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经济·社会·学术
近世中国广义货币刍议
陈争平[1]
笔者在10多年前研究近代中国国际收支话题时曾涉及当时黄金国际流动及黄金货币性等问题，从而产生了试将货币层次理论及广义货币概念运用于近代中国货币运动分析的想法。10多年来因忙于其他工作，仅形成有关近代中国广义货币的初稿。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问世后，不断有年轻学生问我有关明末、清末货币供给及明清两代帝国衰亡关系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史专业教师应当答疑解惑，这促使我又查阅了16～19世纪相关资料和有关论著。因此我将广义货币研究对象年限向前延伸至16世纪，拟成此文，敬请大家批评。
一 白银内流与“货币主权荡然无存”？
《五百年来谁著史》书中，与经济史有关，又特别引起年轻学生疑惑的论点主要有二：
一是最近500年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模式及中国“市场化过度”论。“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明代辉煌的经济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致，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过度，过头了”。[2]
二是明中叶起中国金融依赖海外，“货币主权荡然无存”论。“自明隆庆元年起，经济发达、领先的中华帝国，却把货币金融问题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在美洲大规模发现白银的‘国际大气候’下，明帝国将货币短缺问题之解决，全盘委之于美洲白银之进口，其实乃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3]
关于最近500年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以及明中叶起中国是否“市场化过度，过头了”等问题，需要较大的篇幅来讨论，本文仅谈第二方面的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一书是从16世纪讲起，本文亦如此，为了行文简便而使用“近世”这一时间概念。中国“近世”大约从16世纪起，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货币供给角度，本文拟将“近世”分为三期：早期约至清乾隆中期，中期约从清乾隆中期至1840年，后期从1840年至1949年（等于“近代”）。
诚然，16世纪后叶和17世纪中国确有大量白银内流。据吴承明先生估计，这一个半世纪白银净流入不会少于1亿两，“使我国存银量增加三分之二”。[4]至于如何看待这样大量白银内流，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书里认为这验证中国已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5]而韩毓海则认为这是当时中国金融依赖海外，中国“货币主权荡然无存”。两者结论不同，但是都以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为立论基础。实际上，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中国伴随大量白银内流，同时还有大量黄金外流，对此国内学者们往往采取无视态度，或轻描淡写地说两句，缺少认真分析。如何看待近世中国大量黄金外流？如果把白银大量内流视为“中国金融依赖海外”，那么19世纪白银大量外流又是什么？如果明后期像北宋那样，货币需求增加，又没有大量白银内流，中国货币体系将会出现何种变化？这些问题使我们有必要审慎考察中西货币史及贸易史，当前尤其注意考察近世中国货币运行史。与以往中国货币史研究者所不同的是，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借鉴现代货币供给理论分析近世中国货币的层次性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 关于近世中国货币的层次性
清王朝自入关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因此我们讨论近世中国货币层次性时，可将早、中期货币制度合并讨论。关于近世早、中期货币制度，有些学者认为是采取银本位制，[6]中国货币金融史学专家多认为是实行银两、铜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7]也有学者强调是实行“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8]叶世昌先生指出，将这一时期货币制度称之为“银本位”，则“是一种不规范的用语，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典型的货币本位制度”。[9]日本学者黑田明伸则强调多种货币的“相互竞争又并存”，特别指出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当时中国货币体制“与其说朝向统一不如说是持续竞争并存下去”。[10]
叶世昌和黑田明伸两位教授的意见值得重视，明中叶以后中国货币制度并非单一“银本位制”。从明清经济实况看，财政收支形式与货币制度变化相互影响极大。明初官俸支给本色（米）和折色（钞），市场流通以钞为主，钱为辅。[11]正德三年（1508）官俸支给钱银；隆庆六年（1572）议准官俸九分支银，一分支钱；至万历四年（1576）又转为规定官俸“四分支银，六分支钱”。受此影响，市场货币流通形成“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的格局。[12]铜钱作为通货的历史比白银悠久，至明后期铜钱的通货地位虽然遇到白银的竞争，但是从隆庆元年“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13]的谕令看，广大“升斗小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用铜钱，值银一钱以上者货物买卖则是“银钱兼使”，在民间一般收支中铜钱的使用范围比银两广泛。至清代，铜钱仍然是民间主要通货，清廷对制钱制度管理严于对银两的管理，以致1831年威廉·亨德在《广州番鬼录》书里认为“在中国除铜钱外，无其他币制”。[14]鸦片战争后，虽然中国关税等主权受到列强破坏，但是清廷对制钱制度管理主权一直保留，仅此就可以判定韩毓海有关明清“货币主权荡然无存”的论点是远离实事求是的。
