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治中的认同、话语与观念
网络空间下的“汉服运动”：族裔认同及其限度
王军[1]
不论是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还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认同问题都日益凸显。中国在互联网迅速普及后，认同问题，特别是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也在网络空间下彰显出来。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些中国网民从中华民族层面展示文化自觉，二是不同民族中的民族成员在互联网上展示其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觉意识。前者主要针对文化全球化（特别是文化美国化）与国外文化的强烈渗透，后者则表现了国内不同民族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维护以及国内民族文化之间的张力。就维护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层面而言，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可以被视为社会运动的“汉服运动”，它既与文化全球化有关，又与国内民族关系有涉，本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汉服运动”与“汉服”：概念界定
“汉服运动”指的是以中国民间的部分汉族青年为主体，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在网络内外恢复“汉族传统服装”的运动。“汉服运动”既是新千年来临后出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借助于互联网络技术，在网络内外逐渐形成的一种基于“族群”认同的文化思潮。该运动以汉族为主体，从汉族服饰切入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它主要是族裔性的文化民族主义现象，而不是国族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主义现象。
粗略查阅几种中文字典，并没有发现“汉服”这一词条。“汉服”一词在汉朝就被明确地提出，“汉服”最初是其他民族对汉人传统服饰的称呼，进而成为汉人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宋元明时期，一些异族统治者明确地用“汉服”来指称汉人服饰，如“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元代修《辽史》时，甚至专门为“汉服”开辟了一个“汉服条”。清兵入关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发易服”，“汉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2]
根据网民的界定，“汉服”即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主要是指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以前，汉族（及汉族的先民）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服装服饰体系。即：明末清初以前汉族（及汉族的先民）所着的、具有浓郁汉族民族风格的一系列民族服饰的总体集合。比如大襟、交领（即领子外形看起来如字母“Y”）、右衽、束带（不用纽扣）。[3]从学界和网民的界定可以知悉，当下中国青年提倡“汉服”，其实是历史的再发现与历史接续。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因为当下的“汉服运动”并不是复原历史，而是在全球化以及中国快速发展语境下的族裔文化认同回归的表现，是在现代背景下的传统转型与传统再造的尝试。
然而，学界不少人士（特别是服装专业人士）试图从国族的角度冲淡“汉服”的族裔特征。譬如，北京服装学院马久成博士认为，“汉服”的概念并不是指汉代或唐代的服装，而是指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总体的服装，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就是一个融合过程，现代人穿的所谓民族服装严格意义上是明清两代的。[4]有学者为了避免“汉服运动”可能出现狭隘性和排外性，提出用“国服”的概念来替代“汉服”。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包铭新教授认为，由于“对汉服的界定不清楚，而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要强调中国人的身份表达，用‘国服’这个概念更准确，因为已为学界所认同”。“国服指约定俗成或国家规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礼仪象征和标志作用的服饰，在物质文明丰富的今天，对于国服以及服制建设的强调和讨论，可以进一步增强凝聚力，增强国人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如此一来，旗袍、唐装、汉服都可以成为未来‘国服’的可能选项”。[5]还有学者提出以“华服”来代替汉服，北京服装学院的袁仄认为，“如果用‘汉服’这个词，我宁肯将之称作‘华服’，‘中华’的‘华’。‘汉服’的称谓可用，但是不够严谨，从广义的服饰文化而言，汉族人历史上所穿戴的传统服饰，都应该归入此类，而不仅仅是汉族政权主政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完成的，不能简单地把汉族孤立起来看，‘华服’也许是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发展历程的接纳与尊重”。[6]显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多数民间“汉服运动”者的初衷。
