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社会工程哲学的意义
“意义”问题，是一个最难回答又最需要回答，同时也是最模糊不清的哲学问题，但研究社会工程的意义是为研究社会工程本身作铺垫。因此，理性地面对这个问题成为研究社会工程本身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为研究的必然。
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我们多数是在对问题本身的追问过程中获得感悟，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超越生活本身来寻找一种终极追问。意义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有时候，某种事物的意义，大概就是它所指向的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按照这种思维逻辑来理解意义，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每一个意义的背后所指向的就是能感悟到的一切。但到底指向的是什么呢？正如20世纪80年代人们特别是青年人讨论的那个主题——人活着究竟为什么？是人人为我，还是我为人人？两者孰先孰后？抑或还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还有人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指向更大的共同体，甚至有的人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指向是造物主，所以生活的意义在于上帝或者为了上帝。但人们似乎也可以说，生活就是生活，生活并不指向任何事物。这样一来，所谓生活的意义的追问，就成了一个“无解的方程”。
由于人类具有特殊的精神活动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所以，人类活动所产生并构成其环境的社会，虽然与自然界密切相关，但又完全有别，从一开始，便渗透着与人的文化活动相关的象征性意义网络，人所特有的精神和语言，不仅使人的活动赋有意义，而且使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品本身包含了各种意义。换言之，一方面，人类活动是在意义世界中进行的，作为人类活动的周围环境和客观条件的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因寓于其中的人类活动而具有了特殊意义；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不断地在其活动的对象化中凝聚、交换、更新和再生产出意义结构，使人类活动本身及其周围条件也在意义结构的生命周期中不断更新其意义内容。人类活动的象征性意义决定了社会世界的象征性，而社会世界的象征性又构成了人类活动象征性意义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所以，值得庆幸的是，千百年来，人类并没有因“意义之难”而停止对“意义”问题的追问。也许意义问题的方程本身就是“多解”的，不是那种需要给出一个确切答案的哲学问题，它更像一种不可或缺的隐喻或是对生活的看法和洞察，从中可以看出自己正扮演着何种特定的角色，有着哪些合理的期待。
确实，把对“意义”问题的哲学追问，延伸到我们对社会工程哲学意义的追问则更具有哲学色彩、思辨意味和“生活意义”。我们考察社会工程哲学的意义，拟选择三个维度进行：一是从社会工程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维度，考察社会工程哲学的学术意义；二是从社会工程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维度，考察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意义；三是从社会工程哲学与构建社会和谐的关系维度，考察社会工程哲学的现实意义。
一 社会工程哲学的学术价值
研究和讨论社会工程哲学的学术价值，必须把社会工程哲学与社会技术哲学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换言之，社会工程哲学的学术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社会技术哲学的学术价值。可以说，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理论延伸，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一个学术支点。社会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能否成立，社会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能否健康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工程哲学的创新和建构。确实，近年来，“社会技术”问题日益受到中国技术哲学界的关注与重视。应当说，到目前为止，社会技术哲学研究正在形成一种健康发展、纵向深入的良好态势。
但是，总体而言，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界对社会技术哲学的研究基本的思维进路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大多研究仍处在形式逻辑层面，即逻辑论证阶段，实证研究和特色研究略显不足；二是社会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工程”支撑。也就是说，社会技术到底何在？社会技术的功能究竟是什么？社会技术的载体在哪里？这一点与自然技术的“学术”命运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反差。从自然科学经自然技术到自然工程的演化、延伸、发展，已经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而从社会科学经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的逻辑似乎还缺少一个逻辑环节。或者说，对于“社会技术”究竟能否成立、“社会技术哲学”究竟能否成立、在学术上如何也能使之“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恐怕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社会工程哲学首先确立“社会工程”范畴，把“社会工程”与“工程”加以区分，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加以区分，进而确立“社会工程”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两个区分在学术上是颇有价值的。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分为“狭义工程”和“广义工程”。狭义的工程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指涉自然领域的生产和建筑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神舟六号工程”等。“广义的工程”是指“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而社会工程哲学恰恰重点研究追问“社会工程”。这就为构建一个与传统工程哲学即“自然工程哲学”相对应的“社会工程哲学”创设了一个理论和逻辑前提。与此同时，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区别开来，把社会工程作为社会技术的延伸、发展和集成使用，从而在学理上证明社会技术的真实客观存在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功能。
社会工程哲学——实践的哲学，将社会技术哲学——设计的哲学，在逻辑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社会科学哲学着力解决人类认识社会世界，用什么方法指导人类揭示社会世界的奥秘；社会技术哲学着力解决人类如何改造社会世界，用什么方法论指导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存在形态；社会工程哲学则着力解决人类如何把“改造社会世界的方法论”用于改造社会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之中。如果说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支点，那么社会工程哲学则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方法、原则向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转化。
二 社会工程哲学的理论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工程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具体化，亦即社会工程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继续、完善、细化和补充。
这里不能不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旷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之战。
