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
有三件事支配着我出生的那个时期，其中一件与我的生活最为密切，还有一件影响了我以后的生活，第三件则对我遥远的未来生活非常重要。1862年10月1日，我父亲[1]就任安哈尔特（Anhalt）公国的哈尔茨山脉（Harz）小城格尔罗德（Gernrode）的市长，他在这里买了一大块花园式土地并建造房屋。1863年9月27日，刚刚搬进这座房子不久，我就出生了。[2]几周前的8月19日，安哈尔特-贝恩堡（Anhalt-Bernburg）的末代公爵亚历山大·卡尔（Alexander Carl）去世，他没有子女。所以，安哈尔特公国的这块领地最后落到阿斯坎（Askanier）家族[3]的旁系德绍（Dessau）家族手中，自此，安哈尔特公国的全部领地连成一体。这一联合引发了有关国民经济的麻烦的争论，我父亲也参与其中，这对他以后的公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此之前的1862年10月8日，俾斯麦（Bismarck）成为普鲁士首相，开启了德国的新时代。从19世纪中期开始，民族主义思想就已将自由主义排挤到一边而成长壮大，这一思想在德国和意大利显得最为强大，俾斯麦将引领它走向辉煌的胜利。这一发展不仅极其猛烈地震撼了德国这个大的世界，通过我父母也极其地强烈地影响了我个人的小天地。
这三件大事，第一件尽管与我的关系最密切，但我的印象却最少：当我从懵懂中醒来并有了自我意识时，这栋房子就立在那里，所以它多少是有点儿自然而然的事。随着认识的不断增长，我逐渐隐约地感觉到另外两件事的意义，尤其是第三件事，它很早而且很强烈地抓住了我的心灵。
在这栋有着大花园的房子里——今天它还在那里，虽然有所扩建——我与哥哥[4]和妹妹[5]慢慢长大，虽然这里的环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的浪漫比我们感受到的要多——这很遗憾！与绝大多数同等大小的城市相比，格尔罗德有着比较辉煌和光荣的过去。庄严的慈善教堂及其两个巨大的钟楼，经过1859～1865年和1908～1911年的两次专业修缮，一直矗立在此。959年，边疆伯爵格罗（Gero）——该城市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儿子死了，为了帮助那位年轻的寡妇，伯爵继续资助这座教堂，963年前后，他让慈善教堂成为中心，设立了女子修道院和大修道院，并任命自己的儿媳为大修道院的院长，大修道院的地位高于女子修道院。今天，依然能从历经多次坍塌或者只留下极少痕迹的断壁残垣上，辨认出这个通常被称为“慈善院”或者“城堡”的大修道院及其附属的地盘来。慈善教堂是纯粹的也是最古老的罗曼风格的建筑之一，直至修缮以前，它受到不负责任的荒废和糟蹋，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坐落着教堂的小山丘还像个大垃圾堆；半倒塌的杂用建筑物包围了教堂后面，前面也被好不了多少的一些住宅包围，景象一片荒凉。男孩子常常在废墟上玩“强盗和警察”的游戏，它成为我们肆意疯闹的地方。大概是在我父亲的倡议下，这儿逐渐有了明显的改观：拆除了将要倒塌的房屋；教堂广场保养得很好，因为有了绿化设施；采用与教堂相同的石块接合起来的扶墙，将教堂与临街隔开。因此，当时已有名声的格尔罗德教堂，如今正在非常庄严的环境中展示着自己。
遗憾的是，学校并不给我们讲述家乡小城的辉煌历史。965年格罗伯爵死后，特别是在萨克森皇帝的治理下，因为与比邻的属于大修道院城市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的联系，帝国的高官显贵、大主教、主教甚至皇帝[6]和女王们就已经往来于此，但地方志尚不是学校的教学科目。我们这些小孩子想不到，我们在其中了解人类基本知识的教学楼本身就矗立在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老师们大概也想不起来。简朴的、扩建成两层的长厅式建筑连同它笨重的塔楼一道，原本是一座教堂，1847年才改建成教学楼，历经多次翻新，之前它在慈善教堂旁边，用做“城堡”和修道院旁边的商业移民区罗德（Rode）（格罗尼斯罗特，Geronisroth）的市场教堂。也许在格罗伯爵时期就有这个市场教堂——因为很早以前大家就如此称呼它——至少暗示着在同一地点有过还能看得到的、非常古老的教堂遗迹。从这座古老的教堂中，只能看到一个用野外乱石建造的四角塔楼，它的笨重，与哈尔茨山脉一些小地方的中世纪教堂的塔楼一模一样。那时教堂上方托着三四口钟，定时地与修道院所属教堂的古钟同时敲响，旋律特别优美，连绵不绝，这要归功于周围山林美妙的音效。直至今日，这些因为轻柔和谐而著称的旋律，依然象征着家乡的声音而萦绕于我的耳旁。然而，现在这亲切的音调沉寂了：为了“一战”的需要，这些大钟成为牺牲品。每当从慈善教堂的钟楼传来稀疏的钟声之时，学校的钟楼却悄无声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学校的钟楼特别吸引人，因为在教堂差役兼学校警卫同时也是公墓管理员无声的容忍下，我们经常爬上钟楼，并在周日帮它“踩钟”。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早期中世纪艺术和生活见证的兴趣，我们只有这些；当然不能指望我们比成年人更多地关注它们，而大人们对此却完全无动于衷。像浪漫主义者那样，不仅在歌声中赞美祖先，而且肃然起敬地对待和保护祖先的作品，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座哈尔茨山脉的小城完全缺乏成为城市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它地处偏远的世界，不受干扰：1868年铁路才经过弗洛泽（Frose）延伸到巴伦斯特德，这里的居民并不想拥有这种时髦而骇人的怪物，就让火车停在离城两公里的地方，现在的东站则是当时的终点站；1885年铁路才经过格尔罗德延长到奎德林堡。