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一部历经28年史料征集调查研究完成的书；

这是一部由作者用业余时间和退休时光完成的书；

这是一部在国家支持下由民间组织合力完成的书；

这是一部征集千余名战俘劳工口述史料完成的书；

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部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研究日军在中国建立集中营，并虐待奴役中国战俘劳工以及盟军战俘和盟国侨民，所犯的滔天罪行之书。

接触战俘集中营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那一年，我脱下穿了20年的军装，转业到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交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征集石家庄抗战史料，其中一项具体工作就是调查石门南兵营被俘党员的抗日斗争。

石家庄当年叫石门，这在当地是人所共知的，那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走访调查。首先看到的资料，是市政协《文史资料》登载的几篇回忆和本室档案中保存的几篇被俘党员的调查材料。在进一步调查中，才知道石门南兵营是怎么回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分三路对华北展开进攻，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37年10月10日，经过五天激战，日军攻占石家庄北面的正定古城和滹沱河防线，石家庄从此成了日军长期霸占华北的军事基地。短短几个月，日军就在石家庄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

南兵营原来是休门村南的一片庄稼地，1938年初夏，麦苗正在灌浆，青菜正在成长，一天上午突然开来几辆满载日军的卡车，车未停稳，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就跳下来，挖坑埋桩围起铁丝网，一围就是几百亩，不久，日军在这里建起一座兵营。因为它位于石家庄的南侧，人们称其为南兵营。

南兵营开始驻扎日本兵，同时也关押作战抓捕的中国俘虏。1939年日军第一军移防太原，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一一〇师团移防石家庄，这里逐渐成了俘虏收容所。1941年8月15日，因为关东军和华北方面签订协议，要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充当特殊工人，日军将南兵营的俘虏收容所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1944年1月，因为日本内阁决定把华北战俘训练后送往日本本土当劳工，日军又把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训练所。1938～1945年的七年间，日军在这里关押了约5万抗日军民，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致死，扔进了万人坑，约3万人被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本土当劳工。为了管理这些战俘，并强迫他们在当地从事繁重的劳役，日本不仅派出军队对战俘实行监狱式管理，还组成了庞大的战俘管理机构，对战俘进行疯狂的虐待和残杀。被俘的共产党员不甘心被奴役，在这里建立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组织暴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禁自问：什么南兵营？这不就是战俘集中营吗！5万战俘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在石家庄当兵20年，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只听说二战时德国在奥斯维辛、索比堡等地建立集中营，从来没听说日军在中国建立过集中营，更没想到石家庄就有一个5万人的集中营，而当时的石家庄人也很少知道。

那一年，日本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集中营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需要歌颂，日军残害战俘的罪行更应该予以揭露。于是我想对石家庄集中营展开广泛调查，但是党史研究室并没有将其列入工作任务，因此我们只能在走访党史人物的同时顺便进行一些调查，或利用业余时间自行开展调查，没想到这一干就是28年。

