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商缘是人类在从事商业行为时结下的缘分，如果买卖双方珍视这种缘分，它会加强双方的关系，逐渐达到双方互不可分的地步。《商海泛舟——闽台商缘》一书就是研究闽台两地之间千百年来结成的商缘，它又是一部两岸商业史。
商缘建立在多次重复的商业行为之上。
商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为之一，人类的生活依赖各种各样的物资，每一种物资都只能满足人类某一方面的需求，因各人拥有不同的物资，他们要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就得与人交换手中的物资。商业使人类物资的利用大大提高，对一部分人无用的东西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往往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而加强人类各自的力量。因此，商业对人类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商业的起源十分悠久。当人类的蒙昩时代，两个原始人交换自己手中的东西，这就是商业，这种行为多次发生于两人之间，我们就可以说，这两个原始人结下了商缘。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商业更是人类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果说战争恶化人际关系，商业则是人类之间和平交往的方式。和平的发展及战争的引退，是人类永恒的目标。
商业又是铸造人类性格的重要因素，它将冒险精神灌注到人的行动中去。当人类的私有财产出现后，商业就鼓励人们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因为高额利润多产生于贸易双方不知道对方的背景之下。笫一个开拓市场的人有可能获得数十倍至上百倍的利润，而盲目的跟进者中，也许会有人亏本。做第一个吃螃蟹者，这是商业的第一个准则。
两地间商业的发展取决于交通，只有往来密切的区域之间，才可能结下深厚的商业关系。福建与台湾之间，隔着台湾海峡，有人以为这是难以跨越的天堑，实际上，海洋历来是商人闯荡的天下。从地理环境而言，商业依赖于交通，交通产生费用，高山与沙漠使交通费用无限升高，从而大大压缩利润；而河流与海洋是商业的朋友，人类只要造出船只，就可在河流与大海上航行，驾船的人们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将船只驶向遥远的地方，并可以较低的成本运来人们喜欢的东西。总之，人类为远航付出的成本远低于在沙漠和髙山中的穿行。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商业成功主要体现于海洋探险，海水可以将远在地球两端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也可将隔海而居的人们变得十分亲密。闽台之间，盈盈一水，商业的纽带很早就将两岸的人们连为一体，因此，在历史上，两岸民众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商缘。
福建与台湾的商业往来可以追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时台湾海峡的先民驾驶着独木舟穿越于诸岛之间，无惧惊涛骇浪的威胁。他们相互交换玉石、石锛等器物，建构了两岸相似度很高的海洋文化，他们所用的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宝贝。在沿海商业的影响下，贝币向内地传播，西到四川、云南，北到河南，到处都有贝币出土，它代表着巨大的财富，也说明当时海洋文化在内陆的影响。
秦汉时代的闽越人是台湾海峡海洋文化的继承者。他们散布于东南滨海区域，北至浙江南部，南至广东东部，西至江西东部和安徽南部，曾在秦汉之际建立古老的闽越国。越王无诸曾参加反秦义军北上灭秦，后跟随刘邦攻灭项羽的楚国，因此得刘邦封为闽越国王，建都于东海之滨的冶城（今福州）。越人的图腾是龙、蛇、青蛙等亲水动物，他们的生活也像两栖动物一样，在岸上种田，在河上捕鱼。沿海的越人驾驶着小舟往来于诸岛之间。因此，古人称越人水行山处，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
闽越国时代，闽越人以航海术闻名于世，他们能够制造巨舰航行于台湾海峡，有一次，越王曾发兵八千，从冶城航海到岭南的揭阳。在古福州城的东面，出土过大型的船舶配件，表明当时的福州东湖在未淤塞之前，是闽越人的造船基地。闽越人依旧使用贝币，与中原以铜钱为基础的货币制度发生冲突。汉武帝最终派兵消灭闽越国，汉朝的五铢钱因而流行到闽地。汉武帝消灭闽越国之后，将闽越人全体迁徙至江淮一带，只有少数闽越遗民逃过了这次大迁徙。闽越灭国之后，这些遗民受汉朝统治，汉朝在闽地设立冶县，统治浙江南部到福建的广大土地。由于冶县辖地过广，汉朝并不能切实地统治闽地的闽越遗民，只是闽越遗民数量较少，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也少。他们应是驾驶着小船自由地活动于闽浙沿海，形成后日的疍家人。