法国战争[7]前不久或者刚刚结束之时，才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路，一辆庞大的黄色邮政车，套着四匹马，帮助大家与外部世界保持往来，每天从奎德林堡咔嗒咔嗒地经过格尔罗德、哈尔茨格尔罗德（Harzgerode）、卫普拉（Wippra）到哈尔茨山脉南部边缘的赞格豪森（Sangerhausen）。我曾经两次享受过8个小时的旅行，都是从格尔罗德出发，一次是在1880年，另一次晚点儿。两位妇女专门替人买东西，可以满足格尔罗德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她们坐着狗拉的车，去7.5公里以外的奎德林堡采购，每周两次。奎德林堡算是“城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惊地看到煤气灯，它们如此明亮，晚上还有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而我的童年时期，在格尔罗德仍然点着昏黄的菜油灯，直到煤油灯出现以后，街道上成打成打的煤油灯努力地冲破黑暗，可惜并不成功。奎德林堡是普鲁士的国土，邻里间看上去有些冷淡。其实，在安哈尔特并没有敌视普鲁士的思想情绪，而是恰恰相反！可我们还是属于另外的“地区”和国家，在管理和司法上毫无利益共同点。恰恰是在哈尔茨这片地区，区域分散的土地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状态，表现出奇特的形式。位于格尔罗德东部5公里的巴伦斯特德，面积并不大多少，是安哈尔特的专区城市和专区常设法庭所在地，与它西边紧连的巴德苏德罗德（Bad Suderode）却是一个普鲁士的小村庄。如果从山区北部边缘向西走，那么就经过普鲁士的塔勒（Thale），在布兰肯堡（Blankenburg）到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地区，在韦尔尼格罗德（Wernigerode）前往公爵领地施托尔贝格（Stolberg），在哥斯拉（Goslar）附近（至少在1866年以前）前往汉诺威（Hannover）。如果从巴伦斯特德沿着新的铁路线乘车东行，下一站就是普鲁士的埃尔姆斯累本（Ermsleben）。接下来是安哈尔特的弗洛泽——它曾经属于格尔罗德大修道院所辖教区——再下一站又是普鲁士的阿舍斯累本（Aschersleben），然后再次到达安哈尔特，就这样快乐地交替着。从北向南横穿哈尔茨，情况同样如此。铁路属于普鲁士，却是私人财产，它并不在意这片大杂烩地区。除了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以外，每个地区都拥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邮票邮戳，自己的“银”币和“古滕格罗森”钱币[8]、古尔登[9]和塔勒尔货币[10]，部分地区还有自己的计量和重量单位。从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那些在逃的流浪者和窃贼：只要他通过了边界的木桩，那么他就可以嘲笑另一边的警察了。
格罗城的居民，大部分是自耕农和小市民，其中一些人是移居此地的富裕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因为美丽的环境而定居下来，有年金收入，过着与环境相符的生活，就像静物一般。男人们在啤酒桌边谈论着农田的预期收成——每家都有自己的“家庭绳索”，即大部分位于居住地以外的家庭牧场、花园和饲养棚；他们还议论新市长采取的措施以及其他日常事务。茶话会上的女人们也是如此，不过，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坐在客厅的沙发和丝绒椅子里，沙发用花纹图案装饰，椅子上有钩织的小罩，墙上则装饰着用干花环框起来的银版照片。拉开窗帘，从挂在窗外的镜子中可以看到街道上发生的事，它们增添了谈资。我父亲热情地致力于组织范围较大的社交活动，而且并非毫无成效。他首先将小城内德高望重的人士：一位药剂师、一些牧师、少数商人等组成一个核心，然后逐渐扩展更大的圈子。在特定的日子去周边集体郊游，大多数时候郊游会变成有意义的交谈，不久后，时事也为这些交谈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郊游，我保留着一些亲切的回忆。和所有的小城市一样，这里也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有一位90岁的女士，她的姐妹在魏玛（Weimar）的冯·格罗夫斯坦因[11]（von Egloffstein）家里看管过小孩，她本人曾经和歌德甚至席勒（Schiller）说过话。这位女士充满令人惊异的朝气和活力，非常喜欢讲她在魏玛的经历。我已逐渐成熟，这位老妇人描绘的所剩不多的美丽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上述给格尔罗德人带来重要谈资的时事，首先并且大多数涉及我父亲。我已说过，1863年8月，安哈尔特-贝恩堡公爵亚历山大·卡尔死去，没有后代，上面也提到了国家法的后果。丧偶的公爵夫人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是荷尔斯泰因-格吕克斯堡（Holstein-Glücksburg）的公主，保留着在巴伦斯特德的城堡。她是一位秉性宽厚、充满智慧的女性，专门致力于在远近周边地区开展慈善工作。安哈尔特公爵的领地统一后，必须弄清公爵的房产和田产的所有权问题。整个地区中有1/3是公爵的地产，其收入用于王室管理和政府费用；1848年，国库才从公爵的财政中分离出来。1863年以后不久，开始协商如何清晰地划分公爵的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1866年公爵家族仍然要求将一切田产和林地划为私人财产，这是该家族自1603年以来就获得的许可，但州议会反对这一规定，开始了以其他想法为基础的谈判。这些有关资产分割的新的谈判，耗时长久并且很棘手。