关于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何者为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争论，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将近1/4个世纪，争论的方式主要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充其量有的学者是加上语源出处的考证。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家们，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目的相同或不同，因此，这种文本的词语考证对于问题的解决似乎帮助不大。
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物质”还是“实践”？这是我们在讨论马克思哲学时不能回避的问题。一般来说，构成或者可以称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范畴，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功能或者条件：一是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它能够成为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石；二是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内部，能够成为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组成部分的理论前提。这一范畴本身应当具有逻辑的内在张力、哲学体系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性和逻辑先在性。如果我们从语源出处流变、思想发展历程、内在逻辑联系和体系功能需求等方面考察，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实践”，而不是“物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们的认识（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统一于“实践”。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启发了当代社会理论家们，使他们在社会研究中，把主要精力转向决定和导致社会不断运作的“实践”动力之上，也使他们从对社会的静态研究，从对社会行动的具体分析，进一步转向动态、过程、运行研究，转向对最一般的和总体性社会活动的综合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又激起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许多争论。因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身作为抽象而具体的人类活动和行为的总概念，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直接和间接地关联到人们对社会总体的和根本的看法，同时也关联到人们对社会各个组成因素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一般化”和“最泛化”的概念。实践概念往往成了为各个学派、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地区广大学者们相互争论的理由和焦点。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并没有论述得非常清楚。马克思确实多次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明确声明他本人的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哲学”。但是从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都没有给“实践”下过一个明确而系统的定义。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他指出的只是关于“实践”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正如古希腊思想家将实践与理论对立一样，马克思首先把“实践”当成与理论思考和理论活动相对立的人类实际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最一般的人类活动。为此，马克思借用了古希腊人所使用的语词Praxis。从此以后，社会科学界和社会理论界总是把马克思的“实践”（Praxis）同近现代理论界所使用的另一个表示实践的概念Practice区分开来，以便既凸显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特殊性，又表达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一般性，表示它同西方理论界所用以表达实际活动的另一个实践概念有重大区别。第二，由于马克思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他所使用的“实践”概念从一开始就强调“实践”是指人的革命性和物质性的实际活动。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点就是从理论思辨转向革命实践，因此，马克思把从事革命的和物质的实际活动看做他的世界观的核心。第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理论产物。马克思也在他的“实践”概念中，同时强调“实践”的物质基础和“实践”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唯物主义实践观，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的各种观念。在许多情况下，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同前述实践的物质性往往出现各种复杂的矛盾状况，因此，也导致马克思在世和逝世以后关于“实践”的主客观性质的激烈争论。第四，关于“实践”同社会活动的各种不同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也只是抽象地指出生产劳动和革命活动在实践中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更深入地分析生产劳动同一般实践的相互关系，也没有深入分析生产劳动同其他具体社会活动的复杂关系，更没有深入分析远离生产活动的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性质。第五，对于实践本身的各个组成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只是一般性地指出了“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而并没有更深入地分析主体和客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实践活动中的实际动作过程，也没有深入指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转化的各种中介因素和过程。这一方面为后来的理论争论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理论界深入研究实践活动的具体过程留下了广阔的创造空间。第六，关于实践同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也只是通过有关社会结构的二重性概念，一般地说明了生产活动和各种意识创造活动同社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实践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不但是复杂的，而且是变动的，因而是难以把握的。因此，马克思试图以实践概念作为中心，以物质的生产经济结构作为基础，寻求社会和历史的最终本源和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马克思尽管具有伟大的革命和批判精神，但他终究没有脱离传统西方思想试图寻求自然和社会最终本源的理性主义原则。
著名哲学家高宣扬先生认为：“一般地说，受马克思思想影响较深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各派，尽管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存在各种分歧，但基本上都一致地像马克思那样把实践概念列为社会理论的中心。因此，对于研究当代社会理论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探索批判的社会理论各派之间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时，更要进一步具体了解各派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他们发展的重点。”[20]高教授的这一理论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总结当代西方诸家社会理论对马克思的实践的概念认知、解读，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各派。第一，在欧洲马克思主义派别中，从卢卡奇、卡尔·科西、葛兰西，到20世纪60年代后南斯拉夫巴尔科维奇等人的“实践哲学派”，基本上仍然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的物质性、革命性和人民大众性，强调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核心。