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部著作面世，当今的常例是书前自序，就书中节略或著者简况，向世人作个“广告”，以清眉目，庶几读作两便。可见这序对书是有些用处的。
序，自然被认为是一种“文体”，那么，写法应有规矩。可是在实际的操作上，如何写法，常见的却有不同，且每藏玄机。鲁迅先生有《序的解放》，深揭当年作序的种种手法；清人郑板桥“难得糊涂”，轻蔑作序，说“何以叙为”。两位先哲的卓识，都从经验得来，实在可以当作序之警示看。我自己向来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很随俗。加上年纪老迈，安于守默，实在没有更多自扰扰人的顾虑，在这里，也就只能按照本身的思绪，信笔驰骋。汗漫以言，且当作书的前言吧。
一
我生长在被称为“朔漠”的地方，远在毡乡。那里朴野少文，俗尚安常。可我竟有幸在一位“笔帖式”的督导下，多少也接触过一些汉文老书。其实《经》也，《传》也，无非朗朗诵“念”而已，难说理解。后到城市，就学“学堂”，从此眼界大开，读书的领域也就不限了。日寇侵略，抗日军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语）我投笔请缨，毅然穿上军装，进击于长城内外。那些“老书”们，从此也就从思想中被处理掉了。20世纪30年代末，我从战地调到革命圣地——延安，非常兴奋。那里的革命气氛、学习热潮，真是身所未见。在战争时期，能有此次学习机会，岂易再得？所以我狠抓时间，“一心只读马列书”。韩愈说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有点近似。专心一意，绝不旁骛，完全适应了当时教条主义的学风。1941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后收入《毛泽东选集》）一文，号召在学习理论、学习现状的同时，学习历史。他批评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第二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他更指示废除教条主义。至此，“改造”的警钟已经敲起。延安的学习新风很快进入高潮。
我当然远不是什么“学者”，无非一介在学的革命青年而已。但是主席的批评，不啻是对我的一声大喝，着实的鞭笞，须知我就是那个“一点不懂”群中的一个。慌愧之至。从那以后，我力改自己的学习，在学习马列的同时，加劲学习历史，特别是蒙古史。学习所师，全由自涉。两年之间，学习既多，“一点不懂”的局面，渐渐地有了些许改变，学习的兴趣也在加浓，并且意识到先前“念”过的那些老东西，还未必是应当抛弃的一堆敝屣。但是，时局与条件的限制，在总体上所学毕竟依然是两个字：浮浅。
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学历史的条件更加充裕。虽然一直在理论战线工作，不属学术领域，但我对于历史，特别是毡乡的历史，对于“自己的祖宗”，更多兴趣，更多着意，更加不敢“忘记”了。我在工作之余，不但追求这方面的史料（首先是民族文字史料），考察历史记录的真相，质疑其中的伪饰，而且也摸索毡乡历史人事的得失、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毡乡文化的兴衰。企望以史为鉴，吸取教训，启示未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这种学习历程，大都能在我曾经发表和不曾发表的文稿中找到相应的反映。这里所荟集的文章，是其中的一部分。有打油诗一首：
原是毡乡一野夫，干戈舞罢学翻书。
韦编三绝功何在，信信疑疑心独主。
这就是自己学史的始末与感受。见笑了。
二
本书并不是专题的论著，实际上是一部讨论毡乡诸多故事的文集，是本毡乡“说荟”。它的主要论旨，一是辩证毡乡诸名物、事情的真伪与是非，以补史书间有之不足；二是借此试谈自己的设想和判断，以供大家参考。二者相辅相成，而不论何者，所谈都不主故常、不甘苟同、自抒己见、别创新说。当然，也是探索性的、请教性的。
