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岭南思想文化涵化中的世界化与对外交流

（一）海上丝绸之路对思想文化传播的特殊意义

岭南文化的涵化主要表现于汉化，但绝不仅仅限于汉化，它还有一个世界化的问题，这一趋势的形成主要在近代之后，但同时有着历史的基础。诚如前述，早在秦汉时期，岭南就与海外有着贸易往来。而到了魏晋南北朝，随着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展，岭南文化就与世界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但它的主线则在南越（粤）的广州和东越（粤）的泉州，而广州路线又是最重要的路线。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形成得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而且没有受到闭关自守乃至“海禁”太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广州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以及南中国的政治中心，故而有它的特殊地位。岭南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除了广州之外，还有合浦、徐闻等线路，但其地位都无法和广州相比。

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地加速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除了人员的来往之外，中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在不断地互通有无。经由这条通道从岭南输出的物品主要有丝绸、陶瓷、茶叶等，而输入的物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象牙等；而从技术层面上说，经由此地输出的有农业技术、蚕桑技术、造纸技术等，输入的则有航海技术等；除此之外，特别要提及的是思想领域中的相互往来，经由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学者如义净往南亚求法，鉴真往日本弘道，大汕往越南宣佛，如此的例子历代不乏其人；而由此入境之学者如达摩于南海登岸，利马窦赴肇庆布道，郎世宁于广州传播西学，也都是这一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他们在岭南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早期文化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丝毫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这一点往往容易被文化研究者所低估。对此，我们只要将海路、陆路丝绸之路作个比较就清楚了。这里且看佛经的传入。中国最早传入的佛经来自陆路，东汉时期，汉明帝因梦金人，遂派使者秦景、王遵等十三人去西域访求佛道。三年后，他们与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同回洛阳，带回一批经书和佛像，其中主要有《四十二章经》，这就是所谓“白马驮经”故事。而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佛经当不晚于汉末，而有着明确详尽记载的则是真谛之事。据道宣《续高僧传》所说，真谛于梁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乘坐巨舶携带经论梵本到达南海，在广州制止王园寺（今光孝寺）等地译经多年，《续高僧传》说他译经“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只是数甲之文。”从这里列出的情况来看，陆路传经与海路传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白马驮经数量极其有限，所说的《四十二章经》不过是记载“佛言”的四十二段短小的经文，翻译过来总的字数不过是三千左右。而真谛舟载的佛经则有二百四十甲，所谓“甲”通“匣”，是计量单位。南亚、东南亚信佛的国家在早期还没有纸张的时候通常用贝多罗树叶（通称“贝叶”）书写佛经，而将写好的贝叶数百片用绳串接起来并夹在两片木匣之间，这就是所谓的“一甲”，这二百四十甲的佛经若都翻译过来按道宣的说法则有二万余卷，其字数当以千万计，从这个比较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丝绸之路不可同日而语。从中西文化传播来看，海路的确比陆路要优越得多，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陆路颠簸且多险阻，不利于一些易碎易损的物品（如经籍、艺术品、陶瓷）的运输，而海路平稳有利于文化产品的长途运输；二是车马运载数量有限，不像巨舶大舟有很大的容积，可以有很大的运载量；三是海运的经济成本比陆路低，风险也未必比陆运高；四是沿途海港城市更为繁荣，比起内陆的边远城市在文化、经贸方面要更为活跃，因此，文化物品的输入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正因为如此，说文化传播特别是思想文化传播主要是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之通畅这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二）岭南思想文化中的海洋意识

海上丝绸之路的长期通畅赋予岭南人很强的海洋意识。这种海洋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存在着海神信仰，二是存在着海洋情结，三是有着走向海洋的理念与追求。

中国古代神话系统中有不少海神，《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禺京处北海，禺虢处东海，是为海神。”而据《山海经》之《大荒西经》《大荒南经》所说，西海的海神叫弇兹，南海的海神叫不廷胡余。除此之外，在道教系统中还有北帝（又称为玄武帝、真武帝或黑帝）。这些神话系统中的海神与岭南人关系最大的是北帝，在粤中南海、番禺等地被广泛地供奉，享尽了无数的人间烟火，现在佛山祖庙中龟蛇合体的神灵正是它的形象。之所以岭南人祭祀北帝，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火之本在水，南溟之水是生于北极，并以北极为源的。故而对北帝的供奉超出了对南帝的供奉，这也是很自然的。

