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

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全面铺开之后，企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上层建筑产生了一种倒逼机制，对计划经济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带来很大冲击。不改，不行；要改，各个方面互相牵扯，难以推进。因为企业都集中在城市，所以对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十分迫切。国家体改委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选择湖北沙市、江苏常州两个市进行试点，四川选择了泸州进行试点。当时，我和蒋一苇同志正在首钢搞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感到，沙市、常州太小，多数又是小企业，而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关系简单，难以探索出城市改革的路子。于是，我们就在写给赵紫阳总理的在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建议中，顺便加了一句，建议在重庆进行中心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没有料到的是，赵紫阳在批准首钢试点的同时，又批示了国家体改委对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进行研究。我们看了批示十分高兴，在完成首钢试点工作后，就立马率领原班人马赶赴重庆进行调查研究。

我们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重庆是我国古老而又中外闻名的大城市。在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1895年，被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辟为商埠，一度成为与海外进行经济往来的内河口岸。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是国统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后，特别是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放了煤炭、天然气、水电、火电等能源工业，扩展了钢铁工业，兴建了铝加工业，发展了军工、机械、化工等新兴工业，改造和扩大了纺织、轻工、食品工业，建设了成渝、川黔、襄渝铁路和长江、嘉陵江大桥，整治了川江航道，使重庆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实行了地区封闭的经济管理体制，重庆的行政管理和经济活动范围，仅相当于一个专区，隔断了同沿江和周边的经济联系，使重庆难以发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经济中心作用，重庆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选择在重庆进行改革试点，就是要打破这种行政和经济的封闭体制，重新恢复大城市的经济中心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实行城市开放政策，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第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庆是一个条条块块关系很复杂的城市。全市上千个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分为中央部属、四川省属、重庆市属和区属四大类，其中737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分别由中央的22个部和总局、省的24个厅局、市的20多个局直接管理。几十个渠道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分配物质、拨付资金、调拨产品。条条块块各自为政，自成体系，城市政府根本无权也无法组织统一协作和综合平衡。与此同时，重庆还有完全由中央军委直接管理的多个设备优良、技术先进的军工企业，省市政府都无权组织军民协作。选择这样复杂的经济体制关系的城市进行改革试验，就可以找到破除条块分割的途径，形成有机的专业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

第三，从1978年开始，重庆已进行了广泛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培养了一批有了改革经验的干部。从省领导层来看，已经有了“城市是经济中心”的理念和在中心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改革的设想。这个条件的形成还要从1979年说起。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陈云同志领导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四川调查组由刘明夫同志带队。刘明夫在“文革”前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当时财经委体制小组的副组长。我们陪他们先在成都调查，后来又到了重庆。在调查中，我们看到重庆这样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城市，行政和经济活动范围及权限只相当于一个专区，市一级的财政收入年不过10个亿，还得拿出一块支援四川省三州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上千家企业大部分由中央部委和省厅局直接管理，重庆市政府对这些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管理和协调的权力，企业间难于形成专业化和协作关系。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实行的是抑制城市发展的政策，根本不了解城市是经济中心的功能和作用，更没有城市化的概念。调查组研究了重庆这些情况，形成了“城市是经济中心”的概念，对城市所具有的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把一个城市搞活，不仅城市的生产力能够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此，当时我们就主张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发挥重庆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调查组回到成都，把这些观点向省委做了汇报。紫阳非常赞赏这些看法，为此，他在到中央工作之前，又一次到过重庆。他对重庆的领导同志说，重庆是一个大城市，行政上是省辖市，在经济管理权力上，今后凡是省有的重庆都应该有（他讲的是经济管理权力），要给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

1982年夏，我们到达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市长于汉卿等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非常高兴，积极为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在北京，国家体改委也在研究如何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体改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在关于首钢试点的报告上批得密密麻麻，其中有一个疑问，就是重庆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我们一看薄一波同志的批示，担心重庆改革试点得不到批准，就决定兵分三路：我在重庆写调查报告；蒋一苇同志回北京，寻找渠道给薄一波介绍重庆的情况；另一部分人南下沙市、常州，了解试点情况。我把报告写好后，寄给蒋一苇同志修改，然后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通过马洪同志，送给赵紫阳总理，同时，通过薄一波同志的秘书贺光辉送给了薄一波同志。

