“50年的学者生涯”基础上追记而成的。虽然追记起笔的时间距60年还差数月，但到补充后《张萍经济文选》再版时也就是60周年了。
一 风浪中的平淡
1949年8月我于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南下到湖南工作，迄今已经63个年头有余了。回首往事，心潮翻腾，很难平静下来。20世纪50年代初，当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闪耀着不可泯灭的革命光辉的名著时，主人公那种像燃烧的烈火永不熄灭的革命奋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保尔曾有过一段深刻概括他革命精神或钢铁誓言的内心独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我的人生道路和生活工作的年代，同保尔大不相同了。我的一生有过不少的过错，更不能同保尔的献身精神相比。但他那种永不熄灭的拼搏精神却永远激励着我。我经常想，如果我在临死的时候，也能够给自己做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生活碌碌无为而羞愧。就了无遗憾，心满意足了。这种念头可以说已支配我60个年头！“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话迄今仍然支配着我的行动。
1949年9月至1951年秋，我在湖南革大（抗大式学校）青年团学校团委会任宣传委员兼校俱乐部主任。该年10月，到学校第三部（财经部）任学习辅导员，开始转向教学工作的生涯。
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转折的年头，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完成了，经济的发展将转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干部教育方面，提出了进行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可是理论教员从哪里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举办一年制理论教员培训班。可是教员的教员呢？1953年春，学校（当时已更名为湖南行政学院，任务转为培训在职干部）党委决定从南下的青年干部中选拔20多人自己培养。在曾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教员、时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方克的指导下，采取自学为主类似在职研究生那种学习方式进行培养。我由财经部的学习辅导员调到院业务教研室经济学教研组，任教研组长和教员。可是我在华北大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任部学习辅导员期间，也只结合工作学习了一些部门经济理论。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刻苦、认真、专心致志，或者说用保尔的精神拼命地去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通读和精读了已经译成中文的《资本论》等马恩列斯的所有经济论著和将俄文译成中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6个分册，以及一些古典经济学著作、经济学说史与中外经济史。读书笔记写了厚厚十几本。当时，由于用电有困难，晚上10点就把除路灯外的灯全关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学校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在门外坪里和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拉胡琴……，我仍在办公楼一楼走廊微弱的路灯下，旁若无人聚精会神地读书，一边读，一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这样，我终于系统地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理论，1954年秋，在全省理论教员培训班的讲坛上登台授课了，成了教员的教员，开始了近60年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1956年7月，湖南行政学院合并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我继续任经济学教员。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规定党政机关干部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系统学习，我承担了省级机关干部学习的绝大部分授课任务，由于讲的内容新、教学效果好，也就小有名气了。1958年春初，一个以粮食和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在农村掀起。为了使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得到锻炼，学校领导决定将党校干部分批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或到基层参加工作和锻炼。我是第一批下放到平江县瓮江乡参加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的。从该年3月始，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愈演愈烈。我们下放在一起的十多位同事，一方面对浮夸风进行了抵制，并积极向省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了情况；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积极参加白天下田、晚上上山的“大跃进”运动。我在参加劳动的同时，由于抽出部分时间，协助乡政府创办了一所农业技术学校和颗粒肥料厂，被通知参加了该年10月在长沙市召开的湖南省农村技术革新者代表大会，并被授予“湖南省农村技术革新工作积极分子”的称号。之后，由高博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峡谷里的钟声》一片，把我改姓黄，加了一副眼镜和一条扁担，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干部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典型形象。
1960年12月，我由党校调到湖南财贸学院任教，这使我幸免了像党校其他同事那样，连续数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社教运动中耗费时光。1966年，从《五一六通知》开始，带给中国人民一场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特别是在1967年的“夺权风暴”中，由于我属于“保皇派”，该年7月，我和妻子携带4岁的幼儿和在母胎中7个月的女儿，经历了从长沙到韶山，再到衡阳乘火车到重庆，由重庆到西安的“大逃亡”。需要说一说的是，当火车驶入重庆时，激烈武斗的枪炮声震撼了街头和山谷，外逃的人群拥挤在车站内外，我只好在车站外的地面上铺上随身携带的草席和毛巾被，让幼儿和怀孕已7个多月的妻子休息一下，从下午4时起我就参加排队购票的“长龙”，到第二天上午9点多，当时前面只有七八个人，很快就能购到票了，心想终于有望可以离开这里了。然而，我突然发现后右裤袋里的钱全被扒走了。天啊！我在重庆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这可怎么办？我怀着一线的希望，拿着工作证找到了车站的负责人和军管会，恳求能借几十元的车票钱，但无济于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家几乎陷于绝境！后来，在一个候车的人的指点下，我冒着战斗的炮火，敲开了一家拍卖行的大门，经再三恳求，一块一百多元买的手表，折为65元卖掉了。用60元买了继续西行的车票，余下的5 元钱作为全家乘车的生活费，终于脱险了。待第二天黎明走出西安车站时，经历了7个日日夜夜的“逃亡”生活，4岁的幼儿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泥人”。待女儿出生满月，回到长沙时，已是10月的深秋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虽然也给我戴上了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由于我学习刻苦，工作认真，教学效果好，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呵护，给我封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队”的队长，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比较而言，还算平安。
