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行为活动。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将国家仪式与地方或民间仪式作出区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对象为民国前期（1912～1931年）的国家仪式，尽可能关照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恢复各种国家仪式操演的场景，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揭示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写作缘起及意义
近年来，国家仪式活动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全国哀悼日”等在当今中国出现。2008年5月19日，汶川大地震发生7天后，国务院决定5月19～21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全国同胞一起自5月19日14时28分起，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3分钟。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设立“全国哀悼日”。后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再次设立“全国哀悼日”，以示哀悼遇难同胞。
当然有不少庆典形式的仪式活动。2008年8月8日，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宣布本届奥运会开幕。开幕式中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中华文化得到展示。还有在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数十个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及空中梯队经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据称，此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军队装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景“操演”，许多新式武器首次亮相，展示出国威。
也有备受争议的“国家级”公祭。针对陕西将2004年的黄帝陵公祭礼仪“升格为国家级”，有学者质疑“这种做法不妥，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更违反宪法”，提出“祭祀黄帝只能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应参与”。[1]其实，当今中国早已有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1994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参加陕西公祭黄帝典礼。至2010年，每次皆有国家级领导人参加。当然，政府一直强调国家领导人的参与纯属个人行为，国家亦从未正式下文派员参与公祭事，但似默认其进行。
据观察可知，诸如此类国家仪式操演的目的主要为国家社会服务。比如，汶川地震后的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是关注民生、尊重民意的民主政治的体现；第二，设立“全国哀悼日”，是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三，设立“全国哀悼日”，必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第四，三天举国哀悼，是全民族精神上的一次升华；第五，设立“全国哀悼日”，展示中国更加开放的姿态。[2]国庆阅兵式则是“展国威、扬军威的最佳方式，更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3]“国家级”公祭中的国家意识可能并不明显，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的是发展地方经济，而仪式本身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象征——黄帝。此类国家仪式正体现出其本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形塑国家政治文化，改善国民政治观念。
但在特殊时期，国家仪式操演的目的就不一定在国家社会。“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国家仪式是否依旧为“国家”的操演？1969年国庆20周年阅兵或者说群众游行为绝佳例证。据亲历者回忆：10月1日上午10点整，毛主席第一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顷刻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整个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毛主席频频向周围和广场上的庆祝大军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云霄。[4]《人民日报》报道，“国庆观礼代表在首都的日子”，代表们见到毛泽东时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5]“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仪式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际，在诸如开国大典之类的国家仪式操演中，国家仪式确为“国家”的呈现。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齐集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北京各机关、团体、工人、学生、市民数十万人参加盛典。大会典礼程序为：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四、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奏《义勇军进行曲》）；五、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六、阅兵（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3.进行分列式）；七、游行。[6]当天《人民日报》社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题，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基本特点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7]强调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新中国诞生，力图争取各方人士认同新生政权。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也意在丰富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典礼秩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就位。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在严肃的气氛中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致辞后全体代表均脱帽静默致哀。默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8]典礼参加者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本身含义均为充分肯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三年”以来的“人民英雄们”，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不无裨益。不管在开国大典抑或纪念碑奠基典礼中，皆凸显出“新国家”。
