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以后，已经确定了先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沙市的床单，常州的灯芯绒，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改革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我记得，1986年，我们正在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的。在杭州，陈云把我找去，问：“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推进企业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

80年代，我们总的经验就是，中央为改革开放探路做了两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具体操作是下边群众创造的。通过群众创造，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因此，很多改革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承包制是由企业首先倡导搞起来的，乡镇企业不是中央设计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上面设计的。群众的创造各式各样，最后是各种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有很大的变动：苏南开始是集体企业，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开始是个体企业，以后是私营企业，再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现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广东先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以后是合资、公司制。这条路是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走出来的，把全国的企业改革统一设计成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