第二，受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理论界对主客体理论典范批判的影响，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试图从主体性的观点深入研究实践的性质及其在社会运作中的作用。第三，估计到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性，一部分社会理论家强调实践中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实践中所隐含的人类文化创造精神及其各种复杂的表现形式和转化形式。在这个方面，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贡献。第四，受20世纪60年代后语言学转折的影响，当代社会理论越来越多地从语言游戏理论的角度深入研究实践的性质及其同语言的象征性运作逻辑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社会理论家是法国的布尔迪厄和英国的吉登斯[21]。应当承认，通过语言游戏理论，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实践活动中的许多象征性符号的结构及其性质，而通过实践的象征性结构也有助于揭示实践中的物质性因素和思想性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五，受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理论界对权力结构及其象征性运作逻辑的研究的影响，当代社会理论也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权力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强调权力作为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和基本动力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权力观带动了近几十年来对权力与实践关系的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到此，我们回过头来，再思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基础性和核心性的分析框架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核心是“人”。它至少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具有事实性、历史性、价值性和互渗性。但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仅仅满足于这五个方面的关系、矛盾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把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和矛盾历史化、具体化，使这五个方面的关系和矛盾不仅仅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演，而且转变成现实的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使马克思视野中的“实践”概念更具体、更丰富、更生动。“实践”范畴要做到在哲学理论上创新，构建社会工程哲学则是十分必要的和重要的选择。
社会工程哲学是哲学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以及实践哲学具体化延伸的一种必然结果。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偏重于对世界的解释，给出世界存在的理由和原因，而没有给出世界变化的动力与途径。从人类认识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认识事物根本原因”理论的继承。由于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高于任何具体科学的学问，因此哲学的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而不像具体科学只着眼于某一特殊领域、某一特殊学科、某一特殊方向。这样，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来说明、解释“整个世界”。这种气魄、企图、理想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极致。
随着人类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一个所谓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哲学、理论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让这个哲学、理论体系为世人所共同敬仰更是不可能的。凭借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能力对“整个世界”作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的。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粹真理或完整模式而被接受的时代。”[22]人类认识史的发展需要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根本的转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在继承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基础上，改弦易辙，另辟蹊径，从而实现了人类认识史的根本变革。但问题没有就此解决。因为如此转述，“实践”概念仍有必要拓展和延伸。
社会工程哲学在21世纪初走上人类思想的殿堂，在理论上是沿着实践哲学的思维路径前行，把“实践”概念“历史化”“社会化”“人性化”“具体化”。或者说，把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历史化”“社会化”“人性化”和“具体化”。社会工程哲学本身更具有实践哲学的特征，更加有利于实践哲学真正切实可行地开展。“工程哲学”哲学中的“工程”二字，首先就向人们表明，社会工程哲学不仅仅是理论问题，不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所能解决的，而是实践的问题。与此相应，社会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应该从实践方面来着眼。工程世界是一个已经、正在或者即将人化的世界，这已经不等同于旧哲学所认为的所谓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抽象客观世界。工程世界恰恰是人的主观意图、计划、方案的现实的生动的再现。社会工程实践往往表现为主观的相对先在性、优先性，当然，这种主观优先性也应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主观符合科学规律而成为客观时，才真正有这个“主观”，主观与客观只不过是工程实践这一根本活动本身的两个环节，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考虑，无所谓谁先谁后。只有在旧哲学以抽象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认识论背景之下，才会产生争论何者第一性及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并且这种背景下的争论必将是既无意义又无结果。
然而，我们也并不是仅仅将问题上升到实践本体论高度就忽视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尤其具体到社会工程哲学，应更加注重认识论问题。一个计划、蓝图的策划直接影响社会工程质量、效益和结果，并且随着社会工程概念本身的演化，社会工程的内涵不断扩大，很多社会工程都是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与和谐，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社会稳定与发展，这就要求主观能动性的最充分发挥。由于工程哲学关注的是工程世界，哲学基本问题的真理、价值问题也就必然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展开的问题。仅仅着眼于认识抽象的“客观”世界的哲学，往往假定真理就是对抽象的不依赖于人的“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因此，本来是实践的真理标准实际上完全离开了主体方面，主观能动性仅仅表现为主体思维能够不断接近抽象“客观”事物，这实际上“降低”了真正的主体的能动性。这样的主观能动性根本没有考虑主体的积极主动的建构活动，主体主动地赋予客体的价值环节，这样的主观能动性归根到底仍然是被动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真正的主观能动性恰恰是由唯心主义发展出来的，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所道出的才是真正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正来源于此，而绝非来源于机械唯物主义。当然，从实践的高度看，康德的“物自体”连同其主观唯心主义是要消失的，但“人为自然立法”真正有意义的是道出了自然在真正客观的意义上是人化的自然。人在实践活动中以主观的意图、计划改造自然（社会）、建立自然（社会），这一过程无疑早已将价值因素加入了认识之中，这种实践中展现的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社会工程实践中往往表现出意图、计划、方案的先行，这种计划无疑早已打上了主体的价值烙印。主观设计是有价值的认识活动，我们在工程世界里追求的，不是真假对错的真理观，而是最优、最好的真理观，在社会工程实践中真正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基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主客观统一本身就是实践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要在社会工程实践中得到展现，而不应该抽象地仅仅妄图从理论上争论出结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工程哲学”研究中，人们发现“工程”是一个大概念，仅仅把工程理解为改造“自然世界”的“活动”是不全面的。因为人们的“社会世界”也需要改造。