“毡乡”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或方域的诨称。它初见于宋人辛弃疾词，但似乎也是演绎而来。在它之前，有汉人细君唱词：“吾家嫁我于天一方，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其后，《北史·突厥传》又记：“穹庐毡墙，随逐水草；食肉饮酪，衣以裘褐。”两者都提到了“毡墙”。以毛制毡，张毡成墙，很见“一方”新奇。用“毡墙”构筑穹庐，组建帐幕，以为人们的居处之所，成一家的炊灶之户，很具特色。这种居屋，易分易合，轻巧简便，既适于居民的依时迁移，也利于畜群的游动管理。这些毡庐或聚或散，或行或居，星落于广阔的草原之上，自然形成一种特异的原野景观，喻之为“毡乡”，甚是贴切。“乡”之为字，在汉文中不就有居于野外之义吗？毡乡食肉、饮酪、衣裘（带毛的皮长袍）、穿褐（粗毛线编织的半长衣）、随逐水草，明显地就是牧业地区、游牧社会的写照。这种图像，虽说的是突厥时代，然而在它之前和之后，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毡乡”云云，实在指的是北方古代游牧世界、北方民族社会，是词家的文学构想、形象隐喻。
“毡乡”的幅域很大。北起贝加尔湖一线，南至阴山两麓都属之。西方的学者称之为“亚洲腹地”，汉文典籍则喻为墙（长城）外、塞外或边外。居于这一区域的人众，则一律被称作“北蛮”“北狄”。在口语上，这个“蛮”或者是北方某族的一种略称，而在文字上特为写成“蛮”字，却不切实且寓诋义了。
“毡乡”是一方不同的领域。清人王夫之有个“夷”“狄”的界说：“裔夷者，如衣之裔垂于边幅，而因山阻阻漠以自立，地形之异，即天气之分，为其性情所使便，即其生理之所存。”[1]“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2]王夫之被定为明末清初进步史家、思想家，他倡导的“戎狄者，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很是著名。他这里说的虽不在点子上，而承认“毡乡”之不同，之“异”，却是高明的。
毡乡这个北狄异域的“北蛮”云云，应当是个概称，在它之内其实包括不同时代（期）、不同称号的种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荤育大概是最早见诸文字（首先是汉文）的族体，那大致在公元前十几世纪，相当于中国的夏商时代，而它实际的存在应当尚在此前很久。从它以后，相依和相继的族体在这里陆陆续续建立起多个震惊世界的国体，被汉文史书命之为“行国”“引弓之国”。匈（奴）人自称“百蛮大国”（当是百族、百国大国）；郁久闾族建国，称“柔然”汗国；蒙古兴起，建号“达延”汗国。但是，不论何等称号，应该承认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毡乡文化的建造者，都是毡乡历史的缔结者和维护者，都是毡乡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开拓者与发展者，是毡乡文明的捍卫者。正是经过众多的族体和它们的领袖人物的奋斗，才使“行国”与“居国”，在内外交征、兴亡继绝中，并耀于地球而长达数千年之久，“各生其所生，养其所养，君长其君长，部落其部落”。
自然，与任何地区和民族、社会一样，“毡乡”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也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屡经变迁，屡遭厄运。因而它也有悲惨的历史，堕落及至衰亡的历史。我在那里工作过，切身感受过，而这正有很深切的教训需要总结。然而，在人们的意识和感情上，却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点，这值得领会与研究。
“毡乡”这个“自己的祖宗”的历史，需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特别是“祖宗”的后代们要起而研究和学习，不要再“对不起，忘记了”。明末顾亭林举例说：“《元史》……舛谬特多。……然此汉人作蒙古人传，今日汉人作汉人传，定不至此。”（《顾亭林诗文集》）此见毡乡人研究毡乡事，自有优势。毡乡的学术领域广阔，蓄积深厚，大有学者们回旋的空间，别族的文献和研究经验、前辈的成就也都可利用。新中国为这种学习与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我发现近六十年来，涌现了不少新的毡乡文化学者，并且在党和国家的扶助下，卓有成就。青胜于蓝啊！