简而言之，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仪式的功能经过国家—领袖个人—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本书选题最初即缘于对不同时期国家仪式功能变化的关注，随着思考的深入和资料的积累，逐渐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仪式有其渊源与历史脉络，欲对此进行清晰了解和研究，揭示其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与意义，则必须从研究民国国家仪式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变化开始。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与嬗变正好伴随着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更替。而从民国成立到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亦即民国前期国家政权几经变动，历经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处于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资源得以不断重新分配，各方政治势力特别是当权的国家统治力量需要寻求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以建构、维持或加强自身的政治统治地位，国家仪式则成为“政治表达”的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和形式。所以，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政治含义，特别是建构政权的统治合法性成其首要功能。因此考察和研究民国前期国家仪式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如下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利于从一个方面探索、总结民国政治文化演变的客观规律。从根本而言，民国国家仪式政策是政治领域的范畴之一，能够反映出执政者的心态，且能够观察国家权力如何借助国家仪式创造出一种政治文化。反之，通过对民国国家仪式产生与变迁的考察，能够认识国家政治文化的演变。本课题将放眼民国前20年，从宏观理论和个案研究两个层面研究和总结国家仪式的设置和变更，揭示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时代性特点和普遍性趋势，进而阐明必然性，探讨规律性，以服务于民国史研究。
（二）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民国国家仪式的规律性认识。近年来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明显受到学界重视，国家仪式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之一，但多强调个案研究，至今未见民国时期国家仪式的系统论述。本课题通过全盘考察民国前期国家仪式，揭示国家仪式不仅为国家服务，还为“政治”服务的规律性认识，甚至可称之为“国家政治仪式”。
（三）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利于拓展、深化对国家统治合法性建构的认识。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建构主要指通过各种手段构建国家对社会控制的有效性，而国家仪式提供了很好的观察视角。本课题力图通过考察民国前期国家仪式及其所蕴涵的政治文化，回答以下三个关键性的问题：国家如何进入社会？社会对国家的态度如何？国家影响社会的效果如何？以求能够深化对国家仪式与政权合法性建构之间关系的认识。
（四）开展本课题研究，有利于促进历史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从学科建设上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需要跟踪当代国外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成就、新发展、新趋势，同时也要顺应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交叉、综合和整体化发展的趋势，充分吸收相近学科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和变迁既是历史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予以关注的课题。可以预计，开展本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将对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五）开展本课题研究，可为建立当今中国国家仪式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政策选择、操作性方案。本课题的研究可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国家仪式的对比项，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贡献于当今中国国家仪式体系建设。
二 学术研究现状
学界对于民国时期国家仪式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成果或研究动向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启发和基础。
仪式历来是国内外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通常是指“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9]不过，人类学的仪式研究往往使人们认为那是对“远方文化的迷恋”，通常如所有人类学家的研究，充满对传统乃至异域文化的向往。如西方学者对非洲、拉丁美洲、亚洲的人类学观察，中国学者进行此类研究时，亦将关注点落脚于少数民族与民间仪式的具体个案研究。近来某种程度上如此“琐细化”的倾向得以遏制，人类学、社会学界有意识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中描述和分析仪式，试图纠正以往研究的碎片化，探索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即是该方面尝试的主要成果之一。国家与社会关系网络下的仪式研究，对本课题研究有十分宝贵的借鉴作用。虽然国家仪式与民间仪式研究的出发点存有显著差别，其研究取径迥异，一者是“自上而下”，一者是“自下而上”，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上却可为研究国家仪式所用。
