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工程的研究现状

对于“社会工程”的理解，在国内外不同学者有其不同的看法。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1922年就使用过“社会工程”。罗斯科·庞德也几乎同时在《法哲学引论》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社会工程”“社会工程师”“社会工程态度”“社会工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戴维·米勒这位卡尔·波普尔思想研究专家在《开放的思想和社会》中对卡尔·波普尔的“社会技术”和“社会工程”等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发挥。在国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在1979年提出并主张研究和使用“社会工程”，希望用“社会工程”这个新的科学方法，来制定国民经济总体方案和经济计划，设计经济体制。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黄顺基教授认为：“社会工程以社会为对象，它的产品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法律体系、教育体制、科技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等。”综合国内外部分专家对“社会工程”的研究和讨论，可以发现“社会工程”在诸多研究者的视阈中内涵和外延并不是同一的，就同一位研究者而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其含义也略有不同。

其一，把“社会工程”作为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科学方法。卡尔·波普尔认为：“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我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他并不相信这些目的是我们的历史背景或历史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就像我们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机器一样。”^[1]“与历史主义者相反，社会工程师认为，政治的科学基础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儿，它是按照我们的愿望和目的来创造和改变各种社会建构所必需的现实知识。这种科学必须告诉我们，比方说，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经济衰退或出现经济衰退，或者如果我们希望财富分配较为平均或较为不平均，我们就要采取哪些步骤。换言之，社会工程师把社会工艺视为政治的科学基础。”^[2]显然，卡尔·波普尔在这里把“社会工程”作为一种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立的科学研究、科学预测的方法。当然，他认为在“社会工程师”队伍中对“社会工程”的认知也有分歧，一种被称为“零星的社会工程”，另一种被称为“乌托邦社会工程”。

其二，把“社会工程”当成与“物理工程”相对应的“工程”活动。英国思想家戴维·米勒认为：“逐步的社会工程类似于那种把最终目标看作是超越技术的职权之外的物理工程。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历史主义，它把历史活动看作是取决于历史的力量，而且位于它的职权范围之内。正像物理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是改造机器，并为之服务一样，逐步的社会工程的任务也是设计社会机构，重建和操作现存的社会机构。术语‘社会机构’在这里是在一种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包括具有一种私人或公众特征的实体。因此我可以用它来描述一种业务，不管它是一个小商店还是一个保险公司，也不管它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教育系统’，或者是一支警察队伍、一座教堂或一个法院。”显然，在戴维·米勒的视野中，“社会工程”是一种活动，一种改造、重建社会机构的社会活动。

其三，把“社会工程”当成一种设计、筹划方法，认为它是系统工程在社会领域的应用。钱学森先生认为，社会工程就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是当代经济工作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社会工程的对象不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不是指“小范围”“小系统”这些微观经济运动，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范围的经济，即宏观经济运动。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出一个好、快、省的全国长远规划和短期计划，提交党和国家领导审查；在规划执行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断出现的不平衡中，积极创造新的相对的平衡；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提出调整计划的意见；总结实践经验，提出改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各种制度的建议。

其四，把“社会工程”当成社会公共决策的手段和过程。王宏波教授创立的社会工程学，就重点讨论了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工程的作用、社会结构的动力学特征、变结构状态下的社会模式设计理论、社会结构模式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工程问题与公共决策问题的逻辑特征、社会工程中的决策模式、社会决策与政策设计、公共政策设计中的冲突分析与解决途径等问题。

近年来，社会工程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各位学者的注意，不同学者也都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展开了自己的研究。我们对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是基于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展开的。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创见的思想家。他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工程”思想的科学家。他的社会工程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与其科学技术生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工程技术到技术科学，又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再到社会工程都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探索，其社会工程理论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最初是在1979年的《经济管理》第1期上发表的《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一文中提出来的，随后又在其他著述中进一步阐述和深化了其社会工程主张。他以渊博的学识和一个科学家特有的敏感，对确立社会工程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可能、社会工程的发展脉络、社会工程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以及社会工程的应用和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卓越的见解。这些见解集中体现到一点，就是要不断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经过升华把它们吸收到社会工程的应用中来，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工程理论及社会工程对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和规划设计作用。