我父亲热情友好，精力充沛，坚决维护公正，迅速获得了城乡居民的信任并入选州议会，不仅代表农村的利益，而且也代表信赖他的城市的利益。1869年在德绍达成一致，其中，一定数量的田产、森林、零星地产、城堡和公园划归公爵家族，其余的则交给州政府，不过，谈判一直拖到1871年。我父亲在经常前往德绍的途中，在格尔罗德、巴伦斯特德与各类选民热烈交流，也与我母亲[12]交谈，我从中感觉到，有时候这些谈判一定令人非常激动，不过，我听到的事情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兴趣。谈判过程中，我父亲有机会为格尔罗德市带来某些相当不错的好处。自古以来，拉姆贝格（Ramberg）山坡的一部分林地——橡树、山毛榉和冷杉林就是乡镇的地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所有权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在分割过程中，州财政部门也要求得到这片森林。我父亲成功地实现了格尔罗德市的要求，劝说政府支付了4万塔勒尔补偿金，借此为并不富裕的乡镇改善街道和广场。以后，我父亲在州议会的活动还间接地给他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逐渐赋予德意志以另外的面貌，外部持续不断的、波澜壮阔的事件也蔓延到小小的哈尔茨乡镇，渗入这里的平静生活。俾斯麦政府最大的时代问题强烈地萌芽并且迅猛生长：这就是过去50年以来人们渴望的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形成。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13]通过与丹麦的战争而得以解决；1866年与奥地利的谈判成功以后，大家迫切地期待通过普鲁士而进一步改善局势。这两次战争还没有怎么进入我的意识，我只能回想起许多兜售商品的小贩，他们上门推销一切货物，从当时还很稀罕的甜橙到西里西亚（Schlesien）的亚麻布、布茨劳（Bunzlau）的盆盆罐罐、斯洛伐克（Slowakei）的捕鼠器。有一个人拿着准备卖掉的美丽的彩色手帕，上面印有攻占杜普勒尔堡垒（Düppeler Schanze）、挺进阿尔森（Alsen）、特劳滕劳（Trautenau）战役[14]和柯尼斯格雷泽（Königgrätz）战役[15]的图案，手帕引起了我绝对的赞赏（今天，这样的手帕是价格不菲的收藏品）。这些商品很畅销，可以想见，格尔罗德人如何兴致勃勃地追随着时代的步伐。然而，此后不久，这一切都因为影响巨大的1870年德法战争的爆发而蒙上了阴影。这场战争，是俾斯麦在准备德意志统一事业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他的名字早已挂在每个人的嘴边。我仍然比较清楚地记得，7月的一个周日，我们从林区燕麦地玩耍回来时，我母亲忧心忡忡，冲着我哥哥和我迎面叫喊：“要发生战争了！”此时，我还无法想象具体是怎么回事，但不久后就觉察到这意味着什么。行军路过的部队在巴伦斯特德宿营，征募士兵，调度马匹。野战炮兵团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士兵们行进在诺德豪森（Nordhausen）至奎德林堡的宽大的军用公路上，以便在奎德林堡装备上车。这座小城逐渐陷入了狂热的兴奋之中。
我父亲当然非常忙碌；他每天大部分时间待在市政厅里，也常常出门在外。他对俾斯麦有种几近狂热的崇拜，尽管生为安哈尔特人，但骨子里却是普鲁士人，恰如整个危机期间，安哈尔特地区全部站在普鲁士人这边一样（在前面提到过的分散交叉的地理条件下，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1866年1月，安哈尔特退出德意志同盟（Deutscher Bund）[16]，与普鲁士结盟，共同参加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在安哈尔特驻扎的步兵团是普鲁士的军队。我们家里弥漫的普鲁士气息，强烈地帮助我形成了政治人格：尽管除了安哈尔特以外，我以后还获得了汉堡的城市户籍，但我始终感觉自己是普鲁士人。我也坚信，没有普鲁士，就没有德国的幸福安康。
战争爆发时，整个南方都转向联合阵线，当魏森堡（Weißenburg）、沃斯（Wörth）和施皮谢尔恩（Spichern）的首次胜利、莫尔特克（Moltke）[17]率领的德意志军队势不可挡地开进法国并逼近巴黎的消息传来时，也点燃了这座安静小城的激情，男孩子为之着迷。此前学校就加以了关注，老师在黑板上画下作战图，讲述军队的英雄行为，试图让我们想象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全体德意志人共同作战意味着什么，以及未来还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奎德林堡的邮局用“紧急电报公函”送来的战场消息，在格尔罗德被当作“每日战报”张贴在集市广场上的邮局里，居民们贪婪地盯着浏览这些消息。这种高昂的情绪完全是自发的，无须官方呼吁就支配着所有的人。只要晚间传来胜利的消息，就会大规模地“张灯结彩”，就连最简朴的工人家庭也将甘油蜡烛放在窗户上。现在，我们终将成为一个国家，几十年的软弱无能之后，能够再次参与世界大事，这一情绪弥漫在全体民众之中，涌进了偏僻的乡村，也冲破了静谧的哈尔茨山谷。战争还在骑士般地进行，保持在国际协约划定的界限内。没有煽动，也没有违反法律、集中营和暗杀。民歌幽默地描述战争，比如令人发笑的“威廉国王快活地坐着”（König Wilhelm saß ganz heiter）或者“火枪手库奇科”（Füsilier Kutschke）的歌词：“什么东西在灌木丛中爬来爬去？”无人知道这些歌曲的来历，但还是经常将它们当作“莱茵河的卫士”，在全国各地甚至是学校里到处传唱——世界大战都没有激发出这类有趣的事情。好几百名法国战俘安置在奎德林堡，某天下午，一个法国步兵分队被带到格尔罗德和景色壮丽的施图本贝格（Stubenberg）山坡上。