在这近30年的岁月里，从1957年“反右派”到1959年“反右倾”，从农村“社教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由于我把主要精力埋头于书本，对于这些“政治斗争”关心很少，能不参加的就借故请假。虽然不时有些人也给我戴上半顶或一顶“重业务轻政治”或“不问政治”的帽子，但我也听之任之，我行我素。因此，我既没有成为什么“运动”的积极分子或骨干，也没有成为挨批斗的对象，在风浪中总算比较平淡或平安地度过来了。
二 影响波及全国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建议
1978年2月，我由湖南财贸学院调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当时的名称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1～1982年任经济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四个城市建立特区的设想，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从南海滚滚而来。湖南如何利用机遇加快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逐步形成网络。湖南没有大型、特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但有长株潭这个城市群。三市是沿着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个“品”字形的城市群体，两两相距30～50千米，较之大的中心城市与其卫星城镇的距离还要近得多，从历史和现实看，三市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的联系，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以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中心或增长极。根据这种探索和思考，1982年12月，我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逐步形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的建议，[2]得到许多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具体方案，但其基本构想是十分明确的：方式是三市“经济联结”，即经济一体化；目标是构建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目的是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发挥工业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情报中心和服务中心等综合功能的作用，带动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促进四化建设。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个建议基本观点和框架构想仍然是正确的。
1983年5月，在机构改革中，我被推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成了“双肩担”。该年9月，我在院经济所组成了“城市及经济区——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并列入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项研究课题，及省软科学的重点课题。
1983年冬天和1984年春、夏季，我和课题组的十多位同事用了约4个月的时间，先后深入三市的主要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大、小座谈会50多次，收集了三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大量数据，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个企业的卡片，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向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提出了决策建议性的总体和专项实施方案。
1984年10月上旬，在枫林宾馆一次由省委领导召开的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对我说：“省委准备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你的方案的汇报。”1984年11月10日，省委召开了常委会，省委、省政府和省政府主要职能部门及三市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我《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汇报。会议一致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决定把建立和搞好长株潭经济区，营造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作为振兴湖南经济的战略重点”。同时，议定了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经济技术协调会议制度和三市市长联席会议等事宜，决定成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并就《关于建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发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第66次）。1985年1月24日，在时任副省长陈邦柱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三市市长联席会议，进入了《方案》的实施阶段。
在省委常委会对《方案》的讨论中，我再三提议规划办公室的工作应由戈华主任负责（时任省计委主任），我作为专家提出方案，省委、省政府采纳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戈华主任坚决不干，建议由我负责，最后议定由我主持规划办的日常工作，省计委协作处和三市计委、课题组各抽调两人参加办公室的具体工作。1985年1月至1986年6月，在省政府分管领导的主持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市长联席会议。为贯彻“联席会议”的决定，三市先后有机械、交通、金融、城建、商业等12个部门，就行业的发展联合、协调和开发举行了联席会议。根据省委常委会议纪要的精神，启动工作着重抓了包括金融改革、电信、供电、交通、供气、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以及城市合理布局、环境治理、组建企业集团和银团贷款等十大工程，在五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是实现了三市银行结算票据的直接交换和建立同业资金拆借市场，突破了纵向封闭的资金管理体系；二是推进了跨区企业集团的组建和相应银团贷款的支持；三是制定了实现三市电话同城化和与全国30多个城市的电话直拨工程建设计划，初步筹集了工程建设资金；四是从三市城市群总体合理布局的高度，逐市研究了各市城市规划的修改意见，并进行了综合论证；五是在三市结合部建立统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选址工作，提出了三个不同的方案，并进行了初步的比较论证。同时，在解决三市的煤气供应问题上，就分建与合建进行了比较测算，三市电厂改造的时序与规模，以及合作治理环境特别是湘江严重污染的治理等方面进行了磋商。在《方案》实施不到两年时间里，不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第一个内陆省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这种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建立经济区的思路，当时在全国也引起了很大反响。新华社提供中央领导的参阅件《国内动态清样》，于1984年7月15日以“经济专家张萍建议建立长株潭经济区”为题，出了专期。《世界经济导报》两次（1984年5月14日、1986年5月19日）、《中国日报》（英文版1985年1月22日）、《经济参考》（1985年1月19日）、《经济学周报》（1985年1月21日）、《湖南日报》（1985年1月23日）、《富民周报》（1984年9月4日）、《长江开发报》（1986年5月11日）等报刊先后向国内外做了报道。1986年5月，日本国土研究中心干事长平田干郎来华考察，从东北到上海、从南京再到长沙，就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研究进行了交谈和考察，他对这项研究和《方案》中提到的“探索出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新路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86年10月，北京市10个政府部门组团来湘考察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问题，之后，参考我们的《方案》，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包括河北省的廊坊、张家口、承德等市的环京经济协作区。
