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所译中国小说及其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1]
——以《水浒传》为中心
张欣
提要：文学翻译是不同民族间进行文化传递、交流的重要渠道。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弗朗茨·库恩（Franz Walter Kuhn，1884～1961）终身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以此向德语国家读者推介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本文以库恩及其《水浒传》德语译本《梁山泊的强盗》（Die Räubervom Liang Schan Moor）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和对比分析法，探讨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发挥的作用及译者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
关键词：库恩 水浒传 文学翻译 文化交流
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世界的翻译与接受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这当中离不开汉学家的辛勤劳动。德国汉学家、翻译家弗朗茨·库恩（Franz Walter Kuhn，1884～1961，下简称库恩）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员。
一 库恩生平及其翻译活动
1.库恩生平
库恩，1881年出生于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g）市。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印度语言文学家和东方学家。受家族传统影响及本人对日俄战争的关注，库恩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及汉学。他于1903年考入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一年之后转学去了柏林帝国大学（Königliche Universitätzu Berlin），并在那里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 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学习了两年中文，于1906年取得汉语语言证书。1909年库恩毕业后被任命为德国驻华公使的翻译，来到北京工作，兼任哈尔滨使领馆副领事，在中国工作了三年。
早期的东方语言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外语的外交官和商人，库恩在那里学到的也是实用性的书面语，缺乏对文化的系统了解[2]。在中国生活的几年，更让他认识到了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为了系统学习中国文化，更好地与中国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库恩放弃了稳定的公职，师从中国宗教、哲学、政治研究专家哥罗特（J.J.M. de Groot，1854～1921）学习汉学，并写了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文。但是他在课下偶然阅读到了由法语译本转译为德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法语：Le vendeurd’huile qui seulpossède la Reine-de beauté，德语：Ölhausierer und Blumenkönigin），开始迷上了中国古代小说，并将其从中文直接翻译成德文。在当时的德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是汉学的正统，而文学翻译是不入流的。哥罗特很反感库恩的行为，将他开除。但库恩并没有放弃，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以自由译者的身份，坚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活动。1932年，库恩获得“萨克森国家文学奖”，即“莱辛奖”。1952年，德国政府授予库恩“总统十字勋章”，表彰他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61年，库恩在看电影时去世。他克服了战乱、生活窘迫等各种困难，以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为终生事业，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奋斗多年，他的名字将永载中德文化交流史册。
2.翻译活动
库恩的文学翻译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时间长，数量多，种类广。
库恩从1919年翻译《卖油郎独占花魁》起，到1961年去世，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共翻译了中国长篇小说13部，中短篇小说50余部，还有寓言故事、小说集若干，翻译体裁以明清话本小说为主，兼有唐传奇、话剧剧本、戏曲、历史小说等[3]。
（2）早期长篇小说译本多为编译本。
谢天振教授将编译定义为“译者为了理清原著的情节线索，以简洁明快的形式介绍原著，而对原著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如删除与主要情节线索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乃至篇章，根据原文编写、改写句子，甚至有时还会出于某种需要添写、改动故事情节”[4]的翻译手法，可以说是节译加改写。