神话中的海神多非人形，随着神话在形态上演化成后来的仙话，海神的形象也由不具人形到具备了人形。这一批仙话中的海神与岭南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仙话系列很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海神包括天后（又称天妃、妈祖）、南海波罗神、伏波神等。天后神主要是疍民的守护神，疍民是南越的水上民族，他们水居舟行，在江海中以渔业为生。立天后为神，主要是为了海事平安，渔业丰收。南海波罗神兼有外贸、渔业之神的双重性质。“波罗”取自梵语“波罗蜜多”（Pāramitā），本义是“到彼岸”“度无极”，民俗言“波罗蜜多”基本扬弃了其宗教哲学意义，而是取其现实意义，希望远航过程中一路顺畅，平安归来。所以，民间立此神是为了保护庇佑远洋贸易及远海渔业。伏波神的信奉区域主要在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广东新语·神语》说：“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天妃；自徐闻者，祀二伏波。”所谓“二伏波”指汉孝武帝、光武帝两次平越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作为民间信仰中的伏波神当然主要不是取军事上的意义，而是借其历史上的辉煌取其彩头（即现在所谓“意头”），雷州人好习武，立一武将为神多少反映了地方的风习。从岭南人的海神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到岭南人的生活与海洋的密切关系，海洋不仅是人们的劳动对象与劳动环境，也是人们生活中朝夕相伴的挚友。

在岭南人中还普遍地存在着海洋情结。情结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组合看似无迹可求，但通过一些社会心理现象的考察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端倪的。这里且从语言角度来切入话题。在岭南不同地区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仅就地名而言，不同的地名往往体现不同的文化趋求，如海南长期的农耕文化使其具有田地情结，故其地名多用表示田地的“三”“什”“那”“扎”命名，读音与“da”“na”相近。而粤中地区则与此不同，粤中地区似乎流行着两套地名语汇，一是作为珠江文化的语汇，二是作为海洋文化的语汇，这两套语汇交织在一起，鲜明地体现了江海文化的特点。与珠江文化相联系的地名既有表明珠江冲积涤荡之结果的，如“涌（冲）”“滘”“潭”“洞”“沥”，也有具“镇江之宝”这一层意义的“珠”“石”等，这方面的例子只要打开珠江三角洲地图就可以发现比比皆是，无须多说。除了体现江河文化意义的语汇之外，体现海洋文化的语汇也不少，这里仅就粤中之人以“海”称呼“江”及沿海一带视海港为“门”的语言习惯来看这个问题。

以“海”称“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语言表达习惯，如“过江”称为“过海”。《广东新语·文语》“土言”条有这样的说法：“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出洋”的说法不难理解。而“入江”的称谓则看似费解。其实，如果了解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其中奥妙。珠江三角洲是冲积平原，上古时代的海岸线比现在要内缩，如秦、汉之前广州一带的海岸线在今新滘村、七星岗，唐宋时则在今番禺市桥一带，比现在南沙的龙穴岛内缩了数十公里，因此，原本意义上的“海”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了“江”，尽管历史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却依然沉积了历史的痕迹，这就是指“江”称“海”的历史依据。在这样的称谓中，显然包含了对海洋的那挥不走、抹不去的深深的眷恋，以及对海洋光辉愿景的憧憬，这不仅有历史意味，而且有梦想追求。

再看视海港为“门”。在我国福建、广东沿海一带，陆路有“门”，海路也有“门”。福建地名有大、小金门等且不说，而广东一线的“门”就更多，《广东新语·地语》中开列了“海门”“虎头门”“崖门”“甲子门”“澳门”等地名，除此之外，我们在岭南沿海还可以找到“鲘门”“虎门”“蕉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屯门”“斗门”“江门”等等。这些以“门”命名的地方，都傍临或接近大海，而且大都处在江河出口，由于江河水的冲刷，其地形多呈门状。这一称谓的蕴涵是出了“门”是海，进了“门”便是家。因此，家园便是归宿，是安顿，海洋才是出路，才是前程。正是这种把海洋当做出路、当做前程的意识促成了岭南出国留洋的风气。这种风气自古便有，到了近代之后则形成了大潮。从广府地区（特别是五邑地区）、潮汕地区、梅州地区等地方，千千万万的侨民出入此“门”，用勇气和魄力、智慧和才干、汗水与血泪书写了大半部的中国华侨史。