1985年的第五次省党代会，到1986年的省人代会，都有一些代表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长株潭是湖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还作为发展的战略重点，这太不公平了”等，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从1986年秋开始，省里有关领导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实施就逐渐不过问了。规划办公室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1987年5月，我向省政府提出辞去这项兼职的报告。“金三角”经济一体化就此夭折。
长株潭经济区的建立和实施探索的曲折过程，给人以深刻启示和历史的教训。其他方面不说，如果按照当时的设想，从1985年起，在三市结合部的最佳区位筹建一个统一而不是分割、分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分片开发，滚动式发展，就能抓住和充分利用沿海辐射的最好机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个新结构、新布局的市区将会屹立在三市结合部的湘江之畔，不仅长株潭区域的发展面貌与今大不相同，对全省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1995年10月，在省第七次党代会期间，在陈叔红的提议下，时任三市市委书记的秦光荣（长沙）、陈叔红（湘潭）和程兴汉（株洲）经过磋商，决定重提长株潭，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质性的推动。1996年11月由三市市委、市政府和省社会科学院在株洲市联合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1997年3月，也就是在13年之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重新提到省委和省政府决策的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储波省长任组长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领导小组，并由省计委牵头制定专项实施规划。1999年2月，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会上明确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湖南迈入新世纪、发展经济的一项重大决策与战略举措，必须统一认识，科学规划，重点突破，加快实施。会议认真研究讨论了交通、电力、金融、信息和环境5个专项规划，[3]它标志着长株潭经济一体化迈入一个新时期。在我提出这项建议的第17个年头，大家终于达成了共识，重新启动了此项计划，这使我感慨万千，兴奋不已，人生有几个17年啊！
三 牵动两省领导的湘粤经济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试验的主要地区是广东，最有条件利用沿海改革开放带动效应的是毗邻广东的湖南。但是，两个地区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同，特别是较大的政策差异，给湖南也带来了“南海潮”的猛烈冲击。毗邻广东的湖南怎么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措施可供选择。
一是，“封锁门户”。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年，从湘北的岳阳地区到湘南的郴州地区，近千千米通向广东的公路线上，设有上百个封锁的关卡。关、卡、堵与反关、卡、堵的“战争”相当激烈。
二是，“打开门户”。撤卡停“战”，打开门户，以开放对开放，以开放促开放，既充分利用机遇，又尽可能地化不利为有利。究竟采取哪种措施？又采取什么方式和如何具体化？城乡议论纷纭，这是当时湖南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和实际的难题。正在“湖南工资和广东物价”的矛盾反映十分强烈的时候，1987年11月，中央领导提出广东省作为全国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对湖南震动很大，特别是城市有点“火上浇油”的浓烈气氛。在这个紧迫时刻，1987年12月21日，时任湖南省省长熊清泉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带一个“小部队”，也就是精干的调研小组立即赴粤调查研究，其任务是三句话：（1）广东全面综合改革试验究竟准备怎么搞；（2）广东全面改革试验对湖南会带来什么影响；（3）湖南应该怎么办？熊省长并嘱咐：要采取“侦察”的方式，不要直接找“官方”，并要求在1988年1月10日前返回汇报。但当时国家建委周干峙副主任主持的一个城市规划课题，要组织评审鉴定，邀我去参加，我说明立即去广东有困难。熊省长说，那就先把你的“侦察兵”派去，你在北京开完会立即乘飞机直接飞往广州，不要再在长沙停留了。随我去考察的三位同志于1987年12月23日去广州，我于12月26日由北京赶到广州。我们采取“走亲访友”的方式，找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的湖南“老乡”，找研究单位的朋友、同行，运用多种灵活的方式，边调查、边分析研究、边整理材料，按时完成了任务，形成了《关于广东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考察与对策思考》的调研报告。1988年1月8日回到长沙。1988年1月9日上午和1月11日上午，我向熊省长进行了汇报。根据调查分析，我认为广东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对湖南的发展会产生双重影响：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应采取的对策方针是：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提出了五条对策建议，其中具有长远意义的有：一是以长株潭为核心，以衡阳和岳阳为南北两翼，逐步形成京广和湘江沿线的城市开放带和产业密集带，形成湖南自己实力比较雄厚的经济核心和内外辐射源基地，即现在的“一点一线”。二是建立以衡阳为中心，以郴州、永州、冷水滩为次中心的湘南改革开放试验区。在汇报过程中，边汇报、边议论、边修改即将向省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汇报议论的一个结果是，在“试验区”前面加个“过渡”，熊省长认为建立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的建议十分重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了出来。之后由湖南省政府正式上报国务院，国务院于1988年5月11日，做了同意的批复，并付诸实施。
之后，我增加了“论”的部分，以《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的改革》为题，发表在《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
该项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改革理论上也有了较大突破。一是，1987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实质上是宏观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观点，以及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的阐述，在此文中予以公开发表；二是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改革过渡试验区”的概念、区域、依据、功能及其意义；三是第一次提出了过渡区改革必须从其作为沿海市场与内地市场衔接点这一区位特点出发，实行适应性的双向衔接的弹性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国家和过渡性省区制定过渡区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由此，就把湘粤经济关系的研究，作为我主持的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省际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研究》的重点部分。
