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历史作用与当代价值[1]
张桂琳[2]
第二届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级研讨班经过认真而精心的筹备今天正式开班了，置身这里我非常感动。感动之源有三：其一是这个班的组织者和筹备者丛日云教授、庞金友副教授等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和辛劳；其二是从京内外、境内外踊跃来到这里参加研讨班的年轻朋友们。炎炎盛夏，暑期当中，没有对学科的挚爱，怎会有此行？其三是对众多因研讨班规模的限制而未能如愿成行的同仁们。在追功逐利、肤浅浮躁的社会风气弥漫之时，能有这么多的年轻教师不为诸多热门“显学”所动，静心于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远离“钱”“权”的“隐学”当中遨游，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研讨班的组织者希望我在开班典礼上不讲官话和套话，要我以一个政治学教授的身份从学术上讲一讲我们今天研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这让我多少有些为难：因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价值或意义是每一位老师在教学或研究时都要首先阐述的问题，也是一个基本达成共识的问题。如果非要讲一讲的话，只能是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当代意义或者说身处当代的我们何以还要研讨和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个人感受。
我认为，任何学科的意义或价值都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所谓实践意义，就是该学科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所谓理论价值，就是该学科对于理论提升和学科发展的作用。当我们笼统谈学科的意义或讨论该学科的意义的时候，应该兼顾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亦即一种综合的意义。
就学科的综合影响来说，我认为，从晚清到当代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还没有哪门学科像西方政治思想史那样对于社会的发展、转型以及学科的发展和影响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如果我们以“西学东渐”作为理解我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条重要线索的话，我认为，从晚清到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六次重大的政治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六次重大的政治转型，分别是晚清的政治改革、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体制、五四“新文化”时期形成了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新政治文化、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体系以及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第一阶段，晚清的政治改革与转型。晚清的政治转型，始于19世纪中叶洋务派的兴起，他们通过著书立说、翻译经典、创办报刊等方式，把西方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到清末维新时期，西方的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天赋人权等政治理念，关于议会、政党、司法等的政治制度常识已成为当时知识界、官僚队伍和部分民众所熟知的公共知识。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01到1904年四年的时间里，翻译过来的政治学专著达到六十本之多，今天我们阅读的经典名著，很多在那个时期已有了中译本。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伸民权”、“开民智”、改造国民性等主张启发了一代青年，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在制度构建层面，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所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官制改革无不取法西方并将其作为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方案。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共和体制。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实现的“三民主义”革命目标和他所提出的“五权宪法”模式都集中体现了西方的政治价值观。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试图建立以西方议会制为摹本的政治体制的一次努力。民初时期，许多学者和政界精英都试图将西方的联邦制、分权制、地方自治、多党制等制度移植到中国。此后的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无论在政治价值观念还是政治体制设计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政治理念的深刻影响。
第三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新政治文化的形成。“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和“科学”。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主张引入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由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必须更新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各方面的文化，重塑民族精神和国民人格。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中国形成了洋溢着西方民主与自由精神的新政治文化观。
第四阶段，源于西方的、由马克思主义引发和指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行动指针。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到历次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于西方，只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政治发展所起到的特殊而重大的作用，我们往往把它作为专门的学科领域、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和课程设置来对待。我们虽然在形式上不把它纳入西方思想史之中，但绝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的，恰恰相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依旧占据了西方思想的一大部分，在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第五阶段，新中国成立后采用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在外交上“一边倒”，即全面倒向苏联，而且按照“苏联模式”建设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从“议行合一”体制、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以及政府对经济、文化、教育的管理模式都直接照搬苏联。苏联虽在地理上与我国接壤，但大家都清楚它属于西方的文化体系，其历史发展、文化体系、精神气质等都与西方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
第六阶段，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我们提出和践行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两个核心理念：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治”，这两个核心理念也同样是西方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核。此外，如“保障人权”“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等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理念无不深受西方的影响。
第二方面，自近代以来，我们的政治制度建设主要是参照、借鉴西方的模式与经验。
纵观晚清以来100余年中国政治转型和政治制度构建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巨大影响。例如：晚清政治改革采用的是西方和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辛亥革命成功后草创的共和制和总统制、《临时约法》所设计的议会共和制以及北洋时期制定的几部宪法，它们或者取法美国联邦制，或者借鉴英国宪政模式，或者是将两者杂糅；国民党的“五权宪法”体制深受西方“三权分立”模式的影响；我们目前施行的国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度体现了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体制、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以及苏维埃制度的精髓。
西方政治文化和制度模式对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形态体现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的内容和程度也是有差异的。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一百余年几次重大的政治转型和政治制度建设，并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在借鉴西方和世界先进政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第三方面，在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方面，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直接推动了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首先，西方政治学的传入，推动了中国独立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的建立。1903年，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共分八科，其中就包括“政治科”，这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1913年的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同样借鉴了西方学堂的分类，后来的法政学堂、政治学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1948年为止，中国100余所大学中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