社会工程问题使实践哲学得以在一个具体可行的领域之内深入开展，因为社会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切实的实践，实践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社会工程哲学必须从实际的社会工程实践中生发出来。也就是说，社会工程哲学本身最终必须成为实践的和可操作的。当然，这绝不是否定理论的社会工程哲学存在的意义，更何况理论的社会工程哲学仍处于创始阶段，理论的工程哲学应该成为一种先行的准备性工作，就如同黑格尔哲学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准备性工作一样。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在于解释世界，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典型，然而这是绝对必要的。作为理论的社会工程哲学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对社会工程世界作一番完整、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考察，将社会工程哲学中所涉及的概念从最初的感性中抽象出来，然后，基于这些概念矛盾的自身发展，将这些概念间的内在关联找出来，创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完整、系统的概念体系。学者们力求将社会工程实践活动中所涉及的各个环节都囊括在这一概念体系之中，使得每个概念与环节都不是孤立的，而只有将其放在社会工程哲学的整体之中方能够被理解和把握。这样，社会工程概念最初的贫乏性才能获得真实的丰富内容而上升为理念，这丰富的内容就是社会工程实践活动各环节性概念间的、具体内在的有机统一。只有经过这样的系统化，社会工程哲学中的各个环节性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这种理论的社会工程哲学也才能作为实践的社会工程哲学的指导原则和准备性工作。然而，这只是社会工程哲学的一个阶段，社会工程哲学要想真正成为实践的，就必须效仿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实践性革命。马克思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原则和方法，但他的哲学直接切入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剖析之中，结合人们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来阐发黑格尔的辩证原则，也就是说，从具体的实践的领域中生发哲学问题乃至哲学的最基本问题。具体地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结构的分析，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最终目的是要寻求人类的全面解放，使人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而所谓自由的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本真的存在，能够承受存在之意义发生于“此”的存在者。对发生于“此”的存在的意义的领会，用古典哲学的术语就是思维（denken）。因此，马克思所追求的是消除了异化劳动所必然形成的不合理生产关系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大同世界。这种自由人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人真正成为在其自由自在的实践活动中使世界历史在他那里显现的人，自由的人就是真正能够承担历史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实践使历史性存在（sein）显现而达于思维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种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正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领域的分析中生发出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实践性关系，从而为我们树立了实践哲学的光辉典范。而改变社会世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则恰恰是马克思所要追求的人类最宏大、最根本的社会工程。社会工程哲学则合乎逻辑地成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何以必要？社会工程哲学研究何以可能？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前提。研究表明，社会工程哲学研究具有三个基本的前提：一是理论前提，即前面已经比较深入分析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无疑强调了“实践”的极端重要性，人们也因此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但问题是，第一，马克思视野中的“世界”是不是仅仅指“自然世界”，是否还包括“社会世界”，甚至是否还包括“人的主观世界”？第二，马克思视野中的“实践”是不是“革命”的或者“生产”的实践？即使就是指称“革命”“生产”的实践，那么“革命”“生产”本身也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有手段、有章程、有评估的实践活动，而这些“活动”本身有什么规律，有什么特征，有哪些形式，有哪些条件？等等，恐怕也需要深入研究。二是逻辑前提。工程哲学在21世纪初已经登上哲学的大雅之堂，而且业已形成了工程界与哲学界的联盟态势，其学术会议、学术成果、学术队伍已经蔚为壮观。现在的问题是：工程的本质是什么？工程是否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工程”？诸如“神舟六号工程”“三峡工程”等，究竟有没有“社会工程”？如何理解“社会工程”？退一步来说，即使“工程”就是指“自然工程”，那么，在“自然工程”如“三峡工程”中是否就没有“社会工程”？这些问题的提出，自然而然地就把“社会工程”问题提了出来，提高到了哲学的“平台”上。人们从自然科学转向自然技术再转向自然工程，同样的逻辑，人们也可以从社会科学转向社会技术再转向社会工程。这是我们对社会工程进行哲学研究的逻辑前提。三是事实前提。所谓“事实前提”，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社会悖论已经摆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公平、效率、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比较突出的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然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依靠“自然工程”不行，但仅仅依靠“自然工程”恐怕也不行。在这种客观的社会事实面前，社会工程哲学就应运而生了。
社会工程哲学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工程个案的实践性分析过程之中，通过个案性研究生发哲学问题，这种看法在社会工程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从哲学根据上来讲，这种对具体社会工程个案分析的要求绝非偶然，这是实践哲学的要求，西方的现象学流派有极端者，甚至从一个杯子的分析中阐述哲学问题，相比之下，社会工程哲学的意义更加重要。
哲学最终是人的哲学，人的本质在于其实践，而实践恰恰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展开，对具体事物、具体领域的研究本身就是实践地对该事物的揭示，社会工程哲学无疑更加切实地把我们带入了实践哲学的领域，使我们不能再漠视可行性实践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必须注意的是，具体工程个案对于工程哲学而言，仅仅是一个实践性分析得以切入的领域，真正要使社会工程哲学不至于沦为实证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最终也还必须在实践性研究中上升到哲学基本问题，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工程哲学不失其为哲学的意味，社会工程哲学问题很多，很复杂，关系到哲学各流派的发展动向，关系到社会工程世界的选择和走向。
三 社会工程哲学的实践意义
讨论社会工程哲学的实践意义，可以从许多角度、层面去分析。这里只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视角略陈一二。