为了促进湘粤经济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1988年5月，我提出了《建立湘粤共同市场的建议方案》，呈报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领导。该年6月，课题组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长沙共同组织了“湘粤经济关系研讨两省对话会”。在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刘正、常务副省长陈邦柱的领导下，对该方案进行了论证。[4]熊清泉省长打电话向李鹏总理做了汇报，得到赞同。根据这一思路和客观需要，1988年7月，在田纪云副总理的参加下，湘、粤两省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广东对湘南开发投资3亿元、湖南每年供应广东3亿斤大米的协议。1988年11月，深圳只有三个月的储备粮食，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民到湖南具体洽谈调供大米的问题，湖南分管该项工作的政府领导，认为湖南遭了水灾，供应3亿斤有困难，只能供应6000万斤。由此终止了“协议”，广东转向泰国订购了10亿斤大米，湖南失去了广东这个粮食大市场，两省经济关系在省级这个整体层次上出现了矛盾和摩擦。对于两省经济关系出现的这种急剧逆向变化，我感到十分焦急，往返于湘粤之间对各有关方面做了调查，在这个基础上，1990年10月上旬，写出了《关于推进湘粤港经济合作若干建议的报告》，并先后向时任省委副书记孙文盛、省委书记熊清泉和省长陈邦柱做了汇报，得到赞同和采纳。
报告提出了10个方面的认识和建议。主要内容是建立湘粤长期稳定新型的经济合作关系。1991年1月17～28日，省长陈邦柱、省委副书记孙文盛率湖南代表团访问广东，我作为《方案》的建议者也参加了代表团。当广东省委、省政府得知湖南派了这样一个高层次的代表团访粤时，采取了极为友好的态度，1月15日，派省委常委方秘书长和刘维明副省长来长沙接代表团。17日晨7时，当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驶入广州车站时，看到叶选平省长迎上前来，亲自到车站来迎接代表团。在车站用完“早茶”后，我们先到东莞、佛山、深圳、珠海和中山五市，顺德和番禺两县及两个镇、两个村和一个企业进行了考察。之后，在广州市，同以叶选平省长为首的广东省政府领导，就两省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叶选平省长友好地再三表示过去的问题都已经说清楚了，了结了，并赞成湖南与广东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消除了前嫌，达成了意向性的协议。
1991年4月11日，广东省政府发出“关于广东、湖南两省建立长期经济技术协作建议的函”，致函湖南省政府，建议从六个方面加强两省的经济技术协作，1991年5月13日，湖南省政府复函，完全赞同广东省政府的意见，表示衷心欢迎广东省领导在方便的时候尽快到湖南访问指导，进一步商讨湘粤经济技术合作。为落实两省政府达成的合作协议，1991年6月21～28日，广东省派出一个13人的代表团到湖南进行了考察和洽谈。双方在共建资源基地、合作开发资源、开办窗口企业、联合办企业、进行技术协作、进行物资协作等六个方面，签订经济技术项目合同和意向书55项，物资协作项目22项。
《建议报告》被省政府采纳和实施，第一，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使两省在省一级之间持续达两年多的矛盾和摩擦得到友好的解决；第二，把两省的经济技术合作从整体上推向一个新水平。我提出和主持的这项国家“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由于在改革理论、改革政策、改革实践上均有突破性进展，国家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成果要报》第19期出了专期，呈送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光明日报》1996年8月24日《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成果选介》第30期，也进行了专题介绍。新华通讯社《经济参考》《湖广信息报》《湖南日报》等报刊进行了多次报道。郴州行署1989年还创办《过渡区改革探索》（双月刊）进行了报道。
四 湖南西部如何开发——第一个系统工程
1990年5月，我向时任省计委主任汪啸风提出对湖南西部也称“西线”的开发，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的建议。他非常赞同。提出这个问题的基本考虑有四点：一是我国重要铁路干线——焦柳铁路贯穿西线地区，是湖南省继京广铁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的纵向出海通道。如何充分利用和发挥这条通道的带动作用，对湖南省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同时，南边柳州北边襄樊的经济发展速度都远远高于湖南的西部城市。如果不加快西线包括怀化、张家界和吉首的城市经济发展，培育几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用汪啸风的话来说“不挂上几个重锤，湖南就只能望车而过”。二是西线是湖南相对贫困的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这一区域共有1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市），占全省少数民族自治县（市）的88.2%，共有17个由国家及省地市扶助的贫困县（市），占全省总数的60.7%。西线开发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扶贫工程。三是西线发展对开拓湖南省外市场，促进湘鄂川黔桂五省边贸大市场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洞庭湖、长株潭和湘南等区域的开发整治，都进行过系统研究，并相应制定了区域开发规划或发展战略，而湘西或西线的广大区域，则从未做过整体性的系统研究，尚没有明确的开发思路、布局方案或发展规划。
1990年6月，“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列入湖南省政府科技发展规划的重点课题和省软科学重点课题。1990年9月，组成了以汪啸风副省长为组长，向德武（省政府副秘书长）、王贤怡（省计委主任）、潘奇才（省科委副主任）和我为副组长，有14个委办厅局领导，三个地、市和怀化铁路局领导参加的西线开发研究领导小组，以及由我任组长的课题组。
1990年10月，我和课题组的成员到西线地区的石门、怀化、张家界、吉首、花垣、靖州等地、县、市进行了23天的实地考察，听取了各地区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对开发西线的各种建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收集和分析了大量的本区域的历史、现状和各地县规划等资料，对区域的外部环境也进行了调查，特别收集和分析了鄂、川、黔、桂与西线毗邻地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态势的各种资料。经过研讨和分析，形成了由我执笔的《关于加快湖南省西线开发、改革开放研究的综合报告》，以及西线总体现状诊断、区位环境研究、开发总体战略、开发总体布局方案4个综合性研究报告，以及12个专项研究报告。
1991年11月12～14日，由省委副书记孙文盛主持，在长沙市召开了“湖南西线开发方案论证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8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省直相关委办厅局及有关地区的领导、实际工作者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论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磐研究员在讲话中，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是重要、及时的，在省内填补了空白，它是跨行政区划的战略，适度超前，对其他省也有很大参考价值”。与会者对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要进一步补充和修改的宝贵意见。储波副省长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完善方案，把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开发效果”。1992年4月，湖南西部如何开发的第一个系统工程终于完成了。我将修改后的课题研究成果提请省委、省政府领导审定和决策，并提交有关部门和地区作为组织西线开发，并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或发展规划的依据。
1993年3月，西线开发研究成果进入省委、省政府的宏观决策，“加快西线开发”，构成湖南省开放开发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年下半年，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由省政府农村办和省计委牵头，以西线研究成果为基础，制定了至2000年西线开发的总体规划。