“汉服运动”的缘起和表现：主体民族的文化认同热
大约在2003年，“汉服运动”悄然兴起。回顾它的兴起，难以找到确定的事件作为起点，也难以通过标志性的事件来呈现它的阶段性变化。“汉服运动”是由点点滴滴的“杂事”积累而成的，因此这一运动显得波澜不惊。也许，这一并不张扬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更能反映当下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分析。恰如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布罗代尔所言：“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历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7]
在中文最大搜索引擎百度中进行检索，输入“汉服运动”可找到相关网页约21万篇，输入“汉服”可找到相关网页约291万篇（查询时间为2010年4月10日）。可以说，“汉服”“汉服运动”在网络中已经是常用概念，甚至是一个热门话题。
“汉服运动”的兴起直接得益于互联网，它也是近年来中国网络中颇为火热的文化思潮，在这一运动引领下，众多专门性网站逐渐建立起来，最为知名的是汉网，2006年时该网站的注册会员已达5万余人，其主页上的自我定位是：“汉民族门户网站，汉本位精神家园，汉文化与复兴平台，汉服运动发祥地。”其他代表性网站有：天汉民族文化网，[8]昊汉网，福建汉服天下，艺秀汉服，华服网，爱汉服网。其他与“汉服运动”相关的网站还有“汉未央汉服网”“中华汉网”等。
“汉服运动”虽然不乏“网络口水之争”，但它的活动空间和影响早已超越互联网，网外的相关行动不断涌现，网络内外的活动相互影响。因此，有关“汉服复兴”与“汉服运动”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譬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学生建议，把汉服当作系服；十多名青年身穿汉代风格的黑色祭服，在杭州西湖岳飞墓、于谦墓前举行祭拜仪式；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子先后穿着汉服举行成人仪式和游览颐和园；广州美女勇敢地穿着汉服畅游白云山等。汉网网友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成都等地组织各种祭祀、知识竞赛、演示等活动来推介宣传“汉服”。最近，影响很大且创意独特的莫过于一套“中国式学位服”设计方案在天汉网等论坛流传，网友“溪山琴况”向教育部等教育界人士发出倡议，公布中国式学位服服饰倡议、设计和学位授予礼仪方案，以求得到重视。天汉民族文化网、百度汉服吧最近还推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华服倡议及设计方案》。这说明“汉服运动”已从虚拟的网络讨论逐渐进入网外生活，从网络讨论进入政策建言和社会实践面向。
从上述描述可知，“汉服运动”仍处于发轫阶段。其活动主要分为网络和网外两个部分：一是建立相关网站，通过网络平台来推动“汉服复兴”。根据对其网页内容的浏览，其核心内容是：明确网站的宗旨、通过网络论坛讨论“汉服运动”、提供相关汉服的知识和资料、设计汉服、提供网外交流信息、汉服订购等；二是在网外主要通过穿汉服进行祭祀、祭拜、游园、举行成人礼仪。在现实生活中，汉服还远远没有成为普通百姓的服装，着汉服或者说“汉服意识”还只是在青年人群中传播开来，且主要表现在知识素养比较好的青年群体中。
官方、媒体与学界的反应：审慎关注
对于“汉服运动”的悄然兴起，官方、媒体和学术界都有所关注，各方的态度虽然不能说是大相径庭，也可以说差异很大。
迄今为止，官方对“汉服运动”持审慎观望、不参与、不干预态度。2006年5月25日上午，文化部部长孙家正介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及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相关活动等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时，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道，“最近我们注意到民间有一些年轻人在提倡穿传统汉服的运动，不知道孙部长对此有何看法？传统汉服有没有可能最终成为保护的文物呢？”孙家正回答道：“我也看到过这个消息，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能够真正成为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总体上我的观点是，吃饭也好、饮食也好、穿戴也好，各有所爱，百花齐放，都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是我也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大家都很欢迎的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服装。”[9]