我长期离开毡乡，也始终没有跻身于专业的研究行列。但是，这方面的学习与探索，我始终也没有懈怠过，甚且敢于放胆尝试着写过和发表过一点不自藏拙的论著。不论如何，它们在推动毡乡学术活动中，客观上或者被认为多少起过一时的有益作用。当然，这是极其微薄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全翻了。我被当作“走资派”的“要犯”，横遭大张旗鼓的批判、斗争、捆绑、抄家，坐牢，停止工作，被克扣工资，日夜服役，殃及亲属。无所不用其极。那种疯狂残酷，延安整风审干时也不曾有过，而“罪状”，就只是我发表的革命论著。清人傅青主曾在他的《霜红龛杂记》中说：“险莫险于谈论，危莫危于弄笔。”这是有所经验的沉痛之言。我以前不曾重视这个耸听的“危言”。我被打倒，想起了他的告诫，真是“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复何言哉！然而，我毕竟不敢服帖。我写下了批判江青的谰言的札记，待时而发。如天开日见，假我年月，我还是要我行我素：革命“谈论”，正义“弄笔”，霜红龛的话，非所计了。然而磨难十年，余悸恐怕还是难消啊！
“四人帮”覆灭，南风解愠。很是高兴。改革开放政策推进，形势大变，政通人和，百业竞兴。我恢复工作后，亲身体会到党的新路线、新政策及新作风的伟大，非常兴奋，极欲投身到新的形势中，贡献自己的一点绵力。有七绝一首，中有句云：“满身鞭痕遗余痛，逢春应须更力耕”。这是真话。既调入科学研究机构，就想能在民族研究学田里耕耘出一垅庄苗。然而，年岁不饶人。不几年，按国家规定，告别岗位，拱手赋闲了。晋人潘岳失职后，有《闲居赋》，说“终优游以养拙”，革命老人自然不能作这样的赋。所以，在力行能及时，我依然应邀、应选、应聘、应约，积极参与毡乡多种学术活动，在向大家学习的同时，尽可能贡献自己的绵力，以成人之美业，并且自属文稿。
随着日月的推移，即使这点作用也起不动了。“年颜渐老空多病，志气无成两鬓残”，这就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变化，“甚矣，吾衰也”。从此，除频繁地出入医院，偶尔在家人的扶持下，策杖园林，消散一点烟霞痼癖之外，就开始谢绝迎送，安分守己，只蜷伏在自家的蜗楼内，以卧游自遣了。一屏电视，气象万千；四壁图书，不啻老友聚会。心情是恬静的。而也就在这里，心不任闲，在这些“老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勉力整理和重写多年来，特别是脱离工作以来，尘封于案下的论稿，以答谢历年来老战友和毡乡学人的眷勉和敦促，偿还一点学术欠债。这结果之一，就是收在本书内的26篇文章。
三
26篇文字各有主题，互不通贯，写作时间先后不一，文体也或参差。但论旨总则当无大异，连类相及，权分六卷。
第一卷是我参与大型方志《土默特志》编纂时，对一些地方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疑问的奉告，这里的几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部分。
历来认定“土默特”即“秃马惕”，“包头”即蒙古语“鹿”的音译，“板升”即“土屋”“房子”的意思。众口噏然，几成定谳，甚且以之刊诸辞典、地图，导引学界，有混淆史实之嫌。而论据却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志书不宜依违其说，应须核校。本文所述，允为导议的第一笔。
“把什”亦作“把格什”，以之名村者，不止一处，而本书所述“把什”，实为古敕勒川中最著名者。这个村庄人多，地大，民族分野大，很具民族聚落的典型性，“土默特”部的历史之光，往往在这个村里找到折射。修好这个村的村史、村志，对本地其他村庄的史、志的撰写，可能有示范的意义。《把什村史》不为成功之作，本文因此发出如何修村史、村志的呼声，亦为前人所未道。
第二卷是讨论青海诸事的文章。
青海地方民族不一，牧区面积占全省一半以上，亦可视为“毡乡”一类。我同意去这个“毡乡”作学术的目的，是调查“青海土默特部”。蒙古土默特是边外的大部。“九边”中辽蓟以西，宣、大、榆林等镇所面临的战争与交涉，主要的是达延汗国的右翼三部，尤其是“土默特”这个部。《明史·鞑靼传》的传主，重要的也是三部中的这个部。“青海土默特”正是这个部的分支。这个分支在这个地区活动半个世纪，影响巨大，而它的历史成败、进退真相，却甚少（近乎没有）记载。调查研究取得进展，应能补充土默特史之空白，极具学术价值。然而我的追求，意外地没有收获，却际会风云滞留在这里二十年。
