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人”指谁——超越民族文化国家的理解

如前所述，虽然现代国民国家被构建为nation state，但在“单一民族神话”主导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将“nation”理解为“国民”=“民族”=“日本人”的思想相当活跃，三者至今被强力结合在一起。^[5]这一民族文化的“单一民族”主义象征性显露出来的，正是日本标榜纯粹血统主义的国籍法。国籍法的基础，是日本国民的子女获得日本国籍（1985年日本修改国籍法，日本从父系主义社会走向父母两系主义社会）。即便是出生于日本而双亲均为外国人的人，也不会被自动给予日本国籍，即国籍法只极为有限地考虑两个因素：出生地主义和居住地主义的因素。外国人要获得日本国籍，只能在取得一定的居住实际成果后向法务大臣申请“归化”许可（其中需要提供书面材料，证明其作为善良公民，具备维持生计的能力等事实）。另外，外国人申请在日本“永久居住”的判断标准定为在日本居住10年以上，从这一点上就不难发现，其出发点在于极力避免外国人在日本永久居住。因而，在现今日本，不存在让短期逗留者顺利改变身份，成为永远居住者进而申请成为日本“国民”的体系。^[6]

那么，“日本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呢？如果将国籍、血统、文化和现居住地结合在一起，便可以看出，其中的“日本人”存在多种类型。例如在华遗留日本人，日本战败后，他们被遗留在中国，并被当地养父母抚养成人。虽然他们拥有日本国籍和日本血统，但其中许多人在回国多年后仍然不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日本出生、长大的日裔巴西人的孩子们，虽然他们是巴西国籍，但他们平常主要说日语，几乎视自己为日本人。随着近年在日本定居进展的加快，不仅申请成为一般永久居住者（表4-2），而且还要获得日本国籍，祖父辈来自海外日本人的日本人也在增加（表4-3）。但是，日本社会到现在也没有使用“××裔日本人”之类的称呼。即便一些人获得日本国籍，也会遭到“民族歧视”或“人种歧视”（例如拥有日本国籍、精通日语的白人想洗温泉却遭拒绝的事件）。此现象这背后存在这样一个情况，即“国籍”=“民族”。这一概念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表4-2 永久居住者人数的变化

表4-3 获得日本国籍者（归化者）人数的变化

日本的民主主义，仅是为了日本人的“民族民主主义”（ethnocracy），由一个特定的民族来支配一个由复数民族所组成的国家，这一特征依然还十分明显。武者小路公秀将其命名为日本人优先统治下的“倒置的色拉盖饭”，即外国人虽然还是色拉，但是上面却被沉重地浇上了日本民族这一白米饭，显得既难看又难吃。^[7]同时在其中还可以发现“东方风格”，它是固定的他人（=自我）像，而后者又是以殖民地主义的权力关系作为前提的。^[8]

在这样的框架下，战后日本“单一民族神话”被重新构建的起点位于何处呢？姜尚中则试图在为日本以战败为契机放弃了殖民地，创造了“重返明治初期原本的日本”的神话中寻求答案。^[9]其中，我们不仅被由紧密关系构建的“内部亚洲”和“外部亚洲”遮住了目光，而且它们与在1972年被归还日本前、曾被美军统治的冲绳的关系也抹消了。当时虽然国界线发生了变化，新宪法也被制定出来，这必然在战后的日本唤起对国家认同的变化，但由于这是占领日本的盟军强制给予的，缺少一个明确的基础。而且为了掩盖这一自我意识的不确定性，各种论调的“日本人论”不断被制造出来。一方面，日本将日美关系作为基本参照并加以确定；另一方面，日本却遗忘了战败前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于是，在未对与前殖民地的历史关系做出反省的情况下，战后的日本迅速走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8年，日本的GDP（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除了享受经济带来的丰厚成果，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开始热议“日本人论”。

然而，之后的日本社会却经历了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随后，为了应对全球化经济竞争，日本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激烈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推进民营化），结果导致日本社会受到巨大冲击，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犯罪增多、社会不安扩大等使那些贯穿于家庭、职场、地区等中间集团层次的共同性遭到巨大损毁。但是，这一进程同时也是日本社会多元化和异体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其正是以性别、年龄层、家庭类型、阶层、地区、人种、民族等不同形式推进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对自我责任的强调不断提升，本民族中心主义或新国家主义排斥“他者”的压力变大，面对这种危机，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他者”并与他们实现共存，成为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