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岭南思想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一 岭南文化的发生及其思想的原始积淀
要探讨岭南文化思想的历史发展离不开对其文化状况的深入考察，因为文化思想是文化的结晶，即使在最初的阶段上岭南并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但一定的文化意识总是存在的，这种文化意识通过长期的原始积淀不断地传承下来，一旦以文字表达出来，那也就是我们说的文化思想。所以，我们的探究完全可以以此为起点。
（一）岭南文化的发生与南越文化
岭南思想文化的发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学术问题，由于有关历史文献资料缺失难考，除了曲江马坝、封开黄岩洞新石器时代等地区留下的不多的文化遗存之外，有关的历史记载十分罕见，而且带有很大的传闻性质。故论及岭南文化，当前学界对其原初形态大都存而不论。而这样的结果，对于研判岭南文化思想乃至整个岭南文化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既然其发生的历史状况不明，那么，这种文化的原质就难以把握，其发展的历史线索也就难以说清，还如何进一步地去谈它的来龙去脉呢？
笔者认为，在最初的意义上，岭南文化及其思想不是外来移入的，不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外来区域文化的横向移植与简单融合，它自有其本土性的原质和要素，有着其原生的文化因素。马坝文化与黄岩洞文化等岭南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表明了岭南文化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起码说明，在最早的意义上，岭南文化与中华其他区域文化一样，是自本自根的，有其悠久的历史及其独特的性质的。其后，随着人类的进化，由于自身文化机制的改进，也由于岭外强势文化的不断影响，岭南文化便开始从蒙昧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先进。
岭南地处中国南方，古称南越，属于百越之一。所谓“百越”（或“百粤”）是指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众多族群部落，从大量的史籍来看，“百越”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南越”和“东越”，《汉书·两粤传》所说的“两粤（越）”正是就此而言；而从小的方面来说，“百越”极言越人部族之多，从古人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扬越”“骆越”“于越”“勾越”“荆越”“蛮越”“闽越”“瓯越”“大越”等诸多说法。而在“百越”的众多部族之中，“南越”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它指的是最早就生活在岭南一带的部族，这一部族的原住民大抵属于马来人[1]种系，包括多个部族和民系，随着汉民族的不断移民及文化改造而被逐渐地汉化。南越在秦汉之前有“仓吾”等部族居住，其历史不详。秦初则置南海尉。始皇二十九年增设苍梧郡，三十三年又有南海郡、桂林郡、象郡。秦末，赵佗割据一方，合并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为南越国。汉初，赵佗更被封为南越王，统领长沙郡以南的区域，并以番禺（今广州）为其都会[2]，此后，便有以“南越”代指岭南的说法了。
除了“南越”的说法之外，岭南还有“交阯”“南交”等说法，“交阯”本古名，汉朝安定南越之后，曾在原桂林郡的辖区之内建立苍梧郡，置交阯刺史，掌管整个岭南的军政大权。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上》其中有道：“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当时的苍梧都会设在广信，在今广东封开一带。虽说交阯刺史“持节治苍梧”，但作为一种军事建制，其势力范围覆盖两广、海南、湖南部分与越南北部。汉代南海的王范曾著《交广春秋》，此后，以交阯、南交代称岭南便较为普遍。
（二）交阯、番禺叙略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在先秦两汉之前，岭南文化实际上处于蛮荒不化的历史阶段。这里所谓“蛮荒”主要指其未完全开辟的自然风貌，而所谓“不化”则主要就其不发达人文现状来说。关于岭南文化的发端，由于史料不足，很难作很详尽的历史叙述，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从“交阯”“番禺”的地名考辨中管窥其大貌。