1994年4月，根据省委领导的要求，由省农村办和省计委牵头，以西线开发研究成果为重要依据，制定了至2010年全省丘岗山地的开发规划。
辛勤劳动的“成果”终于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果。
五 湘鄂川黔桂省际边境区域开发的设计与构想
通过对湖南西线开发的系统调查研究，我对同湘西相毗邻的鄂、川、黔、桂省际边境区域的基本状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一广大区域不但山水相连，有着基本相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和社会交往联系，而且还有着迫切开发的共同愿望，特别是在一些林同山、水同源和矿同脉的共有资源开发上，以及有关各省利益的重大项目布局上，如储量占全国1/3的湖南花垣、四川秀山和贵州松桃三县的锰矿开发，湖南石门和湖北鹤峰等地的磷矿开发，以及各省区相关水系流域的水库电站建设等，均需要统一规划、联合开发和取得国家支持。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不仅与我国东部地区差距很大，也明显低于中部各省的平均水平，属五省的“谷底”。但是，它具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在农林资源，水能资源，旅游资源及磷、锰、锡、铝等矿产资源方面，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开发潜力极大。加上该区域还具有我国多重过渡地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和以湘黔、焦柳铁路为主干的铁、公、水、空综合交通优势，其开发条件在我国几大贫困地区中相对最优。因此，加速该区域开发，不但对相关各省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整体实力增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大西南的开发和中部地区的振兴，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这一区域中，山区县市占到90%以上，贫困县市占到75%以上，少数民族自治县市占到65%以上，老区县市占1/4左右，是五省乃至全国著名的“老少边山穷”地区，加强这一区域的开发，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基于上述思考，1991年12月，我向鄂、渝、黔、桂四省、市社会科学院发出邀请函，建议就五省边境区域联合开发研究进行磋商，得到强烈响应。
1992年1月15～16日，由我牵头和组织，在长沙市召开了湘鄂黔桂四省社会科学院联席会议，就联合开展五省边境区域开发研究进行协商。参加会议的有湘鄂黔桂四省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及相关研究人员共20多人。会议认真讨论了我撰写的《湘鄂川黔桂五省边境区域开发研究课题设计》。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五省联合起来，对省际边境区域进行研究和开发，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理论意义。认为该项课题研究十分重要和必要，应当联合进行研究。赞同积极争取纳入国家社科规划，在国家资助下尽快开展工作。1992年6月通过评审，这项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八五”规划的重点课题。
1993年4月8～9日，由我主持在长沙市召开了有五省市社科院研究人员参加的课题组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该课题意义重大，并已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一定要协同搞好研究工作。同时，经反复协商讨论，对课题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区域范围的具体界定，主要研究文本及基本内容的确定，研究成果、工作步骤和经费安排使用等，均达成了一致并做出相应的决定。在研究成果和内容方面，除了形成区情诊断报告、区域开发战略报告和区域布局方案报告等三个综合性研究报告，还要形成关于湘川（渝怀）铁路建设、湘黔桂边区林业基地建设、湘川黔边区锰矿开发、湘鄂边区磷矿开发和五省区旅游开发等五项专题报告。
1993年，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两项研究，一是各分区区情调查，并整理出相应的材料；二是我写出了区域开发的基本构想，即总体报告的基本框架。这个构想以《联合开发、走出封闭——加快湘鄂川黔桂省际边境区域开发的初步设想》为题，发表在《学习导报》1993年第11期，并编入广西出版社出版的《加快大西南出海通道建设战略》一书，《湖南1993优秀成果理论文集》全文转载。专项研究报告，拟首先进行从重庆至怀化的川湘铁路建设方案设计，并分别在重庆和怀化组织论证。1994年春，我还到北京向国家计委国土地区司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得到了明确支持，并应诺参加论证会和研究采纳课题成果。
然而，到了1994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承担分课题任务的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先后发生了工作的变动，无人继续这项研究工作，经过几次协商得不到解决，课题任务无法全部完成。1995年冬，我向国家社科规划办写了课题结项报告，并将课题研究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和剩余课题经费，经湖南社科规划办转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未能全面完成这一重大科研任务，是我近50年学者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随着世纪更替的钟声，我国也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湖南西线也搭上了西部大开发的列车。在新形势下，省科委牵头对湖南西部的开发，开始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国家计委协调下，五省边境区域的联合开发，也已启动。十年前，我提出的振兴湖南西部和五省边境区域开发的构想，也要变成现实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和激动啊！
六 离休了，但不能离开学者的岗位
1996年5月，也就是68岁的时候，我办理了离休的手续。我想：在经济理论教研的岗位上，日夜攻读、刻苦钻研、深入调查、艰苦思考近50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和更替的历程，积累了理论、制度和改革实践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社会来说也应算是一种“财富”。离休了，是离开了职位，但科研这个岗位可不能离啊！我决心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沿着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为民族振兴、祖国富强“添砖加瓦”，以度余生。尽管这只是沧海中的一粟。
其实，这种想法在两年多前，也就是1993年冬我就进行了思考。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工作，1994年5月，我主持成立了湖南省市场经济研究会和湖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会的顾问和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磐，特地由京来湘祝贺，并做了学术报告。省委副书记杨正午代表省委省政府到会致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80多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为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由我发起，研究会和研究中心会同《人民日报》理论部、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联合主办，于1994年11月11～13日，在长沙市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全国的学术界、企业界、党政机关和新闻宣传部门的140多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著名青年经济学家樊纲等做了重要学术发言，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常务副省长王克英到会祝贺并讲话。