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市化进程中的“幸福生活”

城市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同步的，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成为席卷中国的一股浪潮。城市化的浪潮逐步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也在发生巨变。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种乡土社会，“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费孝通，1998：6）。因此，“对农业劳动者来说，土地这个词同时意味着他耕种的田地、几代人以来养活着他全家的经营作物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孟德拉斯，2005：53）。在中国这个以农业立国的社会，土地是国民生存和生活的根本，有了土地，便意味着生活有了着落，幸福才得以可能。因此，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美好生活的一种象征，它对于国民的重要程度要远远甚于其他财产，“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孟德拉斯，2005：51）。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极为固定的地方，安土重迁成了这种社会的典型特征，除非有着非搬迁不可的理由，否则，他们绝对不会随意离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孝通，1998：7）在这种社会中，村落是构成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的生活圈子相对封闭，活动范围也比较狭隘。村落与村落之间的交往极其有限，而一个村落之内的人们的交往则十分密切。因此，费孝通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9）

然而，随着中国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裂变。近代以来许多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转型的过程中盘根错节、相互纠葛。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农业值的偏低、各种生活费用的激增，已经使得往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难以继续坚守在土地之上。对于这些世代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而言，土地已经难以让他们继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或许出于生计的原因，或许出于造福子孙后代的考虑，他们逐渐远离了熟悉的乡土，走进陌生的城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地生存问题，使得社会幸福感问题更加尖锐。比如，在外来务工人员大规模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问题便格外显现出来。对于他们而言，幸福便意味着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而这一境况是可以用具体的指标衡量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原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定而又散漫的生活，日复一日做着相同而又简单的农活的农民，从熟人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种种新的社会问题便会随即生出：他们每天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每天可能要做好几份相当不同的工作，凡此种种，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疏离感与不适应。“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费孝通，1998：10）在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着难以言喻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源于彼此之间的熟络，“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费孝通，1998：10）。而这种熟悉则又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费孝通，1998：10）。然而，“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1998：11）。在城市中生活，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契约式的信任，这种信任与乡土社会中的信任相比不免大打折扣，即便同样可靠，也难免缺乏一种必要的人情味。城市生活的变动不居也给原本熟悉安定生活的人们一种不安全感，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确定，为了应付这种随时都会产生的变动，他们不得不一改往日的散漫而变得富有计划性。再者，城市生活随时可能产生的变动使得人们必须牢记生活和工作中的人与事。然而，在乡土社会，这种记忆几乎是不需要的，因为“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费孝通，1998：21）。而在一个常常变动的环境中，人们则会常常感觉记忆不够用。总之，随着乡土中国的裂变，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乡土中国中不曾遇到，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众实现幸福生活有了新的、更高的诉求。

在城市化进程中，那些曾经生活在农村的人要面对新的生活问题。比如，由农村涌入城市的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确实遇到了生活不堪忍受之重，工作上的压力、生活节奏的加快、经济上的负担都会导致他们精神上的焦虑、抑郁等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1997：7）。城市是为了生活更加美好，在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是具体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年抱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领下，以养家糊口、改变自己经济地位与生活条件为目的，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城市化的第一波潮流。而当前中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运动，如城市向郊区扩散、农村建设为城市等，是城市化的第二波大潮。在这些浪潮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从乡土中国稳定的熟人社会转向流动的都市社会，最为重要的也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比如，在城市化的潮流中，那些到城市务工的农民之所以离乡背井，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改善生活。然而，他们当前所务工的城市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栽下钢筋水泥的“丛林”，却无处安歇，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生活在别处”。从社会意义上来讲，“生活在别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潮流，颠覆传统中国“安土重迁”的传统，将存在的空间随着社会潮流而不断扩展，这是文化转型国家的必然，也是现代社会交通、商业、文化等发展的结果之一。

然而，“生活在别处”也意味着我们当下生活意义的缺失、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会引发我们对现实境遇的逃避与对理想境况的希冀。作为一种文化与生命的存在体，人的肉体与精神同时栖居于大地之上，其幸福莫过于肉体与精神有所归依。在当代中国，就业、住房、婚姻、医疗等具体民生问题日益凸显，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要跨越的坎。实际上，对于上述现实问题的关注，正是乡土中国向都市中国转变过程中所必须构建的美好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些问题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近代以来流行的政治概念距离较远，意味着中国人对于生活质量的关注开始超越近代以来的“乌托邦”想象、意识形态构建等，转向具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向真切的生存与生活。

[1] 关于胡适对于“新国民”塑造的论述，参见朱承《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学术界》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