因为是额外任务和业余调查，没有经费，没有时间，所以调查工作很艰难，也为自己和同事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一年夏天，我和同事党福民到东北去调查，20多天走访了长春、吉林、牡丹江、哈尔滨、沈阳、抚顺、本溪、大连等11个城市，走访了25个单位和历史见证人，住的是十几元钱一间的招待所和小旅馆，吃的是大食堂和小吃摊。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多访问一些人，常常是晚上乘车，白天走访。为了省钱，调查中，常常是肚子饿了，就在路边饭馆吃碗冷面，使得党福民把胃吃坏了，后来患了胃穿孔。20世纪80年代，中国多数机关和档案馆还没有复印机，查到有用的档案资料，无法复印，只能靠手抄，我和同事屈左军在山西黎城和湖南怀化等地查档案、翻报纸、抄材料，每天都是趴在床上干，白天晚上连轴转，一抄就是好多天，其中艰辛，自不待言。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要费很大精力，花很多时间。例如石家庄集中营死了2万战俘，知情人都回忆扔到了万人坑，但万人坑在哪里？我们也派人去查过，但很长时间没有搞清。一天我翻旧报纸，看到1951年的《石家庄日报》上登载了一个记者的亲身考察，他讲南兵营的战俘都被拉到休门义地埋了，休门义地在南兵营西南两里的地方。于是我沿着集中营旧址向西南方逐单位寻找，找到一个军用仓库，那里有一片坟地，却是埋葬日本官兵的“鬼子坟”，而不是埋葬战俘遗体的万人坑。调查无果，暂时告停。困惑中，我自问：是不是记者把方向写错了，把“东南”写成“西南”了？几个月后，我又沿集中营东南方的马路，逐单位询问负责营房基建的人员和当地的老住户，这些单位过去基建时是否发现过大批无名尸骨，接连查访了几个单位，终于在地区汽车修理厂了解到该单位在20世纪50年代建厂初期和60年代“深挖洞”时，曾发现大批遗骨，后又到休门村委会召集老年人开座谈会，找到休门村拉尸队的一个幸存者，终于查清了万人坑的位置。90年代这个单位在扩建厂房挖地基时，再一次发掘出了大批遗骨，进一步证实了这里就是掩埋集中营战俘遗体的万人坑。

随着调查的深入，石家庄集中营的概貌基本搞清，但要将这个历史事实整理出来，推向社会、推向国际，并不容易。1992年7月7日，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日军在石家庄集中营虐待战俘的论文，但因为不是党史研究室的正常工作，无法用单位的打字机打印，只能拿着手抄稿在会上进行交流。一些与会的国外学者想要文稿，我却无法满足。于是我下定决心，节衣缩食也要改变自己的“办公条件”。在当时，工薪阶层工资还很低，而电脑刚刚在中国上市，我拿出一万元积蓄，自费买了一台286电脑和一台针式打印机，让上大学的女儿帮助打印劳工访谈资料，使集中营资料的整理研究加快了速度，并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宣传。同时，也因为卢沟桥会议把石家庄集中营介绍给国外学术界，引起日本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关注，他们专门到石家庄进行采访考察。

报纸上的揭露和日本学者的来访，引起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注，对我们的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并给予了便利。1994年，我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石家庄党史研究会同日本民间团体“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殉难者刻骨铭心会”签订了《石家庄集中营调查学术交流协议》。在同日本民间团体的合作中，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1995年8月，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和我所在的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会的同事们主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丛书，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石家庄召开了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正式把日军在华北建立战俘集中营、奴役战俘劳工的罪行揭露给国际社会。

但就在这次资料征集和编辑过程中，我发现日军在中国的集中营并非石家庄一处，仅华北地区就有济南、太原、北平、塘沽、青岛、洛阳等几个集中营。这些沉睡在历史风烟中达半个多世纪的史实真相，若不抢救发掘，恐怕将随着历史见证人的故去，而被岁月掩藏、被世界遗忘。

当时，在中国社会上，为领袖英雄歌功颂德的多，为草民百姓呼吁呐喊的少。对二战受害最悲惨的两个阶层，即战俘劳工和慰安妇关注的更少。政府的学术机构没有设置专人研究，一度被视为研究的禁区。于是我决心把这个课题继续搞下去。恰巧赶上地方机构改革，石家庄地、市两级机构合并，人员大量超编，市委市政府号召年龄50岁工龄30年的干部提前离岗、内部退休。为了支持机关的机构改革，也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研究集中营这个课题，我在1995年4月办理了提前离岗的内退手续，专门研究战俘集中营和战俘劳工这个课题。这样做虽然对自己的职务变动、职称评定、工资住房等会有很大影响，但却为完成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调查的自由。

随着时间推移、思想解放，战俘劳工等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逐渐被政府和学术界认可和重视。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中国学者对中日历史的研究，于是我申报了“日军设在华北的七个战俘劳工集中营的调查研究”课题，并应邀参加了河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谢忠厚教授申报的“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工作，为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罪行与集中营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此后进行的深入调查中，我发现日军在华北的集中营除了本书所列六个大集中营，还有一批中小集中营，合计有20多个，如果不趁这次调查把资料抢救下来，以后就更难查找，于是我们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了“扩大调查范围，延长课题时间，追加课题经费，增加影像资料，扩大最终成果”的课题调整报告。但得到的口头答复是时间可以延长，经费无法追加，最终成果还是学术专著和资料集。

