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考古时代的环台湾海峡海洋文化

在中国学者中，最早对中国东南区域的石器文化进行研究的是林惠祥^[1]、凌纯声^[2]、张光直^[3]等人。近30年以来，两岸三地的学者延续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4]环台湾海峡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已经清晰地展现出来。但对一些基本问题，学者间还是存在争议的。

一 环台湾海峡区域的地理环境与新石器文化

福建与台湾之间的台湾海峡位于东亚大陆架之上，此处海水较浅，最深处不过100多米，多数在60米以内。事实上，在18000年以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海平面要比今天低130米，台湾海峡完全暴露于地面。那时的台湾海峡是一片平原沼泽，在福建的东山岛与澎湖之间，有一条山脉绵延向东，一直延伸到台湾南部。在台湾海峡的大陆架上，栖息着早期的人类。约在15000年前，地球进入一个较为温暖的时期，冰川逐渐向北退缩，海平面上升，台湾海峡渐被淹没，人类向海峡两岸退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福建东山至台南的山脉还浮现在水面上，形成一座陆桥，可供两岸古人来往。再后来，上涨的海水就吞没了两岸陆桥，形成今天的状态。历史上，不论是东亚还是西亚，都流传着洪水吞没人类家园的传说，其实就是人类从大陆架向大陆地区退却的历史故事。

笔者认为，海水侵入台湾海峡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以闽江的河道来说，有地质学家认为，最早的闽江河道穿过台湾海峡北部一直延续到冲绳群岛才进入太平洋，而后，闽江河道一步一步地向后退缩，早期在台湾海峡东部，后期在台湾海峡中部，随着海水进一步侵入台湾海峡，闽江入海口最终退到今天的位置，这个过程也许有数千年之久。福建与台湾之间，也许最早只隔一条小溪，而后是大河，再后是狭长的大湖，闽台之间，东山陆桥维持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才是宽度上百公里的海峡。

指出海峡扩展渐进性的意义在于：这证明两岸古人之间一直维系着交通联系。最初，横亘于他们之间的不过是一条大河，而后是一个大湖，再后是一个海湾。两岸古人最早是游泳渡河，而后是用独木舟渡海，再后是造船渡海，两岸古人不断用智慧克服相互之间的距离，长期保持着往来关系。^[5]

近百年来的考古成就发现，在环台湾海峡与环南海区域，有一个不同于中原、长江流域的考古文化，这就是南岛语系的石器文化。它的典型器物是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又称有肩石锛，其特点是石锛的顶部有一个凸起，可以将其和木棍绑在一起，成为一种更长的工具。在海峡两岸，台北市八里乡的大坌坑文化出土了有段古锛的典型器物，后续发现表明，这一文化散布于台湾岛各地，例如著名的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年代距今5000至4000多年。在福建一侧的台海岛屿上，金门岛富国墩遗址最早，^[6]其年代距今6000～5000年前；在平潭岛上，有6000年以前的壳丘头遗址；^[7]而闽侯的昙石山遗址从5000年前延续到3000年前。^[8]这些遗址的器物表明，这一文化最早发源于广东与福建的沿海，而后向台湾及东南亚传播，从菲律宾群岛到印度尼西亚，再到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地，是为著名的南岛语系海洋文化。这些器物的传播方式应是以交易为主，这一文化的主人乘坐独木舟与木筏，穿越于群岛之间，相互交易手中的物品，渐渐地将他们的语言、工具和文化传播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岛屿之间，其东至复活节群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东北至夏威夷群岛，显示了超强的越海能力。从他们的实力而言，以独木舟越过台湾海峡是不算太难的事。台湾学者研究海峡两岸的考古文化，其结论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海峡两岸的史前文化互动频繁，甚至属于同一个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双方互动就少多了，但台湾仍有大陆移民的痕迹。^[9]这些变化应与台湾海峡交通状况的变化有关。早期台湾海峡与大陆联为一体，所以双方的文化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海水逐渐淹没了台湾海峡原有的陆地，双方往来越来越艰难，两岸的文化渐形成各自的特点。但是，台湾海峡的独木舟文化仍然维系着两岸关系。台湾考古工作者发现，台湾南部出土的玄武石石器原产于澎湖七美岛的玄武石石器打制场，这证明了早在距今4500～3500年以前，澎湖与台湾南部就存在贸易关系。^[10]最新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福建漳浦一带也发现了原产于澎湖的玄武石石器。除了作为生产工具的石器外，台湾岛还流行玉器买卖，台湾花莲一带的软玉在澎湖亦有出土。^[11]喜欢玉石是东亚大陆文化的共同特点，即使是福建地区的古墓，也常有玉石发现，这与欧洲、美洲文明是不同的。因此，台湾的玉石文化应与大陆有关。不论是玉石还是石器，这类物件的主人应当是驾驶着独木舟进行岛际贸易。