所谓“早期”是指库恩1925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与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合作的十几年。当时的负责人安东·基鹏贝格（Anton Kippenberg）要求严格，以《水浒传》为例，合约要求译稿必须压缩在600页之内，多余部分不计稿酬，每月上交一定译稿，在1934年1月完工。[5]而库恩这一阶段翻译的都是《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这样的大部头，为了达到出版社的要求，只能编译，且在删节的基础上保证情节连贯，合乎逻辑。[6]
（3）事先了解原文背景及中国研究动向。
这一点在翻译《水浒传》时体现得非常明显。《水浒传》不同于《红楼梦》和《金瓶梅》等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取材于“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真实的历史事件。据库恩在《〈梁山泊的强盗〉译后记》中交代，自己翻译前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如《宋史》《通鉴纲目》《东都事略》等文献中对于宋江其人其事的记载、《辞源》中的“梁山”词条、华东总参谋部地图中梁山的地理位置、《水浒传》被查禁情况等，还积极借鉴了中国学术界对于《水浒传》研究的最新成果，比如胡适发现的一百二十回繁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水浒传》的评价等[7]。在系统了解了《水浒传》原文的内、外部因素后，再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进行翻译。
（4）翻译手法多样。
库恩不是一个故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人，他喜欢根据语境，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表达相同或类似的含义。
（5）译者文学素养高，译文语言优美流畅，译本图文并茂，易吸引读者。
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家，译者不仅要准确地传递出原文的含义，更要纯熟地运用母语中的文学用语，为译文增色。而库恩的作品之所以在德语国家，乃至整个欧洲都有很大影响，与其出色的双语能力，特别是出众的德语能力是分不开的。他可以根据不同情境，在德语中寻找符合原文语境的词汇，在日常口语与书面文字之间轻松转换，在内容上做出适当的增删、更改，而并不影响阅读，甚至有时比原文更加简洁流畅。正如德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高立希（Ulrich Kautz，1939-）所言，翻译家很少有语言大师（Sprachmeister），而库恩就是其中之一[8]。
库恩的译作不仅在内容上坚持可读性，在形式上也是图文并茂，赏心悦目。几乎每一部译作都配有来自中国的木刻版画插图，而这些插图都是从译者本人在欧洲、香港等地搜罗到的原文版本中精心选取的。以《水浒传》译本为例，译者专门从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十册插图本、波恩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所藏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一册装插图本及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二函十六册《足本绘图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三个版本中选取了大量版画插图，置于译文相应处。库恩认为，“在今天难以复制的、古老的木刻艺术，帮助欧洲读者从本质上理解遥远的历史事件，当然也会成为取悦中国艺术之友的一条途径。”[9]
（6）面向德语国家普通读者，在德语国家乃至整个欧洲影响较大。
译文的目标群体，德语称为Zielgruppe。库恩自己设定的读者群并非专业的汉学家，而是对中国文化仅有兴趣，却无深入了解的普通读者，所以他选择了“逐字翻译、艺术转述和自由加工[10]”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并获得了成功。目前德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而《水浒传》在2008年还能再版，也说明这个译本有相当的市场和阅读价值。库恩的译文还改编成其他形式（如广播剧、电影等），增加了传播途径。
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转译成多国文字，如他的《水浒传》译本被转译成匈牙利语、意大利语译本，《红楼梦》译本被转译为荷兰文、法文、匈牙利文等，在欧洲的影响力很大，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做出了一定贡献。
二 《水浒传》库恩译本中的文化翻译策略
库恩于1934年出版的《梁山泊的强盗》（Die Räubervom Liang Schan Moor）是德语世界第一部以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为底本的编译本。译者库恩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水浒传》故事的历史背景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在译文篇幅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采取编译和自由转述的方式，提炼主要情节，综合运用归化、异化等手法，成功地传达了原书的精彩之处，其译文在西方多次再版，有较大影响。
《水浒传》作为一部历史章回小说，产生于说书艺人的口口相传，其后经过文人润色，在语言上具有口语与文学语言相融合的特点；其故事植根于民间，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翻译过程绝不仅仅是文字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将原文的文学特色和其中蕴涵的文化精髓进行加工，传递给译文读者。
1.宏观层面
库恩采用编译策略，对文本结构、标题、内容都做了不少改动，化繁为简，突出主线，有助于译文的接受与传播。这些改动既体现了译者对作品主旨的理解，以及对意义重点的把握，也反映了中西方文学中“小说”这一体裁的不同特点，乃至中德不同的思维模式。试举一例：
例1：
原文：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11]
译文：Das vierte Tempelgebot[12]
回译[13]：第四条寺庙戒律