这种走向海洋的意识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岭南人的生活方式，使其具有了较多的世界性因素。这一因素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在粤方言中有不少英语借用词，它往往首先流行在港、澳，然后往内地渗透，并逐渐地走向稳定。这种夹带着英语的粤语不同于20世纪流行于上海的“洋泾浜”，它虽属借用，但有所选择，也并不生硬，仍然比较自然，比较动听。除了语言之外，在广府民俗中也有一些外来因素，如波罗诞拜祭南海火神祝融，并以来自波罗国的使者达奚司空及随从人员六人配享，这显然融合了中西双重因素。此外，在岭南的民居中也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如五邑侨乡的碉楼及红毛泥屋（洋楼）就既有哥特式建筑的因素，也有巴洛克建筑的因素。甚至在岭南的服饰中也有西方因素，如中山装就是中西服饰的合璧等。透过上述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在岭南文化的发展中，它不仅积极地吸取了中土文化的要素，对于世界文化，它也是努力融合，大胆吸纳的。

海洋意识长期积淀与升华便形成了走向海洋的理念与追求。就整个中国来说，人们的海洋观念的确较弱，但相对来讲，岭南人的海洋观念还是比较强的。漂洋过海进行民间的国际来往在史籍上缺乏记载，但并非无迹可寻，如越南人至今习惯称呼中国人为“船人”，这恐怕与岭南人，特别是疍民来往中越其间有关。在岭南历史上，主张开拓海外贸易，发展对外经济的思想家不少，如张九龄、余靖、邱峻、海瑞等都有这方面的思想，这里且看张九龄这个例子。作为唐朝一代名相，张九龄对内重视以农桑为本，实行了宽松的农业政策和货币政策，而对外则强调打通关隘，发展海外贸易。在国家治理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于开元年间开凿大庾岭新路的事迹。尽管在张九龄开凿大庾岭之前，秦始皇已派梅鋗打通了梅关，但两次打通梅关却有两点不同。其一，道路的规模不同，梅鋗所开不过是栈道，很难通大队的车马，而张九龄所凿之路乃“五轨”“四通”的大道，车水马龙可以畅行无阻。其二，秦始皇凿路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占领，而发展外贸是退居其次的。而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则不然，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发展对外经济。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一文中他说：“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财，夫负妻载，劳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见恤者也。不有圣政，何以臻兹乎！”而一旦开通大庾岭，“于是乎据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赆之人（按：指外国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宁与夫越裳白雉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他认为南北贯通之后，就能打破以往（如越裳人献白雉、赵佗献翠鸟）的封闭状况，使得岭南走向繁荣、王朝也积累了财富。这种观点就颇有政治远见了。

这种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观念到了近代之后更是得到强化。从郑观应提出的“商战”论到黄遵宪提倡的“以日为师”论，从康有为提出的“定为公国”说到梁廷枏主张的取消“夷夏之大防”说，一直到孙中山提出“争太平洋之海权”说，贯穿在这些思想学说之中的正是那越来越强烈的海洋意识与对外开放观念。这种观念意识使得岭南文化越来越开放，并开始与世界文化相互接轨。在近代文化的发展中，岭南文化特别是广东文化往往得风气之先，并引领着新文化的大潮。2008年3月25日《广州日报》刊载了《广东最早开放也最早思想解放》一文，其中就说道：“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回顾历史，亦复如此。对此，汪洋书记有精辟的阐述，他说，近代以来，林则徐在广东成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们广东梅州人黄遵宪。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是珠海香洲人容闳。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具有广阔世界眼光的伟人，他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充分肯定了南粤先贤在胸怀世界、解放思想方面的光辉业绩。”南粤前贤在近代历史上已是如此，而进入当代之后，伴随着沿海特区的建设，岭南文化更是处于文化发展的突前位置，它不仅具有开放性，而且还具有开拓性和先锋性，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了。

关于岭南人的海洋意识还必须说明一点，那就是它所具有的中国特色。这种海洋意识由于糅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趋于高尚。这表现在：它虽然注重向海外开拓和发展，但没有经济上的掠夺与鲸吞，更没有政治上的殖民和领土要求，也没有文化上的奴化；它也注重向海洋索取，并从中获得实际的利益，但它同时又讲求双赢，讲求大义。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西洋人的海洋意识与此相提并论，更不能套用他人的标准对岭南人的海洋意识作一概的否定或不屑的歧视。

[1] 黄尊生：《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民族文化出版社，1941，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