钱学森认为，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面貌，首先要从多方面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当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与此同时，也必须研究具体组织管理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以大大提高组织管理国家建设的水平。钱学森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门新的系统工程，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系统工程或社会工程，它是改造社会、建设社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它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结合起来。这是一门实际的技术，采用这门技术，就可以设计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蓝图，如同现在的工程师们设计一个产品、一项工程一样。”^[3]由此可见，钱学森当时的社会工程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又结合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积累及突出成就，敏锐地提出的。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工程”思想是他在充分把握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情况下，审时度势，恰当地提出的。他认为，可以利用社会工程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及国家建设。原因有二：第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现代化建设，关键是促进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它能把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认为：“在几十年内，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将比我国过去千百年的变化还大。”^[4]而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因而是一定能实现的，所以需要制定计划，并努力去实现它，亦即利用“社会工程”的办法，制定好科学规划和远景蓝图，进而更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第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制度，而且我们国家有统一而先进的指导思想，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指导我国的各项工作，因此，他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的这种先进制度下，才可能实施社会工程，而产生“有长远规划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搞社会和国家规模的长远规划并付诸实施”^[5]。

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是从他的系统工程思想发展而来的，即社会工程也是社会系统工程。钱学森早年在美国是研究力学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外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为了回到祖国，转而研究如何对系统进行控制的理论。1954年，他的《工程控制论》英文版问世，工程控制论是关于工程技术里各个系统自动控制和自动调节的理论。该书不但为这个新技术科学领域奠定了基础，而且也确立了钱学森作为工程控制论科学创始人的地位。由此他提出了系统的概念，即“由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6]。他认为，工程就是实干，就是用我们掌握了的客观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钱学森在这里突出强调的是工程要达到的预期效果和要有具体可行的措施。他将这两者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提出了“系统工程”的定义。当然，系统工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系统工程的前身（即运行分析与运筹学）到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然而系统工程这一理论工具一经应用，就产生了非常好的实际效果，因此它在钱学森那里得到了迅速发展。1978年，他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在该文中，他对“系统工程”进行了诠释，即“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7]。在此基础上，钱学森把他的“系统工程”思想运用到整个现代化建设，从而建立起了他的社会系统工程理论（简称社会工程）。由此可见，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是他在学术上逐步认识的结果，是他不断探索进步的思想结晶。由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凭借其在学术上渊博的知识积累，钱学森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概念、研究对象和任务。那么，什么是“社会工程”？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实践“社会工程”？钱学森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社会工程就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是当代经济工作的一种新的科学方法”^[8]。社会工程的对象不是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不是指“小范围”“小系统”这些微观运动，而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宏观运动。

社会工程的任务就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用科学的方法设计现代化建设的蓝图。按照钱学森的观点，组织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社会和国家的目标，这是党和国家所规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针和任务。当然，有了目标，还得有更具体的政策、组织原则和法规，在这个基础上，来考虑组织管理现代化建设，需要掌握并运用社会科学、社会技术，才能够真正建设好“社会工程”。因为“它是系统工程范畴的技术，但不只是大系统，而可以称作是巨系统，是包括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系统。它不是一个均匀的组织，而是分成内部关系比较紧密的、相对独立的部门，也有隶属分层的结构，所以是一个复杂而又高级的系统。社会工程也因此是比较艰深的一门系统工程，它要用科学方法改造客观世界，组织、计划、规划、管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9]因此，要使得“社会工程”的实施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很好地把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融合其他学科领域内多种可利用的元素，来为其服务，从而达到促使其顺利实施的目的。

不难看出，钱学森“社会工程”思想的提出，符合当时社会的科技、经济的发展情况，他以整个社会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又注意到了它与其他各个系统工程之间的相互区别。当然，我们不应该僵化地理解他的社会工程理论，更不能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因为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并且，钱学森一再强调，社会系统是极其复杂而高级的系统，社会的变迁和进步是快速而不易察觉的，所以我们既要准确把握其“社会工程”理论的本质和精髓，又要进一步确立和提高社会工程思想在改造社会世界过程中的借鉴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是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思想，能够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已有的社会资源，解决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二是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教条，它需要不断地进行丰富和发展，从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技术在内的众多学科中吸取养分，使自身得到发展，并日臻成熟和完善，以适应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今的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整个经济社会正在呈现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趋势。由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全球信息网络已经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地区的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多元化格局使得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开放而复杂的动态巨系统之中，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也较之以前更加纷繁复杂、更加千头万绪。对此，钱学森提出了社会工程这一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方法。但是，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历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对社会工程思想的认识和领悟也必须与时俱进，社会工程理论本身也必须得到发展。由此，钱学森提出的社会工程的构想，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第一，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深化了“实践”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第一”的理念，即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钱学森正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念，从系统工程理论的应用实践当中，经过不断探索、大胆求证和理论创新，提出了社会工程的构想，从而使得系统工程理论在实践层面上逐步由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这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实践观构成了挑战和突破，因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领域，或者说是自然科学的应用领域，而钱学森则颠覆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实践观念，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智慧应用到了社会领域，从而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同时，由于钱学森多年来一直在第一线工作，一直致力于系统工程的研究，因而他的系统工程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存在于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钱学森把系统工程理论应用于社会系统，正是把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作为基础，结合了他在工程建设实践中的方法，提出了社会工程理论的构想。