其次，具有深厚西学背景的回国学者奠定了中国政治学专业人才队伍的基础。20世纪初到40年代，众多负笈欧洲、美国、日本的学者回到中国，他们把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化地介绍到中国，开展了政治学科的研究、教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们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深厚西方政治学学术素养、饮誉学坛的学者。如40年代分布在全国著名高校的知名教授：张慰慈、高一涵、钱端升、张忠绂、浦薛风、张奚若、张汇文、萧公权、蒋延黻、周鲠生、李亚农、萨孟武、邓初民、楼邦彦、吴恩裕、王铁崖等。
再次，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重新塑造了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我们现在政治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话语多数并不来源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而来自西方。例如，国家、政党、国民、公民、议会、利益集团、官僚队伍、民主、自由、主权、人权、法治以及阶级、阶级斗争、专制、独裁等都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如果离开了以上这些政治话语，我们可能无法进行政治交流。
最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概念工具，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政治学思维方式。西方政治思想及其分析政治现象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我们进行政治思维的概念工具。有的学者总结了目前政治学研究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全盘西化，完全照搬西方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框架来探讨中国的问题；第二种就是以拒斥和批判西方政治价值为己任试图消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三种就是中西结合派，用改造后的西方的东西再结合我们的民情去研究政治问题。以上三种研究政治现象的思维方式，都不约而同地把西方政治价值和思维方式作为主要参照系。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判断：自近代以来，很少有一个学科像我们这个学科一样为推动我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起到如此大的作用！而且，在当下这一新的重大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西方政治思想同样有着特定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我认为，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西方政治思想至少对我们具有以下四种意义：
第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待西方政治思想，它有助于提高“公民能力”。
所谓“公民能力”，我把它解读为“思考”“协商”和“选择”各种社会公共生活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在当下社会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处处都可感觉到一种集体的浮躁、集体的肤浅或者说是集体的极端。
这让我想起政治哲学大师桑德尔，他来清华大学作演讲后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说，“我承认，我的动力就源自于我希望人们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相信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的、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公民教育不是灌输和教化，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对自治的参与，来自一个社会的公民同胞对于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而进行的理性商议。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道德和信念有更深入的认识。政治哲学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它可以让讨论成为现实。”桑德尔说得非常好，把我要表达的意思说得淋漓尽致！
我想政治哲学的理论是我们在书斋里研究的，我们甚至不需要做社会调研、收集数据，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和公民去见面，就是我说的“渗透”以及“影响”。大家可能在不止一个国家做过学术访问，在一些政治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欧洲国家，虽然他们的电视节目有很多是搞笑的甚至低俗的，但他们也同时在大众媒介上把政治思想中很多形而上的东西向公民普及。1992年我在瑞士洛桑大学时发现了一本书叫做《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这本书居然是英国BBC广播电台用的教材。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BBC还有一本这样的教材，每天中午电台会在固定的时段在广播里读这本书。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瑞士，在我认识的一些普通老百姓家里，他们的书架上会有《伏尔泰全集》，在他们的包里会装着一些很理论很哲学的东西，而且当我与他们对话的时候，他们也都能和我很好地交流。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书斋里做的东西一定要向社会渗透，政治哲学除了具有学术上的不朽价值外，还应承担起公民教育的责任。
第二，从价值导引的角度来看待西方政治思想，它有助于我们进行社会发展的总体设计和主流价值的合理建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伴随很多显性的制度或体系建设，比如，我们需要建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建构文化、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做的。但是，要想把这些东西建得又快又好，就不能就事论事，仅仅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实用主义设计。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价值导引。例如，要先解决公平和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要先思考“自由和平等何者为重”的问题，要研究“权利与善”如何兼顾的问题。不然，必定会事倍功半，进路崎岖，效率低下。
其次，就是我们现在各个学科都在谈论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可以说，对西方的那些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是否具有普世性有很大的争论，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基本都具有共识性，没有哪个民族或个人会简单地排斥它们。前年我跟着一个团走访欧洲，这个团的任务就是考察一下在金融危机后，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受到了冲击。我们和一些学者和党派进行了座谈，最后我们达成的共识是：不管别人的价值观过去是什么，现在怎么样，当务之急是我们要尽快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如何表述。无论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全球化这个客观趋势的需要来说，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是需要在碰撞、沟通、对话中形成的。要形成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要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同样，也需要利用西方政治思想这个特定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和教授作为一个价值体系的西方政治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从知识传承的角度来看待西方政治思想，我们要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和优秀的师资来传授它，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这是我作为一个多年的教学管理者的体悟。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年轻一代那里，往往很容易倒错。故而人文素质的教育，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我们每一个学校、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注意这样几点：一，在培养方案中，思想史这样的人文素质类的课程一定要有相当的比例。二，在学生选课的过程中一定要给予有效的指导。三，要为人文素质课程配备优良的师资，教师自身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维厚度。当然，大师的课不一定就是必修课，我们知道美国耶鲁大学等的大师级课程很多是选修课程。四，提升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方法。首先要重视对原典的阅读，加强学生对于文本的了解。其次是加强对背景的分析。最形而上的东西本质上都是最形而下的，必须把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分析透彻。再次是尝试对西方政治思想进行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最好能尝试像桑德尔那样的“问答式”的案例教学。最后要加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术研究上的交流，特别是国内外的交流。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这个方面我们还是很弱的。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希望这次研讨会议成功，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能更壮大，更希望我们这个学科发展得更好！谢谢大家！
[1] 此文为2011年7月16日，张桂琳教授在“第二届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级研讨班”开幕式上的发言，收入本文时略作修改。
[2] 张桂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