我不知道这次散步的目的是让居民参观法国人，还是调剂战俘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的这次郊游非常好玩：俘虏们在施图本贝格山坡上无拘无束地嬉笑玩耍，我们可以给他们递香烟、送水果等，为此可以得到制服纽扣和其他纪念品，彼此毫无恶语相向。人们还未像现在这样，完全被战争机器所吞噬。引发了令人激情澎湃的高潮事件当然是色当（Sedan）战役法军的投降、拿破仑皇帝的被俘、在凡尔赛宫的德皇加冕和军队的凯旋。在格尔罗德集市广场举行了庆祝活动，我父亲发表了一篇爱国主义的讲话。当友好的警官将我推到讲台前我父亲的身后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全身心地享受这一切。色当日（9月2日）被宣布为国庆日，随即在学校广场上举行了首次庆祝活动，全体学生到场，种植了和平橡树。这棵巨树，庄严地纪念着1871年5月10日《法兰克福和约》（Frankfurter Frieden）[18]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在这种环境中，我度过了生命中的前11年，它为我的性格打下了最早而且长久的烙印。这些年，我的生活与小城市里每个健康的孩子的童年并无不同。虽然我母亲常常说，我患有“淋巴结核病”而弱不禁风，我却不知道淋巴结核表现在何处，在我漫长的一生中，身体从不虚弱。我属于这样的孩子：有足够的想象力，也能全神贯注地独自玩耍。不过，我最喜欢两个人玩，但只和极少数同龄人合得来；只要条件允许，我们就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地堆积木、玩士兵游戏。1870年以后，一起做游戏时，德国人和法国人取代了“强盗和士兵”。可是我不喜欢总是如此粗野，装模作样，我从来不是也不会变成打闹不停的人。我在缺乏更好的玩耍活动的男孩子那儿受到欢迎。我认为，人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即健康的男孩子就必须打闹的看法是错误的，打架这一教育价值观很成问题；我并没有发现好斗之士会变得特别有能力，会成为正直无畏的人。我的确喜欢思考，远离一切吵闹的孩子——我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
在家里，我没有得到很多精神上的激励。我父亲严守纪律，说一不二——我衷心感谢他这样教育我。但由于公务缠身，他很少在家，没有时间多关心一下孩子。他不理解年轻人洋溢的感情，对他来说，孩子就是年纪小的人，与承担各种义务的大人完全一样。我母亲是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她在自己认为好的方面，试图缓和我父亲的严厉，但也常常说要向父亲告状，以此作为惩罚。家里平凡而节俭。常来常往的亲戚中，有很多我喜欢的人，我愿意向他们敞开心扉。市立学校由一所公立小学和一个所谓的“早班学校”组成，公立小学有四个班，“早班学校”是为工人的子女而开办并因此得名，六点就开始上课，课后还需要回家帮忙。此外，还附设了一个“校长学校”，只有一个班，讲课的人是受过学术训练的校长。至1875年，担任校长的一直是神学家，他同时兼任慈善教堂的第二主祭。法文也是“校长学校”的课程，甚至还教男孩子拉丁文入门。男孩、女孩同校，一起上课。1530年前后，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成立了公立学校，我所在的这个学校是公立学校的延续，取代了为贵族青年女子开设的没落的旧修道院学校或慈善教堂的女子学校。学校偶尔进行的郊游和定期的“社交”活动，大概是我最喜欢的。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徒步行走，我对森林和山川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爱。喜欢徒步旅行、狂热地热爱森林，这种情感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伴随着我直到高龄。
除了“校长班”，格尔罗德学校的目标并没有超过公立学校4年级的水平，校长班也仅达到5年级的毕业水平，所以对孩子期望更高的父母只好将他们送到外地的学校。同样，巴伦斯特德也没有高级中学之类完整的机构，所以只能考虑普鲁士的奎德林堡。我哥哥1873年已转学去了那里，紧接着的1874年秋天我也去了。因为我父亲的经济状况紧张，不能提供更好的条件，我们就像其他孩子一样，被交到一个“半膳宿公寓”的老实的裁缝手上。就是说，我们和另一个小孩分别住在裁缝的两个小房间里，他提供中餐，早、晚餐必须自己解决。我们这群来自格尔罗德的男孩，不到12个人，应该在外地的学校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因为我们的家乡对教育的要求不算太高。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于周末（当然，那时还没有从英格兰传来“周末”这一说法），也就是说周六放学后，跨上小书包，走路回家，因为没有铁路，这段7.5公里的路程有些单调。周日晚上我们返校。恶劣的天气也无法阻挡我们回家。我记忆里只有一次，由于猛烈的暴风雪，我们都坐进一个载重的雪橇里，被拖回学校，路上我们不断地陷进雪地里出不来，天黑以后很晚才到达市里，人已经快冻僵了。