在孙部长的回答中，有两个层面值得注意：其一，它实质上蕴涵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即什么服装能够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服装（这一说法直接指向的是民族国家与国族）。在这一问题意识下，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如果国服是必要的话，那么，国服与各民族的特色服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上述问题，不仅民间力量未能达成一致，官方也没有将其作为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其二，将青年穿汉服视为个人的事情，属于私人领域，公共权力部门不会干预，也没有利用它的意思。然而，“汉服运动”毕竟涉及民族这一集体，涉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官方必然会持续关注其发展态势，并可能采取教育、宣传等途径引导国民增强国族认同，在认识到并尊重“汉服运动”具有族裔认同特征的同时，尽量弱化或减少该运动可能出现的排他性与极端性。
对国内外媒体而言，“汉服运动”是一个“新闻增长点”，从中央到地方的网络和传统媒体都对“汉服运动”有不少报道。从目前纸质媒体的报道看，侧重现象描述的文章居多，侧重价值判断的文章较少。在天汉网上有专门的记者采访与联系的栏目，这说明“汉服运动”推进者十分注重与媒体的交流，期待通过传统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
学界也非常关注“汉服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从媒体的相关报道和一些论述汉服、国服的文章可以看到，服装专业、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正对该现象进行初步研究。史学界的张梦玥特意从文献的角度考察了“汉服”的内涵及其流变，国际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则多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角度来思考“汉服运动”。部分学者十分理性地力图从国族的角度来冲淡“汉服运动”的族裔内涵。除了从学理层面对“汉服运动”展开研究和初步探索外，部分学者也参与或支持“汉服运动”，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7年4月，有媒体报道，20余家知名网站联合发布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深衣”作为礼仪服饰，签署倡议书的既有大学的教授、博士，也有民间机构的文化界人士，活动发起者称该设计方案已提交奥组委。其中，就奥运会中国参赛者的服装设计而言，该倡议书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是将“深衣”作为华夏民族礼服。倡议书阐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即华夏民族的礼服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项条件：（1）应该是与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持久相伴的服饰，而不是某个时代所流行的服饰；（2）应该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内涵的服饰，而不是只求华美的时装；（3）应该是代表华夏民族整体形象的服饰，而不是某个群体形象的服饰；（4）应该是具有华夏民族独特风格的服饰，而不是各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服饰的拼凑组合。二是提倡汉族同胞与其他55个民族同时出场时，汉族同胞穿汉服。[10]
“汉服运动”兴起审视：规范论、建构论与工具论
迄今为止，网络内外关于“汉服运动”的讨论主要涉及下列议题：汉服的界定问题；是否应该恢复汉服；如何恢复汉服；“汉服运动”是否会引发大汉族主义，并影响汉族与中国其他民族的共处；“汉服运动”的影响与未来走向；如何认识和理解“汉服运动”。这里并不准备详细讨论上述争论的议题，而是希望通过规范论、工具论和建构论视角来透视当下汉服运动的复兴。
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工具论与规范论可以用来分析“汉服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下面以百度网站“汉服吧吧主”“子奚”和“溪山琴况”回答网友（《推广汉服的初衷是什么？》）的文本为对象展开讨论。
“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华夏民族（汉代以后称汉民族）的服饰开始形成围合交领、人衣一体的独特风貌，而周代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周礼在绵延3000年的传承中，更是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审美观念、哲学思想和文化气质。‘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浸染着周礼文化的华夏民族服饰，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礼仪文化相融相生，成就了世界文化殿堂中伟大的一极：东方—礼乐文明。由于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推移，汉民族的服饰已经失落了360年。