本文要进一步强调：明后期及清代主要货币不限于银、钱两种，如果说白银是货币之“将”，铜钱是货币之“兵”，黄金则是货币之“王”。“王”者不遇大事不出手，一般事务由“将”与“兵”打理，但每逢乱世“王者”必出手干预，局势越乱其作用越重要，近世中国黄金正是这样的货币之“王”。
在研究近代中国国际收支时，必然涉及当时黄金国际流动及黄金货币性问题。旧中国海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以及哲美森、马士、雷麦、土屋计左右、耿爱德、谷春帆等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外国际交易时都将黄金作为货币来对待，笔者经再三考虑也认为这样做较好。[15]
在中国国内货币经济中，至近世，黄金仍然发挥重要的价值储藏功能。全汉升先生曾经指出：“经过长期的累积，到了明代，中国民间的存金，可能已经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举例来说，在正德五年（1510），太监刘瑾籍没家产中，共有黄金12057800两。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158年中，西班牙自美洲输入黄金的总额，约只等于刘瑾私有黄金的百分之三十九。事实上，除刘瑾以外，明代还有不少富人蓄藏黄金。如果再加上这许多人藏金的数字，民间存金的数额当然更大”。[16]至清代中叶，虽然中国黄金已大量外流，但是嘉庆三年（1798），仅尚书和珅籍没家产中就有黄金790万两，折银10650万两，约占和珅家货币资产（金+银+钱+洋圆）的85%。[17]
明中叶以后中国黄金的世界货币职能大大加强，主要表现为中国黄金的大量外流。1609年，一位曾在菲律宾、澳门等处担任财政、行政工作的西班牙人，曾向新西班牙[18]政府建议，准许白银自由运往菲律宾，其条件为以其中一半购买中国货物，一半购买中国黄金。他根据多年经验认为“以白银交换中国黄金，运往新西班牙或西班牙出售，可获利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或百分之八十”。[19]明中叶后中国黄金除向西方商人换取白银外，又向日本输出。在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初叶“中国对日出口贸易中，经澳门运往日本的中国黄金，其重要性只次于生丝及丝织品”；“在1610至1620年，澳门葡人运中国金子赴日出卖，获利百分之六十”。[20]清代中国黄金继续大量外流。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中国的金价约值欧洲铸造价格的 2/3，这使得英国人也和葡萄牙人一样，认为在中国用白银换取黄金大有赚头。[21]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提高商船职员的热情，准许职员在保证公司本身利益限度内做一些私人随船贸易。公司对18世纪初来华的“伊顿号”船长私人贸易有这样的规定：3500镑投资款中1500镑用于购买商品，2000镑必须用白银“在中国购入黄金运返”。[22]雍正十年（1732）英国商船“康普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82850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黄金（44889两银）、白铜（23027两银）、白糖（4773两银），还有冰糖、樟脑等，黄金占总值一半以上；雍正十二年（1734）“哈里森号”和“格拉夫顿号”总购中国各类货品依次为黄金（97329两银）、丝织品（90650两银）、茶叶（88536两银）、白铜（10200两银）、瓷器（9000两银），还有西米等；乾隆二年（1737）“诺曼顿号”总购中国货价值共121152两银，各类货品依次为茶叶（76989两银）、黄金（25561两银）、瓷器（8097两银）、布（3790两银），还有西米和各种织物等。[23]这一时期东印度公司职员私人随船贸易输出的中国货仍以黄金为主，例如1729年“林恩号”船长在广州私人贸易价值共计3744镑，其中黄金为2500镑，茶叶等货物1244镑。[24]购买中国黄金，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贸易及职员私人贸易的重要内容。至近世后期，中国黄金仍然继续大量外流，据笔者计算，自1895年至1936年这42年中国黄金累计净外流量约合银6.43亿关两。[25]
世界货币职能是国内货币流通职能的延伸，而价值储藏功能是货币流通的蓄水池，这两方面势必加强明清时期黄金的货币流通媒介职能。明中叶以后货币流通确实可以说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是超大数仅用银吗？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教授数十年磨一剑，写成《中国货币史》这样一部堪称“金字塔式”的货币史巨著。彭信威教授在这部书里论及明后期“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时曾援引《西游记》有关描述作为论据，他接着又援引《同文指算》等书有关内容推论当时金钱、金叶子流通及作为赏赐（可作为一种“支付”）情况。[26]叶世昌教授也曾用《警世通言》卷十六中张士廉小夫人赠店中张主管10文金钱之事例推论明后期金钱在民间使用情况。[27]《西游记》中描述旅客住店用餐低档者用钱，高档者用银，但是要把这店铺买下（即超大数）用什么？我们可以在更多的明清笔记及文学作品里找到很多用黄金赏赐及购买店铺、府邸、置办其他产业，也有用黄金买官、买美女等描述，例如清中叶纪晓岚就曾记载中州李生为一绿林豪客做书记，得酬金五十两黄金之事。[28]可以说，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中，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超大数间用黄金。民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黄金更是成为市面上的硬通货。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金类兑换法币办法》《监督银楼业办法》《限制私运黄金出口及运往沦陷区域办法》等，加强收兑民间金银；1939年又公布《取缔收售金类办法》和《加紧中央收金办法》，规定由中、中、交、农四行统收民间金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强制收兑金店、银号、银楼等所存金银，严惩违规藏匿金银者。[29]这些法规的颁布，1945年重庆黄金风潮及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等都反证了黄金在乱世中的硬通货地位。1948年 8月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要“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国民党政府还公布了《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30]这些法规的颁布，以及同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又被迫允许人民手中持有金银外币，进一步反证了黄金在当时市面流通中的硬通货地位。
