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出场
现代性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现代性从何时开始，“在具体的日期上根本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这一概念充满着意义的不确定性”，“所指的内涵不清，外延不明”。[1]也许正是这些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学者们研究现代性的兴趣。
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曾指出：“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2]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概念，但他一直关注、解剖、批判现代社会[3]，明确强调“‘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4]。因此，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现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思想。很多学者都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现代社会解剖的辉煌巨著，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甚至在他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也可以预见到现代性观念。[5]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6]。正因此，吉登斯把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称为三大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代表。
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两面性就为人们所认识，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已经开始。有学者认为，也许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7]黑格尔虽然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黑格尔是第一位清楚地阐释现代概念的哲学家”，“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8]但相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9]。因为虽然资本主义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机器大工业，“它的起源最早也不会早于18世纪晚期，而且即使在那一时期，也只是在英国的部分地方零星出现”[10]。机器大工业只是到了19世纪才有了强劲的发展。而现代国家的出现，也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所以，对于这些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对于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无论是卢梭（1727～1778），还是黑格尔（1770～1831），显然都没有马克思（1818～1883）认识得这么清楚。深刻表现资本主义病症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发生于1825年，此后大约每隔10年爆发一次，在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2年、1882年、1890年、1900年都程度不同地爆发了经济危机。所以，相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无疑见证了更多的经济危机，也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因为危机不断地爆发，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从整体上说，对早期资本主义现代性，无论是成就还是病症，马克思都有机会进行观察和体验，并因此可以作出最出色的分析。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其病症，还指出了其病根，开出了处方。有别于卢梭式的经验描述和黑格尔式的思辨推证，马克思抓住了资本这一关键，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并注重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运动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性特征。[11]对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比其前辈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马克思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发难的始作俑者。他对现代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原则作了批判，指出它们来源于现代经济的本性——资本主义。马克思是理解了——在这方面许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不甚了了——资本主义具有永远都既是压迫力量又是解放力量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的本性的第一人。后来，这一点变成了辩证的现代性理论的核心信条。”[12]
20世纪是资本主义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代，也是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大发展的时代。一方面，在短短几十年内，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文明、民主、理性的国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另一方面，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空间技术等的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把人类带进了后工业社会的新时代，推动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极大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引发了以施宾格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的新一轮的批判。然而，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对现代性的冷静反思批判又一度陷入了低谷和停滞，相反，“社会主义终结”之声一度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横扫全球，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国产生广泛的影响。
然而，新自由主义似乎并没有带来福音。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掠夺性制度，它不仅对内掠夺本国劳动人民，而且对外掠夺不发达国家。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其原因并非晦涩难懂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或全球化，而正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动的制度与规范的变化。[1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自此以后持续扩大。而且，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明星学生阿根廷、捷克，还是俄罗斯这样稍微有些不守规矩的学生，都有不佳的记录。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使拉丁美洲“被耽误了十年”。随后，越来越大的危机发生了，先是墨西哥金融危机，此后是东南亚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波及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然而，不仅是金融危机，政治危机也接踵而至。在人类刚刚迈入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当美国到处高呼新自由主义、推行其文化霸权之时，在其本土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9·11”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严重警告。[14]这一事件表明，强行推行西方民主、压制别国文化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势必激起民族矛盾。到了2008年，连美国也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对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国家至今仍未走出其阴影，一些国家甚至处于破产的边缘。美国的金融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和美梦，也宣告了照搬新自由主义教条、走美国模式的破产，彻底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探索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新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上升为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政治价值。[15]同样，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但引起了反思、质疑、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也引起了重新审视和评估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模式的浪潮。
另外，21世纪以来，全球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日趋严重，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深刻反思，并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正因此，重新挖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为我们深刻认识当前社会中的各种危机及其根源，并找到解决这些危机的根本出路，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