先看“交阯”。交阯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尧典》在论及尧安定天下后，曾命人掌管四方，这分别是“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方，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这里的“南交”也就是“交阯”。与东方“旸谷”、西方“昧谷”、北方“幽都”相对应，南方也应有相应的地名，这当有脱文，今已难考了。这一说法可以在《墨子》中找到旁证。《墨子》中说：“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阯，北降幽都。”可见，在尧时已有“交阯”之名，而且已经纳入尧帝安抚天下的势力范围之中。到了舜帝之时，情况依然如故。传为西汉戴德所作的《大戴记》中有类似的话：“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朔方幽都来服，南抚交阯。”所谓“南抚交阯”之类的说法表明交阯只是尧、舜帝王安抚的地域，未必纳入皇朝的版图，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早在尧、舜时代岭南就已经与中原有了密切的关系。
诚然，此时的交阯，并未完全开化。“交阯”其名亦作“交趾”，《礼记·王制》曾论及“中国”（即“中土”或“中原”）与“夷”“蛮”“戎”“狄”四方的关系，其中提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到，“中国”是王制流行之地，是王化之基。而夷、蛮、戎、狄四方则还未完全开发和开化。这里说的“蛮”是指“百蛮”，既包括荆楚，也包括南越甚至西南诸蛮，泛指中原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中说到的“雕题”即指雕青文身，不火食则指喜食生，可见当时的岭南尚未完全开化。至于“交趾”之名也与文化习俗相关。《吕思勉读史札记》论及“越裳”时曾引《后汉书》语曰：“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3]从这个说法来看，在交阯民俗中，男女交往嬉戏比较自由，不太讲礼仪，不像中原那样恪守夫妇之道，讲究男女有别。
再看“番禺”的说法。番禺的历史传闻，起码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山语》论及番山、禺山、粤（越）秀山三山历史时曾详论过“番禺”的由来：
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登高望之，犹见其盘旋不断，回抱三城之势。盖司马迁所谓“番禺一都会”，刘安所谓“一军处番禺之都”，任嚣所谓“番禺负山险阻”，皆指此三山之中也。
番禺之名最古。《山海经》云：黄帝生禺阳、禺号。禺号处南海，生徭梁，徭梁生番禺。番禺者，贲隅也。禺阳、禺号者，黄帝之庶子也。番禺，黄帝之曾孙也。则番禺之名以黄帝之曾孙也。……番与贲同音潘，禺与嵎通作隅。
《罗浮记》云：罗山之顶有桂，所谓贲隅之桂也。贲，番也。则又以罗山为番禺也。或曰：罗浮之西麓为白云，番禺者，白云之南麓也。则白云、罗浮皆可名番禺也。……今会城之禺山虽没，而自清远至博罗，皆谓禺山之磅礴焉可也。番禺之山甚大，故秦汉时，以广州之地总称番禺。
屈大均引述的这几段材料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依他的说法，“番禺”（“贲隅”）本是人名，他是黄帝庶子徭梁所生，故是黄帝之曾孙；后来便作为封地之名，又进一步作了山名。第二，番禺的历史从黄帝时代便已开始成为政治都会与军事要地。第三，作为地名的番禺可有两解，狭义的番禺指番山、禺山一带，而广义的番禺则指古时延及清远、博罗的大广州区域。
屈大均所谓番禺乃黄帝之曾孙之说难以确考，但《山海经》中有“贲禺”的说法这却不假，其中也有番禺乃“黄帝之曾孙”的说法。屈大均说“番与贲同音潘”这可以成立，在《康熙字典》中，“贲”的注音有“必辔切”“逋还切”“逋昆切”多种，“逋还切”读“班”，与“番”音很是接近。另外要说的是，“番禺”之名在秦汉时期还曾作“蕃禺”，麦英豪、黎金在《考古发现与广州古代史》[4]一文中列举了多个用“蕃禺”的例证：一是1953年，在西村石头岗1号秦墓的漆器中发现烙有“蕃禺”“蕃”字的铭文。二是1983年6月在南越王墓中发现的南越王二世赵胡龙钮“文帝行玺”金印，以及刻有“蕃禺”“蕃”等字的铜鼎。“蕃”的字音和字义与“藩”相近，都有草木茂盛的意义，而“贲”字从“卉”从“贝”，据《康熙字典》也有“贲若草木”一说，因此同音假借，用来替代“蕃”或“番”也是可以理解的。
