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优货币区理论综述
有关最优货币区和货币一体化的相关论述，要追溯到R.Triffin（1958）[6]提出的国家货币一体化构想。1961年，Mundell（1961）[7]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提出了“最适度货币区理论”，直到欧元区的诞生并在2002年实现欧元的全流通。毫无疑问，最优货币区理论是当今被得到实践检验的少数经济学理论之一，Mundell本人也因此获得了来自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国内外学者一直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并获得了丰硕成果。为了能够清晰了解最优货币区的各类标准以及各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节以下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分类评述、最优货币区理论问题、最优货币区理论与实践的偏差等几方面，对几十年来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回顾。
一 贸易相关条件对最优货币区形成的影响
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形成中，贸易相关条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条件包括要素的可流动性条件、外贸依存度条件、区域内贸易占比条件、产业内贸易占比条件等。
（一）要素可流动性条件
一个区域组建货币区后，要实现在几个国家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
Mundell（1961）、Ingram（1962）[8]先后提出了组建最优货币区的要素可流动性条件，其主旨观点是基于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实际上，一旦组建货币区，就意味着区域内的国家使用统一货币，资本的逐利性质使得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必然；而劳动力的流动则与工资联系密切，货币区的组建必将形成统一的市场，在统一市场内，工人对于高工资的追求必将导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因此，就组建货币区而言，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具备一定的内生性。
（二）经济开放度条件
经济开放程度一般由进出口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国的对外依存度越高，表明它与国外经济联系越密切。对于几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区域，可用区域内的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值来衡量该区域的经济联系程度，如果该值较大，表明该区域经济联系程度密切，更适宜组建货币区。
1.贸易依存度和区域内贸易依存度
Mckinnon（1963，1973）[9]、Tower和Willet（1976）[10]、De Grauwe（1992）[11]、Rose（1999）[12]、Kazuko Shirono（2008）[13]、M. Dutta（2006）[14]等经济学家对贸易依存度和区域内贸易依存度有相关论述，只是论述的侧重点不同。Mckinnon、Tower和Willet、De Grauwe提出用经济开放度和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等指标衡量一个区域是否适宜组建货币区。而Rose、Kazuko Shirono运用引力模型评估了货币联盟和汇率波动对双边贸易的影响。M. Dutta认为区域性货币组织的建立与该区域的产出和贸易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如果一个区域的产出和贸易在世界中享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组建一个货币区的可能性就很大。
2.产业内贸易和经济趋同
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6）[15]将产业内贸易理论运用于对经济周期研究之基础上，Kwanho Shin和Yunjong Wang（2004）[16]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的产业内贸易条件，认为产业内贸易增加能使各国的经济更加趋同，适宜组建货币区。
3.产品多样化
Kenen（1969）[17]认为，一个产品多样化的国家，其出口结构也多样化。高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可以承受固定汇率所带来的后果，低程度产品多样性的国家则不能。因此，他认为产品多样化的国家之间适宜组建货币区，并将其作为是否适合加入货币区的条件。
自古以来，国与国之间就可以互通有无。在现代，对外贸易更是成为一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就是凭借出口导向型战略获得经济地位的提升。因此，国与国之间贸易联系十分重要。现在对于贸易联系又有新的诠释，各国密切的贸易往来可使彼此的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密切的经济关系能使彼此的经济周期逐渐趋同。经济周期一旦趋同，各国便适合采取统一的宏观调控，从而适宜组建货币区。货币区组建后各国经济关系将更加密切，区域内贸易将更加发展，贸易依存度（区域内贸易占比和产业内贸易情况）将会变得更高。由此不难推出贸易理论相关条件对组建货币区而言具备一定的内生性，但并不妨碍在组建货币区之前要求各国在贸易领域达到一定趋同。存在疑问的是趋同值的问题，就这个问题，Mckinnon、Kwanho Shin和Yunjong Wang等都没有提出相关建议。
二 经济趋同条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形成的影响
对于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如果各国没有达到趋同，组建货币区后将会给各国带来损失。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欧元区组建时，都提出了相关的宏观经济趋同指标，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率趋同、利率趋同和预算趋同。