我在青海工作的二十年是困难纷扰的二十年。起先是三年灾荒，城乡饿肚子，接着三年“四清”，大启阶级斗争，紧跟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粉碎后，却是两年之久的“两个凡是”。在这种局面下，很难正常工作。我的研究工作认真说，只是在饥荒三年间。这期间，在学术上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调查青海土默特无法进行之余，退而试探土族渊源。“土族”是新称，旧称“土人”。《西宁府志》不载，只述当地土司。新中国建立，“土人”被认定为“土族”。“土人”被世人注意，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的记述相继出现。然而，其于“土人”的历史渊源却甚少涉及或歧说各见。土族人自称“察罕蒙古儿”，意即“白蒙古”。《明史》译“蒙古”为“鞑靼”，以此匡之，则“白蒙古”当即“白鞑靼”。而汉文史籍往往指阴山一线及甘肃地区的汪古人为“白鞑靼”，而“汪古”只是外称，它自是克烈部土默特。所以，土族应当是土默特人，本书即准此而言。这是前人未及而至今也不见有人及之的。这是我五十年前的见解，而今关于这一问题的说法，却异说纷呈，不一而足了。年纪衰朽，均已难以逐一究诘。而青海土默特部的调查，迄无所获，仍自歉仄。
另一工作即地方文艺（民间文艺）的普查。我因兼职青海文联的工作，以为创建与发展地方文艺，应首先对地方民间文艺彻底了解，寻找其特点、规律，重点是史诗《格萨尔》及民歌“花儿”。这是一次规模宏大、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虽然当时生活条件普遍艰难，可收获极大。
《格萨尔》原文版本收集之丰，可称全国之冠，并全部予以汉译。《格萨尔——霍岭大战》汉藏文本正式出版后，极具影响。我为该书写的序言是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述的专文，为中外谈《格萨尔》者中的首创，已收入该书。收入本书中的《〈格萨尔〉谈话录》，主要强调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的巨大作用，肯定“巫”与“钵”的重要以及本族固有宗教与外来宗教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英雄格萨尔可能正是本族固有宗教的化身。此说亦属首创，自然也是可商量的。
“花儿”这种民歌形式遍及青海地方，各族人民喜闻乐见。如何突破旧的框架，给其以新的生命，我曾以为还是要溯源。既然这里的汉民普遍认为来自“南京朱家巷”，那就调查其祖源地，以找到这种民歌流行的最初渠道。我的文章就是一种尝试。
《“靠边”札记》是“文革”中，就一份江青在她的写作班子上的讲话油印稿所作的批判。这是对她的蔑视与愤怒，自然，当时是不能发表的。它表明：尽管淫威逞于一时，而匹夫之正气却不可移。
第三卷是应邀参加斡亦剌惕学术会议期间的学术记录。
《准噶尔地纪行》一文主要说了三个观点：地方风物观，学术会议观，斡亦剌惕历史观。三“观”其实都从三“学”而来：向地方学习，向会议学习和向斡亦剌惕人民学习。因为是这样的“三学”，所以文中对于历来“御”制官书及仰此聒噪的成说，不免有所隔膜而另作定夺。
第四卷专谈“毡乡”民族民间古歌。
这些民歌不是一般市井艳歌、里巷情曲，无论歌词、内涵，都很严肃，而情调则颇哀婉，令人惊奇。《韩诗外传》以史证《诗》，近代学者亦有以诗证史的创作，而以毡乡古歌试探毡乡古史的脉络，则是本卷的主旨。此种试笔实亦前所未见。所叙三歌，虽见于汉文的时间不一，但都发生在阴山麓地，完全一致，这也是在《土默特志》编撰过程中，引起我兴趣的所在。或者它们应当被看作当地民间文征而入录于档内的吧！
第五卷各文基本上属于随笔性论述。
有关《蒙古秘史》诸问题，为历年学习中所遇，都有针对性。以桐城派诸家论文体的阳刚阴柔之说，搬套以评论《蒙古秘史》的文学品格，我认为不适宜。关于《蒙古秘史》的撰者、成书时间，也都不拗诸成说而自立主见。《蒙古秘史》已成一学，博大精深，研究者很多，一人蠡测，不必就是定论。