人类学、社会学界从国家祭祀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实践对笔者在探讨民国国家仪式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尤具参考价值。如刘方玲的《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厉及其社会意义》、王元林的《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与《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及郑丽航的多篇文章，包括《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10]，将民间信仰置于国家祭祀视野下，考察民间信仰、宗教与国家祭祀间的关系。
学界对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系统研究更不容忽视。廖小东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祭祀”，通过对“国家祭祀”进行政治分析，证明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秩序“超稳定”延续的支撑作用。作者认为，“国家祭祀”成形后，在历代王朝的政治运行中，古代“国家祭祀”不仅参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还成为统治者实施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11]其观点对本课题研究有重要启发，尤其在合法性建构方面直接关涉笔者的写作。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赵克生的《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与李媛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12]，将研究范围分别限定在两汉、隋唐和明朝，包括断代国家祭祀的综合与专题研究，且都论及国家祭祀的功能，特别是雷闻有意识地强调了国家祭祀与民众生活间的互动关系。此有助于增加笔者见识，为写作提供思路。虽然中国古代“国家祭祀”非本书的“民国国家仪式”，但研究成果确实值得笔者借鉴，且民国前期国家仪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古代国家仪式的延续。
民国国家仪式研究的相关著述，有李俊领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较全面地梳理了晚清、民国的祭天、祀孔、祭黄、忠烈祭祀、帝王与“国父”祭祀等仪式，所论某些民国时期国家祭祀，亦为笔者写作题材之一，给本课题研究材料来源提供了诸多线索；且作者力图探索近代国家祭祀演化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不过其阶段性探寻较为明确，而于规律性尚停留于近代国家祭祀演化的事实性描述，未上升至抽象性认识。[13]应该肯定李文在综合考察中国近代国家祭祀上的开拓之功，对国家仪式与社会关系、仪式功能等方面的初涉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诸多启迪。
另有周俊宇的硕士学位论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从个案入手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华民国国定节日。不过周文研究时段集中于国民党去台后，大陆时期仅为其研究铺垫。尽管如此，因“纪念仪式”为本课题研究内容之一，周文对大陆时期国定节日政策与制度的详尽考察仍然成为本课题某些研究的起点。另周文这样阐述“党国体制下的中国近代节日”：
研究中我们也可发现，于国民党建构的党国体制国家中，在攸关民众生活作息的国定节日中，尽可能地灌输了该政权所认知、创造的神圣性，——也就是党国意识形态。从许多源出官方的文字记录中，更多清楚的线索告诉我们：节日之最大目的不在于休闲，而在于创造如政治集会、游行动员、效忠表态、思想灌输等等足以令官方宣示统治神圣性、正当性的时空场域。
其对党国体制下节日的观察，先存近代中国党国体制的预设，然后将节日安置其下进行研究和认知，对节日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关注不够，以致减低其研究的创新价值。[14]当然，对本文写作而言，应弥补周文之不足，关注民国国家仪式与政治的互动，重新认识民国政治文化的演化路径。
沈艾娣的《新国民的制造：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1911～1929）》一书观察民国早期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对于塑造民众新的国家身份认同所起的作用，关涉新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作者着重强调民国政府如何将这些政治仪式和符号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从而切断与传统的关系，以制造新国民，为本书写作提供绝妙观察点。尤值得一提者，作者通过仪式与符号研究，揭示其在民初塑造民众国家认同感，达到严格区分出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等的效果；而到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争夺符号就起到了建构合法性，将自身确立为正统继承人的作用了。[15]此已论及国民党将仪式“党国化”。不过，本课题通过详尽考察，对国家仪式在民初“制造新国民”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事实上国家仪式与认同塑造关系复杂，民国成立后不久即遭困境。
学界关于民国国家仪式的个案研究成果亦值得参考。研究孙中山葬礼的文章有高冬琴与蔡世华的《国葬与国家民族认同——以孙中山遗体及其安葬为中心》、田海林与李俊领的《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李恭忠的《“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李理的《世纪的葬礼——孙中山先生移灵南京奉安国葬》及陈蕴茜的《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等。[16]文章探讨孙中山葬礼与政治文化、国族认同、符号象征等各方面的关系。相关著作有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17]，详细叙述孙中山“奉安大典”及“总理纪念周”，其中对“奉安大典”中“党治国家”权力结构展示的研究，为本课题某些部分写作思路的样本。