章回体小说中，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称为“回目”，用来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性质和作用相当于西方小说的标题。西方小说的标题多数只是用数字简单地标注为“第×章”，有的用短语（并非中文回目通常采用的句子——笔者注）概括本章大意，但在遣词造句上远没有章回体的回目考究。
库恩所译的《梁山泊的强盗》在形式上为10卷（Band），合计120章（Kapitel）带一个尾声，每卷和章都有一个小标题。但他在对回目的翻译上，采取了与两年前翻译《红楼梦》时完全不同的处理手法[14]，即发挥“创造性叛逆”精神，以一个独立的名词或短语代替了原回目的对偶文字，但是这些新标题并不是随意而起的，而是与本章内容密切相关，或是在原文中能找到直接对应的词语，或是从原文内容概括而来[15]。库恩本人在译后记中提到这些标题时也指出“这个版本的卷和章的标题由我拟定并题写。这些题目是我从原著的精神中提炼出来的”[16]。
译文的第4章对应原文第三回的后半部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译者并没有直接采用原文的回目，而是选取了一个能够概括本章主旨的短语“Das vierte Tempelgebot”（第四条寺庙戒律）作为标题。所谓“第四条寺庙戒律”出自鲁达上五台山出家，长老为之受戒时所说的佛门“五戒”：“……四不能贪酒……”[17]译文中也将这五条戒律悉数译出。鲁智深正是因为违反了这条戒律，私自饮酒，才引发了醉酒后在庙中大闹的故事情节。因此，用这一诱因来做本章的标题既贴切，又符合德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半开放式的标题也为下文做了铺垫，可以调动读者的积极性。虽然标题中的短语揭示了事件的诱因，但是读者仅靠这一短语，并不能判断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无法理解何谓“第四条寺庙戒律”，必然会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进一步阅读；即使有粗心的读者读到最后才想到标题，还可以回溯前文。无论何种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读者主动去发现和理解标题的含义，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从回目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不同的思维模式，即将中文译为德语是一个将具象思维抽象化的过程。回目（或标题）是作（译）者对一段文字中最重要内容的概括。原作中的回目是对偶文字，每个部分都是独立的句子，人物、地点、事件俱全，让读者一目了然。回目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是因为包括《水浒传》在内的章回小说的前身是说书艺人的话本。听众在听书时，侧重的是事件的发展过程，或曰情节，并不会过多地追究事件的因果逻辑。当话本由听觉艺术转化为书面文字时，也保留了这个特点，体现在回目上，就是导入事件时要直接、全面、易懂。这也体现了中国人整体思考的习惯。而译文中的标题舍弃了整体性，没有出现人物、地点，甚至连事件本身也没有提及，只抓取事件的核心因素。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吸引读者的考虑，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德国人重视因果逻辑和主要矛盾的特点。
2.微观层面
例2：史进在茶肆初遇鲁达，描写鲁达样貌的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史进看他时，……腮边一部络腮胡须。[18]
译文：roterzottiger Vollbart von der Art，wieihn die Barbaren des Nordenstragen.[19]
回译：一副红色而蓬松的全腮胡，像北方来的野蛮人。
译者在此运用了“归化”策略。所谓“归化”，它的表面现象是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但是在深处却程度不等地都存在着一个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20]。库恩在描述鲁达外貌时，自己添加了“红胡子”的细节，还补充了“像北方来的野蛮人”这样的评价。这些都是为了便于译文读者理解和想象，有意而为之。“红胡子”就是西方文化中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的代名词。而“Barbar”（野蛮人）一词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邻族（日耳曼人）以及亚洲一些民族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呼，与“Norden”（北方）结合在一起，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位于德国以北的北欧海盗，与题目中的“Räuber”（强盗）相对应。通过这样夸张的描写，一个身材魁梧，不通文墨，凶神恶煞的粗人形象跃然纸上，显得形象生动。
三 库恩的翻译活动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
库恩通过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吸引广大读者阅读，从译文中了解中国文化。库恩译本对德语国家读者产生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对中德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对很多读者而言，阅读库恩的译文就意味着与古老的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这些读者中也不乏在看过库恩的译文后，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走上专业研究道路的人。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给库恩侄子哈图·库恩（Hatto Kuhn）所撰的库恩传记作序时提到，自己走上汉学道路是受到库恩的影响。傅海波在中学期间第一次读到了库恩的译作，产生了想要学习汉语，能独立阅读原文，并了解中国文化的意愿。1934年，他还帮助库恩借到了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插图本《水浒传》，这也是库恩所依据的四个原文版本之一，译本中的插图画也大多出自这个版本。后来傅海波与库恩一直保持书信联系，还曾有过几次会面[21]。