华北的这20多个战俘劳工集中营分布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内蒙古七个省区市和苏北地区，战俘劳工的就劳地分布在华北、东北、华中和日本本土的135个作业场，极为有限的课题费无法解决这么庞大的调查任务，于是，我们一方面自筹经费扩大调查、考察，一方面同旅日旅美华侨及日本民间团体合作进行史料征集和专题调查。同时，和“日军在华北的侵略罪行调查”课题组合作，到中央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查阅日伪档案和审判日本战犯档案。因为各地战俘集中营均由驻地日军管理，在中国各地档案馆有关的日伪档案非常稀少、几乎没有，所以我们不得不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幸存者的控诉回忆和集中营中国职员的揭露证言上，而这些当事人大都80岁左右，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访问，历史的真实就会被岁月的累积所湮没，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先后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合作，进行了中国二战劳工口述史料抢救工作。

为了完成这一课题，20多年来，我们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①查阅档案。先后到国内12个省份的60个档案馆和党史、文史、地方志等部门，查阅、复印、收集档案图书文献资料数千万字。②实地考察。先后在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及日本等地寻找考察战俘劳工集中营、作业场、万人坑遗址50余处。③走访征集。先后召集战俘劳工代表大会5次、地区性战俘劳工座谈会20余次，走访征集1000多名战俘劳工的口述资料，整理打印《战俘劳工访谈录》约400万字，并为400多位战俘劳工录制了音像资料，刻录了光盘。④理论探索。20多年来，先后参加了国内国际学术交流会40多次，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了广泛探讨。在这些活动中最为辛苦的就是抢救二战战俘劳工口述史料。我们邀请河北师范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寒暑假和星期日到农村走访二战战俘劳工，大家乘拖拉机、骑自行车，穿行在华北的乡村农舍，有时找不到车就步行。大家不怕寒冬和酷暑，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抢救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档案资料的不足。本书就是在以上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数易其稿完成的。

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日军奴役战俘劳工的历史记录。因为对日军侵华罪行的揭露，主要还是用事实说话，不用提出高深的理论和新颖的观点。本书主要是用事实证明日本同纳粹德国一样，不仅在二战中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而且违反国际法对战俘劳工进行了残酷的虐待和奴役。

战俘是战争的产物，要讲战俘集中营，就不能不了解日军侵华作战，也不能不了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同时战俘劳工集中营的建立，是根据日军的战俘政策和劳务政策设立的，所以也不能不介绍日本在中国的战俘政策和劳务政策。因此本书第一章简述了日军在华的侵略作战、日本在中国的劳务政策与战俘劳工集中营的关系，并对日本在华集中营类型作了综合的简介。