1953年，成吉思汗陵寝从甘肃迁回伊金霍洛。适值成陵大祭，当地借此举办贸易大会，声势不小。而如何看待这位历史人物，众人褒贬各异。《关于成吉思汗》一文即写于此时，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负责人间内部传阅过打印稿。
李鼎铭先生撰蒙古史纲，初见之，甚为惊奇，也感慨系之。《李鼎铭先生〈蒙古历史教科书〉读后》一文，正是出于崇敬并深致悼念而属稿，并借以抒发陋见。
第六卷所说，有不属毡乡地方者。
《国立北平蒙藏专科学校地址探索》一文，专讲蒙藏专科学校校址。学校原址被定为文物单位，而其具体原委，不见有前人系统记述。我曾在此就学，后又长校，向有历史情缘，故表而出之，以为后人撰述提供一点线索。
皂君庙事，记者轻信伪碑，报道忒误，《“皂君庙”疑》一文则指出“灶神”无“庙”，“灶”不与“皂”同。至今这里仍是皂君里、皂君路、皂君站，绝不写同音的“灶”。皂君庙建于金代，乃是河神之庙，并供有元廷北安王座，与民族（女真、蒙古）有点关系。崇文门外灶君庙是盐户专业庙，是盐神之庙，与一般“灶君”迥异。因“灶”“皂”而牵出北平风俗、义地、宫禁、阉人、皇家辇路等一系列史事，就我所见，实为前人所未发。
六卷内容，略为撮述至此。
本书所荟各文的撰写，在时间上跨度很大。有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写的，有的则写于2010年，大部分写于“文化大革命”后，而离休后在文字上重作整理的。为保持历史原貌，内容无变动，除少数几篇外，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因为以前曾著有《毡乡春秋》一书（包括匈奴篇、柔然篇、拓跋篇等三部），情结所致，是以不避因袭，本书亦冠以“毡乡”二字。那么，就把它当作《毡乡春秋》的余墨，它的尾缀吧！
四
综观全书，既不是毡乡通论或通史，也与毡乡的各种专史无缘，它所斤斤于笔墨者，多是毡乡文化的细事末节，似乎无足轻重。这话也不无道理。不过，我既非学界“里手”，又或孤陋寡闻，舍此“细事”不谈，也觉可惜。其实，自来史家不忽细节。不要说有好多专谈“细事”的书文，历叙闲事的禆文，就是一些堂皇正史，不也有不少注家吗？裴
注《史记》，应劭注《汉书》，胡三省注《通鉴》，所注也都是“细事”“细物”，而它之于正史的确切了解，却很见禆益，并备受称誉。不宁唯是，注而疏，疏而表本，也比比多见。清人崔述甚至说：“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考信录》）“偾事”即坏事、败事、害事。他把过问细事，说得这么严重，我是心仪的。本书各文正是由此出发而说之。所以“细事”往往反而是大事，或者说是成就大事的必不可少的构件。如果这些“构件”有问题，有罅漏，那宏伟建筑赖以矗立，势必隐患。信不信？
我在探究诸问题时，前已说过，不主故常，既无窠臼，也无绳墨；既不宗仰什么学派，也不法随哪个山斗，纯粹就是说事，自披胸襟。所见又不一定恰当，这就不免冒失成说，唐突惯常了。但是，这不是本书的原意。訚訚以说的，只是提倡“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的精神。不迷信，不学舌，“勿意，勿必”，把学问治好，对不对？未便自信，敬祈大家教示。
我离休之后，曾经落户在城郊。这里也很繁华，可是它毗邻农田，接目园林。近水，远山。凭楼眺望，每每能想到苏东坡“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的诗句，确是一处宜居之地。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屡发的各种风波，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劫后余生，能觅得乐业安居，亲眼看到国家更加繁荣强盛，亲身体验到革命理想的实现，老而能够潜心学习与研究，感到非常庆幸和感奋。这真是要感谢党和国家的老年政策，深谢热心老年工作的同志。
可惜，不少老战友、老同志中道而殁了。
这本书能印行，致谢赞助的组织和同志。
陶克涛
2012年7月
[1]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第939页。
[2]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第9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