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重要时期，也步入了一个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重要时期。进入21世纪，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势头更加迅猛，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科技将进一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知识传播应用进程的重要引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进一步对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发挥关键作用，能源科技将进一步为化解世界性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辟途径，纳米科技将进一步带来深刻的技术变革，空间科技将进一步促进人类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类生活的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当今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重视基础研究，重点发展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利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在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争取主动权。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发展的战略全局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人口健康和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是：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状况，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迫切要求还不相适应。我们必须下更大的气力、付出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深化科技改革，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创新驱动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要扎实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国家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无论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必须实施一系列社会工程，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极其复杂而重要的社会工程。
（1）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工程，进一步优化科技结构布局，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2）实施政府管理科技事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工程。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完善科技开发计划，促进科技创新要素和其他社会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形成科技不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不断增加科技投入的良好机制。
（3）实施人才队伍造就工程。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杰出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群体，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人才竞争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都把科技人力资源视为战略资源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大力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能否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具有蓬勃创新精神的顶尖人才，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的前途，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4）实施创新文化工程。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增强全民族的自强自尊精神，大力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在全社会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努力营造鼓励科技人员创新、支持科技人员实现创新的有利条件。注重从青少年入手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积极改革教育体制和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青少年参加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在全社会广泛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
由于科学技术已经被置于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群体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必然更多地表现出“社会工程”性，即科学性、规划性、设计性、技术性。显然，对这些社会工程进行哲学追问，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工程哲学的神圣使命。
哲学作为追问的“武器”，应当是解放思想、发展思想、创新思想的“工具”，而不应当是约束思想、阻碍思想、禁锢思想的“篱笆”。思想的言说、哲学的追问，似乎是在为社会工程哲学创新发展投石问路，实际上则是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歌猛进中为社会工程哲学奠基。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社会工程哲学中的逻辑起点？
2.社会工程哲学有哪些基本特征？
3.试述社会工程哲学的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8～79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8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2页。
[7]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第9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20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7页。
[10]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17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10～511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0页。
[1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第8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1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35页。
[16] 黄瑞琪：《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51页。
[17]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490页。
[18]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第2页。
[19]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社会理论》，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80页。
[20] 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40～941页。
[21] 参见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941页。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