研究其他与孙中山有关的国家仪式成果，文章有李学智的《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姜瑞学的《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等[18]，揭示了民国北京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动员民众，即强调国庆纪念活动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的《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19]探讨民国初年国庆日的制定过程等问题。陈蕴茜的《谒陵仪式与民国政治文化》《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等[20]文章考察孙中山仪式操演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相关著述有罗福惠、朱英主编的四卷本《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21]一书，涉及大量与孙中山有关的国家纪念仪式，特别是第一卷“政府、党派的辛亥革命纪念”与第二卷“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民国“辛亥革命纪念”。书中不少内容皆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对此不作具体介绍。笔者有机会与该书诸多作者近距离接触，对写作助益良多。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部分章节专门论述与孙中山有关的“神圣仪式”和“纪念仪式”，从追悼仪式、奉安大典、谒陵仪式、纪念仪式等方面进行阐述。[22]诸多成果丰富了笔者对孙中山相关仪式的认识。另外，研究其他民国国家仪式的成果有刘长林与杜勇的《仪式表演与权力博弈——以北洋军阀李纯葬礼为中心的探讨》、冯佳的《“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等文章，[23]研究民国时期特殊环境下的葬礼，皆有助于深化笔者理解和认识民国国家仪式政策。
对笔者研究有参考价值的成果还有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出版的论文集《传统的发明》，该书对英国、印度等地的仪式、节庆等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霍布斯鲍姆在题为“发明传统”的导论中认为：“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24]此认识相当深刻，启发笔者注意到许多国家仪式的设计为运用旧传统。特别是《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与《维多利亚时期印度的权威表象之确立》两文，虽分别研究英国、印度的国家仪式，但其议题直指仪式的政治功能，其理论、方法显然能供本课题借鉴。日本学者子安宣邦的《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一书利用知识考古学方法，“在亚洲大视野中考察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宗教的功能”，[25]于民国国家仪式功能研究的借鉴意义亦相当明显。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与民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及社会变迁史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有将本课题的研究融入当时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社会变迁中，才能清晰国家仪式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对民国前期国家仪式本身、民国政治文化进行规律性的探寻。笔者通过研读民国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诸多力作，以图在更宏观的视野下考察民国前期国家仪式。
三 理论方法与概念界定
1.理论方法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历史研究最注重掌握和分析史料，而理论仅为解读和分析史料的工具，方便认清历史真相。本文首先遵循历史学方法，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史”即历史材料，反映历史本体的内容，具有客观性，离开基本材料，历史理论即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要注重“史论结合”。于本课题而言，不仅收集和整理有关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历史材料，且要运用各种理论分析这些材料，提炼出材料所揭示的问题，以求“论从史出”。
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仪式本身为社会现象，既往为人类学、社会学、政治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领域，现随研究的不断发展，出现多学科研究的可能。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仪式研究日臻成熟，且理论亦趋于完善。历史上的仪式本身即历史学研究范围，亦为人类社会普遍现象。欲研究历史上的仪式，须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理论相联系。只有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才能正确有效地研究历史上的仪式现象，使论证更为丰满。
占有和使用第一手资料。研究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其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相关内容大量出现于当时的政策命令、政府公告、人物文集、报刊报道等史料中，须对此进行收集和整理。即需要掌握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第一手资料，对之进行分析，得出规律性认识。
结合个案与宏观研究。本课题研究时段为整个民国前期，因而须整体观照，对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综合归纳。但为避免泛论，需选取个案进行实证性研究，探索某些具体问题。只有将个案实证研究与宏观理论研究相结合，才能全面深入地探讨民国前期国家仪式之嬗变。
2.概念界定
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根据本课题研究内容需要，说明和认识以下几个概念。
国家仪式·民国前期国家仪式
文前已定义民国国家仪式，尚未追溯根由。“国家仪式”正是建立在充分借鉴学界成果的基础上，不少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皆定义“仪式”，有人罗列诸多仪式定义中的有效特征，包括：1.由文化来建构、由传统来维持；2.行为、实践、表演、身体动作和（或）言语行为；3.表演者同时也是观众；4.打破日常生活的节奏，隔离的、边缘（阈限）的、反结构的；5.在特定的时间和（或）地点举行；6.构建和组织社会或社会群体；7.有目的的（对参加者而言）；8.重复的；9.规范化的、排练过的；10.宗教的、神圣的、通灵的；11.严格的、范本式的、稳定的；12.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13.象征的、有意义的（对参加者而言）；14.交往性的；15.非功利的；16.有一定之规的、文本化的；17.正式的、习俗化的；18.美化的；19.结构化的、模式化的、有秩序的、连续的、用规则来管理的；20.疏导感情；21.引导认知。[26]综观以上，有为人类学仪式个性特征者，但有的可作仪式共性特征。
