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直面痛苦的幸福

上帝已死的宣告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而就道德哲学而言，显然意味着一种根本的、无可挽回的断裂的存在，即人们永远地被留在这个没有道德救赎的此岸世界。这个时候，人们不得不作为人去直面那些更加真实的痛苦。他们的痛苦就像西绪福斯的劳作一样，周而复始，始终无法得到救赎或者说解脱。那么，西绪福斯是不幸的，还是幸福的？这是直面痛苦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或者，作为有限的生存者的人类，人们还必须考虑永恒和瞬间对于幸福的意味。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幸福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考虑。

也许，这个时候，事情就像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说的那样，“不过这样一来，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陀思妥耶夫斯基，1981：890～891）这就意味着，作恶也是被容许的，只要它能满足作恶者的欲求，或者说，能给作恶者带来快乐。人不再出于德性而仅仅出于欲求去行事。作为结果，道德沦为一种手段，即作恶者用以祸害别人而造福自己的手段。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不过是一种掩盖，作恶与为敌才是本质的状态。对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刻画，即“人对人，都成了狼。”（叔本华，1982：213）

不过，在叔本华看来，更为糟糕的是，人与人之间像狼一般祸害别人以造福自己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讲也并不是幸福而只是痛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祸害与寻乐由之而出的欲求乃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他说道，“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所以也就是出于缺乏，所以也就是出于痛苦。这一欲求一经满足也就完了；可是一面有一个愿望得到满足，另一面就有十个不得满足”（叔本华，1982：273）。欲求总是贪得无厌，而满足却总是时间很短。也就是说，随着短时的满足而来的是更多的、更强的欲求。因此，这满足非但不能解除痛苦，反倒是加深了痛苦。如果说幸福就是欲求的满足的话，那简直就太荒谬了。

不仅如此，欲求的短时满足还延长了痛苦。对此，叔本华以乞丐与施舍的比喻来加以说明，并认为，只要我们还出于欲求而行事，那么幸福就始终是不可能的。他是这样说的，“在欲求已经获得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持久的，不再衰退的满足，而是这种获得的对象永远只是像丢给乞丐的施舍一样，今天维系乞丐的生命以便在明天［又］延长他的痛苦。……如果我们还是听从愿望的摆布，加上愿望中不断的期待和恐惧；如果我们还是欲求的主体；那么，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持久的幸福，也得不到安宁”（叔本华，1982：273）。不过，这些还不是痛苦的实质，痛苦的实质在于，一个人在别人身上所制造的痛苦也就是他自己的痛苦。

人们之所以不明白这一点，乃是因为他们局限于个体化原理之中，即把自己这个个体与别的个体对立起来。这就像叔本华向我们所描述的澳洲猛犬蚁的情形，“当人们把它切断之后，在头部和尾部之间就开始一场战斗，头部以上下颚咬住尾部，尾部力刺头部而［发起］勇敢的自卫。这场战斗经常要延长到半个小时之久，直到双方死亡或被其他蚂蚁拖走为止”（叔本华，1982：214）。在这里，澳洲猛犬蚁的头部和尾部各自为个体而与对方对立，而完全忘了它们原本就是同一样东西。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叔本华要表明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不同的东西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即他所说的生命意志。

叔本华借着古代印度的思想来说明这种一切是一的想法，“在《吠陀》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所有一切存在物，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都依次放到门弟子的面前而一一对各物说一句已成公式而叫做摩诃发古亚（大乘）的大咒语：‘达吐姆斯’，更正确些是‘塔特·都阿门·阿西’，即是说‘这就是你’”（叔本华，1982：487）。这个公式，即“这就是你”，意味着，你面前的一切不是你的东西其实都是你，它们与你原本同为一体而无丝毫的差别。如果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世界上的一切痛苦也就是他的痛苦，甚至一切只是可能的痛苦在他却要看作现实的痛苦”（叔本华，1982：485）。也就是说，人完完全全飘荡在痛苦的大海之上。

那么，幸福呢？在叔本华看来，这当然不是欲求的满足，而只能是欲求的取消，亦即不再进入到现象的存在，因为现象的存在所遵循的乃是个体化原理。——这显然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幸福。叔本华继续以古印度思想来做阐发，“这种善报，神话用世人的语言只能以消极的意义来表示，也就是常见的许［人］以不再进入轮回：‘再不进入现象的存在’；或者是如既不承认《吠陀》又不承认种姓制度的佛教徒所说的：‘汝当入涅槃，涅槃之为状，其中无四苦：生、老、病与死’”（叔本华，1982：488～489）。这是叔本华所追踪到的解除痛苦的途径，或者说，通向幸福的途径。这个幸福既不是快乐，也不是德性，而是一种彻底的无欲无求。

