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对世界的新认识

2011年6月召开的第7次芒克辩论会（Munk Debates）主题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主要讨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引起的国际秩序变化与中国崛起。主张“中国时代”正在到来的学者认为，美国正在经历道德危机，而且从漫长的历史周期来看，中国只是在18～19世纪经历过暂时的衰退；持相反意见者认为，中国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为克服这些问题将花上相当长一段时间，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世界将依然保持领先地位。

当然，在目前情况下，认为“中国时代”已经到来为时尚早。美国在21世纪仍具备掌控霸权的国防力量、经济力量、科学技术、中间人口（middle age）质量和能源等。^[2]与之相对，中国则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收入层之间的差距，并由此引起了频繁的群体性示威，中国正经历着由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和谐而产生的统治危机。中国政府当前也把焦点放在了解决国内问题上，在对“中国崛起的效果”本身都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正经历着某种本体性的混乱，这也是中国把所谓“G-2体制”看作西方试图复活“中国威胁论”的理由所在。^[3]并且，中国的崛起很难实现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依然具有“他国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4]的特征。

尽管如此，按照福山所说，当今世界并不是“（经历了阿拉伯之春）自由民主主义被接受为政府标准形态（default form）的时代”。^[5]随着美国力量的削弱，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大幅衰减。因此，美国为使用有效力量，正在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等中东战线而重返东亚，同时加强地区同盟和军事合作，并将国力集中于“牵制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开始重新审视经历两次危机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社会危机）的美国，一边嘲笑美国式的全球化——平面世界（flat world），一边关注强调主权和自身支配权的有墙的世界（walled world）。其结果是，在可以被称为中国周边地区的东亚，随着中美之间国家力量投射范围和幅度的加大，重叠部分也有所扩大。

在这样的东亚范围内，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秩序转变为多极化，因“多个地方和多只手”导致国际关系力量分散开来，^[6]这个特点日渐分明。美国进一步行使世界性领导力的能力缩减，相反，新崛起国家遵守国际规范的倾向也变得弱化。所有国家都开始减少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方面的支出，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正在逐步升高。其影响便是在东亚地区新地缘政治安保竞争日益激烈，领土纠纷、历史矛盾和资源竞争也频繁出现。另外，国际结构也并不和过去一样用来规范个别行为者的行动，而是增强了下级国际体制的作用，特别是大幅提升了以中国为首的地区内主要行为者的安保自律性。

这种新国际秩序也正在对朝鲜半岛安保结构和中韩关系施加影响。例如，2009年以后中朝关系的变化，中国对2010年天安舰、延坪岛事件的态度，均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面貌。这是因为之前在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板块内，中国没有发挥重要行为者的作用，而在“美国危机”以后，中国随着自信心的增强开始发挥地区内规则制定者的作用。因此，中韩关系的矛盾与其说是对双边关系在认识上和期待上的差别，不如说是新东亚国际秩序结构在约束中韩关系时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所以，未来中韩改善两国关系或者稳定处理南北关系这一参数并不会直接带来中韩关系的发展，有必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设定韩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