（一）通货膨胀率趋同
通货膨胀是指一般价格水平持续的和显著的上涨，通货膨胀率是衡量通货膨胀高低程度的指标。几个国家组建货币联盟后，意味着由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来掌管货币联盟，如果国家之间的通货膨胀率不同，则会造成低通货膨胀国家的福利损失。
Harberler（1970）[18]、Fleming（1971）[19]、Canzoneri和Rogers（1990）[20]、Øistein Røisland（2003）[21]、Giovanni Lombardo（2006）[22]在论述通货膨胀和货币一体化的关系方面有比较大的贡献。Harberler、Fleming、Canzoneri和Rogers认为通货膨胀率差异是国际收支失衡和汇率波动的主要原因，如果区域内各国通货膨胀趋于一致，就有利于组建货币区。Øistein Røisland从通货膨胀率与冲击关系的角度，得出如果成员国遇到的供给冲击越不对称，就越有可能组建货币区。Giovanni Lombardo从福利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视角，得出增加福利会使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面临来自更多竞争性经济体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
由于通货膨胀率指标涉及汇率波动、通货膨胀税、财富重新分配和一国的利率水平等重要经济学领域，因而理论界一般都认为通货膨胀率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马约》条件的入围指标之一。
（二）预算和利率趋同
为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1991年12月，欧共体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也称《马约》）。《马约》规定，欧盟各成员国在向货币联盟最后阶段过渡过程中，必须满足一系列趋同性条件，其中就包括预算趋同和利率趋同条件及前面提及的通货膨胀率趋同条件。
通货膨胀率趋同：通货膨胀率不高于候选国中3个最低通货膨胀国家平均水平的1.5个百分点。
利率趋同：成员国长期利率水平不高于3个最低通货膨胀国家平均水平的2个百分点。
赤字率趋同：成员国政府预算赤字规模不高于其GDP的3%（赤字率若高于3%，该比例应持续地并有实质性下降以接近这一条件，或者偏离3%的参考值条件是例外的且临时的，并且接近参考值条件）。
债务负担率趋同：成员国政府债务余额不应超过其GDP的60%（若高于60%，应大幅降低这一比率，并以合意的速度接近参考值60%）。[23]
欧盟在组建货币区之前，在《马约》条文中明确规定各成员国预算趋同和利率趋同条件，此规定有其必然性。
首先，由于债务负担率较高的国家会有意制造意外通货膨胀（这样会使得政府债券的长期价值降低，政府获益），通货膨胀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债务负担率较低的国家，使债务负担率较低的国家蒙受输入型通货膨胀损失。因此，在组建货币区之前，债务负担率较低的国家必然坚决要求债务负担率较高的国家降低债务负担率。其次，各国在正式加入货币区之前会有一个过渡期[24]，在过渡期内，成员国的汇率几乎被固定下来。如果此时国与国之间的利率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套利，将会造成低利率国家的大量资金向高利率国家流动，很可能引发成员国的金融动荡甚至经济波动，不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在组建货币区之前，必须要求利率趋同。
本节认为一个区域在组建货币区之前也必须满足通货膨胀率、利率和预算趋同，且应该有相应的趋同值。对于通货膨胀率和利率趋同值的划定，既不能像Harberler和Fleming等学者那样不置可否，也不能像《马约》条件那样采取以最低3个国家的条件来划定，而应结合东亚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一套针对东亚组建货币区的《马约》趋同条件。
三 金融市场条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形成的影响
金融内涵广泛，因而至今没有一个金融一体化的准确定义。一般认为各国若能做到在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方面使用统一的一套规则、拥有同等的进入许可、在市场中拥有同等的待遇，则可视为达到金融一体化条件。
Ingram（1969，1973）[25][26]、Stefano Schiavo（2005）[27]在货币一体化的金融趋同理论方面有较大贡献。与Mundell、Mckinnon和Kenen对货币一体化的研究不同，Ingram认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准，而非他们所说的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Stefano Schiavo认为欧元的引进对欧洲金融市场一体化有很大影响，并得出两方面暗示：其一是最优货币区条件的内生性；其二是欧元区应积极推进金融一体化进程。
关于金融市场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的关系，各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会导致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有的认为货币一体化实现后可以实现金融一体化，即金融一体化具备内生性。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提出可衡量的实质性指标。本节认为，金融市场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指标，但在组建货币区之前如果各国金融达不到一定的趋同，则可能无法组建货币区。因此，金融一体化条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具体衡量指标方面，可以选用汇率波动情况、货币自由兑换情况、资本市场发育情况、债券市场发展情况等指标进行衡量。
四 经济冲击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形成的影响