库恩的译文还影响到了本身不懂汉语，但对中国感兴趣的作家。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非常喜爱中国文化。他的书房里辟有与中国相关的图书专区，收藏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哲学等领域的译本。这些藏书主要有两大来源，除了大部分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的中国宗教著作外，也有不少库恩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黑塞是库恩的忠实读者，每次阅读过库恩的译文后还发表书评予以肯定。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黑塞至少发表过四篇针对库恩译作的书评，分别是1926年对《好逑传》、1931年对《金瓶梅》、1932年对《红楼梦》和1935年对《水浒传》的评论。
黑塞于1926年发表了关于《好逑传》库恩译本的书评。他从一个西方读者的角度出发，对小说的主旨和译本的翻译风格作了如下评价：“这个在一个崇尚最高德行的时代所写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一个道德沦丧、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而言，无比奇异，也非常发人深省。对我们西方读者来说，重要的不在故事的离奇和其中的浪漫氛围，而是其伦理道德和仪式框架，对祖先的崇敬、对权威的敬重。小说的笔法优雅绮丽，中国古代家庭生活、爱情生活在书中显现无遗，读来亲切喜人。”[22]
1932年，《红楼梦》译本出版后，他发表书评，称赞该书“不仅是德国的第一个译本，而且是欧洲的第一个最完整的译本”，“阅读这部长篇巨著，是莫大的享受，而且受益匪浅”。黑塞认为，“译者以其巨大的劳动立下了功绩。他的转述很优美，语言虽然不能说是充满诗意，但统一而流畅。也许有些小问题可以讨论，但总的来说，阅读它是一大享受。”[23]
1935年，黑塞读了《水浒传》的译本后，撰文发表感想，认为读这本小说，“就像观赏一幅哥白林织花挂毯，或者一幅古代东方的图画”，并对译者表示感谢[24]。
除了学者外，库恩的译作也对普通读者产生了影响，以《水浒传》为例，从再版8次，每次发行几千册可见一斑。此外，据统计，《水浒传》库恩译本问世至1965年，德国普通读者在各类报纸、期刊上共发表相关书评49篇[25]。在距首版已有近80年的今天，也有热心读者在西方较有影响的亚马逊书店网页发表书评，基本为赞扬、肯定意见[26]。
四 结语
库恩由于其译文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逐字翻译，而在翻译学界饱受争议，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其在中德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尽管库恩的译文并不是全译本，也与原文有一定程度的背离，但是宝黛钗爱情故事里的贵族文化，梁山一百零八将体现的“忠义”精神，都是通过库恩传递给了不懂汉语，没有到过中国的德国读者，让他们得到对中国的初步印象，进而产生了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意愿。在这一点上，库恩是功不可没的。
国际译联（the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FIT）将2012年国际翻译日（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ITD）的主题定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7]。可见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转换，更是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我们在评价库恩译文时，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跨文化层面来分析，可能会更好地了解库恩的翻译策略。
梁启超在《佛学十八篇》里将佛典汉译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外国人主译阶段、中期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担任主译阶段、后期中国人主译阶段[28]。除了主译者的构成发生变化外，这三个阶段也象征着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融合。库恩开始翻译中国古典小说时，德语国家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处于起步阶段。他翻译的作品总和甚至超过了之前所有的德语译文总数。库恩自己对读者群的定位是不懂中文，但对中国感兴趣或者好奇的普通读者。先培养兴趣，然后再逐步引导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也符合学习和接受的心理。在一个新学说或一种新的民族文学传入异文化圈的初期，这些新说法在译入语的话语体系中没有对应的表达。如何让译入语读者能理解，进而感兴趣是最重要的。所以采用贴近译入语读者接受习惯的异化为主，辅之以归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联想到与库恩的翻译背景相近的林纾也采用了类似的翻译策略，也就不难理解库恩的选择了。
[1]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之北京外国语大学2011年度校级科研立项项目“西方视域中的‘梁山泊的强盗’——《水浒传》库恩德语译本研究”（项目编号：2011XX008）的阶段性成果。
[2] 〔德〕哈图·库恩：《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9页。[Kuhn，Hatto，Dr. Franz Kuhn（1884-1961），Lebensbeschreibung und Bibliographie seiner Werke. Unter Mitarbeit von Martin Gimm. 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0，S. 9.]