奎德林堡的高级中学是一所人文机构，由著名的教育家奥古斯特·迪勒（August Diehle）领导，他很优秀但也非常严厉。这所学校致力于实现它的校训“学术、智慧、虔诚”（Doctrinae，Sapientiae，Pietati）。比如说，每次只有得到特别批准，才能在周六步行回家，成绩不好就得不到批准。秋天，我被6年级录取——比原计划早半年。复活节升入7年级，因此我一入学就节约了一年的时间，我父亲并没有如此要求，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个结果。课程非常出色，我在奎德林堡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课堂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后对我非常有用。体育课也相当不错，在当时通常粗暴地忽视锻炼身体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例外，非常值得称赞。我们的体育老师，一个健壮而英俊的男子，总是乐呵呵的，令我们非常崇拜，他先给我们做示范，然后让我们完全自由地互相练习。我认为，与时刻监督学生相比，这种方法有益得多。前者并不恰当，通常是毫无才能的老师采用的，最终会使年轻人失去对任何体育活动的兴趣。以后我充分地认识到和看到，这种办法导致的结果是多么差劲。我曾是一名良好的体操运动员和示范者，这首先要归功于奎德林堡的体育课。每个健康的小伙子都有尝试体操运动的愿望，如果有人给予他正确的鼓励和帮助，他的能力就会迅速地提高和发展。奎德林堡的方法，唤醒了我们每个人的雄心，要获得身体的力量和灵活，要与他人并驾齐驱或者超越他们。下课后，我们仍然满心欢喜地、有时激情洋溢地继续练习。只要有可能，许多人家里也会有体操器材，这并不需要铺张浪费就可实现，正如体育迷那样。学校还在博德河（Die Bode）安排了很好的游泳课程。可是在学校里，对于奎德林堡在萨克森皇帝领导下的光荣历史，以及从前同样享有盛誉的大修道院，我们却一无所知。至于这座城市伟大的儿子冯·克洛普施托克（von Klopstock）[19]和我后来会很关注的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20]，我们同样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我们在当时这座非常富裕、保护得很好的城市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在我父亲的公务活动中，一个深刻的变化即将到来。他在议会的工作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很快，政府就努力争取他参与国务活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犹豫，我父亲同意接受在科斯维希（Coswig）的州监狱狱长的职位。1876年夏我们搬到那里，这个岗位使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父亲在此岗位上一直待到1889年去世。为了离父母近一点儿，我哥哥和我必须从奎德林堡的高级中学转到策尔普斯特（Zerbst）的高级中学去，1876年春我们被录取到8年级。那时，策尔普斯特有13000名居民，是一座安静的城市，交通线路不多。它还有一段城墙，城墙上有防御通道、城门和塔楼，这是1430～1434年建造的，但保存良好。这座城市曾经有过比较美好的时光，庄严的议政厅所在的宽敞广场、超过正常大小的教堂以及16、17世纪雄伟的城市贵族建筑，就是其见证（由于战争，现已全部化为灰烬）。人们称策尔普斯特为安哈尔特的罗滕堡[21]（Rothenburg），这并非毫无道理。这个城市是王室的官邸，直到1793年安哈尔特-策尔普斯特侯爵家族消亡以前，还拥有一个特别大的巴洛克-胡格诺[22]风格的城堡，城堡由一个中翼和两个侧翼构成，建于1681～1750年，是法式建筑的典范，坐落在一座荒芜的花园里。这里也是俄罗斯女皇卡特琳娜（Katharina）的家乡，她曾是策尔普斯特公主（城堡也几乎被完全毁坏）。我非常喜欢古老的城墙，它有牢固的塔楼和6个部分保存完好的城门。我非常痛苦地想念山脉和森林，因为在策尔普斯特的周边，除了一些沙质的松木轮伐区以外，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进的学校“弗兰茨苏姆伯爵”（Francisceum）学校［因它最早的建立者，先后为侯爵和伯爵的莱奥波德·弗里德里希·弗兰茨（Leopold Friedrich Franz，1740-1817），又称安哈尔特-德绍之父的“弗兰茨”而命名］，是一所风格古老的文理中学，它的历史漫长而动荡，其历史可追溯到16世纪甚至15世纪，产生于两个教学机构的两次合并。在宗教改革[23]以前，策尔普斯特就有两所学校：侯爵庇护人领导的圣巴尔托洛玛伊学校（St. Bartholomaei-Schule）和城市庇护人领导的圣尼科莱学校（St. Nicolai-Schule）；侯爵和城市之间经常性的紧张关系，使得这两所学校严格分开。圣尼科莱学校的发展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大概由于场地的原因，1532年搬到一年前撤销的圣约翰内斯（St. Johannes）方济各会修道院里。1581年，侯爵约阿希姆-恩斯特（Joachim-Ernst）开始和城市议会就两所学校的合并事宜进行谈判，结果是建立了安哈尔特光明文理中学（Illustre Gymnasium Anhaltinum），为了建校，修整了修道院的房间，随后在1582年1月30日举行开学典礼。与光明中学合并的是一所所谓的“普通学校”（Trivialschule），起初有7个年级，后来有10个年级，是培养学者的半学术性的预备机构，称为圣约翰内斯学校（St. Johannis-Schule），它逐渐超过了光明中学，以至于后者无法继续生存。但在30年战争[24]期间，特别是在1644年重新成立了圣巴尔托洛玛伊学校以后，圣约翰内斯学校也衰落了。光明中学则成了空壳，并于1798年被最终撤销。这些学校的课程安排都很糟糕，直到新君主，即安哈尔特-德绍的侯爵莱奥波德·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在1793年安哈尔特-策尔普斯特消亡、在划分德绍、克滕（Köthen）和贝恩堡之间的遗产时得到策尔普斯特地区以后，才让人重新改建了濒临倒塌的修道院，并在光明中学和圣约翰内斯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所全新而统一的教学机构，1803年举行落成典礼，1836年因侯爵的姓名而获得“弗兰茨苏姆”这一校名，但在城市里通常称它为“修道院”。