组建货币区，意味着跨国央行被赋予实施货币政策之权。由于此时央行面对的是几个国家，当实施一项货币政策时必须全盘考虑各国情况，因此只有当各国受到的外来冲击比较对称时，跨国央行作出的决策才会起到作用。
在Blanchard和Quah（1989）[28]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1993）[29]研究之基础上，Ricci（1997）[30]提出了经济冲击的相关性指标。他认为如果某些经济体经济相关性较好时，在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候适宜采取相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组建货币区。Hwee Kwan Chow和Yoonbai Kim（2003）[31]通过建立VAR模型，得出影响东南亚国家产出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面临的冲击不同，而影响欧元区国家产出的主要原因则是来自区域性的冲击。David G. Mayes和Matti Vire’n（2005）[32]通过建立包括IS曲线、菲氏曲线、奥肯函数和货币政策等相应函数在内的方程组，得出欧元区各国存在冲击的不对称性。在欧元区内：使用高失业率政策对降低通货膨胀作用不明显，而低失业率政策的采用则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明显上升。Boris Hofmann和Hermann Remsperger（2005）[33]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出导致欧元区通货膨胀差异的原因在于各成员国所遭受的经济冲击不同。Ying Huang和Feng Guo（2006）[34]选用外部冲击、供给冲击、需求冲击、货币冲击等变量并建立VAR模型，得出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可以首先组建货币区。David Kim（2007）[35]运用大量历史数据建立VAR模型，得出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冲击比较不一致。
在货币一体化理论中，对于经济冲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各国经济的趋同导致各国在遇到外来经济冲击时表现出对称性，从而便于跨国中央银行采取措施使经济恢复均衡，否则，跨国中央银行将对冲击无能为力。但关于经济冲击对称性条件的质疑也不少见：首先是学者们观点的相互冲突，如Hwee Kwan Chow和Yoonbai Kim认为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冲击呈现对称性，而Boris Hofmann和Hermann Remsperger却认为欧元区通货膨胀差异的原因在于各成员国遭受的经济冲击不同；其次是经济冲击的内生性问题，由于组建货币区后，各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会逐渐趋同，当遇到外来经济冲击时，各国所遭受的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对称性冲击。因而在组建货币区之前，没有必要强求各国在受到外来冲击时表现为对称性。
五 成本收益条件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形成的影响
按照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如果把组建货币区的各国看成是经济人，那它们也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可通过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得以体现。如果组建货币区后对于一国的收益大于成本，则其有利可图，会加入货币区，否则不会。
有关货币一体化成本收益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围绕以下两条主线进行。在定性分析方面：Fischer（1982）[36]以美元化为例，将铸币税的损失区分为一次性存量损失和连续性流量损失；之后，Krugman（1990）[37]提出了GG-LL模型，分析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Calvo和Reinhart（2000）[38]以及Hausmarm等（2000）[39]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并不很高；Fukuda（2002）[40]将进入和退出货币区的成本概括为可直接计算的真实货币成本和不能直接计算的估计成本。在定量分析方面：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1990）、Bogetic（2002）[41]从量化角度分别估算组建货币区的成本节约和铸币税的平均损失。另外，Obstfeld和Rogof（1996）[42]等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理论进行了总结。Alesina和Barro（2000）[43]、Frankel和Rose（2000）[44]、Broda（2001）[45]、Rose和van Wincoop（2001）[46]等从贸易与货币一体化的角度探讨组建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得出组建货币区后不但可以增加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贸易量，而且贸易量的增加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使用统一货币后能够削减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
有关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收益的论述很多，这些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定性分析组建货币区存在哪些成本和收益；其二，通过估算得出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由于货币区的组建涉及众多领域，要精确计算组建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不太可能，但是未来可以设计出一套比较系统的科学的衡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