近世中国黄金具备上述重要货币职能，但是它作为流通媒介的流动性较弱，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也较弱，所以彭信威教授等货币史家对黄金货币性质存在疑虑。笔者认为，彭信威教授等前辈货币史家主要是运用西方近代狭义货币理论分析中国货币史，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借鉴现代货币层次理论和广义货币概念等考察中国货币发展历史，这样可以较好地解答彭信威教授等货币史家的有关疑难。
20世纪6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供给理论逐步形成。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施瓦兹在合著的两本书《美国货币史》与《美国货币统计》（M. Friedman and A.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New York，1963；M. Friedman and A. Schwartz： 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New York，1970.）中，对货币层次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纳了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层次理论，拟订了“M2”的定义及其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广义货币（Broad Money，等于狭义货币+准货币）概念得到美国官方确认。其后，西方其他国家及中国货币当局也渐次采用货币层次理论与广义货币概念。现在多数国家虽然各自对“M2”、“M3”等准货币具体含义有不同表述，但是在计算货币供给量时一般都要将准货币计算在内。[31]
弗里德曼与施瓦兹将货币层次理论引用于美国货币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亦有中国经济学家将广义货币概念向前延伸至对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的中国货币史研究。[32]我们不禁要问：能否将货币层次理论及广义货币概念再进一步运用于近世中国货币运动分析？
纵观中西货币史，我们可以看到矛盾运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统一，中西货币发展历史既有各自的“个性”，又在大方向上有着“共性”：都是由早期的多种商品演变为金属货币，由贵金属排斥贱金属，进而又由称量方式发展为铸造形式，铸币也都由其他各种形状转化为圆形（中国人还颇有创意地添上“方孔”），近世又由铸币转化为纸币，转变为以银行为创造机构的信用货币（非商品货币）。这种比较使我们增添了借鉴现代货币层次理论及广义货币概念考察近世中国货币发展史的信心。
笔者认为，借鉴广义货币概念，根据中国近世黄金价值储藏、世界货币等方面职能强、价值尺度及流动性较弱等特点，黄金货币性可以定为准货币。这样，近世早中期中国货币可采用“两层三品”说，其中“两层”是指白银与铜钱为狭义货币，黄金为准货币；“三品”是指黄金为上币，白银为中币，铜钱为下币；平时市场交易中大数用中币，小数用下币，超大数间用上币；“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动乱时黄金的上币作用加强。
三 关于近世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与广义货币理念相关联，20世纪后半叶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当作货币经济学的主要命题，它是指货币供给的数量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自主决定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经济主体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内生决定的。一般来讲，如果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就是内生的。如果货币供给刚性可以限制货币需求，那么货币供给就是外生的，这便是内生与外生性的判定标准。[33]
黑田明伸教授通过对世界货币制度史的考察，指出：“如果把应当交易的物资聚集起来，即使制度化的通货供给突然瘫痪，人们也会灵敏地做出反应创造出货币”。[34]换句话说，不仅在现代，即使在古代和近代如果出现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人们就会创造出新货币以适应需求，货币供给就是内生的。北宋时期四川商人创造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历史上内生货币的典型案例（交子后来被宋朝政府接办后，就转为外生货币）。
