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序（一）钱庙的发现
王开玉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千里淮河，流经河南、安徽、湖北，经江苏入海。安徽位于这条中国第三大河的中游。这条河的两岸曾是沃野千里、“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吃米有米，吃面有面”的美丽富饶的广阔平原。新中国成立前，由于战乱和灾荒，淮河终年失修，到处是“十年倒有九年荒，背着花鼓走四方”的苍凉景象。随着时代的变迁，淮河两岸曾经历了繁荣，但灾害仍频发。20世纪以来，淮河流域发生大洪水的年份就有17次。为了生存，淮河两岸的人民练就了比他乡人更多的坚韧和耐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淮河两岸经济发展渐呈新面貌，但水污染日趋严重，成为中国水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歌谣是淮河流域水质变化过程的真实写照。这里大部分村庄资源贫乏，所以为了求生存，外出打工和讨生计的人很多。淮河两岸的发展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实施了“振兴皖北”的战略。本书记录和描述了钱庙村在该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发展乡镇企业治穷致富的过程。钱庙的变化是地处淮畔皖北的一个缩影。走出钱庙再看皖北，2012年，皖北夏粮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7%；是华东“工业粮仓”和动力之乡，苏浙沪地区的电灯中，有一半是用皖北两淮煤矿的煤照亮的。人们向往的“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景已开始呈现。
规则的力量
在税费改革前，钱庙村像皖北一些农村一样，农民负担过重，干群矛盾尖锐。据村党支部书记刘学平介绍，这个村一度有50%的村民上访。
我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包干到户、税费改革三次重大的变革，其中包干到户让小岗村走向全国，证明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税费改革为中国农村深刻变革打下了坚实基础，留下了厚重的背景，产生着深远影响。我参加了由陈先森、罗建国主持的《敢为人先辉煌起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安徽纪实》长篇调查报告中“路径和措施的选择”“第一份税费改革提案的诞生”“一个县出台十二份配套文件”“问计于基层”“五套预算方案”“十六易其稿”“讨价还价”“让群众放心”“淮河边的不眠之夜”记录了税费改革是在决策过程中、顶层设计中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
无论是包干到户还是税费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妥善解决了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激烈矛盾和冲突。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可以超越“塔西佗陷阱”[1]。
包干到户从安徽发起，走向全国。农村税费改革也是一场顺应民心，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历史再次选择了安徽，安徽人在改革进程中勇于承担，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迎接了这场挑战，继包干到户之后，再次屹立在改革的潮头。实践证明，税费改革充分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发扬政治智慧，以科学态度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辉煌成就，开启了中国和安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新局面。
从组织农民到农民组织
税费改革后，安徽一直注重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原来完全由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型的农村社会管理也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实现管理上的耦合与对接。农民组织化可以把分散无序的资源整合为丰富有序的资源，共同应对市场化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同时可以有效地重构农民的社会信任网络，提高农民的社区认同感，夯实管理基础，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新机制。
其实，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就是遇到了矛盾和困难，遇到了不平事，有地方诉说，有地方解决。钱庙村从建立理事会着手，建立了一个社会组织的平台。理事会成为农村各种利益集团沟通诉求和协商探讨的平台，为农村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钱庙理事会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刘利书记所说，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村社区党委、村民委员会和理事会形成了“一池活水”。
正如有一位长期研究农村乡镇企业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有了投入这把米，许多公共事业就好办了，乡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民的心目中也更有凝集力了”。“没有手里这把米，叫鸡鸡不应，叫鸭鸭不来。”钱庙由原来的税费改革前50%的人都在上访现在变成了零上访。在乡村治理中，探索出了一条由组织农民到农民组织的新路。