曹本治认为仪式应包括6个方面：仪式的空间、仪式的对象、仪式的时间、仪式的声音和语言、仪式的识别和认同、仪式的动作，并称仪式按时间特征可“分为‘周期性仪式’和依特发事件而临时举行的‘指向性仪式’”。[27]其中论及仪式的6个方面为“国家仪式”应具备者，其“周期性”与“指向性”仪式的分类则为“国家仪式”直接采用。周文则指出民族国家仪式的举行“必须是固定的、持续的、长期的、制度化和程式化的，每年在固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由国家领导人主持，有特定的机构负责组织，民族国家仪式举行本身的制度化、程式化就是仪式的一部分”。[28]周文的叙述不失借鉴意义。诸如“国家领导人主持”“国家仪式举行本身的制度化就是仪式一部分”等，正涉及国家仪式之“国家”。
雷闻定义“国家祭祀”为“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其中既包括由皇帝在京城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因为相对民间社会而言，它们就是国家；就祭祀的目的而言，这种活动不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方式，本身具有‘公’的性质”。[29]将国家视作“在场”，而非总是实际操办或参与。李媛称“国家祭祀是以国家或政府的名义，由皇帝或政府官员主持的仪式化的公共祭拜活动”，所谓政府官员可以是“中央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官员”。[30]其定义与雷闻不同，虽包括地方政府官员，但须在“国家或政府的名义”之下。本书对某些国家仪式的研究虽涵盖国家仪式的地方影响，但更接近于李媛所称“国家或政府的名义”的含义。
本书出于特定研究对象需要，在借鉴这些定义的基础上，定义“国家仪式”如下：由国家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而“民国国家仪式”如本书开头的定义：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这里，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将国家仪式与地方仪式或民间仪式作出区分。
本书选取民国前20年作为研究时段，此间国家政权几经变更，经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国家仪式也相应产生诸多变化，但国家仪式的操演始终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展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家仪式的操演除建构合法性的目的外，还典型地具有宣扬抗日民族主义的目的，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后一目的越加明显。当然，在民国前期国家仪式中，不乏对民族主义的诉说和表达，但那尚为一股潜流，国家仪式的主旨仍在政权合法性建构方面。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产生和变化能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政治文化的演变规律。政治文化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概念，很难作出固定界定。王邦佐等人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团体，以及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形成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倾向的总和。”[31]本书并非将民国单体国家仪式当作“政治事件”进行短时间的阶段性研究，而是将之视作“文化事件”，其包含着能够反映民国社会的大量线索和信息，特别是对民国独特政治文化的体现。通过细致入微的探寻和观察国家仪式这一个案，“可以捕获到与该个案有关的那个社会的细节，该微观研究从而成为人们认识个案所发生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一扇窗户”。[32]就此概念而言，通过民国国家仪式观照“政治文化”，于是，就可能全景式地动态研究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相关人物与事件、时代背景、制定过程、社会环境、前期准备、操演场景、仪式语言、象征意义、权力结构、民众参与、媒介舆论等，力图认识国家仪式作为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面相，以此揭示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特征。通过研究民国国家仪式，试图揭示以往民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为人忽视的部分，成为观察民国政治文化的一个视角。但因史料与个人能力的限制，甚至出于研究的整体考量，对某些单体仪式只做到点到为止。
本书考察的单体国家仪式包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国庆纪念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孙中山北京葬礼、孙中山奉安大典、革命先烈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等。当然，民国前期国家仪式远不止本文所涉及者，选取有限个案乃出于如下考虑：凡研究就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因研究对象国家仪式之广博，非有限时间所能完成，只能摘取自认为比较重要者；所选国家仪式尽可能围绕“主题轴”与政治有密切互动者，能够借此观察政治文化的演变，遵循或为国家元首直接参与者，或为当时操演隆重者的原则。这些国家仪式从时间特征上划分，包括“周期性”仪式，如国庆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等；“指向性”或“一次性”仪式，如就职典礼、葬礼等。从国家仪式的性质上划分，则包括“悲痛性”仪式，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葬礼等；“欢庆性”仪式，如统一庆典、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等。
合法性的建构