秦汉时“番禺”之名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说法主要是从“都会”即政治中心的意义上说的，像屈大均引司马迁说法主要偏重于此；而广义的番禺则主要从军队驻防地的意义上说的，既然其疆域延至清远、博罗等地，这一地域就远比现在的广州要大。因此，屈大均引用的刘安、任嚣的说法是否就一定指三山（粤秀山、番山、禺山）一带，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究。
从“番禺”的名称考辨中我们可以品出蛮荒的意味，除了自然风貌的蛮荒之外，秦汉以前的番禺也还没有充分开化，有关这一点在番禺原住民的风俗习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番禺土著的风习主要有四：一是好生食；二是断发文身；三是信神鬼，好巫祝；四是水居舟行。
好生食即前面说过的“不火食”，这并不是说古番禺人不用火，只是饮食习惯偏于生鲜而已。在《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文辞：“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这里说的“南方”当指“三楚”即“西楚”“东楚”“南楚”之南。这段文字常常被解读为古代百越人有食人的风习。其实，文学的增饰之辞不能完全作为证据。岭南自古就物产丰富，极少有饥馑之灾，因此，史上传闻的那些吃人生番的描述未必完全属实。但岭南特别是广府之人好食生鲜确实历来就如此。至今的岭南人仍好食“生猛”之物，这是历史习俗的延续。
所谓“断发”不等于“被（披）发”，披发不利于在丛林一带活动，而断发就会自由得多。断发可以修剪，但修剪后有所约束，这样更便于劳作和梳洗。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说，汉代的陆贾劝说赵佗归顺，赵佗以越族的“魋结箕倨”之俗拜见。所谓“箕倨”是席地叉腿坐若箕形，而所谓“魋结”则指将发髻一撮修束为椎形，这是“断发”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断发还可以剪成短发而不修束，如岭南土著中的“平鬃”大抵就属这类。断发这种风习不仅南越有，西南诸蛮也有。而所谓“雕题”即是在面额雕青，扩大来说就是文身，之所以要雕青、文身，或表征勇武，或显现图腾，或求祖上护佑，或避鬼魅凶邪，这是原始部族常见的一种风习，在古代番禺亦是如此。
在古番禺“雕题”的风俗中包含着特定的鬼神观念，《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之类的说法，《汉书·郊祀志》更是说：“粤人俗鬼”，“粤巫立粤祀祠，安台无坛，亦祀天神上带百鬼。”在历史上，神鬼观念在中国东方、南方都很普遍，荆楚、吴越及西南诸夷都是如此，而番禺一带此风亦盛。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说：“粤祠多淫，以鬼神方惑民菑祥者，所在皆然。”今人叶春生教授在《广府民俗》一书中记载了大量与神鬼信仰相关的民俗，从中可以看出岭南的这一风气。与鬼神观念相关，秦汉时的番禺人还有着灵魂不死的观念，无论贵贱都是如此。在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胡）墓中曾发现殉葬15人的遗骸，在现今广州越秀区、番禺区发现的众多汉墓中，其格局与布置与家居并无大异，只是规模较小而已，这都说明当时的番禺人“事死如生”，在观念上都习惯把死看做生的延续。
番禺地处水国泽乡，故人们惯于水居舟行。《史记·孝武本纪》说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善于造舟”。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曾广引汉魏人的评语，如刘安之语“九疑（嶷）之南，陆事少而水事众”，左思之语“篙工楫师，选自闽、禺”，《山海经》之语“番禺始为舟”，这都说明百越之人有水居舟行的习惯。所以，后来的王师南下征服岭南，都有针对性地采用了水路进攻，如秦始皇遣尉佗、屠雎平越，汉孝武帝分兵五路平越，汉光武帝平交阯，都是以楼船开道，水军先行。故汉孝武帝、汉光武帝两次平越的将军都命名为“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5]，这都是针对着越人善于水斗有备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