曾经的礼仪之邦、衣冠上国，在群体性丢失了自己民族服饰记忆的同时，也丢失了紧密附着在这身服饰上的文化生活方式，以至于不识角徵宫商、不再能歌善舞，丧失了对仪式的敬重，失却了对雅俗的权衡。今天的中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但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短视、浮躁、缺乏诚信、媚俗行为大行其道，这与精神文化的贫乏不无关系，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中华文化伦理、价值观、审美观，虽然根系发达，但落叶凋零，有里无表，节节败退。传统文化的长期缺位，使中国正面临着文化断代的危险，而一个文明一旦无法保留植根于群众中、身口相传的民族思维、生活方式，势必将丢失它的真正精髓而永久丧失恢复的机会，国体民本皆在而文化不在，可谓文明死亡。作为伟大祖国的儿女，我们有责任继承、发扬民族文化，让中华文明泱泱大河的河床永不干涸。汉民族作为占现代中国人口93%的主体民族，其民族符号长期模糊、民族意涵淡薄的状态，将使得多数国人在爱国的同时，却寻找不到清晰的本民族文化脉络，从而难以形成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凝聚力，难以打破今古隔膜，有效吸纳本体文明的文化精髓。汉民族的民族服饰——汉服，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悠远的传承性，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汉民族的重要民族符号之一，而在这身民族衣冠的复兴过程中，我们将见证与之伴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全面复兴。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就是我们参与汉服运动的初衷。我们的期待，也就是所有汉服复兴者共同的梦想，对民族、对国家、对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文明的真诚敬意和复兴的坚定决心。”[11]
上述文本体现了“汉服运动”出现的文化根源之一，温和的说法是“国人物质生活改善而精神文化生活贫乏”；悲观的说法是“文明死亡”的忧虑。换言之，从规范论的角度看，“汉服运动”的兴起体现了一部分知识修养较好的汉族青年群体正在反思“文化中国”的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短视、浮躁、缺乏诚信、媚俗行为大行其道”。对于这一局面，他们认为深层原因是“传统中华文化伦理、价值观、审美观虽然根系发达，但落叶凋零，有里无表，节节败退”。在他们看来，“汉服运动”是化解上述文化危机的一种思路。因此，“汉服运动”不仅体现了民族个体的族裔文化需求与族裔身份的再建构，也体现了从主体民族的文化资源来化解国家民族的文化危机的进路。
如“汉服吧吧主”所言，汉服与礼乐文明一起影响了中国的审美、哲学思想和文化气质，因此它也是界定汉民族的重要因素和文化符号，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服装符号系统被打断，从而也不利于民族自豪感、责任感和凝聚力的形成与延续。这一阐释思路兼有规范论与社群主义特征。从规范论的角度说，服饰与礼仪都是界定一个民族的重要因素，它们不是民族存在的工具，而是民族存在的标志。从社群主义的角度说，从文化上看，每一个汉族人都出自一定的文化脉络（最为重要的是汉族与国家）。汉族与汉文化虽然有建构论的成分，但它们不是凭空想象的创造物，汉族成员不仅参与了汉族族裔属性的建构，汉族族裔特性也构成了汉族成员的个体属性。换言之，从社群主义的角度看，汉族成员身份是群体赋予的而不是个体选择的，它们会逐渐认识到汉族赋予个体的意义，这种关系不是个体的自我意志以及选择行动所拥有的（也即非自由主义的）。汉服运动的推动者认识到中国文化出现了断层，因此他们力图从汉服复兴的角度来接续这一历史，进而也显现了汉族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稳定性”。
倘若严格从学理角度分析，“汉服”作为规范和界定汉民族的核心要素势必令人怀疑，或者说，这样的说法具有很强的建构论色彩。首先，“汉服”可以视为一种民族符号（《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然而，在整个汉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它的作用仍然比较小，对一个族裔意义上的民族而言，其核心价值体系才是更加根本性的界定自我的要素。
其次，就“儒服”与“汉服”的关系而言，儒家始祖孔子不仅对儒服没有明确的意识，相反，他倡导入乡随俗的“着装”，这也不利于将汉服作为民族的象征。《礼记·儒行》曾如此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再次，不仅“汉服”作为汉族的规范性内涵令人怀疑，“汉服”在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意义也应让我们审慎思考这一运动可能造成的潜在消极影响。在历史上，“汉服”容易得到外族人和外国人的“认知”，并在东亚朝贡体系下具有“中心”的色彩，容易引起“汉族中心论”与“大汉族主义”的论调。有史料记载，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永历朝廷流亡缅甸，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8月13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15日的缅历年节。沐天波携带永历帝原拟赠送的礼品过江后，缅甸君臣不准他穿戴明朝衣冠，强迫他换上当地的少数民族服装，同缅属小邦使者一道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按明朝的惯例，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代表明帝国管辖云南土司并处理周边藩属国家的往来事务，体统尊贵，这时情况逆转，他们要光着脚身穿少数民族服装向缅王称臣。礼毕回来后，沐天波对朝廷诸臣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刘寀：《狩缅纪事》）从沐天波的经历来看，缅甸是在朝贡体系的“中心”—“外围”的礼仪等级体系下看待“汉服”的，“汉服”象征着中心，一旦中心“崩溃”或出现断裂，从中心出来的汉族人是不能随便穿“汉服”的。从这一角度看，“汉服”还具有严格的国际关系含义，隐含了（外国内化的）中国中心观。因此，当下“汉服运动”的兴起有必要考虑历史上“汉服”的复杂内涵。[12]