笔者认为，最早出现于东汉时代的台北十三行文化，其主人应是闽越人的后裔！十三行位于台北的淡水河口，此地与闽中遥遥相望，可能有一支闽越人移民于此，带来了农耕和冶铁的技术，他们死后大都面朝西方，表明他们怀念自己的故乡。不过，他们主要是下层民众，因而虽有技术，但没有传播文字。他们在台湾生存发展，仍然保持与大陆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在十三行文化遗址中，会有五铢钱被发现。
自汉武帝迁徙闽越人之后，三国时代的东吴也将闽中看作战士及劳动力的来源之地。东吴大将贺齐曾六次率军南下闽中，击败闽地山越武装之后，他将俘虏的闽越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带到江淮一带作战。吴国对闽中的统治逐渐巩固，成立了管辖闽中的建安郡，这是一个州郡级机构，就其管辖范围来看，是福建省的前身。吴国每每在建安郡造船并选拔水手，因而在左思的《吴都赋》中，留下了“篙工楫师，选自闽禺”的话。然而，由于闽地人口不断流失，建安郡的人口一直很少，直到隋朝整顿南方州县时，闽中不过设置四县，仅仅12420户！
吴、晋、宋、齐、梁、陈时代的闽人虽少，却一直以航海术闻名。东晋末年，起于浙江、福建沿海的卢循带领水上武装一直打到建业城下。这是东南海上力量的空前伟业。史料记载，在卢循起义失败后，福建沿海仍然有一支被称为“游艇子”的水上族群穿行于福建沿海，他们应为后日疍民的祖先。疍家人一生生活于船上，他们从小学习游泳，长大驾驶船舶，他们在船上捕鱼捉蟹，向陆上居民换取粮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过去，福建的陆上人家总是将疍民看作贱民，但从海洋文化这一角度来看，他们才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他们的活动范围，北至长江，南达印度尼西亚群岛，是古南海的真正主人。在笔者看来，南太平洋的航海诸民族，其实都是疍家人的子孙。中国历代水师的士兵，都是从疍家人或是带有疍家血统的渔民中选拔的。在笔者看来，隋代的水师也是由擅长航海的疍家人组成，他们中间的“海师（隋代的引航员）”何蛮与朱宽发现了东海的流求等岛屿，从而引发了隋军远征流求的行动。笔者认为，隋唐宋元的流求主要是指台湾等系列岛屿，而其核心是台湾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传播区域。这一区域一直与福建保持着商业联系，因而有唐宋铜钱的出土。
唐宋两代，北方汉族大举南下闽中，使福建的人口从隋代的12420户上升至唐中叶的10万户，再到宋代初年的46万户，北宋末年的100多万户。南宋中期，福建人口已经超过300多万。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福建路户口为170万户，355万人。[1]此时的福建已属于中国人口密集区域。福建人口增加的另一个侧面是城市的兴起，唐宋之际，福州、建州（今建瓯）、泉州成为东南名闻遐迩的富裕城市，商人阶层兴起。闽商的资本与疍家人的航海技术结合，便形成了海商。福建海商多次北上朝鲜半岛，与半岛上的高丽国建立关系。《高丽史》有关闽商的记载，表明他们自有航海技术及运营商业的技巧，并非受西亚番商的影响才成为海商，这是本书的重要观点之一。
唐宋闽商的特点在于海上商业，他们的活动编织了一张遍及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网络。在东南亚区域，他们与来自印度、波斯、阿拉伯国家的番商贸易往来，共同缔造了海上丝绸之路。在闽商的身上，既有北方巨商的经营经验，也有源于疍家的航海技术与海上商业传统。他们是东南传统海洋文化的产物，在唐宋以后，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他们巨大的商业网络也将名为“流求”的台湾编入网络上的一个商业点。不论是考古还是有关流求的文字记载，都表明台湾北部区域与福建之间有商业往来。
从宋代后期开始，台湾南部越来越多地进入闽商的视野。当时的闽商若要到菲律宾群岛贸易，每每要经过澎湖列岛和台湾南部，这两个区域发现的海底遗瓷，说明宋元时期福建商船常在这一带停靠。闽商与东洋的联系，使官府觉得有保护这条航路的必要。因此宋代官府在澎湖驻兵，元代朝廷有征讨还是招抚瑠求的建议。据笔者考证，元朝的水师曾驻扎在澎湖达半年之久，因而有了澎湖巡检司之设。经过数代人的经营，闽人最终在瑠求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元末巨商汪大渊才能登上瑠求（台湾）的高山，展望东方日出的宏丽景色。