华北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地，是日军侵华的重灾区，也是八路军抗日的主战场。因为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敌视，日军在中国建立的战俘劳工集中营多数设在华北，日军强掳的战俘劳工华北人数也最多。据学术界近年的调查分析，日军在华奴役的劳工、民工有3000多万，其中从华北强掳到伪满洲国、伪蒙疆、华中各地的劳工近1000万。日本在中国大陆设置的战俘劳工集中营有100多处，使役中国战俘充当劳工100多万人，其中2/3在华北，仅从华北押往东北的战俘就有约30万。在掳往日本本土的4万劳工中，华北就占92%，其中战俘约2万，而石家庄集中营战俘就占了1万。因此本书以华北的集中营为重点，从第二章到第七章，依次介绍了石家庄、济南、太原、北平、塘沽、洛阳六大集中营和一些中小集中营。由于华中、华南的战俘集中营较少，征集的资料有限，华南的海南岛仅搜集到盟军战俘营的资料，所以仅用一章即第八章介绍了华中各地的集中营。由于各集中营发掘的史料多少不等，所以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其中，石家庄集中营因为建立时间较长，关押人数较多，组织比较严密，当时的日军也在报纸、广播、电影纪录片上吹嘘宣传，并作为管理的样板在各地推广，向日本介绍，因此，我们想通过详细地解剖石家庄集中营，使人们对其他集中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有关石家庄集中营的介绍比较多、比较细。而对其他集中营，则根据占有资料的情况，以及为了避免重复进行了详略不等的处理，对其残害劳工的重要罪行和重大事件则尽量详细地记述。如北平集中营对八路军战俘进行“肘死关节”的残害，太原集中营用几百名八路军战俘作“刺杀活靶”的训练，济南和太原集中营用战俘做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的残害等。同时也记述了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集中营的被俘党员建立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的事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向日本宣战，日本在东南亚作战中俘虏了35万盟军战俘。日本除在本土和东南亚各地建立集中营外，还在中国的海南、奉天（今沈阳）、香港、台湾设立了盟军集中营。与此同时，为限制盟国侨民在中国的活动，还在香港、上海、山东潍县（今潍坊）设立了盟国侨民集中营。本书用两章即第九章、第十章，分别记述了盟军战俘和盟国侨民集中营的情况。

日军对战俘劳工的虐待、奴役并不限于作战地、集中营，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折磨是在押往就劳地以后，关于此方面的内容，笔者已于1995年主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于2005年主编了一套五卷本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于2007年编著了《亚洲的奥斯威辛——日军侵华集中营揭秘》，于2008年主编了《日军侵华集中营——中国受害者口述》，还与人合作编辑了十卷本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及《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等书，对此问题已有详细的记述，同时这个问题也不是本书的重点，所以只用一章即第十一章简要记述了战俘劳工送往各地的遭遇和斗争，重点写了战俘劳工在伪满洲国、日本本土、东南亚的遭遇和斗争。

本书是实证性研究，在对集中营进行介绍后，接下来用四章对集中营和战俘劳工问题作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延伸性的研究，力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用有关国际法同日本的罪行进行对照，用人道主义的标准进行衡量，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要求进行探索。第十二章具体分析了奴役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六个特点，并对日本政府、军队、企业、劳工组织的具体责任进行了剖析。第十三章对日本战俘政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试图寻找日军虐待战俘劳工的根源，分析他们是如何违反国际法的。第十四章是对中国战俘政策的回顾和反思，延伸研究了中国军队和政府对待日本战俘战犯的优待政策和实践，目的是同日本军队和政府对待中国战俘的政策和实践进行对比，介绍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战俘政策和经验。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政府和社会没能善待本国战俘归来人员的问题和教训，并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提出了制定本国本军战俘政策，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战俘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十五章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角度，介绍了美欧各国解决战俘劳工问题的经验，回顾了中国战俘劳工对日索赔的艰难历程，提出了妥善解决战俘劳工问题的要求和设想。

这部书从一开始就想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日军在中国大陆的集中营，尽管本人为此也进行了28年的努力，但仍然留下很多遗憾。由于本课题涉及的面太大、人太多，时间长、资料缺、经费少，加之因为日本战败时销毁资料，战后又封锁档案，能见到的档案资料太少，而战俘劳工多数死于敌人的屠杀残害，幸存者和历史见证人又有年龄、文化、经历的局限，所以很多问题很难搞清楚，特别是华中、华南的史料征集不够、概貌不清，各地的人数难以精确统计，只能做到估计、推算、概述，结果仍然是不全面、不系统、不准确，可能还有很多错漏之处。

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来到这个社会，应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类做一点事。我无意中选择了这个课题，并为之努力了28年，因劳累过度患了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心梗、白内障、支气管哮喘等十多种疾病。我对自己后半生的选择无怨无悔，遗憾的是有生之年难以将此课题进行到底。身体不支、岁月不饶，这部书可能是我这一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本学术著作。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关注战俘劳工问题，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同人能参与这项工作，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直到为受害者讨回公道，为国家民族争回尊严，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何天义

2013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