除规范性和建构论要素外，当下“汉服运动”的兴起也具有多重工具性内涵。第一种工具论属于“汉族文化复兴”的工具。有网友指出，要让大众对汉族文化感兴趣，必须先引起他们的注意力，而针对现在大众对于汉族了解的缺乏，以“汉服”之靓丽衣装为表象容易引起大众关注。于此，才能进一步讲述“汉服”后面的深厚文化。也就是说，“汉服”只是复兴“汉族文化”的一个手段、一种破题、一个引子。第二种工具论属于经济收益工具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是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惯用的策略，在这一思路下，文化并非“本位”，而只是经济收益的一个引子。就“汉服运动”而言，我们可以明显觉察后面所蕴含的商业冲动和商机。譬如，一旦“汉服运动”深入推进的话，必定引发“汉服”市场热，犹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会议后的“唐装热”。从媒体报道和网络消息看，现在有一批服装行业的人员推动或关注“汉服运动”，有些网站也已经开始小规模售卖自己设计的“汉服”。第三种工具论则属于国族意义上的工具论，即通过界定“汉服”与“华服”的关系，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并致力于振兴中华。譬如，中华汉网提出，要坚持爱国主义和汉民族主义的统一，以健康的兴汉强国思想推广为己任，并大力发扬汉文化精髓。
社会转型与“汉服运动”：族裔民族主义的限度
上文阐述了“汉服运动”包含了规范论要素、建构论要素和工具论要素，要进一步理解“汉服运动”的兴起，还需要将之与中国的问题性和中国社会转型联系起来。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长，而个体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社会缺乏诚信，这一日益明显的落差不仅让人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坚实的文化支持，也让国人四处寻找可以寄托精神的居所。中国古有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而如今“亡天下”之忧虑却是在“国富民强”这一迥然不同的背景下出现的。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在中国目前的现代转型中，不仅出现了社会学学者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性“断裂”，也出现传统与现代的断裂，[13]后者导致部分人士从族裔历史层面寻找认同资源。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信心，也使他们能更加宽容地审视自己屈辱的历史。与中国快速发展势头相随的是，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新一辈年轻人（所谓“80后”“90后”）的成长环境相对优越，他们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历史进程，集体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如前辈明显，或者说他们的个体主义倾向更加鲜明。因此，不少年轻人侧重从审美的层面来看待民族的过去与未来，这与“汉服运动”部分参与者的审美意识浓厚是契合的。
虽然有些学者和网站致力于用“国族”来规约“汉族”，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首先，“汉服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缘起于一部分汉族青年有关民族文化的感知差异，从近代以来，汉族的“族裔”文化特性在不断消失，而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保留相对完备。譬如，他们常常感言，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汉族之外的55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而唯独汉族没有。其次，从政府的政策角度看，政府对少数民族颇多优惠（譬如计划生育、高考加分、就业优惠等），让部分汉族成员觉得没有享受到同等“待遇”。这意味着，“汉服运动”的兴起，涉及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国族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它与那些他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还不那么明显、激烈罢了。