笔者认为，近世中期中国人口增长，国内市场扩大，城乡商品经济明显发展，货币需求大增，但是货币供给方面却出现白银由大量内流向大量外流的转化，清朝落后的货币制度也阻碍着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促使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体系里的货币内生机制再次发动起来。其表现形式主要为清中叶起中国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及它们冲破落后货币习俗阻挠所签发的纸质票券等。例如，上海在乾隆后期已有钱庄100多家，并已经设立了钱业公所，以维护同业利益。这些钱庄不仅经营不同货币的兑换，同时还经营存放款等，大的钱庄还有代理县库、道库的。钱庄庄票的使用日益广泛，上海钱庄所签发的庄票面额达千两银者，已不稀罕。在上海，不仅商品交换可以通过庄票成交，而且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也可以通过钱庄庄票“到期转换，收划银钱”，相互抵消。其他地方的金融业钱票发行等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35]庄票（钱票、银票）的出现和发展，表明中国本土经济主体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开始内生出新的货币，这样也可以增加货币实际总供给量。但是由于庄票等流动性受到一定限制，庄票当时还只能算是一种准货币。19世纪20年代以后，票号作为一种新的金融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其发行的汇票（会票）主要是“此地取票，彼地取值”的凭证，流动性更受限制，这也只能说是一种准货币。尽管受到较多限制，我们仍然看到中国近世中期出现的黑田明伸教授所言“灵敏反应创造货币”。民间私票的产生与发展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中国古代内生货币的发展方向。
对于白银由大量内流向大量外流的转化，中国国内市场还主要通过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这两大的变动来进行调节，以金贵银贱和银贵钱贱方式使得高品货币价值更高，价值高了又促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样两相结合可以增加货币实际总供给量，这也是中国国内运用市场机制内在调节货币供求矛盾的一种方式。
我们不能轻视或忽视中国古代内生货币机制的作用。试问，如果明后期像北宋那样，货币需求大增加，又没有大量白银内流，中国货币体系将会出现何种变化？答案就是近世中期起作用的内生货币机制会提前在近世早期发动起来，黄金将由准货币进化为通货，货币王者将更多地发挥其救市作用。大量美洲白银内流，只不过加强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推迟了中国新型内生纸币的诞生。
近世中期，尽管清政府多次重申“各口如有夷商偷运内地银两，及贩进洋钱交易者，从重惩办”[36]，但是由于中国银两制度所带来的种种不便，使得乾隆以后西班牙本洋等外国银元渐遍布于长江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在民间很受欢迎。外国银元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货币主权的侵蚀，但是清政府对此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
鸦片战争后，外国银行在华势力迅速扩张，它们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从未顾及旧中国政府是否允许，腐朽的清政府对此也听任不管。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商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等，纷纷把发行纸币作为它们吸收中国资金、扩张它们金融势力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当时中国实际流通的货币种类繁多芜杂，仅银两的称量标准及成色就令人头晕目眩，折算起来非常麻烦，给较大范围内商品交易带来了种种不便。而外钞有一定信用，携带与计算较为方便，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外钞在中国流通量不断增大。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外钞在浙江、江苏及南方其他省份广泛流通；80年代时，仅汇丰银行在厦门一地发行的钞票就有六七十万；随着中外贸易网的扩大，外钞不仅广泛流通于中国沿海口岸市场，而且已经深入汉口等内地城市，在那里“按照票面价值为人们普遍接受”。到90年代时外钞已成为中国通货种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37]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的数量，往往超出西方有关银行发行制度的成例。例如，汇丰银行1870年时纸币发行额合1714000港元，已相当于其实收资本额的 1/3 以上；1890年时，其纸币发行额已增至6478000港元；到1900年时，其纸币发行额又增至12513408元，大大超出了其实收资本额。[38]外商银行钞票的广泛发行，加重了外国资本对中国货币主权的侵蚀。
即使如此，也不能说中国“货币主权荡然无存”。从清后期本国机铸银元的推广，民国时期废两改元的基本成功等事件，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国仍保有一定的货币主权。
中国新式银行业纸币的发行，使近世后期中国内生货币出现新的格局，大致呈由城市向乡镇、由沿海向内地推广趋势。到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以掠夺人民财富，造成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供给远远超过货币需求，并极大地限制了货币需求，当时中国货币供给外生性非常明显。
四 余论
中国近世中后期，外国银元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纸币的流行，确实为侵蚀中国货币主权，但是指称明中叶后中国“货币主权荡然无存”又言过其实了。此言者对近世中国复杂的货币体系认识太少，并对明清时期中国内生货币缺乏认识。实际上，近世中国不仅狭义货币演变呈复杂化趋势，准货币也是越来越复杂，货币供求矛盾出现阶段性复杂变化，因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将在《近世中国广义货币史论》书里另行论述。
[1]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0，第161页。
[3]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第166页。