《人民日报》《中国改革报》《湖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了报道或发表了“综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这算是全国性的、最早的一次研讨会。之后，1996年7月13～15日，研究会同国家体改委研究室、经济日报社理论部，在衡阳市联合召开了“全国推进两个转变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研讨会”；1995年会同湖南日报社联合开展了“企业改革与企业家队伍建设”的征文活动；1996年会同省委宣传部、湖南日报社联合主办了“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征文活动。同时，还召开了多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座谈会、学术讲座和研修班等。为了推进农村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由我发起，研究会和研究中心会同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共同举办，于1997年6月3～5日，在怀化市召开了“全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及全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7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怀化地区农村山地开发试验区，并就农业产业化、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小康建设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湖南日报》等多家报刊做了报道或发表了“综述”。
从1997年，我国进入由20世纪向21世纪转变的关键时期。21世纪的主要经济特征包括：一是全球化，二是信息化。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由我发起，研究会和研究中心同《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国家外经委、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于1998年8月17～19日，在郴州市共同举办了“全国对外经济关系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广东等地的专家学者8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围绕如何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和开放效果的提高，更好地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及对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策略、相关政策、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人民日报》《国际经济合作报》《国际商报》《大公报》《湖南日报》和《经济学动态》等多家报刊做了综合报道，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如何适应21世纪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应对经济知识化趋势的挑战和机遇，探讨湖南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于1998年12月和1999年12月，在长沙市分别举办了“知识经济与湖南发展”“湖南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研讨会，在湖南省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为促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推进，2001年6月，由我发起、会同三市老同志——原株洲市委书记程兴汉、原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香成、原湘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谭景阳以及原省计委副主任肖大雍、原省建委副主任邱安吉等，以及学术界的湘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彭国甫，湖南商学院教授柳思维，湖南师大教授朱翔、刘茂松等组建了长株潭经济研究会，创办了“长株潭经济论坛”，也是中国第一个城市群“论坛”。
长株潭经济论坛举办的主旨是借鉴“博鳌论坛”的模式，打造一个非官方、非营利、开放性的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讨论和共同探索的机制，搭建政府、专家、工商界，实际工作者等对话的平台，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创造一个社会参与的好形式。
2001～2006年，“论坛”举办了四届。其主题分别为：“入世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长株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长株潭产业集群发展与园区建设”“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推进方式创新”。结合“论坛”主题，并先后组织进行了“长株潭结合部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长株潭产业集群、园区建设与区域国际竞争力研究”“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回顾与展望”“长株潭暨一点一线地区在中部崛起中的定位与战略”“长沙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发展战略研究”等省级重大项目的调查研究，出版了《2001·长株潭经济论坛》《产业集群与园区建设》《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推进方式创新》三本成果文集。上述研究成果，不仅成为有关咨询机构制定区域规划和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文献，并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周边省区包括广东、香港、湖北、江西等地的媒体、研究机构、政府机构也索要“文集”等材料，其重要观点和内容在省内外多个媒体得到反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提高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知名度产生了重要的品牌效应。
七 服务“两型社会”建设 搭建三大服务平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07年12月，国家批准设立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率先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机制，率先积累传统工业化成功转型的新经验，率先形成城市群发展的新模式，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新路，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这是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协调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赋予湖南先行先试、探索开辟“两型社会”建设新路子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作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首倡者和综合改革初步试验的主持者、推动者，个人的喜怒哀乐早就同长株潭一体化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了。20多个年头的梦想终于成真，在激动兴奋之余，我觉得也承担起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为此，不仅长假短假，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春节的“大年初一”、中秋团圆节的“八月十五”有时也在办公室度过，几乎付出全部的精力。首先，我将主持出版文集改为编辑出版以“两型社会”改革建设为主题的《长株潭城市群》蓝皮书——《长株谭城市群发展报告》，记载先行先试历史，探索改革转型路径，展望未来发展前景，2008～2012年已出版年度报告五卷，对展示先行先试效应，提高长株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产生了重要的品牌效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将长株潭论坛的主题重新定位，为政府、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就试验区改革建设提供一个对话交流、共同探索的平台，创建一个社会参与的新形式，2008～2012年已举办了五届。2009年3月，经注册国内和国际域名的“两型社会”建设网开通，就网上有关“两型”的论文，研究报告和相关信息的质和量来说，在全国同类网中居于首位，搭建了服务于长株潭试验区“两型”改革建设的三大平台。