明初的海禁和迁岛，使大陆的海洋势力退缩。不过，擅长航海的福建人，仍然冒犯海禁在东海和南海上航行。有些海盗再次到达台湾附近的“黑水洋”。[2]明代中叶以后，海禁松弛，沿海民众抵达澎湖与台湾沿海活动，台湾北港的乌鱼及岛上居民捕获的鹿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将来自台湾的乌鱼子和鹿肉带到月港出售，因而带动了两岸商业。漳泉商人用陶瓷器、铁器交换台湾住民的鹿肉、鹿皮等商品，管理月港的官府为此颁给到台湾北港捕鱼的船引。在月港征税的物种里，我们也看到了鹿脯、鹿皮等台湾商品的税额。在双方贸易的基础上，闽商开发了北港及淡水、鸡笼等台湾商港，日本商人也常来贸易，台湾成为东亚海上贸易线上的枢纽。
明末，荷兰及西班牙人相继侵占台湾，闽商仍然以柔克刚，与在台湾的荷西商人周旋。中外商业势力的共同运作使台湾诸港成为大陆商品的转运站。与荷兰人、西班牙人不同的是，到台湾的闽南人不怕吃苦，他们深入台湾原住民的社区，与其建立广泛的商业联系。因此，荷兰、西班牙时代的台湾，虽说商业的顶层是殖民者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但在下层做贸易的多为闽南人。由于闽南人有架空荷兰殖民者的倾向，而荷兰人也觉得羽翼渐丰的闽商不好控制，双方的冲突引发了郭怀一惨案，最后引来闽商利益的代表者——郑成功的干涉。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建立的强大武装成为荷兰人畏惧的势力，最终，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这是闽商的胜利。
清代是闽粤民众大力开发台湾的时代，闽商的贸易网络遍及台湾的城乡，并将台湾推向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在这一时代，台湾与福建形成互补的经济关系，台湾向福建出口大米与蔗糖，同时从福建等地进口纺织品和日用品。居中经营的是以泉州人、漳州人为主的闽南商人。他们通常在两岸港口设立两个商号，联财互通。在上海、宁波、苏州等地，设有两岸闽商共用的福建会馆。这些商人用产自台湾的蔗糖和福建的纸张、干果等商品运往江南及华北，再从华北及江南运来大豆、豆粕、棉布、丝绸等商品，闽南商人在商品的流转过程中获得利润，两岸形成互补型贸易结构，促进了福建与台湾的共同发展。
晚清国际贸易体系渗透闽台主要港口，闽商在海峡两岸推出的茶叶、蔗糖、樟脑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畅销，尤其是武夷茶和乌龙茶给闽商带来巨额利润，福建与台湾相继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区域。尽管鸦片、棉布、煤油等外来商品消耗了台湾人的许多钱财，但台湾经济的发展，毕竟使台湾人民富裕起来，因此，他们消费的大陆产品也增多了。晚清后期，福建传统商品对台湾的输出量增加，因而给福建带来了较大的利润。总的来说，晚清的台湾与福建是在共同背景下相互促进发展，台湾的经济地位大幅度提高。与其地位相适应，台商渐渐成为一支可与闽商并肩而立的商人集团。
日本割占台湾后，着力削弱两岸密切的经贸联系。但是两岸商人的往来、投资和贸易，仍然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一时期的福建经济历受战争的破坏，来自台商的投资成为福建沿海少数亮点之一。“二战”结束后，台湾回归中国，福建与台湾的传统贸易重又恢复。不过，此时的台湾与江南及香港的经济联系加强，而当时的福建经济缺少成果，对台湾的影响远不如前。
1949年以后，台湾海峡战云密布，影响了两岸之间的贸易，由战争而导致的海上交通中断，使福建经济停滞多年。1978年前后，福建经济的总值仅为台湾的1/40。经过10多年的发展，福建经济约为台湾经济总量的1/14。迨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福建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台湾总量的1/4。近年，福建经济约为台湾的40%。随着福建经济的高速发展，历史上著名的闽商重又发展起来，今天的闽商是浙商、粤商、江沪商人之后的第四大商人集团，在国内的钢铁、医疗、建筑、纺织、运动器材等领域有强大的力量。福建本土港口及铁路的建设，也使福建成长为内陆最大的出海口岸之一。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商缘像一条红线将闽台民众拉近，台商在福建的投资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福建对台湾的开放，也向台商展示了大陆规模宏远的市场前景。台湾海峡的盈盈一水，不再是天堑而是浓缩亲情的幸福港湾，两岸携手，必然再创辉煌。
[1] 徐晓望：《宋代福建史新编》，线装书局，2013，第117～119页。
[2] 曹永和：《早期台湾的开发和经营》，《台湾早期历史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始刊、1981年重印，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