新学校和一所寄宿机构佩达格吉姆（Pädagogium）结合在一起，该寄宿机构为16个学生提供膳食和教育，一度非常辉煌，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寄宿的学生似乎从来没有超过40个。它在我读书期间达到顶峰，许多乡村贵族将儿子们送进来，我们入学时的学生名册上有许多响亮的名字：留在我记忆中的有德乌延特（Devrient）、冯·卡特（v. Katte）、冯·吕措（v. Lützow）、冯·劳梅尔（v. Raumer）、施皮尔哈根（Spielhagen）、冯·维腾瑙（v. Wuthenau），等等。当时，与住在城里的学生相比，这里的学生也因为强烈的优越感而显得突出。总体而言，这个寄宿机构并未实现它的初衷和期望。在19世纪80年代时，大家开始抱怨其弊端，住读学生的人数不断下降，1890年只剩下11个，收支无法平衡，1891年4月1日撤销了该机构。除了这所文理中学，还开办了一所“第二等级的实科学校”，课程里有拉丁文但没有希腊文，特别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以中学10年级结业，由同一校长管辖。这一尝试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学更多地服务于“实用的需要”。不过，这个尝试却很勉强，力量不够强大。很快，大家都了解了情况，也不再胆小，成立了越来越多的新机构，与文理中学严格分开。最终，这些新机构想将已过时的文理中学完全挤走，因为后者拖着“死亡语言的累赘”。至今，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但在20世纪的头25年，汉堡的大商行招收学徒时，会优先考虑文理中学的毕业生。看上去，文理中学并非完全放弃了实用精神。我们这些策尔普斯特“修道院”里的人文主义者，觉得实科中学的学生是“野蛮人”，因而看不起他们。
弗兰茨苏姆学校的历史鲜活地保存于丰富的古代遗址中：十字形回廊、许多大十字拱、教堂高大的哥特式窗户、一个八角形的阶梯式塔楼（不过，我对它的年代没有把握），它们都需要重建。毗邻城墙的一个圆形防御塔楼可能也与修道院有关系。
这里的教学计划按照古老的文理中学设置，这一点比奎德林堡更为明显。另外还有拉丁文写作、拉丁文诗歌创作，它们是保存极少的拉丁文教学语言，在两种古典语言的学习中，也是特别高的教学目标。使用新语言的课程还很少，英语和希伯来语是选修课，根本没有自然科学，更没有19世纪以后的历史课。课堂上也没有与我们周围的德国中世纪遗迹直接相关的内容。那时如此轻率地忽视见证着繁荣昌盛的过往的遗址遗迹，这一点令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身居领导职位的是戈特利布·施蒂尔（Gottlieb Stier）校长，他既是出色的学者，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从中学一年级到最高年级的人无不仰慕他，对他充满崇敬。教师整体水平则很平常，但也有例外，有少数突出的人。
1876年寄宿机构满员，其费用之高大概也超过了我父亲的承受力，因此不得不将我们送到膳宿公寓里，住在一个原来的旋工师傅那里，伙食特别好，我们安顿下来，情况不错。在那里，我们享受了大量的自由，没有监督，不受控制，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这对尚未成年的人来说是少有的，我们有房间钥匙，如果晚上高兴就待在外边。我们独立完成作业，膳宿公寓的人不会帮忙。虽然学校有权偶尔检查自己住宿的学生，但从未执行过。我不认为，这些过早给予的自由会有什么坏处。它唤起了我心中自立的感受和对独立的渴望，使我日后进入大学时避免了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可能是猝不及防的过渡所带来的危险，所有年轻人都会面临这种过渡，但很多人无力应对。这种自由无疑产生了影响：我是一个比较受人欢迎的上级，却不是一个令人比较愉快的下属。与那些处于严格监督之下的同学相比，我所做的年轻人的愚蠢恶作剧不会更多。和其他人一样，这些恶作剧使我不断地被关进禁闭室，有一次几乎让我提前结束学业，不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恶果，除了在我的毕业证书“行为”一栏里有一条比较麻烦的评语以外。我不觉得自己的心灵遭受了长期的伤害。当然，我父亲会勃然大怒，因为我破坏了他的纪律思想。他预言，我未来的前途可能暗淡无光，以至于17岁的我有了自杀的想法，我母亲只能费力地重新恢复平衡。我本人从自己年轻时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怀着耐心和理智来观察我自己儿子的鲁莽行为，特别是在一定年龄的时候。我并不确定，我提前享有的过度的自由，是否适用于每个年轻人。
归功于生活经验丰富的校长，这个学校避免了当时很多学校领导会犯的错误，依靠过于严格地监督学生的家庭生活，去教育受到惊吓的、偷偷违反戒律和有侵犯行为的青少年。当今的情况则陷入另一个极端。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两个最高年级的学生白天去某些餐馆；也允许在城外吸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模仿大学生的“联谊会”，可它们无力生存，校长预料到，不久后这些“联谊会”就会因其自身的平淡乏味而举步维艰，不久后这种情况的确发生了。这位有经验的教育家，由于对年轻人性情的敏锐理解，获得了他们极大的信任。他给15～19岁的青年一定的自由，成长中的学生不会被剥夺这些自由，正因为如此，青年们才不会追逐虽然有趣但被禁止的事情。校长在讲解贺拉兹（Horaz）[25]的课堂上常常强调，“人类牢牢抓住被禁止的行为”。[26]他倡导的诚实正派总能产生影响。