钱学森强调，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按照系统工程的定义，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系统的技术，就是经济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社会政治系统的技术，就是政治系统工程；组织管理社会意识系统的技术，就是意识系统工程。而社会系统工程则是使这三个子系统之间以及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组织管理技术。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也需要社会系统工程。改革需要总体分析、总体设计、总体协调、总体规划，这就是社会系统工程对我国改革和开放的重大现实意义^[10]。显而易见，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正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地纠正和克服我们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它所致力于解决的是错综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因而，钱学森提出的社会工程理论是人们变革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实践形式。由此可见，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是对工程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经验和智慧的系统提炼和概括，是对重大社会活动实践的升华和总结，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创新，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在纵深方向的推进和深化。

第二，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强化了人主体活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按照钱学森的观点，就社会工程活动本身而言，规划、设计和实施社会工程都应该以人的主体活动为核心，社会工程师（社会工程的活动主体不仅仅是社会工程师这个单一的主体角色）作为专业人员，是社会工程能否顺利实施以及能否取得预期目标的关键所在，所以必须强化人的主体活动在实施工程过程中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而钱学森正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指导，以现有的社会资源为基础，通过发挥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借助社会技术这一媒介，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设计和建构了社会工程及其活动方式，从而使人们可以通过自主制定社会发展的模式和规范，自觉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来满足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社会工程实施过程的角度来看，社会工程活动不只是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在实践中的简单应用，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许许多多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它要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制定重大战略规划服务，这就要求执行社会工程的人的主体活动，必须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能够自觉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对各项社会工程活动及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进而提升社会工程活动的经济社会效益。总之，钱学森所构建的社会工程理论及其活动是人的主体活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工程主体实践智慧的现实形态和自我超越，是社会工程主体自觉驾驭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动体现。为此，我们应该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蓝本，突出强调社会工程活动中的人的主体活动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从而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工程观。

第三，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强化了自然工程方法的可借鉴性。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是运用系统工程的理念与方法，来规划和设计社会发展蓝图的一项实用性的社会技术，它是系统工程的建设智慧与组织管理社会智慧的高度集成与综合创新。从钱学森的社会工程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明确它主要是以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理论作为基础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他在实践中对自然工程现象中的系统规律和系统方法进行科学总结，并借鉴应用到社会系统里产生的。追根溯源，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是借鉴他在自然工程领域，尤其是航天工业领域的实际工作而确立起来的科学思想。钱学森回国后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当中，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并从中摸索出了关于处理、控制、管理和组织复杂系统的方法，由此形成了他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他把在自然工程领域中取得实践成功的系统科学以及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方法、手段、运行模式、运用机构等，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当中，并获得了成功。

社会是一个极其庞大而难以驾驭的系统，组织实施社会工程要比其他系统工程更加复杂，但是钱学森却克服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种种障碍，把自然工程领域的方法借鉴到了社会系统中来，开创性地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社会工程”理论。这说明自然工程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是可以借鉴到社会工程领域的，它们是具有延伸性、拓展性和可借鉴性的。

由此可见，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从理论和实践及其应用价值上，都强化了自然工程方法的可借鉴性。也就是说，在揭示社会工程的本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用自然工程的方法论或者说是通过自然工程的思考路径解决社会问题。总之，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他的社会工程思想的精髓，也是他的社会工程思想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本质所在。所以，我们在研究钱学森的社会工程思想时，要始终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坚持社会工程理论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社会工程的本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