[3] 据《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41～108页总结而成。
[4]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79～80页。
[5] 《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24～25页。
[6] 《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23页。
[7] 〔德〕弗朗茨·库恩：《〈梁山泊的强盗〉译后记》（Kuhn，Franz，“Nachwort”），载《梁山泊的强盗》，第855～862页。（Die Räubervom Liang Schan Moor. Leipzig：Insel Verlag，1975，S. 855-862.）
[8] 〔德〕高立希：《弗朗茨·库恩，德国的中国文学先驱者，处于意见矛盾中》（Kautz，Ulrich，“‘Dertdenn der das？’– Franz Kuhn，Bahnbrecher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im Widerstreit der Meinung”），载科迈耶尔、鲍克主编《文学与媒体翻译：一门研究性艺术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第136页。（Kohlmayer，Rainer/ Pöckl，Wolfgang（Hrsg.），Literarisches und mediales Übersetzen：Aufsätze zu Theorie und Praxis einer gelehrten Kunst，Peter Lang，2004，S. 136.）
[9] 《〈梁山泊的强盗〉译后记》，第853页。
[10] 《〈梁山泊的强盗〉译后记》，第858页。
[11] 施耐庵著，陈曦钟、侯忠义、普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第98页。
[12] 《梁山泊的强盗》，第39页。
[13] “回译”（英语：back translation）一词虽未收录于《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汉语词典，但笔者搜索万方数据库、CNKI知识搜索等资料后发现，该词目前在英语翻译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国内已有大量研究“回译”的论文发表。Shuttleworth 和 Cowie编写的《翻译学词典》“back translation”词条（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第14～15页）指出：回译是译文译回原文的过程。国内专门研究“回译”的学者有冯庆华（《红楼梦》英译本研究专家）、李美、金惠康等人。冯庆华认为：“回译对译文的检验功效是其他方法无法企及的，因而回译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容怠慢的。”（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436页）因此，笔者在《水浒传》德译本研究中尝试采用这种表述。另：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回译文字均由笔者自译。
[14] 翻译《红楼梦》时，库恩为了向西方读者展示章回体这种小说的独特形式，保留了回目的对偶文字，并结合编译手法，对原著回目的文字以及回目本身，作了全译、合并、删除、补充等处理。
[15] 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根据七十回本《水浒传》编译的广播剧《正义的谋杀者》（Mörder aus Gerechtigkeit）也是以名词或短语作为标题。与库恩译本相比，《正义的谋杀者》的标题对本章的内容并未做具体的交代，用词还比较抽象，例如“Neujahr”（新年）、“Dämmerung”（黄昏）。
[16] 《〈梁山泊的强盗〉译后记》，第858页。
[17] 《水浒传会评本》（上），第106页。
[18] 《水浒传会评本》（上），第85页。
[19] 《梁山泊的强盗》，第11页。
[20] 《译介学导论》，第77页。
[21] 〔德〕傅海波：《序言》（Franke，Herbert，“Geleitwort”），载《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3页。
[22] 〔德〕赫尔曼·黑塞：《冰心和中玉》或《圆满的选婿故事》，载[德]赫尔曼·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编选《黑塞之中国》，谢莹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145页。黑塞原文发表于1926年11月28日的《法兰克福报》。
[23] 〔德〕赫尔曼·黑塞：《关于弗朗茨·库恩的书评》（Hesse，Hermann，“Rezension über Franz Kuhn”），载《新苏黎世报》总第2348期，1932年12月14日（Neue Zürcher Zeitung，Nr. 2348，14，12，1932）。
[24] 〔德〕赫尔曼·黑塞：《关于弗朗茨·库恩的书评》（Hesse，Hermann，“Rezension über Franz Kuhn”），收于《新书笔记》（“R Notizenzuneuen B üchern”），载《新书笔记》总第46期，1935年第1期，第325页（Die neue Rundschau 46，1935，1，S. 325.）。
[25] 数据来自《弗朗茨·库恩博士（1884～1961）：生平及作品目录》，第62～65页。
[26]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www.amazon.de/R%C3%A4uber-Liang-Schan-insel-taschenbuch/dp/3458318917/ ref=sr_1_1？ie=UTF8&qid=1361080678&sr=8-1，访问日期：2013年2月17日。
[27]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fit-ift.org.dedi303.nur4.host-h.net/index.php？frontend_action=display_compound_text_content&item_id=4687，访问日期：2013年2月17日。
[28]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岳麓书社，2010，第181～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