二 滨海青铜时代的两岸联系

福州昙石山文化的第四期约相当于中原商代的晚期，与此相当的中原区域早已进入发达的青铜文化时代。福建的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区域那么炫丽，但几十年来也在民间采集了2000余件青铜器，一批青铜文化遗址逐渐面世。在福建沿海，处于青铜时代的遗址有闽侯的黄土仑遗址、漳州市郊九龙江畔的虎林山遗址、南靖金山石土地公山遗址、南靖鸟仑尾遗址、南靖狗头山遗址、闽侯古洋遗址。以上遗址除了闽侯古洋遗址外，大都属于南方浮滨文化类型。浮滨文化广泛散布于闽南与粤东区域，这里的陶器少见北方三足鼎之类的造型，不论是釜、罐、壶还是豆、簋等器物，都是圜底圈足，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这个文化的影响跨越海洋，波及台湾、海南及菲律宾等地，在考古史上有重要地位。以漳州虎林山来说，此地出土文物以石制兵器最多，上百件石头磨制的戈、矛，打磨得十分精细，反映了虎林人对战争的重视。陶器以黑陶和灰陶为主，其制作技术较为粗放，但也有一些线条清晰的陶器，似为贵族所用。虎林出土的青铜器有铜戈、铜铃和铜钟。^[12]戈的造型和中原区域的十分类似。考古人员一度以为是中原传来的物品。不过，对青铜兵器进行分析后知道，这些青铜器锡的成分较多，与中原青铜器铜多锡少的构成还是有区别的，最终断为南方产品。它的原产地也许不是漳州，但说明商代晚期闽中已经有了青铜文化。^[13]2007年以来，福建考古工作者对晋江深沪镇的庵山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大量青铜鱼钩及铜锛、铜矛等青铜器。对这些器物成分的分析，也说明它的铜锡含量与中原产品有较大差异，应是出产于本地。

青铜时代的台海两岸往往呈现出相似的文化与器物。例如，在海峡两岸的遗址中，贝塚是几乎不可缺的文化现象。贝塚是人类食用贝类的弃物，因其在当地古人生活中的地位不亚于粮食，闽台古人养成了崇贝的心态。^[14]他们以珠贝装饰自己，将其编成项链戴在脖子上，台湾少数民族还将珠贝制成“贝珠衣”。这一习俗也流行于岭南区域及东南亚一带。^[15]笔者认为，将某一种贝壳当作交换的媒介——宝贝，应当出现于这一时代。