目前，“汉服运动”还处于初发阶段，也未见过多的不良事件和消极的社会影响，[14]政府也没有明显的干预意图，“汉服运动”不温不火地继续推进是可以预见的。这一族裔文化民族运动尚未形成明显的消极影响，还得到社会各界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支持，原因在于：“汉服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一些知识素养比较高的青年，他们在探寻族裔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彰显了阳春白雪的审美偏好和需求。换言之，这一运动具有很强的内向性、寻根性、审美性、非排他性、非进攻性特征，很少关涉物质利益，尽管该运动也关涉他者。譬如，国家和其他民族，但就上述议题而言，它与他者之间暂时没有明显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竞争和冲突。与此同时，“汉服运动”在网络外的规模很小，主要属于私人小团体的活动，影响能力有限。而且，以服装切入族群认同，主题既并不敏感，也未直接切入诸多汉族人的迫切所需，或者说，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未有明显的族群文化危机感以及封闭的汉族文化意识。
尽管如此，政府和知识界应该密切关注这样的民间文化运动的演进，在尊重它们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同时，适当加以引导。第一，应该在宣传和教育中强调族群文化认同与国族（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平衡和协调，而不是只取一端的极端做法，以防止封闭的民族文化认同。第二，应该协调与平衡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权利，在保护弱族群的文化和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尊重、鼓励主体民族的非排他性、非进攻性的族群文化权利和需求。第三，应该引导不同族裔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思考自己的文化认同，让它们在感受到全球化的同质化压力的同时，保持本族的自主文化认同，即让各民族知悉内外不同文化层面的他者，并与之平衡和协调。
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0年第3期
[1] 王军，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院副教授。
[2] 张梦玥：《汉服略考》，转引自汉网论坛，http：//www.hanminzu.com/bbs/dispbbs.asp？boardID=42&ID=58970&page=1。
[3] 《维基百科》，汉服词条，http：//www.wiki.cn/wiki/%E6%B1%89%E6%9C%8D。
[4] 参见《汉服执著、汉服运动》，http：//www.91fuzhuang.com/Article/ClothingCulture/200605/46304.html。
[5] 参见《汉服执著、汉服运动》，http：//www.91fuzhuang.com/Article/ClothingCulture/200605/46304.html。
[6] 罗雪挥：《“华服”之变》，《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9月5日（总第243期），汉服专题。
[7]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3年，第27页。
[8] 天汉网不仅推动汉服复兴，还有其他计划，譬如，“民族传统礼仪复兴计划”、“民族传统节日复兴计划”，这些计划都是大众文化民族主义的。
[9] 《孙家正谈汉服运动：我不清楚什么能代表中国服装》，央视国际，2006年5月25日，http：//www.cctv.com/news/society/20060525/101162.shtml。
[10] 《学者联名倡议选择汉服作为北京奥运礼服》，http：//news.sohu.com/20070405/n249207338_1.shtml.学者的这一倡议也得到了网友的广泛认同。在调查题目为“汉服作为北京奥运礼服可行吗”的网络问卷调查中，总票数为39111票，其中答案为可行，穿汉服可体现本国的文化魅力，得票率为63.71%；不可行，汉服宽袍大袖，作为礼服多有不便，得票率为26.28%；不好说，关键在于让多数人可以接受，得票率为10.01%。
[11] 参见网易社区专题：《汉服复兴，有何不可》，http：//culture.163.com/special/00280030/fuxinghf.html。
[12] 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或与之交往表现出中国人难以理解或难以想象的谨慎。笔者在一次与加拿大学者的学术交流中，加拿大学者倡导中国发挥传统的“王道外交”（目的之一是冲击美国的新帝国外交），而笔者的一位韩国师弟对此非常谨慎，他们不希望中国使用“王道外交”，在他看来，王道外交意味着韩国生活在中国的影子里。
[13] 孙立平关于断裂的分析与论述，参见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4] 近两年，与“汉服运动”发展相关的汉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譬如掌击阎崇年事件。一些“汉服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在国内民族关系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极端性和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