我们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在报告中，我们突出了4点：一是突出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搞好了重庆市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同时，重庆又是国防工业集中的地方，搞好了重庆的改革，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二是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改革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有了一支初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过去曾讲过的关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意见。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向中央打了报告。1981年，国家计委准备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曾致函省、市征求意见；而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市搞城市改革试点，赵紫阳总理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试点改为重庆。四是突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以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以上4点意见，对中央下决心在重庆进行试点起了重要作用。

1982年11月，我们把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送上去后，一直没有消息。突然，在1983年初，我们看到了中央于2月8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重庆狂喜，我们也很高兴。四川的报告是在国家体改委指导下写出的，我参加了讨论。看到下达的中央文件以后，我们就想到要给重庆的改革做一个解读，回答一些同志特别是省级部门同志的疑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那时，郭元晞同志是我的助手，我们多次修改，并送刘西尧同志审阅。最后，以我和郭元晞两人的名义，在2月19日的《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同时发表。在文章中，我们把重庆市定位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从5个方面对计划单列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述，又从4个方面回答了各方面的疑虑。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在四川省和重庆市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获得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83年3月2日到19日，国家体改委和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指示、搞好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的会议。中央是由薄老带队，国务院26个部门的正副部长几十人参加；四川省由刘西尧书记带队，有关28个厅局的正副厅长参加；重庆由王谦书记、于汉卿市长带队，有关局的负责人参加，加起来共有200多人。蒋一苇和我被聘为重庆市的经济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为什么要三方面的领导都参加呢？因为重庆的改革是涉及三方面的权力和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必须要三方面相互协调。第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计划中，还有分省计划，重庆市的计划在四川省的计划之内。要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就必须把重庆的计划从四川的计划中分离出来，在国家计划之中单列。计划涉及许多项目，必须三方算账、谈判、衔接，才能建立起计划单列体制。第二，重庆企业的隶属关系非常复杂，有中央属企业，省属企业，市属企业，还有区属企业，街道属企业。重庆改革要求把中央属、省属企业尽可能下放给重庆管理。这就要求三级政府部门进行谈判和交接。第三，财政计划单列是计划单列中最重要的项目，涉及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利益。重庆是财政上缴城市，改革前上缴省，改革后要直接上缴中央。与此同时，就要减少四川上缴中央财政的份额。这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三方算账、谈判，才能达成一致。所以，那时我们开玩笑说，重庆开的是“骡马大会”。

经过近20天的紧张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建议。比如，哪些企业要下放，哪些权力要下放？在重庆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交省里多少、交中央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方案，中央又制定了具体实施文件，正式宣布自1984年1月1日起，重庆计划单列执行。同时又规定，重庆可以参加中央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可以看中央发给省一级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文件，可以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请示和汇报有关经济方面的工作。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同时，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实行市带县的体制。中央确定将重庆与永川专区合并，原永川专区的县由重庆市领导。在一次省委会议上，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宣布了省委和中央关于永川专区与重庆合并的决定，地委书记白兰芳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的改革，从此进入了以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随后，以重庆计划单列为模式的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迅速推向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为贯彻落实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在重庆、武汉、沈阳联合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研讨会，把我国城市理论和城市改革的研究推向一个空前的高潮。我的两篇关于城市改革的理论文章，于1984年、1986年连续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不久，1984年新年伊始，胡耀邦同志到贵州考察，在贵州召开了川、云、贵、藏、渝四省五方会议。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把这个会议定为经济协调会，每年召开一次，各省轮流坐庄。协调会在重庆建立了经协大厦，成立了联络处，出版了报纸。这个协调会先后召开了30多次，成员扩大为六省市七方（增加了广西和成都），成为我国办得最好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现在，由于条件的变化，这个协调会已被各省的经济区建设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