乡镇企业托起的淮畔明珠——钱庙
皖北的不少村庄在解决了老百姓的温饱后，面临着怎样发展的问题。因为许多村庄完全靠单纯的农业经营，富不起来。钱庙原来是这些村庄中的一个。
包干到户和税费改革后，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钱庙在短短的五年内迅速脱贫致富正是因为走上了这条新路。乡镇企业，毛主席说它是“光明灿烂之希望所在”，邓小平说是异军突起。
新时期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乡村经济向城镇经济的急剧转型中，这就要求乡村领导干部的领导力要适应这种转型。钱庙村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钱庙村村支两委熟练于处理旧的农村经济，对发展现代农业、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缺乏能力和经验。而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有一个懂乡镇企业的领导班子。
钱庙村原来的书记刘学平是一个勤勤恳恳的好干部、庄稼汉。他看准了这一点，坚决向各级组织恳请推荐乡镇企业家刘利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三顾茅庐、四顾茅庐，终于把刘利请出了山。对于如何办好乡镇企业，用刘利书记的话来说，那真要有点无私无畏的精神。我第一次见到刘利是2009年9月，为编写中国省会经济圈蓝皮书，课题组赴淮南考察。淮南是全国煤炭重要产地，正准备加入合肥经济圈。淮南市领导安排课题组考察了为煤炭生产配套的矿山机械厂——凤台县亿联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凤台县通和农商服务公司）。该厂就在这个村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钱庙。我和课题组盛志刚、吴丹等同志看到钱庙村的周围有许多煤矿，其中有亚洲第一大矿顾桥煤矿，此外还有张集、土楼、顾北、张北、顾南、丁集、杨村等煤矿。我见到刘利书记时他正在车间干活，他坚毅的面孔，一身油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面给我们介绍，却没有放下手里的活。我曾担任安徽省民私营企业研究会副会长，到浙江考察看到浙江的许多家财万贯的小老板都是在车间第一线干活，而我们有些小老板有个两三百万元就光指挥不干活了，所以发展不起来。
2006年，刘利带领一班人排除万难、百折不挠、真抓实干，使这个村在短短6年就办起来十多个企业，产值达到了4000万元，再过几年，就能达到1亿元。对于办乡镇企业，刘利坚持以集体股份制为主，这样才能带动共同富裕。这个村的农民收入也由2000元增加到10000元。在发展乡镇企业中要坚持改革开放，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处理好外来企业和本村镇企业的关系，但是关键是村领导要真抓实干，刘利一班人信奉“喊破嗓子不如作出好样子”，他们改革的精神和激情震撼了大家，激励了大家。
讲到真抓实干，刘利说“喊破嗓子不如作出好样子”，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时印在我的脑海里。1990年，钱庙的窑厂倒闭了，这个窑厂当时负债累累，达到30万元之多。鉴于这种情况，乡里找到刘利，希望他能接手承包，并承诺五年内不必纳税，希望他能将窑厂做活。于是，刘利就将窑厂接手过来，在体制上实行股份制，参股人每人出资5000元，调动了大家积极性，当年就转亏为盈。
天有不测风云，1991年发大水，淹了周边所有的窑厂，刘利也未能幸免，但他实行了“六抢”政策——抢打捞、抢排涝、抢维修、抢安装、抢时间、抢生产。厂被水淹掉后，刘利望着一片汪洋在思考，很多厂按照惯例都是等水退下去以后再生产，刘利要求发展必须要有新招。最好的办法是水一退立即恢复生产。当时水有四米多深，弄不好就会淹死人，刘利带头跳下水，一次又一次地打捞设备，职工也都跟着他下水去抢捞，再将冒着风险捞出来的设备修理好，这真是“喊破嗓子不如作出好样子”。
所以洪水刚退，他们这个窑厂就恢复了生产。而其他窑厂由于等待政府救济或因为参与保险等待评估而处于停产时，他们的砖厂已经出砖了。由于大水过后亟须恢复建设，市场对砖的需求量猛增，他们厂恢复生产后的产量就达到400万块，不仅满足了当地的需求，而且还销往合肥等地。刘利还被评为淮南市抗洪抢险先进个人。
吕艳全担任村委会主任后，在建设钱庙村小城镇中，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即使是在B超检查时发现肝脏上有一些小亮点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以致从得知病情到因病去世只有3个月时间。生病期间村里老百姓去探望他，感谢他。他说：“我作为一个村主任，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2012年2月，吕艳全因肝病去世，当时才49岁。村里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一位老干部说：“吕艳全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所做的都是与百姓日常相关的无数平凡的小事，做得完美细微，细微之处见其精神、平凡中见其伟大，每每回想，大家心中都会隐隐作痛，这样的好人是永远都不能忘记的。”
他们正是这样以改革实干的精神探出了一条致富新路。
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
刘利这班人信奉“改革创新永无止境”。他们村发展的小集镇在城镇化中也是一只花朵。钱庙村经过6年的奋斗，在钱庙原来集市贸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具有现代化意境的小集镇。