叔本华的这个追踪与他的哲学倾向有关，也与时代的根本问题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对于真实的痛苦的唯一追踪路径。事实上，就对个体化原理的摧毁而言，以及就与之相关的幸福而言，康德就贡献出了另一种更为积极的路径，这就是“他人的幸福”。他说道，“我应该努力提高他人的幸福，并不是从他人幸福的实现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论是通过直接爱好，还是间接理性得来的满足，而仅仅是因为，一个排斥他人幸福的准则，在同一意愿中，就不能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康德，2002：61）。这里尽管仍然有康德哲学的义务论的味道，但恰恰是这种义务论使得我和他人摧毁了叔本华所说的那种个体化原理，从而回到一种同一的东西之中。这个思想，在后来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获得了更为丰富而现实的意义。

无论是我还是他人，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以被认作是一种同一的东西，这件事情就是周而复始、没有尽头的劳作。这样的劳作使得生活成为一种苦役，而它的原型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Sisyphus），尽管它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更为直接而现实的体现。西绪福斯的神话永远在向我们逼问幸福的问题，因为虽然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变化劳作的形式，而劳作本身的周而复始与没有尽头却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从作为劳作产品的短时快乐与休憩来考虑幸福，而是要从劳作本身这种重复而繁重的基本特征来考虑幸福。换言之，我们要从西绪福斯的劳作本身来考虑幸福。

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西绪福斯的形象来自荷马（Homer）的《奥德赛》，尽管《伊利亚特》里也提到了西绪福斯，但只是简单地把他称作世间最聪明的凡人。在《奥德赛》中，荷马借主人公奥德修斯（Odysseus）的叙述向我们描述道：

我又见西绪福斯在那里忍受酷刑，

正用双手推动一块硕大的巨石，

伸开双手双脚一起用力支撑，

把它推向山顶，但当他正要把石块

推过山巅，重量便使石块滚动，

骗人的巨石向回滚落到山下平地。

他只好重新费力地向山上推动石块，

浑身汗水淋淋，头上沾满了尘土。（荷马，2003：217）

至于西绪福斯究竟犯了怎样的罪，以至于要遭受到这种酷刑的惩罚，荷马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过，这个问题显然是人们所关心的，所以也有一些神话里说，西绪福斯因为他的狡猾和机智得罪了宙斯（Zeus），或者蒙骗了其他的神。这些说法毋宁是人们对自己的命运的追问，即追问自己人生中那无法解脱的艰苦劳作的理由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消失，也从来都没有答案。

然而，相比这直接的痛苦来说，理由无论如何总是脆弱的，更何况这样的理由也根本找不到。法国作家加缪（Camus）就道明了这一点。正如人们已经感受到的那样，这个世界是痛苦的；不过在加缪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痛苦的世界是没有理由的，或者说，是不可理喻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更为本质的东西乃是荒诞。他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写道，“荒诞的精神运气不那么好。对它来说，世界不是这样合理，也没有非理性到这种程度。它是不可理喻的，仅此而已”（加缪，2001：655～656）。在这里，“不可理喻”是指，一方面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除开理性外没有别的东西。

也就是说，西绪福斯对于这一切乃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停止反抗，不过不是以意识，而是以“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加缪，2001：706）。唯其如此，加缪把他称为荒诞的英雄。而他的这些轻蔑、仇恨和激情所透露出来的，恰恰是那从来都没有被放弃的希望，对于成功的希望。因此，加缪这样评论道，“如果说这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如果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今日之工人劳动，一生中每一天都干着同样的活计，这种命运是同样的荒诞。……西绪福斯，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加缪，2001：707）。在这里，工人的命运就是这神话的现实体现。

但是，正如西绪福斯那样，命运由于反抗与轻蔑而得到了克服。这样一来，命运完全就是人自己的事情并且只在人之间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彼岸世界，而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人的世界，一个西绪福斯的世界。正是在作为荒诞的英雄的西绪福斯身上，加缪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荒诞的世界的幸福，他说，“然而只有一个世界。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说幸福一定产生于荒诞的发现，那是错误的。有时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命运成为人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应该在人之间解决”（加缪，2001：708）。西绪福斯以一种积极的、创造的态度面对这荒谬的世界，从而使得这世界的荒谬成为通向他的幸福的道路。

而这也正是加缪的设想，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他这样描述道，“西绪福斯的全部沉默的喜悦就在这里。他的命运出现在面前。他的巨石是他的事情。……确信一切人事都有人的根源，盲目却渴望看见并且知道黑夜没有尽头，他就永远在行进中。巨石还在滚动。我让西绪福斯留在山下！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西绪福斯教人以否定神祇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也断定一切皆善。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缪，2001：708～709）。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西绪福斯的幸福，即尽管上帝的死亡事件使得生活变得荒诞或者说没有意义了，可是同时这也意味着，人可以完全靠着自己的希望去创造出属于人的全部意义。这种创造就是幸福。