东亚国家最早的货币并非铜钱，而是被称为“宝贝”的贝壳！桓宽编辑的《盐铁论》论及古代货币时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贝？），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道也。”^[16]这是说，从夏朝到商朝、周朝，都使用宝贝作为货币。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大量的宝贝，河南安阳商都遗址的贵族墓，几乎都以宝贝为殉葬品，妇好墓的宝贝多达数千枚。殷墟和周原都出土过青铜铸成的贝币，说明商周二代仿制海贝作为货币，而后还将其铸成青铜；在中原之外，四川三星堆遗址中，都发现过宝贝；殷墟遗址出土的贝壳，当中穿了一洞，原来应有绳索穿过。古人就是用这类穿在一起的贝壳作为货币使用。所以，当时的货币，是以“朋”作为计算单位。“朋”，即串在一起的宝贝。朋的计算单位随时代而变化，最早4枚贝壳为一朋，后来是20枚贝壳为一朋。一朋宝贝的购买力很高。有人提出，当时的一朋宝贝可以购买数十名奴隶，真是不愧“宝贝”之名。宝贝大小也有级差。古人应是将这些贝壳编成货币组合，例如，10枚小贝売换一枚中型贝壳，10枚中型贝壳换一枚大贝壳。这样就建立了等差货币体系。商人拿着这些宝贝，便可四处购物。事实上，周朝一直到东周时期才开始铸造铜币，此前应当也是使用宝贝。另一个要注意的是，宝贝作为货币使用面极广，不仅在古代中国使用，东南亚诸国也曾大量使用，菲律宾人称货币为“比索”，据说“比索”一词的词根，就是“贝”。其他东南亚古国在中国铜钱侵入之前，一直使用贝币。一些史料表明，印度洋周边的非洲及南亚国家都使用贝币，在中国古代，贝币的使用同样十分广泛。云南使用贝币最久，一直延续到明代末年。^[17]总之，在铜钱未使用之前，宝贝是极好的货币，它在国内的流通之广不亚于后世的铜钱。其使用范围，北至中原，南至印尼诸岛，西至四川、云南，东至台湾，在那一个时代竟有人类共同承认的交换媒介，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它表明古代海洋文明对人类影响之大。

《尚书·禹贡》即云扬州的贡品“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许多人将此文中的贝，解释为纺织品——吉贝，其实，它更有可能就是用于交换的宝贝。因这些宝贝串在一起，所以叫作“织贝”。^[18]当时所说的“岛夷”，许多人估计就是台湾的最早居民。台湾岛盛产“宝贝”，因而很早就引起古人的注意，毕竟，来自岛夷的宝贝流通于亚洲的许多地方。不过，当我们研究宝贝时，要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所有的贝壳都可以作货币使用，古人所用的是一种特殊形状的贝壳，即子安贝。它的背部隆起，像龟壳，所以又有“龟贝”的说法。子安贝与普通贝壳最大的不同在于：多数贝壳都是圆形和椭圆形的，而子安贝在龟背的反面，有一个相对平整的平面，当中是一道缝。台湾民俗，妇女生产时，可将一只宝贝握在手中，以便使出全身的力气。因而又有“子安贝”的称呼。今名黑星宝螺，或是龟甲宝螺（Cypraea mauritiana）。有人提出，在三皇五帝的中国远古时代，台湾是中国的造币中心。其根据是：台湾沿海盛产黑星宝螺。^[19]其实，福建沿海也有这种贝壳，但不是很常见。笔者在厦大念书时，常年在海边散步，各种贝壳拣了不少，但只捡到过几枚宝贝，而且都是小贝，要找大的更不容易。如果台湾有较多的大贝，古人自然会将其视野扩及台湾。

福建作为黑星宝螺的产地之一，应当也是使用宝贝货币的主要地区之一。事实上，在福建的闽越遗址中，也曾出现穿孔的贝壳。不过，当时发掘者多以为这是古人的项链，不太重视，保存不多，大多遗失，这是很可惜的。

对宝贝的分析还使笔者想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颇深，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共同使用宝贝这一货币系统，肯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历史的共识。台湾学者认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台湾的玉石就曾销售菲律宾群岛及占城、泰国等地。^[20]看来在远古时期，中国东南及东南亚沿海区域最早选择了宝贝为货币，并产生了共同的贸易制度，而后影响了中国内陆，迫使他们也选择宝贝为货币。这就是四川三星堆和殷墟都使用贝币的缘故。闽粤等中国南方区域，一直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商人跨越大海及崇山峻岭，将海边的宝贝运到中原，其数量之大，可以让中原民众以其为主要货币。这说明当时的滨海文明的经济力量比内陆更为强大。直到中原区域发现铜钱，才扭转了贸易上的不利地位。而后铜钱随着汉军的南下步伐，一直深入东南亚的腹地，并取代宝贝，成为通行的交换媒介，这也是中国经济圈扩张的典型反映。

从闽台商缘的角度来看，在中原文化南渐以前，闽台区域共同使用宝贝作为交换媒介，即使是在新石器时代，两岸之间也有交换关系，否则，有肩石锛等器物不会从闽粤一带传到台湾和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