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范式的政治逻辑
——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民族问题
关凯[1]
【摘要】西方学界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制造出一个在理论上批评中国的学术语境，其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政治逻辑。本文试图梳理四个比较重要的相关理论范式，简略分析其源流与影响。
【关键词】理论范式 政治 民族问题
近年来，中国民族问题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在西方主流舆论制造出来的语境当中，中国社会的民族关系被置放于一种充满偏见的知识想象之中。在“中国研究”领域“流行的”几个理论范式，则是这种知识想象的代表物。
首先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是“共产主义中国”。
“共产主义中国”（Communist China）范式产生于冷战时期，来源于西方学界分析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一种理论与方法。其核心在于将“共产主义体制”设定为解释与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基本前提，如列宁主义政党、计划经济、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控制机制等。在研究与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因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苏联存在差异，故将其定义为“毛（泽东）主义”（Maoism），但在基本的制度分类上，它仍属于“共产主义体制”中的一种类型。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与经济社会转型，这个理论范式的影响日趋式微。但在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上，这个范式的思想遗产却不容忽视，其原因与我国现行的民族理论有一定的关系。
我国民族理论界仍然延续了与苏联民族理论高度相似的话语体系，由此导致以“斯大林主义”解释中国民族问题的西方学者大有人在。而在西方理论界，“斯大林主义”几乎是“事实上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代名词，早已声名狼藉。当下很多“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命题是：斯大林主义民族政策实践的社会后果，是否会在中国重现。
第二个理论范式是“帝国研究”。
就像西方舆论曾为苏联插上一个“邪恶的苏维埃帝国”标签一样，西方学界时常将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投放到一种解释“帝国”的知识视野当中，暗示中国在国家性质上仍处于某种“前现代”阶段。例如在“西藏问题”上，无论是达赖集团还是其西方支持者，都惯于将西藏描述为“中国的殖民地”，而全然不顾将殖民主义实践与中国扯上关系是件多么荒唐的事。中国政府每年向西藏自治区提供大量的财政补贴，由国家主导让财富从内地流向西藏。而在殖民主义历史上，财富永远是从殖民地流向宗主国的。同时，用“帝国”的政治逻辑来解释中国的某些政治与社会现象，不仅彰显出西方在价值上的“政治正确”与优越感，也暗示着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很多政策的“不正当性”。
在历史研究领域，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长城内外”的一些研究成果正在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片面地重新解释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中国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的历史正当性，“新疆工程”即为一例。而强调清朝作为跨文明统治的“鞑靼帝国”而不仅仅是“中国王朝”的“新清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我国官方史学的知识价值。
第三种理论范式是“建构论”。
1980年代之后，西方族群理论发生深刻转向，从强调民族是血缘和历史的客观产物（“原生论”），转向强调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般的主观性群体认同（“建构论”）。这种转向在知识意义上直接挑战我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研究者从对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论点，即中国民族政策正在人为地构建出来一些“本不存在”的少数民族，而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不同群体在文化特点、历史记忆、自我与他者认同等多个维度都缺乏某种同一性。这些研究包括杜磊（Dru C.Gladney）的《中国的族群认同：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回族）、郝瑞（Stevan Harrell）的《如何在中国西南成为少数民族》（彝族）以及考普（Katherine Palmer Kaup）的《创造壮族》。
第四个理论范式是“民族主义”。
和族群理论“一体两面”的理论范式是民族主义。同样在一种建构论的理论视野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癌症”。基于此，西方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与社会行动的时候，通常忽略或淡化始终包含于其中的反对西方霸权的合理诉求与防御性质，而强调中国的公民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的“攻击性”倾向。而一旦将民族关系置放于这样一种语境之中，少数民族就成为“大汉族主义”的牺牲品，而本来可能极具攻击性的少数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则被描述为“防御性”或“回应性”的行动，因而获得了某种理论上的“正当性”。在这种“厚此薄彼”的分析与解释之间，中国政府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中国少数民族则被描述为受到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压制与迫害”的社会群体。
以上四种理论范式，虽然远不能涵盖西方分析中国民族问题的全部理论背景，却可以作为一个入口，理解西方知识界与舆论界批判中国的政治逻辑。
这种逻辑的实质内涵，其实无外乎二者。一是中国是西方的“他者”，无论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政治经济体制，“共产主义中国”在本质上是与西方对立的。二是中国是西方的“自身”，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道路，不过是从“共产主义中国”调整为走上“西化”的道路，明日的中国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与西方同质化。这两种知识想象决定了西方对于中国发展的矛盾态度，前者要求西方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而后者则要求西方在诸多方面配合中国的发展，使之成为“负责任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但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中国”都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底色和基本特征。因此，如果说西方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普遍给予高度的政治肯定的话，对于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社会领域的制度维续，则在政治态度上更少宽容与接受。
在这样一种战略结构之下，中国民族问题就成为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潜在工具。也正是因为有西方国家这些“外部行动者”的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与“台湾问题”一样，都必然有国际化的一面。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事实是，尽管近年来民族问题在我国的部分地区呈现某种上升的态势，但仍然主要是一种局部性而非全局性、观念性而非结构性、可控制的而非失控的社会问题，极端分裂主义势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具备发动组织化社会动员的能力，民族问题对国家统一与完整的挑战仍然是潜在而非现实的严重威胁。尽管一些西方势力同情甚至支持一些分裂主义力量，其本质用意无疑是“遏制中国”，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少数民族本身，而是意在中国。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就是典型例证。中国民族问题，并非如西方某些人所期许的那样真的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某种“软肋”。
因此，能否在民族理论层面勇于改革，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基于社会科学范式客观识别、解释问题，是完善关于民族问题的中国叙述的关键。我们亟须从战略高度上反思、审视我国涉及民族问题的理论建设。毋庸讳言，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视野来看，我国的民族理论在知识意义上已经显得过于陈旧、封闭与“滞涩”，既不能对内科学地解释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演变态势（如城市化、信息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3·14”事件与“7·5”事件皆与此有关），亦未能对外有说服力地清晰阐述我国民族政策追求民族平等的价值立场和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立足点，从而掌握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
原载《理论视野》2011年第3期
[1]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