[4] 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5] 详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2、3章，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6] 例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
[7] 例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第12页；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2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第74页。
[8]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第3页。
[9]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430页。
[10]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70页。
[1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32页。
[12]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427页。
[13] 《明会典》户部·库藏·钱法，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
[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第275页。
[15] 详见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第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6] 全汉升：《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1996。
[17] 云妍博士提供数据。
[18] 以墨西哥为中心，包括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及现在美国的一部分。
[19] CR.Boxer，Christian，Century，p.426.又墨西哥大学Rafael Bernal教授指出，在1560年，墨西哥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三，中国为一比四。见Bernal，上引文，in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1570-1700，Vol，I，p.46；转引自全汉昇《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台北）稻禾出版社，1996。
[20] 全汉昇：《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稻禾出版社，1996。
[21]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68页。
[22]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72页。
[23]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175、212、227～228、254页。
[24]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第68页。
[25] 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88页。
[2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659、660、664～666页。
[27] 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第432页。
[28]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5卷，哈尔滨出版社，2004。
[2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400～410页。
[30] 参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574～580页。
[31] 虽然黄金一方面被现代主要国家作为重要的金融贮藏品，一方面又尚未被列入准货币，但是笔者认为准货币概念还在发展之中，黄金迟早会被列入其中。
[32] 例见易纲《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1984～1993》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3] 刘良毕：《内生金融理论视野中的基础货币供给》，《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9期。
[34] 〔日〕黑田明伸：《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何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47页。
[35] 《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第9～12页；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第4～14页。
[3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9页。
[37] 〔美〕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陈潮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59页。
[38] 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7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