起初，我并不能很容易地应付学校的事儿，也就是应付我必须适应的课程。中年级老师的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奎德林堡——当我是8年级学生时，已经感觉到这一点。学生们刻苦学习拉丁文，尤其是希腊文的语言形式和语调，却不知道有什么用，这让我们彻底失去了兴趣。高年级时情况要好一点，但它们造成的伤害太多，至今我还很难克服面对古代著作时的困惑。只是通过校长和两位出色的学者兼耐心的老师，格拉赫（Gerlach）和加斯特（Gast）教授的讲课，才成功地使我们了解到希腊文的魅力和拉丁文的清晰。我非常乐意回忆施蒂尔对贺拉兹的阐释、格拉赫和加斯特对西塞罗[27]文体和希腊悲剧作家的介绍。拉丁文体学的精细也特别吸引我，在解释它们的时候，我们要背熟最重要的例句，这是钻研外文习惯用语的非常好的方法，我以后也将其运用到其他语言的学习中。没有比拉丁文体学更好的方法——在母语中也同样如此——可以帮助大家领悟合乎逻辑的语言结构体系和悦耳的语句节奏。校长特别偏好格律学。他坚持，我们要准确了解拉丁颂歌和史诗格律，并尝试自己写拉丁诗句。有一次我们的假期作业甚至是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第三幕第二场《俄瑞斯忒斯》（Orest）中的大段独白转化成拉丁文的六音部诗行。除了这门真正有教育作用的古典语言课、德语和历史课以外，其他的都无关紧要。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完全没有植物学和动物学），它们由一个男子负责，他大部分时候粗暴地大声呵斥，以此来代替自己所缺乏的教学才能。他的班级成绩很惨。高年级时，我们几乎无法严肃对待安排好的法文、地理和其他选修课的老师。有时候大家说，文理高中最坏的敌人是语文学家，对此，我可以在策尔普斯特找到一些证据。
校园外，这座小城的生活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特别是因为校长的通情达理。在策尔普斯特驻扎着一支安哈尔特步兵军团。不过，或者因为军团没有真正与市民接触，或者因为人数太少，我们这个“修道院”成了城市社交和精神生活的中心。确切地说，参加者不仅有全体教师及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亲朋好友，也有一定数量的高年级学生。爱好交游的社团举办冬季舞会，总是会邀请高中生参加，高中生们因擅长跳舞而受到欢迎，虽然我们在与年轻少尉们的竞争中绝望地败下阵来，但在“修道院的学生”和城市的女孩子之间还是有些人彼此钟情，甚至有为数不少的人结成终身伴侣。校长倡议成立的学生合唱团，也演奏严肃的音乐，那里的时光很快乐，在此缔结的一些友谊延续到校园生活之后。合唱团和寄宿学生举办的音乐会，连带着舞会，是这个城市里很受欢迎的节日。1882年1月30日，同学们扮演不同的角色，朗诵索福克勒斯（Sophokles）[28]的悲剧（不过，用于演出的资金不够），以此庆祝光明中学成立300周年。尽管我得到了其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但对整个演出却不怎么满意。我在策尔普斯特六年学生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是和朋友们在假期的徒步旅行。未出发之前，我们就兴致高昂，精心制订了10～14天的旅行计划，算好费用，然后背着学生用背包（在北部还没有旅行背包）、带着手杖开始徒步旅行。这样，我们穿过图林根森林（Thüringer Wald）、巨人山脉（Riesengebirge），特别是中部莱茵地区（Rhein），我了解了莱比锡、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这些大城市，旅行地点不断变化，它带来的无拘无束令人陶醉，我满怀惊叹，尽情享受。我认为，现在的野外演习和野营生活所带来的教育意义是不错的，但是，亲密朋友的这种徒步旅行更有益于内心。当然，徒步旅行的人数必须少，最好只有两三个人。我们曾经5个人徒步旅行，事后觉得人太多了，尽管这也有好处，我们所有人都是合唱团成员，一路上可以吟唱四声部的歌曲，令懂得欣赏的听众们很高兴。我后来给年轻人描述这种漫游的方式，他们总能受到鼓舞。
这座城市除了一个啤酒酿造厂和一家小企业之外，没有其他工业，因此生活平静而稳定地向前进行着。政治的缰绳掌握在比较牢靠的手上，帝国的大厦看上去稳固地接合在一起。淹没在大普鲁士中的小公国局限于处理自己的地区事务，规矩的小市民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战争和战争的喧嚣，如果战争发生在后方和远方，争斗产生于土耳其各民族之间”。在策尔普斯特，这类谈话别具地方特色。1877～1878年，俄罗斯对土耳其开战，支持派往前线的塞尔维亚军队并实现自己的巴尔干计划，当众人获悉施普卡关隘（Schipka-Paß）的战斗和土耳其普伦瓦纳（Plewna）的胜利以后，一些年轻人的正义感得到激发，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土-反俄-保塞”（Turkophilia-Russophobia-Serbomisia）的协会，这个名称具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是年轻人怀着善意旁观当时的世界大事的一个例子。与这荒诞的事情相比，五年以前，即在德国经济繁荣的年代[29]，他们还真正地群情激愤过，那时即使是在经济生活的细小渠道中，欺诈行为也十分明显，铁路大王史特劳斯贝格（Strousberg）或者达豪（Dachau）的银行女仙阿黛勒·施皮茨德尔（Adele Spitzeder）[30]躲在静谧的角落里，却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880年前后，尽管在策尔普斯特开始尝试组建一个好战的民主党派，威胁“要用铁腕对抗铁腕首相”，但是除了在帝国议会选举时竭力挑起大家的激动情绪以外，一切都保持着平衡。学校当然更少受此感染，没有什么事情比政治更远离我们的兴趣。在奎德林堡，大一点的学生还在围绕着文化战争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学生渴望倾听，但当时反抗精神压迫的自由战斗，即俾斯麦及其部长法尔克（Falk）[31]领导的反对“布道士”的斗争，这是一件令3年级的头脑也陷入不安的事情；而在策尔普斯特，我们没有受到政治巨浪冲击的干扰。