而如果我们回溯到那发出上帝之死的宣告的尼采，就会发现，对于这位“用锤子进行哲思”的哲学家来说，恐怕事情也是如此，因为锤子既可以用于破坏，也可以用于建造，即建造出一种新的哲学或者新的价值。而这种新的哲学或价值必定是这个世界的，它不会超越这个世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超越这个世界，而只是在这个世界之中永远地回归，就像尼采告诉我们的那样。事实上，我们也正可以用尼采的永远回归的思想来理解西绪福斯的劳作。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借着这个思想来检讨幸福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一个瞬间能够在永远回归中一次次地再度出现，那么这个瞬间的幸福究竟是不是虚无的就可以另外考虑了。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称作永远回归的教师。查拉图斯特拉说道，“我将永远回到这同样的、同一个人生，不管是在最大的或是最小的方面，让我再宣讲一切事物之永远回归”（尼采，2007：263）。如果要对永远回归的思想加以追溯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那里获得某些资源，尤其是在尼采所特别重视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那里。甚至，我们也可以在别的古老民族那里发现相似的看法。不过，尼采显然不是要简单地复活古代希腊人对于时间和历史的这种理解，而是要同长久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传统做不妥协的斗争。这也与尼采的基本工作以及基本旨趣相一致。

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传统中，时间和历史是有终点的，这个终点在彼岸世界；而永远回归则取消了这个终点，从而也取消了彼岸世界。也就是说，由于时间是无限的，所以，每个瞬间的一切都不会只发生一次，而总是会重复地出现或者说回归于这个世界之中。尼采写道：“一切走开了，一切又回来；存在之轮永远转动。一切死去，一切又开花，存在之年岁永远在跑。/一切破了，一切又被重新接合起来；存在之同样的房子永远被再建。大家分手了，大家又重新相会；存在的圆环永远忠实于自己。/存在开始于每一个瞬间；彼处之球围绕着每一个此处旋转。到处都有中心。永远之路是曲折的。”（尼采，2007：259）

如果说每一个瞬间都会永远回归，不管它是渺小的还是伟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即我愿不愿意这样的瞬间再次出现并且无数次出现？这个问题使我们想起了康德所给出的一条律令，“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康德，2002：17）。尽管康德的这条律令出于他的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道德哲学，但是它显然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必须是我们愿意不断重复的行动，亦即普遍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因为这个瞬间的快乐意味着永远回归的快乐，而这个瞬间的痛苦意味着永远回归的痛苦。换句话说，每个瞬间都成为永恒的瞬间。

尼采这样来描写对一次事物的再次出现的渴望，“——你们可曾对一次的事物要求它来个第二次，你们可曾说过‘你使我喜欢，幸福啊！一刹那啊！一瞬间啊！’那么，你们就想要一切都会回归！/一切都重新再来，一切都永远存在，一切都用链子连结起来，用线穿在一起，相亲相爱，哦，这样，你们才喜爱世界，——/——你们这些永恒的人，请永远而且时时刻刻都喜爱这个世界；而且你们也要对痛苦说：消逝吧，但要回来！因为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尼采，2007：395）尼采的表述正契合了歌德（Goethe）在《浮士德》的最后所要表达的意思，即浮士德在他经历种种悲剧即将死去的时候对于瞬间以及幸福的理解。事实上，甚至尼采的行文也与歌德的那几行诗颇有几分相似。

歌德是这样写的：

是的，我就向这种精神献身，

这是智慧的最后终结。

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

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

……

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

那时，让我对那一瞬间开口：

停一停吧，你真美丽！

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

永世永劫不会消逝。

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

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歌德，1990：705～706）

根据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先前的约定，当浮士德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时，梅菲斯特就可以给他套上枷锁。而现在，浮士德正是说出了这句话，可是梅菲斯特并没有能够这样做，因为浮士德得到了拯救。之所以如此恐怕正是在于，对于浮士德来说，这个瞬间已经不是一次的瞬间，而是永远回归的瞬间。唯其如此，他才能享受这个永恒的瞬间的高度幸福。

歌德也谈到了浮士德得救的秘诀。他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爱克曼，1997：244）在这里，尽管歌德还在说基督教意义上的拯救，但是这其实与基督教传统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是因为，浮士德的得救乃是由于他身上的那种活力，而不是由于屈从于上帝权威的虔敬与忏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活力最后并不是为着自己，而是为着所有的人，所有那些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由此而造成的幸福瞬间是真正永恒的幸福瞬间，或者说，就是永恒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