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一 分析框架
政治民主化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需要。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出现了很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本书着眼于社会转型这一前提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和四个具体问题而展开。
“一个中心主题”,即如何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如何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推进中国民主的良性发展。
“四个具体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种种特殊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呈现出明显与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不同的特点。换言之,通过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可以透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独特性。那么,这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也正是本书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是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增大了社会风险,现阶段我国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已开始步入高风险社会,这相应地使得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大大增加。一方面,本书从社会结构入手,详细阐述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并深入剖析了这些社会风险的特性;另一方面,本书对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社会风险进行了阐析。
三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风险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是说民主化进程如若处理不好会导致哪些社会风险,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风险对现阶段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四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要实现良性的发展,既要把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要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要实现良性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无疑,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如图1-1所示,本书的整个研究框架围绕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关联性而展开逻辑递进式的研究。首先,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探讨快速的社会转型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初步凸显;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其次,基于社会风险理论,分析了中国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种种变数和风险,以及其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影响。而如若能够有效化解这些社会风险或降低社会风险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则可以顺利推进;而如果这些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可能会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严重的危害,或是增大民主化成本,或是扭曲民主化进程,或是中断民主化进程。最后,结合民主化理论,基于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可能危害,重点剖析如何有效地将社会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限度,以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良性运行。
图1-1 本书的分析框架
二 研究方法
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研究牵涉面较广,本书将综合运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研究,并借鉴了自然科学中对社会风险的相关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本方法。本书以此研究方法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以揭示我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以及民主化进程的演进路径。
(2)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民主化进程问题上的比较,剖析中国民主化进程自身的独特性,并借鉴其他国家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走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民主化道路。
(3)抽象和具体统一的方法。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风险则是民主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对于前者而言,民主化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如独立的个体人、自由表意的环境和拓宽的参与途径等;而对于后者而言,社会风险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如何从理论上厘清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显得尤为重要。这当中既有世界各国民主化共有的特性,也有每个国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就我国民主化进程而言,由于现阶段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特殊性,以及所导致的种种特殊的社会风险,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更加复杂。因此,采用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
(4)个案分析法。本书在阐述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以及社会风险对中国民主化的影响时,选取了几个典型的国内和国外案例进行剖析,以期通过鲜活的个案来对抽象的理论进行更为具体的说明。
(5)文献数据法。本书主要立足于用政治社会学来分析和阐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及其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无疑,数据资料是支撑各种假设和观点的重要论据。为此,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科研机构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对论证书中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本书也对有关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大量检索和搜集,以便能够较准确地把握目前国内外对社会风险与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前沿和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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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群体极化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参见汝信、陆学艺等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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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吴忠民:《应重视对“社会危机”的研究》,《北京日报》2008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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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99] 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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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4期。
[102] 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40~42页。
[103] 所谓断裂是指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参见孙立平《优化社会结构,走出断裂社会》,《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4日。
[104] 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05] 吴忠民:《应重视对“社会危机”的研究》,《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3期。
[106] Douglas,M. and A. Wildavsky,Risk and Cul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p.164-165.
[107] 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复印报刊资料》2009年第3期。
[108] 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7页。
[109] David Potter,David Goldblatt,Margaret Kiloh,Paul Lewis(eds.),Democratization,New York:Polity Press,1997,p.6.
[110]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08年3月6日。
[111]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110~111页。
[112] 房宁:《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环球时报》2008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