高中的最后一年，临近的毕业考试使我感到，自己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学校了。没有什么比渴望走出校门更能激发我的努力。考试越是临近，渴望越是强烈。1882年3月30日，我们11个毕业生通过了为期5天的笔试，两天的口试持续到晚上近10点钟，没有任何免试。然后，考试委员会授予我们毕业证书，在庄严的仪式中欢送我们离校。在这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活阶段结束以后，我们中没有人——遗憾的是，现在我是唯一活着的人——在世时比我有更纯粹更深刻的快乐。跨越了使我们与自由分离的鸿沟，我们满心欢喜地迎接那微笑的未来。
[1] 卡尔-弗里德里希·弗兰克（Carl-Friedrich Franke，1831-1889）。
[2] 作者全名为：阿尔文·威廉·奥托·弗兰克（Alwin Wilhelm Otto Franke）。
[3] 德国侯爵家族。
[4] 奥古斯特·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iedrich Franke，1861-1932）。
[5] 玛格丽特·弗兰克（Margarete Franke，约1865-1944）。
[6] 此处指的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及其皇帝。
[7] 指德法战争（1870～1871），是法国与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同盟（Norddeutscher Bund）的军事争端，后南德也参加，是德国统一道路上的三大战争之一。1871年1月18日，威廉二世（Wilhelm Ⅱ）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并任皇帝。
[8] 旧时德国北部和中部的银币单位。
[9] 德国古代金银币名。
[10] 18世纪德国通用银币。
[11] 魏玛宫廷社交界的伯爵家庭，次女尤莉亚（Julie，1792-1869）是画家，与歌德交好并为其画过肖像，一起参加著名的周三沙龙社交活动。
[12] 克里斯蒂安娜·亨里埃特·弗兰克（Christiane Henriette Franke，1832-1917）。
[13] 1864年，德国与丹麦的战争，一方为奥地利和普鲁士，另一方为丹麦，涉及土地之争，是1864～1871年德国统一三大战争之一。
[14] 1866年6月27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役，以普鲁士撤退结束。
[15] 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对奥地利和萨克森的战役，普鲁士获胜并奠定了自己在德国的领导地位，打下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基础。
[16] 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同盟，由35个主权独立的公侯国和4个自由城市组成。最高机构是位于法兰克福的议会，1866年解散。
[17] 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Helmuth Graf von Moltke，1800-1891），普鲁士伯爵、元帅。
[18] 正式写法应为：Friede von Frankfurt。
[19]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狂飙时代的诗人。
[20] 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德国第一位重视比较地理学的地理学家。
[21] 在拜恩州陶伯尔河（ob der Tauber）上游，以风景秀丽著称。
[22] 胡格诺（Hugenotten），16世纪中期法国新教教徒，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23] 16世纪德意志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领导的宗教改革，从罗马教会内部的改革开始，最终演变成新的宗教分支即抗罗宗新教，打破了西方宗教的统一。
[24] 1618～1648年，由于天主教和新教、皇帝和富裕阶层的冲突而在德国爆发的战争，后来演变成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的战争，持续了30年。
[25] 贺拉兹（Horaz，本名为：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公元前7年），古罗马著名诗人。
[26] 拉丁文原文是：Gens humana ruit per vetitum nefas。
[27]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罗马的演讲家和政治家。
[28] 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29] 指1871～1873年的德国经济发展时期。德法战争后，利用涌入德国的法国赔款为资本进行投机买卖，最终因经济崩溃而结束。
[30] 女演员、骗子。
[31] 阿德尔贝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1827-1900），德意志帝国文化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