人们对这些遍布我国乡村的小集镇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应该成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亮点。逢会是村民们赶集的盛会。在皖北一带尤为流行。逢会那几天，钱庙集市非常热闹，其他村及其周边乡镇的商贩和村民都会赶来，商贸活动异常繁荣。除了商贸活动外，近些年来也开始发展文娱活动。通常乡政府会发动市民合资请来戏曲表演团队、马戏团队等。在逢会当天，还会有专门的花鼓灯表演、篮球比赛等。钱庙人一年中有三大逢会。逢会一是农历二月二十四，逢会二是农历三月二十八，逢会三是农历八月初八。钱庙村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钱庙村对钱庙集镇进行了总体规划，建成标准化农贸市场2680平方米，修了一条宽30～40米的水泥路，临街统一规划建立200多个门面，都是两层，10多万元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两层），租房子是1000多元一个月。对于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商店不收取任何费用。由于钱庙村新建了农贸市场，又是乡政府所在地，逢双日就会有很多人赶集，人流量较大。这样发展起来的小集镇才有生命力，这种模式不仅适合皖北农村，而且也适合广大农村。我们一直在关注着小集镇建设，为了加速“城镇化”，有的地方划出一块地盖好了房子，让农民进来，认为这就是城镇化，结果农民搬进来，没有生路，只好又搬回原来的居住地。
小城镇实现了让农民“在家门口的土地上打工”的愿望。2012年春节后，钱庙乡的吕文英、朱玉林等返乡农民工心情特别舒畅，她们轻松地在家门口的君才服装厂找到了工作，使她们不出远门，又能照顾家，每月还能获得1500多元的劳务收入。为了更好地激发返乡农民工立足家乡建设新农村的热情，提高他们返乡创业能力，钱庙采取多项措施，实行政府帮、民企引、能人带，让返乡农民工留得下、稳得住、有岗位，成为家乡土生土长的产业工人。
为给农民工在家乡创业提供宽松环境，钱庙对企业用工和解决当地剩余劳力就业工作进行认真部署，制定了优惠政策，培养了一大批返乡创业能人，形成了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格局。钱庙积极以通和公司、钱庙箱包厂、俊才服装厂、杰胜服装厂为龙头，建立返乡农民工培训基地，2012年1～11月，开设了电动缝纫、焊工、厨师、美容、岗位提升、加工等相关专业的技术培训班14期，有1800多名返乡农民工参加了技能培训；乡劳动就业站帮助联系、协调返乡劳力在本乡企业就业的同时，还组织100多名返乡农民工去县城参加第二届凤台农产品交易会，让他们开拓了眼界，寻找在家乡发展经济的思路和空间。
目前，全乡有70%的返乡农民工实现了“本土就业”，就业人数达2500余人，他们不需再远离家乡，在家门口就能富口袋，劳动力资源优势可就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小城镇不仅让当地农民就业，而且还吸引了外来的企业入驻。
伴随着农村打工经济的快速发展，钱庙乡党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引导外出农民工由“打工潮”向“创业潮”的发展，使全乡形成有序输出与回流创业良性互动的新局面，着力开辟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新天地。这个乡一是不断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工都能掌握1～2项劳动技能，为农民工胜任就业岗位打下基础；二是搭建创业就业平台，落实优惠政策，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宣传、鼓励、引导、扶持一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外出务工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乡政府和乡劳务就业服务站在基地、信贷、技术和创业环境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千方百计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三是搭建创业桥梁，加强与在外务工人员的沟通联络，及时了解他们的创业意向，拓宽就业渠道，当好创业参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维护农民工权益，增强他们的创业信心和反哺家乡的责任感。
吸引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可以更好地解决空巢老人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
小村镇特别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加强村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服务功能得到加强，推动全村文化、体育事业蓬勃发展。钱庙村将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全村总体规划。除了新建的村民运动场、篮球场地外，还配备了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推动了全民体育健身的开展。
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把中国发展战略形象地比喻成“牛肚子”理论，意思是说，中国中部地区很重要，如果把中国整体比作一头牛，中部就是一个牛肚子，只有中部发展了，中国才能崛起。国家在实施中原经济区战略，安徽在实施“振兴皖北”战略，凤台县钱庙村都在其中。我们把它作为中国百村调查的一个选择，也是为了记叙和描述“振兴皖北”和中部崛起。
“发现钱庙”从调查到完成前后历经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采取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相结合，从2012年4月起，课题组对钱庙村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大大小小的调查。课题组在全村抽样了300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了268份有效问卷。这些问卷涉及人口数962人，占到钱庙全部户籍人口的28%，总户数的31.7%。同时还做了200份访谈。课题组经过艰苦的努力，五易其稿，才编成本书。但是由于历史档案材料不全，我们的调查也还有所遗漏，加上水平所限，失误之处请多批评指正。
2013年1月8日于合肥
[1]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