应省委主要领导的要求，在服务决策方面，五年来向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和相关领导，提供了多个有关“两型”改革建设的战略性建议报告，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意义的有三篇。
一是，2009年6月5日呈送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长周强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全面启动突出低碳科学跨越思考与建议的报告》。春贤书记于2009年6月20日批示：“发展低碳经济是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是实现湖南省科学跨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需要。请周强、克保、来山同志阅研。”《建议报告》作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的总报告予以发表，并根据《总报告》，该卷蓝皮书的主题定为“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低碳经济。2009年8月29日以“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第五届长株潭经济论坛暨蓝皮书首发仪式在长沙召开。论坛邀请了全国著名的研究低碳经济的专家，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环保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张坤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崔大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中国第一本低碳经济论著的作者）等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认为“长株潭城市群蓝皮书2009卷开创了由城市群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和发展低碳经济，是一个创举，是里程碑式的著作”[5]，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二是，2011年8月15日呈送省委周强书记及相关领导的《关于数字湖南建设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周强书记于2011年8月31日批示：“肇雄同志[6]：张萍同志《关于数字湖南建设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同时具有可行性。望认真研究，将云计算工程列入“数字湖南”、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2007年，云计算作为一种新概念在我国业界引起热议，2009年步入应用阶段。云计算是前沿性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报告》从云计算是IT产业第四次革命，是“两型”绿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信息化升级的引领者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论述云计算应用及产业化的战略性和深远意义。从国际视野与湖南实际相结合出发提出：坚持需求导向、应用为先；立足资源整合、注重资源节约；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注重和找准本土特色；突出重点试点示范等四项原则。建议启动“两型”云工程，把长株潭建设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云计算产业基地，构建云服务平台。具体建议在“数字湖南”建设中重点实施云计算发展的八大工程。2011年9月29日，省重点项目办公室向周强书记、守盛省长、肇雄书记呈送了《对张萍同志“关于数字湖南建设实施云计算工程的建议报告”的办理意见》。《意见》首先说明：根据你们的批示，我们对张萍同志提出的《建议报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专门征询了省经信委、省通信管理局的意见。认为张萍同志提出的《建议报告》，对进一步修改完善《数字湖南规划（2011～2015）》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将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在“两型社会”重点建设项目和投资安排上，对云计算有关内容予以倾斜支持，加快云计算技术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步伐。建议相关部门在征求《数字湖南规划（2011～2015）》意见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和采纳相关的内容和建议。
三是，2012年6月21日呈送周强书记、徐守盛省长等省领导的《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城市化全面融合建设智能、绿色、低碳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建议报告》。周强书记于6月29日批示：肇雄同志：张萍同志的建议报告视野开阔，论证充分，对推动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很有参考价值，请工委认真研究吸纳。如何实现城市数字化、信息化，使传统城市化向新型城市化转型？《建议报告》认为也是第一次提出新型城市化，就是要实现信息化与城市化的全面融合，走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必然体现和带动信息化与城市化的融合，并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扩散，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使城市化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倍增”地释放出来，继工业化之后，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并认为当今全球化的核心是信息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将逐步形成新的多极化、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从国际视野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长株潭必将成为全球信息化网络、经济网络、市场网络的中国江南腹地的重要聚合点、集散点、支撑点和增长极，极大地提升其吸引力、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
八 尾声的话——简短的体会与小结
60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个人一生走过的路来说，也算是漫长的了，难有第二个60年啊！回顾往事，环顾当前，展望未来，深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在这人生路上将近尾声的时候，说几句什么话为好呢？简短地谈一点体会，也许对后来者是有益的。
回顾近60年的学者生涯，特别是后30年，如果说有什么体会的话，可概括为三个字：争、实、学。
首先是一个“争”字。1983年12月，《湖南经济》杂志的两位记者对我进行了专访。问我：“您在理论研究中是很有个性的，您对个性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呢？”我答：“所谓个性就是特殊性，共性就是普遍性。就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搞研究必须有个性，不能人云亦云。”从个人研究风格上来说，我就是喜欢“争”。