合法性问题相当复杂，人类发展一直伴随着合法性，远到原始部落，近到现代国家，无论怎样的社会都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学界对合法性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简单而言，即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统治权力的服从和认可。此处不拟纠缠于概念分析，仅说明本书的研究旨趣，即观察作为合法性建构措施和手段之一的国家仪式在民国政权合法性建构实际过程中的具体情况。另外，也应注意到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合法性的消解过程，一方合法性的建构包含对另一方合法性的消解。比如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国民党利用国家仪式建构党国权威及统治，意味着消解北京政府的权威及统治。再比如说，袁世凯利用国家仪式建构和宣扬个人权威，就意味着消解其他人的权威和利益。虽然合法性的消解过程很隐秘，但本书亦将尽可能关照。
[1] 葛剑雄：《“国家级”公祭黄帝质疑》，《南风窗》2003年第15期，第60～61页。
[2] 张丽峰：《再谈设全国哀悼日的意义》，《中国妇女报》2009年5月19日，第A2版。
[3] 张芹、李琨：《解读国庆阅兵仪式的结构及其象征意义》，《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4期（下半月），第32页。
[4] 赵军：《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庆大阅兵——1969年国庆20周年亲历阅兵纪实》，《党史天地》2009年第10期，第24页。
[5]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人民日报》1969年10月8日，第2版。
[6]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1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2版。
[8] 《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昨在首都隆重奠基 毛主席宣读碑文》，《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2版。
[9]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页。
[10] 刘方玲：《国家祀典与民间信仰：祭厉及其社会意义》，《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王元林：《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王元林：《论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道教、国家祭祀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郑丽航：《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郑丽航：《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后考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郑丽航：《宋至清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妈祖综考》，《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
[11]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2008年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论文。
[12] 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13] 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4] 周俊宇：《塑造党国之民——中华民国国定节日的历史考察》，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台湾史研究所硕士班2008年度学位论文。
[15] 〔英〕H.Harrison，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6] 高冬琴、蔡世华：《国葬与国家民族认同——以孙中山遗体及其安葬为中心》，侯杰主编《“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第443～455页；田海林、李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李恭忠：《“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李理：《世纪的葬礼——孙中山先生移灵南京奉安国葬》，《国立国父纪念馆馆刊》2007年第20期；陈蕴茜：《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17] 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 李学智：《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姜瑞学：《北洋政府与中华民国国民塑造——以“双十节”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9] 〔日〕小野寺史郎：《民国初年の革命記念日——国慶日の成立を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2005年第20号。
[20] 陈蕴茜：《谒陵仪式与民国政治文化》，《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
[21] 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2] 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77页。
[23] 刘长林、杜勇：《仪式表演与权力博弈——以北洋军阀李纯葬礼为中心的探讨》，《理论学刊》2009年第5期；冯佳：《“国”与“君”——政治文化视角下的隆裕太后葬礼》，《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4] 〔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7页。
[25] 〔日〕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83页。
[26] 王宵冰主编《仪式与信仰——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民族出版社，2008，第5页。
[27] 曹本治：《思想的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第19、28页。
[28] 周文：《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仪式》，《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第88页。
[29]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页。
[30] 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度博士学位论文，第16页。
[31] 王邦佐、孙关宏、王沪宁、李惠康：《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332页。
[32] 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