第一是争是非。理论是非要争，真理越辩越明，模棱两可，跟风转，这就叫无个性，就不可能去探求真理。这种理论是非之争的事例很多。1988年5月，我写了一篇题为《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的改革》的文章，[7]“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体制”，或“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被资本主义利用和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被社会主义利用和为社会主义服务”。1989年9月，在山东淄博市国家计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有的“权威”人士就点着我的名字说：这种观点“是政治问题”“是不能讨论和不允许讨论的”。帽子实在不小！但我毫不相让，据理力争，得到与会者大多数人的赞同。
第二是争创新权。我认为搞理论研究就要有自己的见解、观点，也就是说有所创新，反对东拼西凑，并主张把研究的着力点放在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上，做超前性研究，这样才会对实践有指导性作用。我提出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和构想，“湖南加速西线开发”的主张和构想，尽管在当时也有许多不同意见甚至强烈反对，但在十年、十几年之后，终于证明它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毕竟是最公正的。
我争的第三个东西是应用权，即研究成果的被采纳。为什么这也要争呢？因为有些观点和主张不一定很快能被人理解和接受，即使接受了，也未必能很快付诸实践。这就需要去争，争取理解……说实在一些，就是去求人理解，求人采纳，求人能付诸实践。谁不渴望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能被社会承认呢？我的一些建议被采纳和进行决策，就是这样“争”来的。所以，有时候我对老朋友说，“我是求人干革命”。辛勤耕耘的研究成果，一旦得到社会的承认，产生社会效果，我感到兴奋、激动和满足，但也总伴有几分辛酸！任何前进的路都不是平坦的。
第二个字是“实”字。在全国经济学家行列中，我算是一个务实的经济学家，我常对学术界的朋友们说，我是个“务实派”。所谓“实”，就是在理论研究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批评过“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经济学教授不能说明边币和法币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学说。凡是对于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有益的理论与学说，我们都应该去学习、去应用，但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硬套。如果说我的治学道路有什么特点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二步，形成方案进入决策；第三步，理论升华形成体系。我提出和主持的“长株潭一体化”的研究课题，在做了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之后，第一步，就是和课题组成员先后深入三市的主要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入第二步，经过反复研讨，向省委提出总体建议性的实施方案、战略研究报告和专项实施方案，并进入决策。同时，把这些成果汇集主编出版了《经济区理论与应用》一书。但我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建立“城市经济区学”学科的设想，并设计了它的框架，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赞同和支持，主编出版了《城市经济区学》专著，初步形成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结构和理论体系。我主持和完成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三部曲”的路子运作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把理论与实际、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为决策服务和丰富理论结合起来。
第三个字是“学”字。60年的学者生涯，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就，那完全得益于“学”字。60年来，我孜孜不倦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革新自己的观念，不断地超越自我。从我的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学到老才能干到老”的真正含义。我记得1981年2月上旬，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女，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儿时的许多长者和一些学友已不在人世了，年轻人也都不认得，我不禁想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感慨万千！30多年前，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正是中年，现在已是满头白发，到了暮年了，看到久别的儿子，不禁老泪横流，我也不由自主地跪在老母的面前，失声痛哭。但在拜见久别的父母之后，我就埋头在狭窄的土坯房里，边学习、边思考、边写作，继续一篇未完成的文章。一直到除夕的晚上，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看了看手表上的指针，已经是22点差2分，我才搁下笔来，到幼时好友的家里，喝了几杯除夕酒，聊聊几十年来故乡发生的变化。春节刚过，我就告别父母，先在北京停了几天，向《光明日报》编辑部交了“卷”，就赶到秦皇岛市参加第一次全国商品流通改革研讨会。现在已过古稀之年了，在浩如烟海的新知识面前，越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我总是像对待吃饭喝水那样，渴求获得新知识，仍然刻苦不间断地学习新经济的知识、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知识、信息网络化的知识、新科技和产业革命的知识。2000年3月24～25日，我在韶峰集团干部学习会上，连续一天半、未带片纸讲了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知识经济与企业发展战略等。离开时，集团公司总经济师深有感触地说，听了你一天半的讲课，我真正懂得了三句话：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水平，什么是健康。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们生存的这个新世纪，是世界从旧经济到新经济大转型的世纪，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时代的车轮在飞速前进，谁要是不能坚持终身学习，谁就将被时代的洪流淘汰，这算是对年轻人告诫的一句忠言吧！
光阴易逝，似水流年。60年的岁月已流逝。迄今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假日，但社会也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和不少的荣誉。
在人生路上，我也有过不少的过失或错误，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在临死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回忆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1] “50年的学者生涯”是为“华北大学入湘校友回忆录”《风雨征程》一书出版而做（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2005年8月对“离休了但不能离开学者的岗位”部分做了增补。“60年的学者生涯”重点是对长株潭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后，不平凡的五年经历做了追记。2000年4月写于长沙跃进湖畔湖南省社会科学院，2005年8月做了增补，2012年10月为再版做了补充。
[2] 参见《湖南日报》1982年12月30日。
[3] 即“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等“五同”规划。
[4] 参见《湘粤经济关系研究》。
[5] 中国网2009年6月25日全程直播。
[6]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时任长株潭试验工委书记。
[7] 发表在1988年《经济研究》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